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海天 肖炜/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9年5月
内容简介
1970年—1976年，在中国，“工农兵”和“大学生”被联结在一起，这两个本来没有必然联系的词汇一经结合产生了惊人的“化学反应”，一场前所未见的高等教育模式成为事实，大为推广，许多人还没有来得及体会就被强行贴上了工农兵大学生的标签，他们别无选择 。 “工农兵大学生”的历史虽然只有短短的七年时间，但是它却对当时的经济发展、教育理念及个人命运等方面影响深远。虽然在许多重要岗位上不乏他们的身影，然而，他们始终都被认为是特殊时代的产物，这个阴影甚至深深地烙在了每个“工农兵学员”的心中。
第一部分 引子：数位大学校长：高考招生不改革创新人才难培养
‘大学岁月’
1970年-1976年，在中国，"工农兵"和"大学生"被联结在一起，这两个本来没有必然联系的词汇一经结合产生了惊人的"化学反应"，一场前所未见的高等教育模式成为事实，大为推广，许多人还没有来得及体会就被强行贴上了工农兵大学生的标签，他们别无选择。
"工农兵大学生"的历史虽然只有短短的七年时间，但是它却对当时的经济发展、教育理念及个人命运等方面影响深远。虽然在许多重要岗位上不乏他们的身影，然而，他们始终都被认为是特殊时代的产物，这个阴影甚至深深地烙在了每个"工农兵学员" 的心中。
一位工农兵学员曾写到："时下流行写回忆录。坊间林林总总的网站
里，'大学岁月'一栏往往是很热门的。它意味着友谊，青春，热情，理想和骄傲。大学生活几乎是所有过来人最值得怀恋的一段经历。毕竟，在中国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贫困落后的国度，长期以来大学生都是非常稀罕的'天之骄子'。他们有值得骄傲的资本，当然也不怕向人炫耀。如果把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大学生划分为：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文革"时期和改革开放以后至今的四个阶段，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为什么几乎完全看不见"文革 "时期大学生--'工农兵学员'的回忆文字？"
直到今天，人们对那段历史的评述仍然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历史，永远是一笔财富，不管是令人心酸的还是带来荣耀的，而要得到这笔财富，其前提之一就是正视它。劫难需要记住，生活则需要感恩。对于一个时代来说是这样，对于我们同样如此，也许这就是我们记录的理由。
高招模式被单一化了
数位大学校长：高考招生不改革？创新人才难培养
《中国青年报》2007年7月15日报道：这两天是全国高考重点线以上学校录取的关键时刻，但是参加"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的几位中国大学校长，却不约而同地对中国现行高考制度选拔人才的办法，使用了比较激烈的"批判性"语言。
高招模式被单一化了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说："现在衡量和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就是分数，高考录取，都是按成绩一分一分地顺着从高往低排，差一分都不行！但是，一次考试、一分之差真的就差很多吗？"他摇了摇头，"现在动不动就是公平、公正，整个社会的神经高度紧张，已经脆弱到不太正常的地步了，学校还能有多大的空间来自由挑选人才！"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说：我是做应用科学的。我们设计一个系统，不会把命脉都放在一两个结点上。（因为那样的话）一旦出现问题，整个系统都会崩溃。可现在的高考招生就是这样一个结点，高校招生模式是被人为地单一化了。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在呼吁"要善待高考第一志愿落榜生"的同时，表示"希望改变这一状况"。他说，在世界很多国家，成绩优异的学生是可以同时被多所大学录取的，学生最后要做的事情是做出上哪所大学的决定，这本属于学生的权利。
郭沫若参加高考难上榜
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这次特地带来了他的四川老乡、中国科技大学老校长郭沫若先生早年读中学时的两张成绩单。
