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笔者梳理摘录毛主席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经典论断已过百条，字数多至十万，但总感到，仍未将毛主席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思想精髓呈现给读者大众。
因而通过不断重读，期冀发现更多的素材，收获更多的感悟和认识。凡此前已经摘录的段落，本篇文章均不再重复。
武汉、东湖，是毛主席的钟爱之地。从1953年至1974年，毛主席数十次视察湖北。除北京中南海，武汉东湖客舍是毛主席居住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地方之一。
他又最喜欢在长江里游泳，有不少诗词名篇和经典文章，就是在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创作的。此次重读年谱，也重点留意了毛主席在武汉的一些记载。
“官僚主义作风主要在上边，你们要敢顶、敢抗”
1953年2月16日晚，毛泽东到达汉口，19日约李雪峰(时任中南局第二副书记)、李先念、刘子厚(时任湖北省委第二书记)、王任重(时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等谈话。在谈到反对官僚主义作风时，毛泽东指出：
“对人要和气，说话要和气。你们有的人，为什么不和气呢?官僚主义作风主要在上边，你们要敢顶、敢抗。对于上边来的错误的东西，要筑坝，要消毒，对于上级布置的工作任务，要分别轻重缓急来执行。”(《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32页)
“谦虚就可以调查出东西”
1955年5月1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同中央警卫局干部合影。在谈到调查研究问题时，毛泽东说：
“你们是做警卫工作的，我现在给你们增加一项调查工作。做好这项工作，对我对中央都有帮助。你们有三个任务：一个是保卫工作;一个是学习，学习文化;再加一个调查工作。今后你们回家，了解农村情况，回来向来汇报。”
“但不要说是毛泽东派来的，不要摆架子。要尊重乡村干部，要尊重你们的父母，礼节要周到。谦虚就可以调查出东西。摆架子，群众是不满意的，你们千万要记住这一点。”
“我想的这个办法实在好，通过你们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了，建立了关系。你们见到农村，我看到你们，就间接见到了农民。我通过你们，你们通过农民，把情况了解上来，这就是搞调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373页)
后来，中央警卫团3名河南籍战士受毛泽东所派，在回乡探亲时作了调查。7月19日，毛泽东分别审阅了关于兰考县、延津县和新蔡县的调查材料，并写下批语，转送河南省委。(《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401-402页)
同样，9月13日，毛泽东审阅身边警卫工作人员钟顺通写的家乡河北省博野县农村情况的汇报材料，并把材料批示给河北省委：“钟顺通是我们这里的一个警卫工作人员。据他说，博野县有些合作社并没有认真去整顿。请省委注意此事，如果属实，应设法加以解决。”(《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434-435页)
“美国不是很大吗？我们碰了它一次，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1956年5月31日，毛泽东乘专机到达武汉，在长江船上听取武汉长江大桥工作情况的汇报。随后下水游泳，从蛇山北边游到汉口的淡水池附近，约15公里，历时2小时。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横渡长江。
6月2日，毛泽东第二次游长江，在武汉长江大桥以上1500米的汉阳岸下水，从大桥第一、二号桥墩之间穿过，游到徐家棚以北上岸，约15公里。毛泽东对陪同游泳的王任重说：
“这么好的游泳场所，应当号召人们到大江大河里去游泳，可以锻炼人们的意志。有些人害怕大的东西，美国不是很大吗?我们碰了它一次(指抗美援朝战争)，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582页)
6月3日，毛泽东再次游长江1小时。短短四天，毛泽东三次畅游长江。正是在心情舒畅的状态下，毛泽东创作了著名的《水调歌头·游泳》：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后来，民主人士黄炎培来信与毛泽东探讨这首词。1957年2月11日，毛泽东复信黄炎培：“惠书盛意可感!那些东西，既已发表，不改也可。游长江二小时飘三十多里才达彼岸，可见水流之急。都是仰游侧游，故用‘极目楚天舒’为宜。”(《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73-74页)
字里行间，仍可感受到作者畅游长江时的高兴心情。
“凡是出官僚主义的地方，群众就可能闹事”
1957年3月20日，毛泽东乘专机到达上海，到中苏友好大厦，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毛泽东说：
“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比如讲群众闹事这样的问题，是若干个别的现象，但是会经常不断地有，因为官僚主义总是会存在的。凡是出官僚主义的地方，那个地方的群众就可能闹事。那末，出了闹事的事我们怎么看?应该看到这是正常的现象，并且把处理闹事作为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122页)
“把我们中国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民敢于批评，敢于说话”
1957年3月20日，毛泽东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他最后总结说：
“我相信，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的整个国家，一定可以繁荣发展起来，我们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有近代农业的、工业化国家，人民的生活要好起来，人民的政治情绪，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
“我们希望的就是要造成这样一个中国，把我们中国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民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不论什么都可以说，使我们这些在台上的同志有错误、缺点逼着改，不解决不行。按照这样的方针，我们的希望就一定可以实现。”(《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123-124页)
“记者的头脑要冷静，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
1958年11月15日，毛泽东达到武昌。21日晚上同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谈话。在谈到实事求是问题时，毛泽东说：
“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
“记者要善于比较。唐朝有一个太守，他问官司，先去了解原告被告周围的人和周围的情况，然后再审原告被告。这叫作‘勾推法’。这就是比较。记者要善于运用这种方法。”
“不要看到好的就认为全好，看到坏的就认为全坏。如果别人说全好，那你就问一问：是不是全好?如果别人说全坏，那你就问一问：一点好处没有吗?”
