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没有人来干!”
2月19日上午，面对送中药的中医，湖北鄂州第二人民医院的院长说出了这样的话。
这种现象不是个例，当全国治疗新冠肺炎的中医平均介入率已经高达90%以上的时候，湖北的介入率还不足30%，逼着上级发红头文件来指正。
从这个视频所记录事件的发生时间来看，这一问题至今未得到解决!
相比其他省，特别是中医介入最高的甘肃，湖北省如此高的死亡率固然有医疗资源紧张的因素，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有人在刻意抵制中医……
一个毋庸置疑的问题是，抵制中医的思潮由来已久!
正如纤夫同志所言，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医工作?这不是一个一般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关有无民族自信、有无对祖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觉悟、有无科学头脑、有无唯物辩证哲学理念的大问题。这对于党和国家的各级执政者尤其如此——简言之，不能正确认识中医的科学价值，是某种程度的愚昧和无能……
如何认识和对待这种抵制中医的行为呢?毛主席为我们开启了智慧的大门。
成立之初的新中国千疮百孔、百废待兴，为了尽快改变疾病丛生、缺医少药的严峻局面，毛主席立足国情，动员广大中医有效投入到新中国卫生医疗工作中来。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全国卫生行政人员代表时指出，只有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中医，搞好中医工作，才能担负起几亿人口艰巨的卫生工作任务。他还进一步强调：
“卫生工作方针问题…… 要以预防为主，发挥中西医药人员的作用，这个方针是对的。”
然而，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却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就遭到了抵制。废止中医的思想一度回潮，卫生部的工作甚至出现了排斥和歧视中医的现象。
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开幕，“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余云岫带着主张废止中医的《处理旧医实施步骤草案》走进了会场。
“我相信中央人民政府，是以辩证唯物论为根底的，当然会依照科学来发展医学问题，所以我主张一刀两断。”
“对于任何方式产生的中医教育，速即予以革除，使永远不再产生新的中医……”
按照余云岫的推算，不用40年即可以把中医彻底“肃清”。
《百年“中医黑”：跨国资本消灭中医的险恶阴谋》一文明确指出，废止中医的思潮起于清末民初，帝国主义的医药公司在这背后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推动这股思潮的主要人物均有西方留学背景。留学日本的余云岫亦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在他们的推动下，1929年2月，南京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了“废止中医案”。
让余云岫颇感失望的是，历史并没有在新中国重演，他的方案赞同的人并不多，最终未被会议采纳。
针对这种废止中医的思潮，毛主席专门为这次大会题词：
“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
遗憾的是，虽然废止中医草案并未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被采纳，但余云岫日渐升高的学术地位和兼通中西医的专家身份使他受到了当时卫生行政部门的尊重，废止中医的思想也逐渐对卫生部门的领导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对“团结中医，提高中医，搞好中医工作”的指示进行认真领会和执行。
建国初的几年间，卫生部提倡建立中医进修学校或进修班，似乎是在倡办中医教育;然而中医进修学校或中医进修班所从事的教育，并不是“产生新中医”的教育，而是改造既有中医的教育。用西医的理论和技术对中医进行改造，这就是当时所倡导的“中医科学化”。
1953年，全国92个大中城市和165个县登记审查的结果，合格的中医只有14000多人。中医水平较高的天津市，参加考试的530多位中医只有55个合格。与余云岫的40年“肃清”中医计划相比，以当时卫生部公布的办法进行“考试”，消灭中医的速度似乎会加快许多。
1953年3月7日，四川老中医李仲愚给中央领导写信说：师徒授受之途久绝。因师徒授受，其子虽受师业，而非正式学校毕业，政府不准予行医;国家举办西医院校占多，中医院校占少，每年招生数字大为悬殊，故西医日多，中医日少。其后，中医界人士如岳美中、李振三等上书中共中央，反映当时中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中医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毛主席获知这些情况后，随即在对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指出：
“看不起中医是不对的，把中医说得都好太好，也是错误的”，
“我们对中医须有全面的正确的认识。必须批判地接受这份遗产。必须把一切积极因素保存和发扬”。
1953年12月，毛主席在听取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贺诚汇报工作时，还苦口婆心地叮嘱他：
“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我们的西医少，广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医。对中医的团结要加强，对中西医要有正确的认识。”
1954年6月5日，毛主席在与时任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昭谈话时着重指出：
“第一，思想作风上要转变。要尊重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看得起中医，也才能学得进去。第二，要建立研究机构。不尊重，不学习，就谈不上研究。不研究，就不能提高。总是有精华和糟粕的嘛。这项工作，卫生部没有人干，我来干。”
毛主席还提出：
“要抽调100名至200名医科大学或医学院的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他们的临床经验，而学习就应当抱着虚心的态度。”
1954年6月底7月初，毛主席对中医药工作再次发表讲话，指出，
“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我国人民疾病诊疗仍靠中医的仍占五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千万(而且多半在城市里)。因此，若就中国有史以来的卫生教育事业来说，中医的贡献与功劳是很大的。祖国医学遗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反而受到轻视与排斥，对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指示未贯彻，中西医的真正团结还未解决，这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错误一定要纠正。首先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思想上要改变。”
