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原发表于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2015年4月6日刊。作者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系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
几年前，在亚洲，一位骄傲的校长带我参观了他那座巨大的、设施先进的大学。同这样一位杰出人物相称的，是他身边的两位年轻保镖，他们高大魁梧、西装革履，对于他们，我所知的只是夹克衫下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称赞完他新建的闪闪发光的商学院和该国最先进的管理研究所后，校长停顿了一下，允许我说几句恭维话。当时我却评论说他的学校里似乎没有什么批判研究专业。他困惑地看着我，好像我在问他每年授予多少钢管舞专业博士学位一样，之后他非常生硬地回答说：“我会听取你的意见。”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小件什么尖端科技，轻轻弹开它，并向它说了几句简短的韩语，可能是“杀了他”之类的。一辆有板球场那么长的豪华轿车开来，校长被他的保镖簇拥而入后，车子扬长而去。我看着他的车在视线里消失，猜想着他的处决令什么时候执行。
这件事发生在韩国，但它可能也在这星球上的任何地方发生过。从开普敦到雷克雅未克，从悉尼到圣保罗，一件就其自身来说比得上古巴革命或者伊拉克入侵那样意义重大的事情正在发展：作为人文批判中心的大学慢慢死掉了。大学，在英国有800年历史，历来被讥讽为象牙塔，这种指责总有几分道理。但它们在自身与社会整体之间建立的距离，一方面起着作用，一方面又瘫痪了。在狂热追求短期实用而无法自我批判的社会秩序中，大学反思其价值、目标和利益。在全球范围内，当产生伊拉斯谟、约翰·弥尔顿、爱因斯坦和巨蟒乐团（Monty Python）的机构屈服于全球资本主义那目中无人的优先权时，这已然危急的距离正在消失，以至于快要完全不见了。
这对很多美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毕竟，正是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为大学企业化提供模板。但在英国浮现的，是那种可以被称为“没有带来富庶的美国化”——至少是美国私立教育的那种富庶。
在那些传统的、为英国绅士而备的人生最后一所学校里，这甚至也快成为现实，几百年来，牛津和剑桥这些学校借助慷慨的捐款，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与更广大的经济势力相隔绝。几年前，我辞掉了牛津大学的一个教席（这种事跟爱丁堡发生地震一样稀罕），因为当时我搞明白了在很多方面，有人指望我像一个CEO那样去做事，而非一名教授。
30年前，我第一次来到牛津大学，那时候任何这样的职业作风都将遭到有教养人士的鄙视。我那些殚精竭力完成博士学位的同事，有时会使用“先生”而非“博士”这样的头衔，因为“博士”代表了一个需要付出苦劳的学位，这种苦劳毫无绅士风度可言。出版论著被认为是一件相当粗俗的事。而每隔10年左右发一篇论葡萄牙语语法或古迦太基饮食习惯的简短文章，被认为是约略可行的限度。更早以前，大学教师可能不需要为本科生费心安排课程。相反，如果有什么想法打动了本科生，比如想讨一杯雪利酒，或想聊聊简·奥斯汀或胰腺的功能，他只要到老师们屋里串串门就可以了。
今天，牛剑依然保有其大学品质。在那里，是大学学监决定如何投资学校的钱，在花园里种什么花，教师公共室里该挂谁的画像，以及向学生最为清楚地解释为什么花费了更多钱在酒窖不是在大学图书馆里。
所有重要的决定都是由学校全体教师在会议上做出，从财务、学术事务到日常管理的一切都由学校选出的学者委员会执行，它对全体学者负责。近年来，这种令人钦佩的自治系统不得不面对一些来自大学的集权化挑战，正是这种挑战导致我本人的退出。但总的来说，这种自治系统已经站稳了脚跟。正是因为牛津剑桥的学院大部分是前现代机构，它们的规模太小，可以作为去中心化民主的典范，所以尽管这是令人不悦的特权，它们得以继续享有。
在英国其他地方，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代替学者的，是层级式的管理，大量的拜占庭式的官僚主义：青年教师是小小的勤杂工，副校长（译注：英国大学一般由副校长，即vice-chancellor主持日常工作）做事跟开通用汽车没两样，资深教授现在是高级管理人员，空气中弥漫着审计和会计的话语。书籍——那些穴居的、沉寂的前技术时代的现象——逐渐遭受横眉冷对。至少有一个英国大学已限制教授在办公室里可拥有的书架数量，以此来阻止形成“个人图书馆”。废纸筐像茶党知识分子一样越来越少见，因为如今纸已过时。
