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最近，中央提出了国内大循环
的概念。然而，到底什么是国内大循环?怎样才能让国内经济真正循环起来?很显然，国内大循环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切切实实地扩大与老百姓需要相一致的内需，而不是凯恩斯所讲的有效需求。凯恩斯所讲的有效需求是很狭隘的，是资本雇佣劳动下的需求。中国共产党坚守人民立场，最基本的含义就是尽量不要让广大工人成为雇佣劳动力。最近，内需问题也再次引起了一些著名学者的注意。这些学者虽然注意到了当前经济、社会的大转型，注意到了世界范围内的拉大了贫富悬殊，注意到了科技的进步难以惠及普通老百姓，注意到了“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注意到了两条腿走路，注意到了工作的重点要放在扩大内需方面，等等，但所提出的政策主张许多只是“谋一域”，而不是“谋全局”。“谋全局”还是要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2008年西方发生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后，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就再次凸显出来。中国当时采取的是4万亿的凯恩斯主义式的刺激政策。这个政策稳住了中国经济，但也引起一些后果。有观点认为，4万元的刺激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银行坏账。但从政治经济学看来，它最大的问题是粗放扩展了原有的生产结构(从而阶级结构)，把解决中国内需不足的问题延迟到以后，甚至使得内需不足的问题更难解决。为什么呢?因为产品生产能力更大了，房价更高(因而挤压其它消费更多)了，而且中国社会的收入不平等虽然数据表明有所降低，但依然高位运行。扶贫虽然能够刺激需求，但现有的扶贫很显然无法把社会总需求拉到等于社会总供给的水平上去。因为贫困家庭的收入增长速度不可能跟上GDP的增长速度。中国至今为止月均收入千元的依然有六亿人群，很显然，其中大量属于非贫困家庭。这些家庭的收入增长速度也不可能在过去40年跟上了GDP的增长速度。考虑到这些，许多学者实际上根本没有有效地谈论怎样扩展国内市场，而只是将注意力主要放在扩展国内市场的某个方面，如某些“低端市场”上。而这样一来，他们服务的对象属于较为传统的低端制造业，而不是整体经济。或者说，只是出了一个对整体经济进行一种微调的主意。我们需要系统思考中国内需不足的成因和根本性的应对之策。
二、用政治经济学的办法来扩展中国市场
在中国外部环境发生激烈变化的时刻，中国必须主要用扩大内需的办法来获得经济和经济增长的可以获得的稳定性。
第一，稳定内需的立竿见影的办法是取消不合理收费。这里，可以取消或降低的收费包括利息和租金，以及不合理的停车费、学费、药费、交通罚款等坐地收钱的费用。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利息和租金都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所以，中国过高的利息和租金实际上都是非生产者侵犯了生产者的剩余索取权。如果取消或降低生产者的利息和租金支出，那么，企业产品就可以降价，而维持其利润率从不变。企业产品降价就可以扩大内需。通过取消或降低收费来取消或减少非生产者的收益，还可以校正中国的消费结构，比如，它会减少奢侈性消费，会降低一般消费品价格，因为非生产者很容易地得到很高收入，就会产生对奢侈品的消费，就会提高一般消费品价格。中国一些县域经济并不发达，但物价很高，就是因为其中有许多富人。
现实中，许多利息(如房贷利息)和租金(如房租)是家庭所支付的，对于中低收入家庭来说，它来自工资收入。如果中低收入家庭的工资保持不变，那么，在取消或降低收费后，这些家庭就有更多的收入来消费一般消费品。取消不合理收费的办法很简单。比如，对于所有交通罚款打6折缴纳。——这种办法可以部分消除老百姓对于乱罚款的不满，也可以解决相关部门创收的动机问题。
取消或降低利息和租金的做法在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就已经全面实行，甚至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在一帮不靠谱的专家和改革者手里，在所谓的市场化的旗号下，才让利息和租金在中国重新生长出来。现在，到了返璞归真的时候了。这是一项取信于民的大政策，是体现人民利益至上的大政策。它还有助于改善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因为这样一来，凭借非生产活动获得巨额收益的人将不再拥有获得这种收益的权利。
第二，稳定、扩大内需的中长期政策是收入的均等化。中国的收入分配很显然依然处于一种两极分化或类两极分化的过高状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收入分配不过是生产过程、生产关系的结果。在中国的实体经济部门，确实如此。一些私人企业，通过其所谓服务，获得了极高的私人利润。但人们应该问一个问题，它们所提供的服务值得社会为它们提供那么多的金钱吗?它们所提供的服务就没有替代的方法吗?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一个私人企业，为什么得到那么多的银行贷款?为什么得到那么多的土地供给?难道不能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办法来经营那些私人企业所经营的业务吗?对此，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中国军史、国史、共产党党史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就是用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企业来完成改革开放后许多由私人企业来完成的任务的。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是比私人企业更高级的企业形式。本来，中国的企业改革只需要给予全民所有制企业以更多的适当权力和自由即可。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通过允许私人企业发展，通过帮助私人企业发展，使得中国收入分配向两极分化了。一个高收入者一年以薪金或利润的方式拿走1000万元，他就夺走了100个每年拿10万元收入的人的就业。这难道不是最基本的就业哲学吗?保就业不遵循这个最基本的哲学行吗?是真正意义上的保就业吗?这种真正的保就业哲学实际上要求收入的均等化，要求消除一切高收入现象。凯恩斯那种通过扩大财政赤字来拉动资本主义企业需求的哲学是一种庸俗的反动的哲学，不是很清楚吗?不消除一切高收入，就不可能实现内需的最大化。当然，这是理论上的观点。在实践中，可以从消除比如年收入1000万元以上的现象开始，来分阶段地进行，最大达到限制人们之间收入差异过大的目的。这个工作的种类和数量是很大的，涉及到一系列的市场校正和法律修改(比如，对拥有巨额资产的人怎么办?对股票上市怎么办?对股票投机怎么办?对公司股东怎么办?等等)，也是非常棘手的。但非进行此种伟大斗争，就难以说是真正的扩大内需，也就不可能实现国内大循环。