一张系嘉定府官立中学堂于宣统元年5月28日所发--郭老时年16岁，读完了中学二年级。成绩单上的成绩是：修身35，算术100，经学96，几何85，国文55，植物78，英语98，生理98，历史87，图画35，地理92，体操85。
另一张成绩单为四川官立高等中学堂所发。郭老当时18岁，读完了该校三年级第一学期的课程。成绩是：试验 80，品行73，作文90，习字69，英文88，英语98，地理75，代数92，几何97，植物80，图画67，体操60。
从两张成绩单上的成绩看，郭沫若当时显然算不上优等生。朱清时笑着说，如果郭沫若在今天上中学，这样的成绩是很难考进大学的，即使考上了，家长和学校也一定要他上理科。像郭老这棵大师苗子肯定会被"善意"地扼杀了。
朱清时认为，目前在我国不利于培养创新人才的最大问题，是高考导向出来的应试教育体制。一分之差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它迫使学生集中全力应付要考试的那几门课程，全面素质教育无法实行。
建议高招结合平时成绩
建议高招结合平时成绩
朱清时提出改革现行高考制度的思路是：由各省、市把高中阶段学期末的各门功课的考试，改成统考，使高中学生平时的学习成绩有更准确的可比性。然后，高校在招生时既依据全国统一高考的成绩，又依据学生平时各科的成绩(包括音、体、美和其他高考没有的学科)决定是否录取。开始试行时，平时成绩所占比重少些，待制度完善后，再逐步增大平时成绩占的比重。
高考改革试"破冰"？复旦、上海交大率先试点
一场在复旦大学悄然举行的"资格测试"让正准备参加高考的上海学子多了一个选择：通过这个资格测试的学生将有机会进入下一轮面试，面试过关，也就意味着跨入了复旦大学的校门。3月初，复旦大学宣布今年的自主招生改革方案，计划面试入学300 名学生，占该校2006年招生总规模的近10％。
不久，上海交通大学也公布了该校2006年"深化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验"招生方案。上海两所高校的招生录取改革，是我国高校多样化选拔人才的全新探索，备受瞩目。
自主选拔只在上海施行提前录取后仍需参加高考
根据两校公布的方案，此次改革只在上海地区施行。按照规定，凡符合高考报名条件的上海考生均有机会参加复旦大学的选拔。面试前，考生将先参加由学校命题的为时三个小时、全部由选择题组成的"申请资格测试"，内容涵盖高中阶段语、数、英、计算机等十个科目的知识。
在进行面试前，学生必须提供相关申请资料，其中包括一张个人基本信息表、一封陈述申请理由的申请信、一份由中学盖章确认的高中三年各科成绩单、两封由任课教师提供的推荐信以及平时表现的各项能力证明材料、获奖证书、特长证明等。根据"申请资格测试"的结果以及考生基本资料，复旦大学将对外公布进入下一轮面试的1200名学生名单。随后，学校将主要依据面试成绩，最终确定 300名录取学生名单。
上海交通大学则自主选拔录取不超过300名应届高中毕业生，申请者的学业水平和面试考核成绩将成为录取的主要依据。和复旦不同的是，报考上海交大不需进行资格测试，而是直接由考生自愿向所在中学提出申请，由所在中学在给定的推荐名额内向交大推荐。同时，考生也可在申报材料经所在学校签署意见后向上海交大进行自荐。之后，上海交大将按学科大类组织专家对所有申请者进行资格审查，确定1200名左右申请者参加面试考核。
据了解，对于那些参加自主选拔录取，但没有被录取的考生，6月高考当然是一次全新的选择机会。那些已经被自主录取的考生，也必须在6月份参加高考。高考成绩虽不影响考生已被录取的事实，但成绩的高低将会影响考生入学后的奖学金和专业的选择。
百余名专家随机组合考查学生面试选拔拒收"条子生"
不同于以往高校自主录取中的保送生、优秀生选拔、5％自主招生等政策，复旦大学和上海交大此次录取改革最大的突破在于"面试结果即能决定录取与否"。此举一出，备受争议。因为在此前实行的保送生、优秀生自主招生中，考生必须达到规定的获奖级别、特殊奖项等要求，加上高考录取中的一些黑幕被揭穿，依靠面试来选拔学生的公正性曾受到多方质疑。
对此，复旦大学副校长蔡达峰表示，为了保证录取过程的公平性，复旦大学将专门成立由150名不同学科领域的教授组成的专家面试团，每名考生面试时，由学校随机抽调五位不同领域的专家，每位专家与面试学生交流15分钟，录取结果最终由专家面试小组商议确定。
而上海交大也表示，学校将组织160名教授、专家随机组成若干面试小组，每个小组由不同学科的五名专家组成。在学校招生监察小组监督下，获得面试资格的学生将根据填报的第一专业志愿所属学科大类被随机分组并确定面试次序。面试专家根据学生的学业水平、能力和素质独立给出综合评价结果，汇总各专家评价结果后，择优确定预录取推荐名单。
"学校的招生过程严格按照'公开'原则，无论是进入面试的考生，还是被最终录取的学生，其名单都将适时在网上公布。"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坚定地说，"此次改革坚决拒收'条子生'，同时学校纪委书记将亲自参与招生各个环节的工作，并将接受社会与媒体监督。"