市侩的管理人员用无所顾忌的各种logo涂抹校园，并签发那些蛮横的、半文盲的文句写成的文件。一位北爱尔兰的副校长强占了校园里仅存的一间公共室，将之改为私人的会客厅，在那里他可以招待当地的头面人物和企业家，而那之前本是教职人员和学生共用的。当学生占领房间以示抗议时，他命令安保人员捣掉了附近唯一的厕所。英国副校长多年来已经“摧毁”了自己的大学，但很少有这样真的卷袖管去做的。在同一个校园里，安保人员如果发现学生闲晃，就会驱赶他们，他们认为理想的大学不应该有这些披头散发、行为不可预知的生物。
在这溃败的过程中，首先被逼到墙角的是人文学科。英国政府继续发放补助给科学、工程学之类的学科，但它没有给文科任何显著的资源。如果情况不改变，整个文科专业将在未来几年内倒掉，这自然不在话下。倘若英语专业到时还活着，也许只能教教商科学生如何使用分号而已，这可不太可能是诺思罗普·弗莱和莱昂内尔·特里林的初衷。
人文学科现在必须主要通过从学生那里收来的学费养活自己，这意味着，那些几乎全部依赖这种收入来源的更小的机构已经通过不正当的方式，有效地完成了私有化。英国曾经正确地抵制了那么久的私立大学，正在日益匍匐逼近。但是首相戴维·卡梅伦的政府还大幅上调学费，这使得那些依赖贷款、欠了一身债的学生，理所当然要求更高的教学标准，并被更为个性化地对待，作为他们付了钱的回报，而此时人文学科正嗷嗷待哺。
此外，在英国大学，相对研究，教学一度是不太重要的业务。带来钱的是研究，而不是关于表现主义或宗教改革运动的什么课程。每隔几年，英国政府就对其土地上每所大学进行一次彻底检查，煞尽苦心细致测量各专业的研究成果。正是在此基础上，政府给予相应的资金补助。于是，学者就少有激励潜心教学，他们有充分的理由为生产而生产，大批量制造毫无意义的文章，创建多余的在线期刊，无论是否真的需要，也要尽职尽责申请外部研究资金，在填写自己简历的时候打发莫名愉快的几个小时。
在任何情况下，英国高等教育中，官僚的大量增加，是由一种管理思想的盛行和政府评估工作不懈的索求而引起，它意味着学者很少有足够的时间准备自己的教学，即便它似乎值得做，但在过去的数年里，却没有这样去做。脚注密布的文章受到政府检查官的青睐，却几乎没有一本畅销的教科书是为学生和普通读者而写。如何提高学术机构地位？学者所能做的是暂时离开机构，抽出时间来从事教学，以促进研究。
而为更好地提升资源，学者最好完全放弃学术界并加入马戏团，这样金主就能省下一大笔让他抱怨不已的薪水开销，并让官僚们在已然不堪的重负中伸展一下。在英国，除了少数几个家喻户晓、能拉来大量客户的人，很多学者都意识到他们供职的机构将是多么热爱看到他们离去的背影。事实上，时常有讲师寻求提前退休，因为英国学术界几十年前本是适宜的工作场所，如今对许多雇员来说是一种深切的不快。更加扭曲的是，现在他们的退休金也将大为削减。
随着教授转成管理者，学生就成了消费者。大学为确保学费，不顾体面地互相争夺踩踏。一旦客户安全进入大门，他们的教授就有了压力，不能让他们的期望落空，从而可能失去学费来源。一般认为，如果学生失望了，那是教授的错，这正如医院里死者都躺在医务人员门口。这种紧盯学生钱包的结果之一，就是目前流行的为20多岁学生量身定制的课程。在我自己所处的英语系中，这意味着要吸血鬼，不要维多利亚时代研究；要性研究，不要雪莱；要爱好者杂志，不要福柯；要当代世界，不要中世纪。于是，这种深层次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塑造了课程纲要。英语系若集中精力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学或18世纪，将是一种自戕行为。
由于费用不敷，一些英国大学现在允许学生携带来路不明的本科学位进入研究生课程，而（通常被迫支付大量金钱的）海外学生可能将发现自己正在用不大熟练的英语开始攻读博士学位。英语系曾经长期鄙视创意写作，认为这是一种庸俗的美国式追求，现在却也不顾一切聘请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说家或失败的诗人，以吸引潜在的品钦们来玩涂鸦，学费被剥削后，他们最后愤世嫉俗地发现，通过伦敦出版商出版自己第一部小说或诗歌的机会，可能比醒过来发现自己变成一只巨大甲虫的前景还要渺茫。
