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春上的一天，廣西南寧附近邕寧縣伶俐公社女社員黃華嬌正在田間幹活，突然感到腹中一陣劇痛，頓時昏倒在地，一旁的社員以為她得了危重急病，紛紛忙亂起來，有社員的第一反應是趕快叫「赤腳醫生」，馬上有人回答說：「赤醫」早解散回家啦，趕快給醫院打電話吧。當急救車呼嘯着把病人送進南寧市第一醫院後，發現病人只花了6角錢藥費，注射40毫升的葡萄糖和一支維生素B6,就完全恢複了正常，而急救車跑這一趟來回40公裏，光汽油消耗、出診費就花去了十多元錢，還不算陪送占用勞動力的浪費。事後一些社員感歎：「要是大隊衛生室不解散，赤腳醫生還在的話，就不用跑這麼遠來南寧市，花這麼些錢了。」同一個縣也發生了一個相反的事例，壇樂公社一個小孩，右腳背被開水燙傷一小塊，因沒及時治療，傷口嚴重感染化膿，送到南寧市醫院醫治時已太晚，雖治愈，但腳已殘廢。
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赤腳醫生」逐漸從人們的視野裏消失了，盡管這種消失是漸漸發生的，有點象黃昏裏的夕陽。
在「工分計酬」的分配框架裏，「赤醫」所付出的治療行動，本身就被認定應高於田間勞作的價值，甚至與鄉村中的「地方權威」如隊幹部的地位等值甚至還會略高一些，自然會獲取更高的工分。不過，工分合理性的獲得，在大多數情況下也並非輕而易舉，「赤醫」往往是以不分晝夜，風雨無阻的犧牲精神甚至自己的健康作為回報代價的。
隨着人民公社體制的瓦解，「赤醫」在「工分計酬」分配中的優勢隨即煙消雲散了。「赤醫」在失去工分後只能靠鄉鎮微弱的補貼度日，已完全沒有了經濟利益的傾斜和隨之所帶來的優越感。當年在集體大農田中勞作一天所得工分還不及「赤醫」相對清閑的診療工作獲取的報酬，80年代初，在被切割成小塊被承包出去的田野中晃動着的個體勞動身影，卻使得「赤醫」們羨慕不已。回鄉務農的誘惑已很難抵擋了。
段惠珍回憶起「赤醫」維係「合作醫療」體制時的艱辛時仍很感歎，「公費醫療」雖由隊內群眾集資舉辦，實際上每家出資很少，大小隊補足差額買醫療設備，針藥費由大小隊補貼一部分，大部分由「赤醫」用針水外銷賺的錢買的。「赤醫」每個村各派一名聯村組建。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後，沒有工分，沒有收入，自家的地要人手去幹活，就是想幹醫也無法幹了。
更為致命的是，「赤醫」報酬的急劇降低，使之與基層幹部的收入拉開了距離，從而在心理上有低人一等之感。湖北漢川縣的一位當了十二年「赤醫」的人就寫信抱怨說：「赤腳醫生的勞動報酬低人一等，基層幹部有工分補貼、超產獎、勞模獎，而赤腳醫生常年走村串戶、深夜出診，一無工二無酬，家庭副業也沒時間搞，比同等勞動力一年要少二十天至一個月的工分。」
「赤腳醫生」是和「合作醫療」共存共榮血脈相連的一種職業。無可回避的是，全國範圍內實施的「合作醫療」制度確是以類似於發動政治運動的形式才得以全面鋪開的。「合作醫療」漸趨瓦解的原因，有中國農村改革風潮的衝擊，還有其自身內部的問題。在山東農村當過生產隊長的董金清覺得「合作醫療」就是「吃藥不拿錢」，如果一般藥治不好，要送醫院，就要動用「合作醫療」一大筆錢，那就得看哪個社員與村幹部的「關係」好。
「那些年合作醫療是大隊裏拿上一部分錢，咱老百姓去拿個安乃近啥的不要錢，要是拿個四環素什麼的就得拿錢，要是有大病就上醫院報銷。社員拿這個合作醫療費，俺也拿了好幾年，可你得分是誰病了，能和支部書記說着話的，病了住院，他給你寫個條子，那你就能拿着條子報銷。但是一般社員可找不着書記，就不拿了，反正拿上也是白拿。」他還舉了個例子：「俺後鄰病了，上醫院去，醫院裏跟他說，你們還有合作醫療費呢，你去找你們支部書記寫個條子，來這就中。他可沒找動，那些錢都讓當官的拿走了。」
「赤醫」李達當時最苦惱的是，為合作醫療，總出現如下情況，群眾交2元錢，吃出幾十元錢，4年就虧了4萬多元。他解釋說：「有些老百姓來到衛生室點名要藥：我要輸青黴素，我要吃綠茵茵的氯黴素。可綠茵茵的氯黴素貴，當時要五六角錢一顆，一兩顆又解決不了問題。就有這樣的人，來了只撿好藥，告訴他不需要，他說你欺負他。」
另一位山西「赤醫」則披露了另外一種情況：每月貧下中農幹部決定給誰多少藥物，「赤腳醫生」只能附和這些幹部，結果是幹部及有「頭面」，有各種「關係」的人的藥物多，真正社員用的藥物卻很少。
在八十年代初的醫療改革風潮中，「合作醫療」按醫療基金的籌集、核算單位以及管理體制，大致可分為：隊辦、隊辦社管、社隊聯辦和社辦四種形式。但無論是何種形式都無力抵擋私有化的衝擊，赤腳醫生們仍然紛紛棄醫改行。
「合作醫療」體制的解體，造成了一係列連鎖反應，不僅使「赤腳醫生」原先高於普通農民的利益酬勞和心理優勢蕩然無存，也使得「赤腳醫生」失去了以拚命工作作為「道德回報」行為的動力。
「赤腳醫生」之所以風靡一時的理由十分複雜，絕不僅僅是「文革」政治運動的表現形式這麼簡單，而是相對較為優厚的酬報、較為嚴密的監控機制和鄉土親情網絡共同編織出了一幅「赤醫」成長的圖景。生活在這幅背景中的「赤醫」，對這些複雜制約因素的回報過程，如不分晝夜的出診，極度耐心的診療態度和因陋就簡的技術簡約風格，既是「赤醫」自身大多出自於本鄉本土的成長環境，而萌生的天然情感回應，也是複雜的非情感利益互動和制度安排所促成的結果，其成敗得失均是一份寶貴的遺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