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本应属于民生的范畴，不应被“产业化”、“市场化”而成为赚钱的工具。遗憾的是，这种现象，在私有制社会历来有之，不仅仅我们现在才有。
1932年12月，有一位叫“星翁”的读者给邹韬奋先生写信，专门就“教育产业化”问题发表了一番感慨。星翁的信中，首先讲了一个事例。当年，北京大学因学费问题发生学生罢课风潮，之后，该校校务会议作出两项决议，一是开除罢课中为首、又拒缴学费的9名学生，二是延长缴费期限。
被开除的9名学生，接到了一位不署名人士的信件，信中夸赞他们是有志气的青年，并对这9名同学的遭遇表示同情。这位“无名氏”随信寄来1800元，给每位同学200元，聊以资助同学们急中之难。这9名同学接到信后，有的登报声明，心意既领、钱款退还;有的将款捐作学校周报的经费;也有的确因个人生活一时困难而接受了赠款。
星翁在给韬奋先生的信中说，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尤其在中国，社会上的一切设施几乎都被资产阶级所独占，便是教育事业也不能例外。星翁指出，当时的大学与其说是高等学府，毋宁说是“知识拍卖所”或“讲义拍卖所”，因为在当时的大学中，教授们无心钻研教学，他们或者想着将来去做官，或者一心想着赚钱，而学生们学习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获得一纸文凭，因为他们毕业之后要找工作，即使再有才华、能力，没有文凭是万不可行的。
星翁指出，正因为学生们除获取文凭之外，心中并无大志，所以有的学生终日玩耍，反正不愁拿不到文凭;有的学生则跟着教授们学会了钻营，心中也想着毕业后能弄得一官半职;顶好的学生也不过是终日泡在图书馆里、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虫。
星翁质问道：难道教育的效用，便是这些吗?
看了星翁给韬奋先生的信，读者的心恐怕一下子产生了共鸣。上述一系列现象，我们今天的高校里，何尝没有呀!高额学费，困扰着底层家庭，这种现象，我们今天的高校中，同样存在呀!
2004年，著名作家魏巍同志写下《教育应向弱势群体倾斜》一文(后收入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的《新语丝》一书)，文中写道：也许是临近秋季开学的缘故，网上有不少关于学费问题的反映。其中有些事颇引起人们的吃惊和忧虑。如有的学生为筹集学费，告贷无门，不得不持学生证上街求乞，有的学生为学费做“蜘蛛人”致坠楼身亡;有的女孩子甚至声言，如有谁给她那万元的学费，即许以终身。还有一个名叫张溪的女孩子，以615分的成绩考入中央民族大学，这本来是一件欢天喜地的事，但母女俩却为筹不到8000元的学费而抱头痛哭。事后，母亲悄悄上街贴出一张“卖肾”的告示，此事被女儿得知，哭着说道：“妈妈，我不要你卖肾，我不上大学了……”这类事，谁听了能无动于衷呢!
21世纪初的一项调查表明，按2002年各学级的实际水平计算，将孩子培养到大学毕业，共需投入130551元，其中：国家投入45078元，占34.5%;社会投入5689元，占4.4%;个人投入 79784元，占61.1%。
自从20世纪90年代大学学费暴涨后，生源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实行收费制度之前，农业地区来的学生，在大学里占60%-70%，和农业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还比较接近。实行高额收费后，农业地区学生只占30%左右了。如今的大学，几乎成了中产阶层和富家子弟的乐园。
面对上述局面，广大人民群众和不少有识之士忧心忡忡，但教育界掌权的头面“精英”分子却还嫌不够。2006年“两会”期间，原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根据代表们反映的“上学贵”的问题曾回复说：“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已经成了家庭的一种消费，既然是消费，就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智力实力来选择。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较贵，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的。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买一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一百元一套的衣服穿。现在很多人不考虑自己实力如何，都想让孩子往好学校里挤，这是非理性的，也是形成‘上学贵’观念的重要来由之一。”
2007年11月27日《郑州晚报》报道，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在郑州的一个论坛上说，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
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昭然若揭！在这种情况下，底层群众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上大学，不知遭受了多少辛酸和苦难!