改变"一考定终身"的现状高考指挥棒将从"应试"转向"素质"
有关人士指出，对于"以面试结果为录取依据"，虽然有质疑声，但对于改变高考这座"独木桥""一考定终身"的现状，其积极意义不容忽视。
"高分人才并不等同于高素质人才，应试教育培养不出全面发展的学生，创新能力更无从谈起。自主选拔录取改革实现了高等教育在人才选拔与人才培养理念上的对接。"秦绍德说，此次改革的意义就在于变高考这个"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为"素质教育的指挥棒"，最终培养创新人才。
"高校自主招生在国外已经非常普遍了，实行笔试和面试结合的方式也很多。每个学校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加试，自行确定录取的标准。"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韩映雄坦率地说，高校之间的办学特色和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根据自己的特色和办学模式，通过自行招生选拔人才、培养人才，十分必要。
高校教育问题专家熊丙奇则认为：高校自主招生并不是滋生腐败的沃土，招生过程的公平性、公正性将成为学校的"招牌"。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党委副书记楼巍也对两校实行的自主招生改革持肯定态度。他认为，对于一个新生事物不能求全求美，要宽容对待。既然两所高校在自主招生录取时有严格的制度加以保障，就应该相信它们。这对于现行高招体制来说，无疑是一大进步。
《人民日报》(2006年3月28日第11版)
第二部分 教育界的革命
学员来自工农兵
1965年7月的一天，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的西赵村，突然传出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在人们的疑惑中，一个消息传来了--村东头李家的孩子李荣欣考上了高中。这则消息对两千多人的西赵村来说，实在不平常。这个位于河南省沙河边上的小村庄，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十几年的时间里，总共才出过两名高中生。
李荣欣（70级工农兵大学生）：我们村子包括我一共只有三个高中生，那段时间，好多人说这孩子肯定有出息，说了一些祝福的话。
高中生，在当时的中国人眼里，绝对属于知识分子一类的人。
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全国在校高中生仅7.1万人。1952年高中生人数才达到14.1万人。据统计，1952年，全国每万人中中学生人数仅为55人。这样低的比例，使大学招生计划都受到限制。政府不得不下达指标，禁止各单位自行到中学招工，扩大助学金发放。同时努力争取95%的高中生能升入大学。但是即使达到了上述要求，还需要从党、政、军中抽调两万名青年知识分子补足应届高中生的升学差额。
丁东（现代历史学者）：应当说中国在50年代，虽然当时都有高考。但是有一度是中国高中生比较少，大学生源不足。一度甚至要牺牲很多调干生来补充大学生源。
由于大学招生人数超过高中生的毕业人数。那个年代，高中生基本都能升入大学，而高中生的素质普遍也比较高。这时的教育界偏向苏联式的精英教育，它强调少数人享受教育，培养出类拔萃的专才。并从高等院校、专业学校入手，按层层选拔的方式为国家挑选有用的人才。高等院校和中小学形成了金字塔的形式。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做法保证了生源的质量，使有限的教育资源得到了最大的开发和利用。
刘少奇是向苏联学习的主要倡导者和组织者。他组织筹建中国人民大学，并参照苏联工业大学的模式，改进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后来，人们把人大和哈工大看成学习苏联教育的样式和模板。
苏联教育家凯洛夫1948年主编的《教育学》，是这一时期中国教育界主要学习的对象，并逐渐形成了"凯洛夫教育理论体系"。1954年，全国高等院校将本科学制由四年延长为五年，取消以美国按系招生、选课制、学分制、淘汰制等教学机制。中国的教育逐渐步入苏联式的精英教育模式。
凯洛夫（1893～1978）
著名教育家，莫斯科大学教授，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院士、院长，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部长。
