其实我是不太喜欢“战狼”的。
战狼的本质，仍是在用帝国主义的话术和思维去打败帝国主义，可以说是一种“中华帝国主义”的幻想，与日本一个半世纪前的脱亚入欧是一个性质。
这种完全没有另起炉灶的起义姿态，表面是进攻，实质仍是融入和仆从。
或者这么说，它仅仅是在方向上讲民族，却不在政治上讲阶级。
今天，我们的很多网站
、平台、组织、媒体，看似很爱国、很正能量，但是其问题同样恰如其色。
壹.
从电影战狼的剧情来看，他依然在用好莱坞式、美式的兰博打法，去冲撞敌人。哪怕他将敌人冲破、撞碎，但其实不知不觉中，他只是成为了一个新的兰博。
这个角色，可以让任何一个国籍的打星来演都丝毫不违和。
「政治建军」，这才是古田会议后为解放军注入的灵魂，也是我军“听谁指挥、为谁而战”的依据。
但是战狼并没有交待，还通过开场的强拆画面和最后抱得美国女神归，这两个微妙的场景，刻画了晚近30余年中国的内外氛围。
尤其是，连对手到底是什么，都怯于点明，而仅仅是以一个模糊的“欧洲雇佣军”就把打斗拉入了黄种人vs白种人的种族战斗中。
全无政治优越的体现，这就仿佛是两个孩子的放学后约架，又如两个血气方刚者在大街上莫名其妙的哄斗。
这个问题，在2017年香港导演执导的《建军大业》中也有类似，中共军队的南昌起义应当是一场阶级革命性质的人民暴动，但是在电影的镜头下，好似仅仅是因为“412事变”后所产生的报复心理所致，香港味儿着实不轻。如同一部黑帮港片，只有江湖恩怨的厮杀情仇，却不谈政治信仰分歧下的阶级抗争。
贰.
在这种战狼思维里，以取代某某国的霸主地位、或者至少与某某国共霸天下、甘当“二当家的”为最高目标，仅此而已。
这就与赫鲁晓夫起始、特别是1959年美苏戴维营会谈后的苏联，别无二致。
所以我可以毫不怀疑也毫不意外，前两年某些官媒会在谴责美国时，偷偷摸摸地把“霸权主义”换成了“霸凌主义”，因为想要表达的是：我们与美国是一体的，都是自家人，美国哪有什么霸权，大家只不过暂时闹了点小矛盾而已……
即：哪有什么阶级敌人“美帝”，不过是个民族敌人“美国”而已——中美夫妻交好，同床怎会异梦。因而，床头吵架床尾和，莫慌莫急，免得伤了和气。
如果《让子弹飞》里是战狼去攻打鹅城、攻打碉楼，那么“黄四郎和钱，谁更重要”的问题，战狼的答案多半是黄四郎，因为他的目标仅仅是用黄老爷的方式去取代黄老爷的位置。
然而张麻子向黄四郎给出了答案：“你和钱对我都不重要——没有你，对我很重要。”
如果钱重要，那么张麻子就是资产阶级；如果黄四郎重要，那么张麻子就不过是一个新的黄四郎。
只有彻底地抹去黄四郎、扫清一切旧世界，才能重建一个新世界。
霸权和帝国主义都很美，但那是属于少数人的英雄主义，这也就是半个世纪前毛主席面对尼克松伸出的“共治天下”的橄榄枝时，轻飘飘回应的那一句“我就不送你了～”
叁.
一部电影《让子弹飞》培养出无数毛粉，一部电视剧《亮剑》则培养出无数果粉。
前者是阶级叙事，后者是民族叙事。
《亮剑》的作者借楚云飞之口，说出的那句“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便旗帜鲜明地代表了民族主义的立场。
在回避了这样一个绝对不可以回避的问题——“国家是谁的国家?利益是谁的利益?”——的同时，还巧妙地把抗战后的解放战争，阴乎乎地暗指为一场“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所谓“内战”。
如果解放战争真的是民族主义角度的“内战”，那么新中国建政的合法性也就不存在了。
不仅如此，还会严重影响、动摇我们在今天对台湾省之解放行动的正当性，这是政治和历史的红线问题。
解放战争当然有民族解放的成分，因为蒋府是美国人的爪牙;但是根本的战争性质，依然是工农阶级占大多数的中国人民，对蒋府买办反动政权的推翻战事。即，这是一场阶级战争。
不明辨这个问题，就无法解释土改，无法解释淮海战役的民心所向，无法解释大大小小城市和平解放时的百姓簇拥。
所以，今天谈及台湾问题，我认同使用“统一”一词，它更多是体现民族性，但我更推崇的还是“解放”一词，“解放台湾”，这才是我们的政治高度、阶级高度的行为化身。
遥想抗战时，某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乍一听很热血，其实恰恰反应了自身在阶级反动的根本处境下，只能谋求民族鸡血的颓弱。
这也就注定了其对敌人(日本军国主义)的软弱，和对阶级主人(美国帝国主义)的无限谄媚、无限依赖。
肆.
