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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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进入“自由落体”状态以来，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反华势力一直用“中美脱钩”来吓唬中国人，国内一些媒体也用“再不投降中美就要彻底脱钩了”来吓唬中国人，但如果要继续追问：
中美之钩究竟“钩”在哪里呢?“脱钩”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难道“脱钩”了之后中国人就活不下去了吗?
这些人就又回答不上来了，只能顾左右而言他。
其实，美国关闭中国驻美领事馆、骚扰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派遣军舰到南海或台海、在香港和台湾问题上插手中国内政等等，这些都还不算“脱钩”，因为这些地方本来也无所谓“钩”，这只能说是美国对中国的外交与军事挑衅，或者说是国际关系中的流氓行为。
真正在中美关系中相互“钩住”的，是双方互以对方为存在条件的经济发展方式：在中国，是“以物换纸”，在美国，是“以纸换物”。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中国生产商品，卖给美国，收取美元；美国支出美元，购买中国商品。
当然，这是极简单的说法，实际情况比这个要复杂一些，但本质无非如此。
不能说这种模式对中国完全没有好处，尤其是初始阶段，比如中国加入WTO之初的那几年。这种模式导致了美国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扩大了国内就业、扩大了经济规模等等，它也因此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国际大循环”。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模式的弊端就越来越明显。
由于中美贸易是用美元来结算的，美元在中国国内市场又不能自由流通，对美出口换来的天量美元怎么办呢?只能是卖给中国央行，换成人民币，才能在中国用于投资和消费。
这种状况，随着贸易规模越来越大，引进外资越来越多，使得中国央行在客观上失去了货币发行权（在2003年至2013年10年间，外汇占款发行的人民币占到基础货币发行的95%以上），这一至关重要的权力被转移到了华尔街金融寡头手中，人民币由此失去了主权货币的特质，成为美元在中国市场上的代用品。
由于华尔街掌握了人民币的发行权，在美联储实行无限量化宽松(通俗地说就是无限印钞)政策的情况下，美国就可以向中国无限地输出资本、发行人民币。然后，用这些人民币在中国市场上纵横驰骋，收购一切，包括参股中国大型国企、并购中国重要企业、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等。
这种模式，还导致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因为商品都已经被卖到美国去了，赚回的美元换成人民币后，就没有相对应的商品，于是物价上涨。
而在美国一方，则是由于大量中国生产的廉价商品输入，导致美国市场的物价比中国还稳定，日常消费品比国内还便宜。
按理说，这样的模式，对美国是只有好处没坏处了，但特朗普为什么还要“脱钩”呢？
这是因为，在这种模式下，尽管华尔街获得了最大的利益，但由于制造业转移到了中国，美国的蓝领白人大量失业，失去了中产阶级地位，华尔街银行家赚的钱再多，也不舍得分给他们一个美分，于是他们就把怨气撒向中国，投票给承诺“让制造业回流”的特朗普。
其实，解决这种问题也有一个简单的办法，那就是既然允许资本自由流动，为什么不能允许人口自由流动呢？只要中美两国都取消国境，允许国民自由流动，问题自然就解决。
但很显然，这个方案美国不会答应。事实上，特朗普的梦想是用一道墙把美国整个地围起来，既然如此，那就必须另寻出路。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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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贾根良教授日前出版的《国内大循环
——经济发展新战略与政策选择》一书，系统的提出了应对“中美脱钩”的方案，即用“国内大循环”代替“国际大循环”。
贾根良教授指出，要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出口是收益，进口是损失”的观念，认识到“进口是收益，出口是损失”，贸易顺差实际上是国民福利的净损失，以此为核心的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或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实质上是一种“损己利人”的发展战略和模式。
这个变化一下子听上去好像有点不好理解，其实只要指出一点就可以了：认为“出口越多越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前提下：美元可以买到一切。
但真实的情况是，美国采取各种办法，坚决拒绝中国把手里的美元投资到美国本土的商品市场和工业市场，只允许中国手里的海量美元在金融市场打圈子，买美债（等于再借给美国）。这样一来，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就很大程度上相当于白送了。
贾根良教授在书中提出了替代性的对外贸易新模式：
不再追求贸易顺差，而追求贸易平衡或略有逆差的战略。所谓略有逆差的战略，是指在国际贸易中用人民币结算，这样一来，谁要想买中国的商品，就必须先卖东西给中国才行，如此中国就可以通过增加货币供给购买国外实际经济资源，用于提高我国国民净福利。
为了变“国际大循环”为“国内大循环”，贾根良教授提出了这样几点政策建议：
1、强制性地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2、国家通过直接干预统筹对外贸易，建立中国出口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卡特尔(即价格联盟);
3、回购外资企业;
4、大幅度减少出口退税;
5、提高进口产品关税;
6、撤销政府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的承诺，坚决把跨国公司或外国资本排除出自主创新支持者之列。
大家看，这样的“中美脱钩”好不好呢?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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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根良教授的这本书，视野是宏阔的，论证是严谨的，这本书事实上提出了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经济方案。
更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和主流经济学家用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和眼光看待一切，反对经济学研究应该服务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立场相反，《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与政策选择》一书，首先是从中国立场出发，以增进中国国民的净福利为目标来展开经济学研究的。
贾根良教授并不讳言经济学研究要为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迈出了去殖民化的重要一步，也代表了中国经济学未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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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进入“自由落体”状态以来，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反华势力一直用“中美脱钩”来吓唬中国人，国内一些媒体也用“再不投降中美就要彻底脱钩了”来吓唬中国人，但如果要继续追问：
中美之钩究竟“钩”在哪里呢?“脱钩”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难道“脱钩”了之后中国人就活不下去了吗?