第三，扩大内需的长期政策是生产资料公有化和社会活动的集体主义化。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和世界的没落。资本主义制度和世界的没落是马克思《资本论》早已阐明的道理。每一个制度的出现都是因应它出现的时代的需要。资本主义兴起之时，是因为它相对封建社会是进步的。但资本主义的这种进步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就丧失了。美国有发达的生产力，40%的家庭的储蓄不到400美元，即使有社会保障，又有多少自由呢?没有多少自由，又有多少民主呢?40%的家庭没有多少自由，没有多少民主，机会来了，不造反才怪呢?美国怎么可能是自由的化身，民主的灯塔呢?中国月均收入千元的六亿人群家庭储蓄又有多少呢?中国广大老年农民的家庭储蓄又有多少呢?又得到多少公共储蓄的关怀呢?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证明一种更高级的制度的存在性。这种更高级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中国1997年出现第一次内需不足，2008年再次出现内需不足，2020年再次面临内需不足，难道不是伴随着中国的私有化进程出现的吗?难道用中国改革开放后根本不能存在的过度公有化来解释吗?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主席时代的一大二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被人诟病，而且这种诟病至今似乎依然延续。一些改革似乎还是在推进私有化。当中国面临内需乏力的时候，当马克思主义者不遗余力地呼吁要重视公有制经济的壮大和发展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政策却较少反映出对这种呼吁的响应。中国对公有制企业的改革是否在一开始就隐藏着巨大的缺陷呢?当为了避免公有制企业的缺点而对它进行改革之后，是否得到了一个缺点更大的企业制度呢?赫鲁晓夫之流对苏联进行改革，得到的是什么结果呢?而其改革的本质不就是自以为是地放弃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时代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合理成分，倒洗脚水把孩子也倒出去了吗?中国内需不足的不时凸显难道不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私有化和金融等非生产性活动膨胀(如大量银行的出现、资产的证券化、大学的扩招)等共同造成的吗?生产力发展了，产品要卖给社会，才能实现其价值，这就是生产的社会化，但它受到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导致的利润与工资的极大对立所制约、所阻碍。这难道不是中国内需不足的本质吗?而有步骤地稳妥地实施生产资料公有化难道不是治理中国内需不足的根本之策吗?资本主义过去几百年科技进步不断，几乎垄断了所有的科技革命，为什么却难以摆脱危机呢?靠私人资本及其利益驱动下的技术创新实现了其国内大循环吗?
三、结 语
中国内需不足挥之不去，已呈结构化之势，已经显示中国经济模式在产生经济增长的同时本身又对经济增长产生着极大的限制。中国已经到了再次系统审视自己发展模式优劣势的时候了。审视这种模式，很自然地就会发现，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决不是仅仅依靠技术创新，也决不是仅仅依靠过去一些人所讲的制度创新，而是要夯实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即在生产关系上的进步，而不是倒退。因为生产关系的倒退必然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导致中国社会的不稳定。而社会的不稳定，必然导致政治的不安宁。政治上的安定团结不是依靠私人资本这种市场主体，而是依靠占人民最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的满意。过去中国一些人所讲的制度创新实际上是制度退步，因为它就是要在中国引入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早就不新了。美国的新制度经济学实际上只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经营模式的一种创新，哪里是真正的新制度经济学?真正的新制度经济学应该是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经济学。
然而，极少数饱受西方熏陶的人士对中国的经济学话语和经济政策话语还有较大的影响力。这些人士虽然大多数爱国爱党爱民，但由于落入西方学术思想陷阱之中，他们不断炮制新词，实际上却是不知所云。因为他们的话语、他们的指向很少有公有化的好话，很少强调收入分配及其与公有制的关系，很少提出降价主张(降价其实也可以看作是收入分配问题，因为当一种价格过高的产品降价，就是在人群中确立一种新的分配格局)，从而对于中国的内需不足问题要么是隔靴搔痒，要么是只攻一点不及其余，要么是南辕北辙，从而与他们的爱国爱党爱民的初衷是矛盾的。这个矛盾如果不加以解决，必将被世界潮流所抛弃。人生有年，为什么痴迷于这样损人不利己的空洞智力活动呢?让我们共同努力，多读点儿马克思主义经典，切切实实了解老百姓的需求，彻底地从西方话语中解放出来，为解决中国经济问题提供有效的一劳永逸的方案吧!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