《教育学》(1948年)，凯洛夫主编，叶希波夫、凯洛夫、里魏斯等人著。中文版本根据1948年莫斯科出版的第二修订版译出，1953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它是当时师范教育丛书之一。该书1950年传入我国，多次出版发行，曾作为我国高等师范教育的教科书或必读参考书。总发行量超过百万册，对我国50-60年代教育的影响颇大。
《教育学》是在总结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30年来教育正反经验的基础上写出来的，也是凯洛夫教育思想的集中反映，曾在前苏联教育事业上起过积极作用。它立足于马列主义唯物史观，主要对赫尔巴特等实在论教育学进行了批判、继承、发展。
与刘少奇不同的是，毛泽东非常反对苏式教育，而且从不掩饰自己对正规化、制度化的苏式教育的不满。1951 年5月1日，他在《人民教育》的创刊词上写到："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毛泽东讲的人民教育，是对工农群众及其子女的教育，是使大多数人接受的一种教育。
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强调教育要面向大众，面向广大工农子弟。在毛泽东影响下，当时延安建立了大量的学校：如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各种学习班、业余学校、工农速成学校等都成为广大工农群众接受教育的场所。
然而，随着建国后教育界全面向苏联学习，这些来自解放区的非正规教育模式逐步失去价值，教育平等的政策也没能得到继承和延续。整个教育界由"大众教育"开始向"精英教育"转变。教育的正规化建设和对教育质量的重视，使在平等与效率的天平上，重心开始倾向于后者。
"大众教育"开始向"精英教育"转变
刘小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导）：建国以后，基本上是参照苏联的模式来办中国的高等教育。它那套模式也是经过多少代人不断总结经验形成的。一方面它是正规化的，这个跟毛泽东他们在延安时期办的"抗大"绝对是两回事。
杨东平（国家教育发展中心研究员）：我个人认为毛泽东比较重要的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关注教育公平。就是希望能够面向工农群众，面向多数人。那么他的教育革命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关注点呢，就是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毛泽东很早就强调学制要缩短。
表1-1：教育投资中高等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比例（%）
年份教育投资教育事业费教育基本建设投资
高教普教高教普教高教普教
1953-195729.8770.1321.0178.9952.3746.73
1958-196329.8470.1627.7372.2744.2155.79
1964-196523.5176.4922.4477.5633.4566.55
注：1953-1963年对高等教育的投资，约占国家教育投资总额的30%，而在大多数国家和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一比例应该不高于20%。杨丹芳《教育发展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教育支出配置》2000.4
1936年6月1日，创办于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改称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1937年1月，红大随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毛泽东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委员，亲自规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学员以从部队中抽调干部为主，并招收从全国各地来延安的爱国知识青年。每期学习期限为4-8个月。