这些人就又回答不上来了，只能顾左右而言他。
其实，美国关闭中国驻美领事馆、骚扰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派遣军舰到南海或台海、在香港和台湾问题上插手中国内政等等，这些都还不算“脱钩”，因为这些地方本来也无所谓“钩”，这只能说是美国对中国的外交与军事挑衅，或者说是国际关系中的流氓行为。
真正在中美关系中相互“钩住”的，是双方互以对方为存在条件的经济发展方式：在中国，是“以物换纸”，在美国，是“以纸换物”。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中国生产商品，卖给美国，收取美元；美国支出美元，购买中国商品。
当然，这是极简单的说法，实际情况比这个要复杂一些，但本质无非如此。
不能说这种模式对中国完全没有好处，尤其是初始阶段，比如中国加入WTO之初的那几年。这种模式导致了美国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扩大了国内就业、扩大了经济规模等等，它也因此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国际大循环”。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模式的弊端就越来越明显。
由于中美贸易是用美元来结算的，美元在中国国内市场又不能自由流通，对美出口换来的天量美元怎么办呢?只能是卖给中国央行，换成人民币，才能在中国用于投资和消费。
这种状况，随着贸易规模越来越大，引进外资越来越多，使得中国央行在客观上失去了货币发行权（在2003年至2013年10年间，外汇占款发行的人民币占到基础货币发行的95%以上），这一至关重要的权力被转移到了华尔街金融寡头手中，人民币由此失去了主权货币的特质，成为美元在中国市场上的代用品。
由于华尔街掌握了人民币的发行权，在美联储实行无限量化宽松(通俗地说就是无限印钞)政策的情况下，美国就可以向中国无限地输出资本、发行人民币。然后，用这些人民币在中国市场上纵横驰骋，收购一切，包括参股中国大型国企、并购中国重要企业、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等。
这种模式，还导致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因为商品都已经被卖到美国去了，赚回的美元换成人民币后，就没有相对应的商品，于是物价上涨。
而在美国一方，则是由于大量中国生产的廉价商品输入，导致美国市场的物价比中国还稳定，日常消费品比国内还便宜。
按理说，这样的模式，对美国是只有好处没坏处了，但特朗普为什么还要“脱钩”呢？
这是因为，在这种模式下，尽管华尔街获得了最大的利益，但由于制造业转移到了中国，美国的蓝领白人大量失业，失去了中产阶级地位，华尔街银行家赚的钱再多，也不舍得分给他们一个美分，于是他们就把怨气撒向中国，投票给承诺“让制造业回流”的特朗普。
其实，解决这种问题也有一个简单的办法，那就是既然允许资本自由流动，为什么不能允许人口自由流动呢？只要中美两国都取消国境，允许国民自由流动，问题自然就解决。
但很显然，这个方案美国不会答应。事实上，特朗普的梦想是用一道墙把美国整个地围起来，既然如此，那就必须另寻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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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贾根良教授日前出版的《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与政策选择》一书，系统的提出了应对“中美脱钩”的方案，即用“国内大循环”代替“国际大循环”。
贾根良教授指出，要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出口是收益，进口是损失”的观念，认识到“进口是收益，出口是损失”，贸易顺差实际上是国民福利的净损失，以此为核心的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或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实质上是一种“损己利人”的发展战略和模式。
这个变化一下子听上去好像有点不好理解，其实只要指出一点就可以了：认为“出口越多越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前提下：美元可以买到一切。
但真实的情况是，美国采取各种办法，坚决拒绝中国把手里的美元投资到美国本土的商品市场和工业市场，只允许中国手里的海量美元在金融市场打圈子，买美债（等于再借给美国）。这样一来，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就很大程度上相当于白送了。
贾根良教授在书中提出了替代性的对外贸易新模式：
不再追求贸易顺差，而追求贸易平衡或略有逆差的战略。所谓略有逆差的战略，是指在国际贸易中用人民币结算，这样一来，谁要想买中国的商品，就必须先卖东西给中国才行，如此中国就可以通过增加货币供给购买国外实际经济资源，用于提高我国国民净福利。
为了变“国际大循环”为“国内大循环”，贾根良教授提出了这样几点政策建议：
1、强制性地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2、国家通过直接干预统筹对外贸易，建立中国出口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卡特尔(即价格联盟);
3、回购外资企业;
4、大幅度减少出口退税;
5、提高进口产品关税;
6、撤销政府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的承诺，坚决把跨国公司或外国资本排除出自主创新支持者之列。
大家看，这样的“中美脱钩”好不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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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根良教授的这本书，视野是宏阔的，论证是严谨的，这本书事实上提出了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经济方案。
更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和主流经济学家用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和眼光看待一切，反对经济学研究应该服务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立场相反，《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与政策选择》一书，首先是从中国立场出发，以增进中国国民的净福利为目标来展开经济学研究的。
贾根良教授并不讳言经济学研究要为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迈出了去殖民化的重要一步，也代表了中国经济学未来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