“记者的头脑要冷静，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这种思想方法，首先是各新华分社和《人民日报》的记者、北京的编辑部要有。不要人家讲什么，就宣传什么，要经过考虑。”
“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头脑要清楚，要冷静。”(参照《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523-524页;《毛泽东文集》第七卷443-444页)
“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
翻开《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可以看到，1958年底，毛泽东在武昌的二十多天时间里，创作了不少的经典篇章，如《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一个教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三告台湾同胞书》等，以及定稿于12月1日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这最后一篇的主要内容有：
“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
“一方面，藐视它，轻而易举，不算数，不在乎，可以完成，能打胜仗。一方面，重视它，并非轻而易举，算数的，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不经艰苦奋斗，不苦战，就不能胜利。”
“怕与不怕，是一个对立统一法则。一点不怕，无忧无虑，真正单纯的乐神，从来没有。……但是，大多的人类，首先是无产阶级，首先是共产党人，除掉怕死鬼以及机会主义的先生们以外，总是将藐视一切，乐观主义，放在他们心目中的首位的。”
“然后才是重视事物，重视每件工作，重视科学研究，分析事物的每一个矛盾侧面，钻进去，逐步地认识自然运动的法则和社会运动的法则。然后就有可能掌握这些法则，比较自由地运用这些法则，一个一个地解决人们面临的问题，处理矛盾，完成任务，使困难向顺利转化，使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
“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
“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筋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对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参照《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541-543页;《毛泽东文集》第七卷455-457页)
实则，毛泽东的这番论述，同样适用于当下怎样打好抗击冠状病毒这场硬仗。一方面，我们要把病毒如实地看作是“纸老虎”，要抱定必胜的信念，绝不畏惧。
另一方面，又绝不能掉以轻心，绝不能麻痹大意，要正视它，要注重科学防控，科学施策，科学救治，促使不利因素向有利条件转化，最终彻底解决它。
“需要每一年整风一次”
1960年3月中旬，毛泽东审阅李富春报送的《关于一九六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第三次修改稿)》。
在报告中的“在国家机关中，我们也实行了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和下放锻炼的制度，同时要求所有的领导干部都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以平等的态度待人”这一段话后，毛泽东加写道：
“这样一来，上下打成一片，成为完全平等的兄弟般的关系。我们一定要把领导上的老爷式作风、官僚主义作风、命令主义作风，完全消灭得干干净净。要达到这个目的，不是短时间内所能完成的，需要一个长期过程，需要每一年整风一次，彻底批判那些老爷式的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人们，把他们的缺点改变过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350页)
三十多年后的1992年1月17日，一趟没有编排车次的专列从北京开出，向着南方奔驰而去。18日上午10点31分到达武昌，一位老人走下车来，他就是邓小平。
面对前来迎接他的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省委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钱运录等人，邓小平开始他的谈话。邓小平说：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太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
“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毛泽东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炼。”
“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泽东指定我起草，要求不超过5000字，我完成了任务。5000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详见“中国国情-中国网”：《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路线图》)
如今，又是将近三十年过去了。言犹在耳，问题却还依旧，春风吹又生，可见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习气之根深蒂固。
扬汤止沸，何如釜底抽薪?必须下定决心、矢志不移，深挖根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顽疾，彻底铲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生存土壤。
让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