1955年，全国87所工农速成中学全部停止招生。教育部在《关于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的通知》中称："实践证明，对农工干部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不用循序渐进的方法，而用短期速成的方法，使之升入高等学校，从根本上说来，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非常不满意。1957年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讲到："我们高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20%。全国恐怕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应当改变。"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教育方针已经明晰："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
杨东平：1958年，那个时候高校学生当中工农兵、革命干部子弟的比例相当高了。1952年以前用我们现在话说，非劳动人民家庭可能占80%-90%。但到了1958年以后，工农兵这个比例已经占到50%-60%。
1958年5月，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的指引下，"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展开。教育界也掀起了一场"教育革命"的浪潮，希望通过"大跃进"和群众运动的方式加快教育发展，打破常规，普及教育。
在举国赶英超美的"大跃进"声中，政府作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十五年左右普及高等教育。"随即中国高校迅速膨胀。1958年一年，全国新增普通高校两百多所，平均每三天就有两所高校成立。到1960年，全国高校的数量已经由1957年的229所增加到了1960年的1289所。
然而，进入1960年后。国民生产总值因为自然灾害而降低，教育政策也不得不开始调整。1961年教育界开始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高教六十条》。1962年小学在校生7157万人，入学率由1958年的80.3%降至56.1%；高中在校生43 万人，只占同龄人口的2%；高校学生也回落到1955年左右的水平。
1964年，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后，国民经济开始复苏。
这年春节，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召开座谈会。邀请邓小平、彭真、黄炎培、章士钊等党内外16人参加。座谈会上，毛泽东抨击了当前的教育方法和考试制度。他认为："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时间"，"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对的，但是办法不对。课程太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此时，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已经很明确，抵制"精英教育"，强调"平等教育"。
杨东平：经过60年代初那几年的大饥荒，整个国民经济造成重创，毛泽东那些社会变革、教育变革理想等等受到挫折。但是到60年代中期，毛泽东又开始酝酿教育领域的文化革命。在1964年发表的春节讲话中，他做过批示，就是希望教育部门能够缩短学制，课程内容砍掉三分之一。
表1-2：中国普通中学招生统计表招生数(万人)
年限初中高中年限初中高中
1949年34.17.11959年318.365.6
1950年50.110.81960年364.867.8
1951年80.69.11961年221.844.7
1952年124.214.11962年238.341.7
1953年81.816.11963年263.543.4
1954年123.619.51964年286.643.8
1955年128.222.11965年299.845.9
1956年196.937.41966年272.720.7
1957年217.032.31967年198.313.6
1958年378.356.21968年648.563.0
《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刘英杰主编浙江教育出版社
穿皮鞋的梦想