再谈日本侵华。
日本侵华，我们恨之。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因何而恨?又恨之所何?
很多人说了：因为“日本人”侵略了“中国人”，所以要恨!
很显然，这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电视剧《亮剑》正是陷入这样的误区。
真正完满且契合史实的答案应该是：因为“日本法西斯帝国主义”侵略了“中国人民”，所以我们要恨他——这种史观，才是清晰揭露了战争发动者本质与战争性质的立论。
我们称日本侵略者为“鬼子”，这是民间流传下来的称谓，形象地刻画了日军的残暴。
但是，更正统的叫法应是“日本法西斯”或“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
“鬼子”这个称呼，就是略带了一点民族主义的情绪。
称其“鬼子”当然无可厚非，但这里面的逻辑关系必须理清：日本皇室与日本军队，是先“法西斯”而后“鬼子”。
也就是说，日本执政者是先在阶级立场产生邪化、向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靠拢后进阶为法西斯专政之后，才会做出一系列民族屠杀、种族灭绝的“鬼子”之举。
从民族主义来看，日本和族并非先天便与中华民族(汉民族为主体)有仇，哪怕他因为地域狭窄与资源短缺等问题易产生扩张倾向，但最终促使之走上不归路的，仍然是源于明治维新后其国体变化的政路抉择，即阶级性的变化。
但是当今，“鬼子”的称谓充斥舆论，而“帝国主义”则鲜有提及，这很不应该。
这或许也是某种程度上不断催生着各类“抗日神剧”的原因之一，因为不谈阶级只谈民族，自然无法解决方向和力度的困惑，稍有不慎就会无法自拔。
如果只知一味地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去控诉日本侵略者，必然误入歧途，将无辜的日本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混为一谈，也会将国内正常的喜好日本文化的朋友与精日分子混为一谈。
毛主席早就就此发表过论述：“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败类。”
伍.
我们必须看到，狂热的民族主义实在太容易被那些右派自由主义精英(公知)所利用，且是边打边用。
以2012年钓鱼岛争端大游行中的“打砸日系车行为”为典型，明明是大义凛然的爱国，却爱出无数的极端、无数的罪名。
最终，全部都扣在了所谓“小粉红”的脑袋上，给公知和右派精英们递了刀子。
由此可见，民族主义并没有回报给无产阶级更多的利益，即使在“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也是如此。
在人民没有真正掌握权力的地方，他们的民族主义、拳拳爱国心，成为了别有用心的敌人最好的操控工具。
《德意志意识形态》曾语：“民族是‘虚幻共同体’，民族间的斗争是‘虚幻的斗争’，目的是掩盖真实的阶级斗争”、“民族主义不是天经地义的自然真理，而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
南美解放者玻利瓦尔本人更是直言不讳地主张，“一场黑奴的叛变，比一次西班牙入侵要糟1000倍。”
陆.
当然，有一点必须看到，“战狼”也好、“粉红”也罢，他们本身是爱国爱党爱民族的，即便我很怀疑他们知不知道究竟为何而爱，但至少他们会告诉自己“应该去爱”。
毛主席在评价义和团时就坚定地表示过：“究竟是中国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不辩论清楚。”
如此，他们当然就是可以团结的对象，即毛主席所说的：“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
至于那些动辄攻击“战狼”、攻击“粉红”的群体，毋庸讳言，“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都是我们的敌人。”
即，“战狼PTSD患者”。
必须看到，战狼的作用还是凸出的，他冲破了30余年国民对西方的匍匐心理，在2017年夏天中印洞朗冲突和建军90周年的当口，宣扬了族威。近60亿的票房反应了国人沉闷已久后的爱国热忱，也侧面映证了其巨大价值。
那么战狼在帮助国人解决了“我们可不可以崛起”这个题目之后，接下来要思考的就是：我们该如何崛起?
答案是很明确的，罗莎·卢森堡有一句话：“只有先实现社会主义，才有可能谋取民族的最大利益。”
跋.
地主买办和修正者靠得住吗?《让子弹飞》告诉我们了;军阀和民族资产阶级靠得住吗?《一步之遥》告诉我们了;蒋记国府和帝国主义靠得住吗?《邪不压正》告诉我们了。
能够依靠的，只有无产阶级自己。
所以他说，人民万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