没错，教育是应该顺应社会的需求。但是，这跟摇身一变成为新资本主义的服务站不是一回事。事实上，如果能挑战这完全异化了的学习模式，大学将更有效地应对社会的需求。中世纪大学很好地服务了更广泛的社会，但它们是通过产出牧师、律师、神学家和行政官员，维持教会和政府，而非对无法产生直接效益的任何形式的智力活动皱眉蹙额。
然而，时代不同了。据英国政府的说法，所有政府资助的学术研究，现在必须把自己看作所谓知识经济的一部分，这种知识经济要对社会产生可衡量的影响。相比古代历史学家，航空工程师的影响是比较容易衡量的。而这个游戏，药剂师可能比现象学家玩得更好。那些不能吸引来自私营产业的丰厚经费，或者不太可能拉到大量学生的专业，都将陷入长期危机状态。学术价值等同于你可以找来多少赞助，而一名受过教育的学生将被重新定义为一个可雇用的人。这不是一个成为古文字学或古钱币学者的好时代，这些职业名称我们很快都无法正确拼写，更不用说将其当作一个职业了。
人文学科滑坡的影响，可以在其下游的中学教育系统中感受到，其中现代语言课程急剧衰落，历史指的是现代史，古典教学主要局限在像伊顿公学这样的私人机构里。（因此，伦敦市长、伊顿公学出身的鲍里斯·约翰逊，经常在公开声明里穿插贺拉斯的句子。）
的确，哲学家总是可以在街角开设一间“人生意义何在”的诊所，现代语言学家可以在战略公共场所执业，那里可能需要一点点翻译。一般来说，这种思路就是，大学必须通过成为企业的辅助机构，来为自己的存在正名。正如一份政府工作报告冷竣指出的，它们应该充当“咨询机构”。事实上，它们自己已经成为赚钱的行当，开始经营酒店、音乐会、体育赛事、餐饮设施，等等等等。
如果说英国的人文学科分支已极度萎缩，那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被资本主义力量推动，同时却资源寥寥。（英国高等教育缺乏美国的慈善捐献传统，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富翁比英国多。）我们也提到过，英国社会不像美国，传统上高等教育不被视为一个可以买卖的商品。事实上，这大概是今日英国多数大学生的信念，即认为高等教育应该免费，就像苏格兰做的那样。虽然这种观点中不免有一定的切身利益，但也有相当程度的正当性。教育青年，就像保护他们免受连环杀手戕害，应被视为一种社会责任，而非盈利问题。
我自己曾经是政府奖学金的受益者，在剑桥当了七年学生，无需付出任何费用。确实，在那个敏感的年纪，如奴隶般仰赖政府，其结果就是我变得毫无气概，委靡颓唐，不能自食其力，如果有人要求我用猎枪保护家人，我恐怕也难以做到。我依赖政府以至于懦弱，甚至不时呼叫当地消防部门，而不是自己伸出粗壮的手臂扑灭火焰，并以此闻名。即便如此，我仍然愿意为七年免费剑桥大学生涯，交上自己阳刚的独立个性。
的确，在我自己的学生时代，英国人口中只有约5％读了大学，今天，有人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50％左右，不能再负担那样的慷慨精神。然而仅举一个例子，德国就为其庞大的学生群体提供免费教育。英国政府如果认真考虑解除年轻一代肩上沉重的债务，可以严查那些不道德的逃税富人，追讨每年数十亿的财政损失。
同时，应当寻求恢复大学的光荣血统。在现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总是屈从于严厉的检视，而大学和文科是少数仅存的另类竞技场。人文的价值不在于其方式是否符合主流观念，而在于事实上的相悖。两者整合并没有价值。相比现代，以前的艺术家们更彻底地融入社会整体，但这部分的原因在于他们往往是某种意识形态狂热分子、政治权力代理人和维护现状的喉舌。而现代艺术家却相反，在社会秩序中没有这样安身的神龛，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或她拒绝将虔诚认作理所当然。
但是，在一个更好的体系出现前，我本人已决定听天由命，去面对那些无礼的庸人和粗鲁的实用主义者。说来惭愧，我现在也在课程开始时，询问我的研究生是否能买得起我那些独具慧眼的文学见解作品，或他们能否凑合着发表一些有益的、哪怕不那么闪闪发亮的评论。
充满洞察力总是惹人厌烦，并且也许不是跟学生建立友好关系的最有效方法；但它看起来是目前学术氛围的必然结果。对于那些说这是给学生分三六九等的抱怨，我要指出的是，如果不能为我最敏锐的分析交出现金，也完全可以来物物交换：新鲜出炉的馅饼、自酿啤酒、针织毛衫、厚实的手工皮鞋，所有这些我都乐意接受。毕竟，生活中不仅只有金钱。
（澎湃新闻记者谢秉强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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