毛泽东发表"春节谈话"的这一年，李荣欣还在河南平顶山的一个小山村读初中。他根本不知道这个谈话对自己意味着什么。李家家境贫寒。家中十口人，全部挤在土地改革后分到的三间小瓦房里。除了在乡镇工作的父亲每月有三十多元的收入外，家里只能靠母亲到生产队去挣点工分。
李荣欣：我母亲是一个农村妇女，工分挣得很少。所以我们家一直是缺粮户，分粮食老是分得很少。
有一次生产队里分南瓜，李荣欣放学后跟着大家一起去领。轮到他领时，他才知道，这次分南瓜是按工分计算的。由于家中缺劳动力，母亲挣的工分又太少。家里十口人才分到半个南瓜。捧着这半个南瓜，年少的李荣欣欲哭无泪，双手抓着生产队里那根围南瓜的绳子，久久都没松开。从那一刻起，李荣欣暗下决心，要好好读书，摆脱这种贫困状况。
李荣欣：我们家十口人分半个南瓜，对我刺激很大。由于家穷，当时除了上学也没有什么办法，所以我在那时候就立志好好学习。
李荣欣的想法得到了父亲的大力支持。父亲还向李荣欣许诺，如果他考上高中，就给他买一辆自行车。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自行车可算得上一件奢侈品。当时两千多人的西赵村，也只有一两户人家有自行车。
1964年，李荣欣没有辜负全家人的期望。在当年的初中升高中中，他如愿地考上了县里的高中。高兴的父亲兑现了承诺，当即给他买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
李荣欣：考高中的时候，我父亲说，只要考上高中我就给你买个自行车，不叫你来回跑。那时候没有公共汽车坐，到县城上学十几里路全靠步行。所以我考上高中以后，我父亲真的掏了二三十块钱，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那时候二三十块钱很值钱。
即使对于县城里的孩子来说，骑自行车上学的也不多见，这让从农村来的李荣欣感到无限骄傲和自豪。每天他就骑着自行车，带着全家人的希望，穿行在崎岖的山路上。
穿皮鞋的梦想
进入县城读书的李荣欣，其实并未摆脱贫困的纠缠。
因为家境贫寒，他每天只能吃自己从家里带过来的红薯面。食堂里有五分钱的菜，也有两分钱和一分钱的，但他连最便宜的一分钱的菜都舍不得买。
学校里既有李荣欣这样从农村来的孩子，也有不少城镇职工的子弟和干部子女。相比之下，别人吃的是"商品粮 "，家境比李荣欣更为富裕，生活上也享受着更多的优待和照顾。这给农村来的学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李荣欣：那些吃"商品粮"的人可以吃小灶。我们这些农村来的孩子就只能吃大灶。大灶伙食很差。所以对自己刺激比较大。
商品粮
1955年11月，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确定"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作为人口统计指标。1963年以后，公安部在人口统计中把是否吃国家计划供应的商品粮作为划分户口性质的标准，吃国家供应粮的城镇居民就划为"非农业人口" ，否则即是"农业人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至此初步形成。在实际待遇上，两种户口有天壤之别。
"非农"，由国家统一供应商品粮，享受副食补贴，其中有公职者享受公费医疗，"农业户"只能吃自产粮，不享受副食补贴，医药费自理；非农业户口可以报考技校，农业户口一般不允许，只可报考中专，录取分数线比非农业户口高10到20分；非农业户口招工面宽，特别是国营企事业单位的招工一般都规定"录用具有城镇户口的居民"，农业户口招工面窄，只有矿山、野外勘探、森林采伐和盐业生产等四个行业的有关工种可以从农村招工；非农业户口男女可以报名服兵役，服役期满由国家安置工作，农业户口适龄男青年可以报名服役，服役期满退伍回家后仍是农民；等等。
但是李荣欣很快为自己的沮丧找到了出口。在一次物理课上，物理老师对同学们说，你们要好好读书，考上大学走出农门。考上大学，就是穿皮鞋与穿草鞋的分界线。不要一辈子穿草鞋，一定要打算穿皮鞋。物理老师的一番话，给了李荣欣很大的启发。在他眼里，大学变得无比的具象。上大学就意味着穿皮鞋，上大学就意味着不用吃红薯面，上大学就意味着改变家里缺衣少食的局面。
大学，像一块强有力的吸铁石，紧紧地吸引着少年的李荣欣。在那以后，他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新的人生目标：考大学。
李荣欣：当时，很想考大学。想的就是，上大学是自己从农村向外走的一个跳板。