据新华社2005年9月报道，在当地交警的资助下，18岁的云南女孩邓欣(化名)终于跨进大学门槛。然而，邓欣没有喜悦，只有痛悔——大学高额费用的压力，杀了她的妈妈。
邓欣的家乡云南省沾益县盘江乡大兴村是个贫困村，“有的人家连买盐的钱都没有”，邓欣说。她家也是常常没钱买盐的人家，爸爸邓云华半身不遂，妈妈李粉香挑着全家重担。奶奶70岁了，妹妹15岁刚上初三，哪儿都得花钱!6月28日，邓欣高考分数出来了，510分，远超所报考的昆明医学院头一年分数线。
自从知道女儿分数开始，李粉香就天天叹息。邓欣回忆说：“妈妈不知道怎么给我筹集学费，一年好几千元啊!”外债累累的一家，已经无法再找亲戚朋友借钱了，现在借50元都成了大问题。
2005年8月1日早晨，奶奶发觉不对劲儿：“她起得很早，给我倒了水，放好药，还把柴劈好。我起来突然看见，她已经……”李粉香上吊自杀后的第二天，8月2日，邓欣接到了录取通知书……
18岁的于杰出身于单亲家庭，父亲在他10岁时就去世了。母亲当了一名快递员，含辛茹苦供于杰念完高中、考上了大学。2018年夏天，母亲听说于杰考上了大学，特别开心。那晚，母亲对于杰说了很多，也交代了很多。于杰以为这是一个母亲对于即将步入大学的自己的提醒而已。
可是，第二天一大早，于杰就没有看到母亲。直到中午，听说村里有人淹死了，大家都去现场看，于杰也去了，当他得知淹死的是自己的母亲时，当场嚎啕大哭。
警察排除了他杀和意外落水的可能，于杰的母亲是自己跳入水中自杀的。村民们议论纷纷，大家怎么也想不通，儿子刚考上了重点大学，苦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为什么会这么想不开呢?
后来，警察在于杰的家中找到了一封信，是母亲写给于杰的。信上这样说：“小杰，娘走了，你别哭。娘其实不舍得离开你的，但是娘得了癌症，已经是中晚期，没有多大治愈的可能了，而且就算要治，也得花很多很多钱。娘一直没有告诉你，是因为怕影响你高考，更不想拖累你的未来。你马上就要读大学了，娘真的很为你开心，而娘心底的那块石头也落下来了，可以放心地走了。儿子，你要加油，以后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未来。柜子里的存折上还有二十万块钱，你拿着以后读书吧，娘走了，有来生，咱们再做母子，娘再好好疼爱你!”
看完后，于杰再也忍不住大哭起来。读者朋友们想一想，母亲留下的这二十万元，够于杰四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吗?
1932年12月，星翁在给韬奋先生的信中说，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系统之下，拜金主义原是必然现象，毋庸我们惊异或质疑，独异在于这拜金主义的社会中，居然有无名氏先生其人，不把自己的金钱拿来舒适自己，也不捐给佛庙庵堂，偏偏用来周济贫寒学生，他的热忱与慷慨太感动我们了!只可惜天下有志、有才的青年，因没有学费而被拒于学校门外的不知凡几，安得都像北大这9名学生如此幸运，得这位隐名先生的资助!然而，这位先生也只能周济几位学子于一时，但全国因学费而发愁的青年人何其多，试问他们能永久得到资助吗?
因此，星翁在信的末尾向韬奋先生呼吁，倘欲中国民族希望有出路的话，无疑的是要把现代的教育制度根本改革一下。星翁在信中写道：“韬奋先生，你是研究教育的人，你对于我的话，有什么批评?”