毛主席的这些主张得到了当时中央绝大多数领导的支持。然而，1954年7月，卫生部出台《卫生部党组关于加强中医工作的请示报告》，虽然声称“思想上低估了中国旧有医学的价值，忽视了旧医对广大人民的作用，影响到卫生部门对中医采取了歧视的态度”，但仍频繁使用了余云岫等人对中医的称谓“旧医”，事实上仍然在歧视中医。
1954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1版刊登社论《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旗帜鲜明地指出：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向来是重视自己祖国的文化遗产的；党和人民政府对中医的政策向来是明确的”，
“可是几年以来，卫生行政领导部门一直没有认真执行党和人民政府的这一政策，没有切实贯彻团结中、西医的正确方针”，
“卫生行政领导部门甚至往往违反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对中医采取轻视、歧视和排斥的态度，采取种种限制的办法，这就打击了中医的工作积极性，助长了卫生工作干部和西医轻视中医中药的错误心理，严重地影响了中医业务的发展和提高。其他有关的工作部门和社会舆论方面对中医也重视不够，关心不够。这些错误必须加以纠正。”
团结中西医是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中西医团结问题没有做好，原因是西医存在很大问题，主要是西医有宗派作风。西医传到中国来以后，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把中医忽视了。必须把中医重视起来。把中医提得过高也是不正确的。团结中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中国医药科学。首先要弄清楚，这不仅是为了中国的问题，同时是为了世界。掌握中医中药，必须要有西医参加，也要吸收有经验的中医，靠单方面是不够的，单有西医没有中医不行，有中医没有西医也不行。
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我们中国的医学，历史是最久的，有丰富的内容。在医学上，我们是有条件创造自己的新医学的。中国人口能达到六亿，这里面中医就有一部分功劳嘛。西医到中国来，也不过百把年。当然，西医是近代的，有好的东西。但什么都是“舶来品”好，这是奴化思想的影响。看不起中国的东西，不尊重民族文化遗产，这是极端卑鄙恶劣的资产阶级的心理在作怪。如果西医没有宗派作风的话，对中医能治好病的效能，可以用科学方法把它整理起来。
对中医的“汤头”不能单从化学上研究，要与临床上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提高中医。中国古书上这样说：“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这意思就是强调人的整体性，和巴甫洛夫学说是一致的。
中医在几千年前就用了新的技术，如“体育”“按摩”等，里面虽有些唯心的东西，但我们可以将其中好的提炼出来。中医要进大医院，中医要进医科大学，中医还要出国。中药要发展，要建立研究机构，要出版中医中药书籍。西医要跟中医学习，具备两套本领，以便中西医结合，有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这些工作一定要制定出具体措施。
为了落实毛泽东关于中医的指示，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专门成立了由中宣部、文化中央教育委员会、卫生部指定人员组成的中医问题临时工作组，向各地卫生行政负责人和北京、天津的中西医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召开中共中央、华北和北京市各有关部门的中西医座谈会，反复讨论关于学习和研究中医、扩大中医业务、出版中医书籍等问题。与此同时，卫生部对自身不能正确对待中医的思想和做法进行了反省和检查。
10月26日，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向中央提交了《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对“限制和排挤中医”的问题提出了相关改进措施，如成立中医研究院、吸收中医参加大医院工作、扩大和改进中医的业务、改善中医进修工作、加强对中药产销的管理、整理出版中医书籍等。
11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报告，并要求各地遵照报告精神，制定改进中医工作的具体方案，务必采取积极措施，在一定时间内切实做出成绩，彻底扭转在卫生部门中歧视和排斥中医的现象。在党的中医政策的指引下，中医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然而，团结中西医的梗阻仍然在上面。1955年4月15日下午，毛主席派汪东兴向针灸专家朱琏传达的指示中又专门谈到他对一段时间以来贯彻对待中医正确政策的认识和思考：
“有些同志坚持努力，是有成绩的，也证实了中医政策的提出是正确的。中国医学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这项工作是难做的，首先是卫生部行政领导上不支持，去年七月以后可能好一些，但还没有具体行动。我是支持的，我可以当卫生部长，也可以把这项工作做起来。不要以为我不懂医就不能做，这不是懂不懂医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1955年，因为不落实团结中西医方针、不重视中医问题，贺诚等人开始受到全面批判，进而被撤销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职务。拒不执行团结中西医的正确方针固然是二人被撤职的重要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卫生部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正是这种官僚主义催生了脱离群众、脱离实践的工作方法，压制中医也就不足为奇了。
1953年，军委卫生部就有人曾经向上报告：“军委卫生部领导(贺诚当时还兼任军委卫生部部长)忙于直属单位的行政事务，对全军的卫生业务以及直属单位的业务工作缺乏指导，甚至根本就没有指导。”毛主席历来痛恨官僚主义作风，他针对报告指出：卫生部无领导、无政治，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犯有“极其严重的官僚主义”，必须立即着手解决。即便是贺诚这样的老红军、老部下，在官僚主义问题上，毛主席也丝毫没有念及旧情。
正是在毛主席的大力推动下，至此，中医药事业才开始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
80年代以后，西化思潮卷土重来，同时遭殃的还有中医药事业，从SARS事件到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瘟疫，中医药虽然两次大放光彩，但任然未改变被歧视、被抵制的命运，特别是在当前防疫总决战的关键时刻，不该借鉴一下毛主席的雷厉风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