1966年夏天，李荣欣进入高中二年级。这意味着他距离自己的大学梦想又近了一步。然而，县城外面的世界，正发生着另一种改变。这一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席卷全国。同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12月15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的草案，把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广到农村，规定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直到明年暑假。这一年，全国大、中、小学基本停课。将近百万的应届考生失去了高考的机会。
杨东平：因为废除高考，让青年学生、红卫兵小将集中精力、全气以赴参加文化大革命，所以那时候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就停顿了。
文化大革命运动很快也蔓延到李荣欣所在的学校。当时他并不知道什么叫"文化革命"，学校里的师生们也不理解什么叫"文化革命"。李荣欣只记得有一次，一位高一的老师将《毛主席语录》里的一些话抄写在学校的黑板上，大家都很激动。
不过，像全国大多数地方一样，红卫兵很快就出现了，红卫兵组织也建立了起来。紧接着，学校停课、工厂停产……红卫兵们到处抄家封门"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旧"）。他们砸学校老师家的东西，砸医院院长家的东西…… 砸各种各样的器皿、牌匾，烧各式各样的图书、字画。
干部的梦想越来越近了。
"破四旧"之后，红卫兵又在学校组织批斗大会。一夜之间，大字报铺天盖地。一些老师被戴上高帽子，挂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之类牌子游街示众。对于昔日的恩师，红卫兵们没有任何的心慈手软。他们常把老师揪到会场上，剃阴阳头、剪小裤腿、坐"喷气式"……极尽侮辱之能事。
狂热的运动，使许多置身事外的学生都参与到了红卫兵的行列。但是随着暴力的升级和运动的扩大，李荣欣和另外一些同学对此有了不同的看法，他们加入了另一个组织与那些人抗衡。
李荣欣：把我们的老师揪过来斗，斗得也很惨，对老师也拳打脚踢。当时我实在看不惯，确实觉得这不对。
1967年，经过"破四旧""大串联"等运动后。红卫兵们相继返校闹革命。这个时候，红卫兵之间因为各自的观点分歧，纷纷成立了不同战斗队。各战斗队之间大打内战，校园内一时混乱至极。
李荣欣所在的学校，红卫兵分成相互对立的保守派和造反派，他加入了保守派。两派经常爆发各种冲突和争斗。时间一长，李荣欣渐渐厌倦了这种生活。趁着一次造反派攻打学校的机会，李荣欣和一名同乡逃离了学校，跑回家中躲藏了起来。
李荣欣：我记得是四五月的时候，麦子长半尺多高，我们跑回家躲了起来。跑回家后村子也在搞运动，村子寻找从学校回来的学生--斗这个学生。我们就到处跑，来回躲藏。不过没多长时间，这个农村文化大革命就基本上停止了。
文化大革命不但让李荣欣失去了继续上学的机会，他那个穿皮鞋的梦想也在这场运动中被砸得稀巴烂。回到家后，李荣欣非常失落，他觉得自己这辈子也许就这么结束了。
过了不久，李荣欣被村里推荐当上了民办教师。他一边从事教学，一边参加其他的劳动。很快就挣下不少工分，帮助家里摆脱了缺粮的困境。但是做民办教师不是李荣欣的初衷，他认为，做一名村小学的民办教师也没什么前途。在学校教了半年书后，李荣欣走上了那个年代大多数农村青年离开土地时选择的一条道路--参军。
李荣欣：自己毕竟是高中毕业--我们村解放以后只有三个高中生，我是其中之一--高中生在村子落到这种程度也不行。所以自己下决心当兵去。我父亲说："可以，你当兵去吧。"
1968年年底，李荣欣和村里近十人参加了那年的冬季征兵活动。在一群应征入伍的青年中，李荣欣很快就脱颖而出。这除了他的贫农身份以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拥有大多数人所不具备的两年高中学习的经历。
李荣欣：我们村有将近十个人报考，其中有三个上过初中、上过高中的，其余人部分是文盲。刚好部队就喜欢（有文化的），体检合格以后，我们三个就一起去了。
第二年初春，在一片喧天的锣鼓声中。17岁的李荣欣佩带着大红花，在家人的声声嘱咐中随军入川，成为成都军区通信总站维护队的一名解放军战士。李荣欣家庭成分好，文化程度高，工作起来又十分积极，很快就受到连队领导的重视。到部队不久，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在这年年底，李荣欣还被评为连队的"五好战士"。
更让李荣欣高兴的是，在部队中，他找到了新的奋斗目标。
1969年，很多部队的提干权利已经下放到团级单位，只要具备初中文化的战士就有可能提干。提干则意味着，由穿两个兜的军装变为穿四个兜的军装。当然这不仅仅是增加两个口袋那么简单。在当时，战士每月的津贴是6元钱，而干部的津贴是53元5角。
李荣欣上过两年高中，又是两年的义务兵，并且得到连队领导赏识。这些前提条件让李荣欣对自己的提干充满了信心。