邹韬奋先生在给星翁的回信中首先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事物，无往而不商品化，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上的上层建筑之一的教育，当然也免不了商品化的弊病。”
韬奋先生接着指出：“商品化的结果，最显著的有两种现象：一种是非有孔方兄的随伴，休想受教育;还有一种是因为畸形社会制度之内在的矛盾，受了教育也往往得不到出路。”
韬奋先生说：“关于第一种现象，星翁先生已略论及。……关于第二种现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教育的生产’和同一制度下‘商品的生产’有类似的地方，都是盲目地大量生产，都跑到‘生产过剩’的路上去了。”
诚哉韬奋先生斯言啊!在高收费利益驱动之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大学年年扩招，短短几年，招生人数就翻了多少倍!扩招的结果是什么呢?是造成大批毕业生“毕业即失业”，而这样的青年毕业生大批“蜗居”于一线城市狭小的出租屋中，艰难地寻找工作，或者从事着收入极低的工作，形成了蔚为壮观的“蚁族”。
“蚁族”，是指“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却从事着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们，主要居住在城乡接合部或近郊农村，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月均收入低于2000元，年龄集中在22岁至29岁之间。他们中有九成人是童年时曾被称为家中“小太阳”、“小皇帝”的“80后”。
在那里，大学毕业生们每天如蚂蚁般忙碌，他们同吃、同住、聊天，他们相互间讲述自己的奋斗故事，相互见证他们的坚韧、迷惘和彷徨。这些怀揣着梦想的大学毕业生们，满怀理想地走出校门，但残酷的现实却让他们认识了什么是真正的生活。
据估计，全国约有超百万人次的“蚁族”。在北京，“蚁族”的数量约为十多万人;上海、武汉的数量也大抵如此。在北京，这些大学毕业生主要聚居在城乡接合部;在上海，他们大多聚居在被分成数个格子间的公寓里;而在广州，“蚁族”则主要聚居在城中村。“蚁族”以5年内毕业的大学生为主，毕业不满一年的人最多。
这些年轻人满怀憧憬地从校园走出来，有的在工作岗位上竭尽全力地打拼着，有的找不到工作、生活朝不保夕，有的在创业的边缘徘徊。他们从来没有放弃对生活的渴望，但在“80后”的标签下显得孤苦无援。在这“蚁族”人群中，大部分都是家境普通者，多来自于农村或中小城镇，父母拼死拼活送了儿女上大学，不求出人头地，只盼着孩子能过上比自己更好的日子。众多孩子也是不负众望，也试图通过上大学来改变现状、跳出农门。
然而，为了能在大城市中生活，房租、水电费、电话费、车费、应酬费……尽管租最便宜的几平方米的房子，每个月的工资也花得几近不剩。而家里，那一双双期待和羡慕的眼睛，反而让他们内心充满了恐惧。要知道，他们是父母全部的希望所在，而如今混得怎一个“蚁”字了得!
看看当代“蚁族”的生活境况，重温韬奋先生当年那入木三分的剖析，我们内心油然生出对邹韬奋先生的佩服和崇敬!
韬奋先生给星翁回信时指出：“教育不能离开政治经济而独立存在，是要受制于经济的关系，同时也就是政治制度的关系，而为某种经济的社会的副产物。”
因此，韬奋先生指出：“要把现代的教育制度根本改革一下，诚然重要，但决不是请几个所谓专家改改学制或课程所能解决的，乃是整个社会制度问题中之一部分，要和社会制度连带解决的，不是教育一个部门所能单独解决的。”
是啊!没有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彻底改造，就不可能有教育状况的改善，就不可能有底层青年受教育的权利、不失业的权利。毛主席带领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彻底改变了人民的政治地位，也才彻底改善了中国的教育制度。
陆国辉老同志是“毛泽东旗帜网”的忠实读者，他2006年写了一篇题为《永远记住三次鼓掌》的回忆文章。文章中，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1953年春，广西大学校长杨东薄，召开全校师生大会，传达中南地区高校会议的决定，宣布了三项重点内容：一、从当年当月开始，全国大学生享受公费读书待遇;二、从当届大专院校毕业生开始，全部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到祖国需要的地方为人民服务;三、分配大专院校毕业生工作，意味着“毕业即失业”的历史从此结束。
宣布这三项决定时，引起三次长时间(每次一分钟以上)的鼓掌，使人永远不会忘记。当时陆国辉作为《新西大》校报的学生记者，常常采访会议作报道，印象极为深刻。
陆国辉在文章中说，当时新中国尚处于经济恢复时期，百废待兴，而且正在进行抗美援朝，就在那样一种情况下，国家出台了以上三项决定，令很多高校学子激动不已，当时会上不同人的心态表露出来的面孔，仍记忆犹新。
陆国辉回忆说，当时自己的心情也非常激动，也就是在那一时刻，年轻的陆国辉横下一条心，这辈子跟着共产党干革命。
(摘自：陆国辉《永远记住三次鼓掌》，毛泽东旗帜网，2006年8月25日)
1932年12月，还有另外一位叫吴晓晨的读者写信给韬奋先生，诉说当时很多贫苦人家的孩子，因家贫而不能求学，为了养家糊口，只能早早地谋取一个职业。
吴晓晨在信中说：“在社会制度没有根本改造以前，认金钱为生命源泉的今日，虽感觉到畸形社会的腐败，但也不能不暂时隐忍。”
韬奋先生在给吴晓晨的回信中指出：“此处‘暂时’二字非常重要。愚意为此处所谓‘暂时隐忍’，决不可含有劝人甘心屈伏于不平等的社会制度而任其延续，须使人彻底认识畸形社会之所由来与革命的正确对象。不过，革命过程非经过一段时期不可，在此时期中所以不能不依实际情形而‘暂时隐忍’者，乃在积极的准备，或依本人能力而作相当的一部分的暗中参加，决非消极的颓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