李荣欣：当时我就想一定要在部队好好干，一定当上干部，一定穿四个兜。向四个兜奋斗！
李荣欣来自农村，本来就是个勤劳的人。有了提干的想法后，他做事更积极了，再苦再累的活也不避让。有一回连队的厕所堵塞了，屎尿遍地流、臭气熏天。大家远远地都绕着走，更别说去干疏通厕所这事。看到这种情况，他主动向连队要求，自己去疏通堵塞的厕所。
李荣欣：我弄个雨衣一披，就在厕所里头。又是撮粪便，又是凿粪池子。
经过大半天的努力，厕所终于疏通了。李荣欣不怕脏、不怕累的精神也得到连队领导的表扬。1970年，李荣欣再次获得"五好战士"的荣誉。连续两年被评为"五好战士"，这不但意味着自己受到领导的赏识，更意味着离提干、当一名穿四个兜的干部的梦想越来越近了。
在来过成都的很多人的记忆中，成都是没有城墙的。但在我的记忆中，成都是有城墙的。而且我曾踩着它登高望远，一饱眼福。
那是1969年春天，我入伍进川，被分配到成都军区某通信总站。这个通信总站在成都的一隅。有一天下午，我们训练结束，班长说，接下来咱们到菜地浇粪。大家问，菜地在什么地方？他说，在城墙上。这里还有城墙？这一下子让我们这些没有见过城墙的"新兵蛋蛋"们高兴起来。大家飞快地找来粪桶，装上粪水，挑着抬着，争先恐后地往菜地跑。我们穿过连队伙房的后门，果然"推开门扉一重天"，一堵高高的城墙突兀地耸立在了我们面前。我们顺着前人造化出的台阶，拾阶而上。登上没房顶高的城墙后，果见宽宽的城墙上，有着一方一方的蔬菜地，种下的莴苣、香菜、豇豆、辣椒、花菜嫩绿喜人。班长说，你们是初来乍到，先不忙干活，放下粪桶，顺着城墙看看吧！成都这段城墙，虽已没人经管，却不显破败。"天府之国"及时的雨水和适宜的温度，使这段被遗弃的土构城墙，树木葱茏，花卉繁盛，像个大花园，很迷人。我们几个战友，在这段城墙上登高望远，不远处河中哗哗的水声，仿佛远去的金戈铁马声，给人遐想，让人流连，年青的心灵受到陶冶，真有说不尽的惬意。
我上高中时，我的一位老师曾来过成都，他对我们说，在北方，蓖麻一岁一枯荣长不大，可在温润宜人的成都，城墙上的蓖麻是终年不落叶的，长得碗口粗，摘蓖麻籽，往往得用梯子。在成都我按着他的话在城墙上找，就真的找到了用梯子才能爬上去的蓖麻树！同时还遇见了色彩斑斓的木芙蓉。这些在北方的老家是没有的。最让人留恋的是，长在城墙脚下郁郁葱葱蓬蓬勃勃的何首乌，和散布在密密麻麻盘枝错节的构树丛中不停地吱啦吱啦鸣叫着的蟪蛄。挖何首乌和捉蟪蛄是件很让人高兴的事，往往让我废寝忘食乐不可支。最引人入胜的是远处若隐若现隐在竹林中的人家。那天我们正张望城外这些人家。恰这时，从竹林深处跑出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她一边跑一边喊着，"给我的孩子，给我的孩子"！我问班长，她那么小就有孩子？班长操着生硬的普通话说，"哪是孩子，是鞋子，我们四川人把鞋子说成孩子"。这地域间语言的差异也真让人发笑。那时没有电视，书报也很少，我们每天吃过晚饭，只要不打球，就到城墙上"冲壳子"，这里成了我们的一方乐园。
成都的城墙，给我了一段快活的日子，我怀念它。
--李荣欣《记忆中的成都城墙》
天上掉下个大学名额
1970年8月，李荣欣陪同通讯总站站长到重庆出差。
这是李荣欣参军的第二年。这名在部队表现优秀，任何活动中都少不了他的士兵，已经成为一个领导眼里值得培养的好苗子。李荣欣自己也感觉到提干的目标已是指日可待。
几天后，李荣欣他们从重庆返回成都驻地。刚回驻地不久，连队的杨指导员就跑来找李荣欣，他以为又是连队要办什么活动，或者要搞什么训练。谁知杨指导员将一张表格塞到李荣欣手里，让他填一下，说部队准备推荐他到北京大学去学习外语。
无论如何，李荣欣都没想到，杨指导员找他居然是这个事情，居然是上大学--上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学。李荣欣一时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
李荣欣：当时心里很激动。为什么很激动？因为即使不搞"文革"，我考大学也考不到北大，最多只能上三流大学，所以当时很高兴。
兴奋之余，李荣欣向指导员打听去北大学什么语种。杨指导员说，听军区干部处的人说是学印地语。但是两人都不知道印地语到底是哪国的语言。最后指导员琢磨出印地语大概是美国的语言，他说，美国不是有印第安人吗，那可能是他们的语言。
李荣欣：实际上他也不懂，他说你们学了印地语，可能将来到美国帮助印第安人闹革命。当时我对文化大革命很崇拜，还能出国闹革命！他这一说。我就更高兴了。直到入了学，才知道印地语就是印度语，与美国的印第安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此时，在成都军区7656部队，李荣欣的老乡郭进才也接到推荐上北大的通知。与李荣欣一样，听到这个消息后郭进才也十分兴奋。这种推荐，除了代表部队对自己的信任和认可。其本身的名额也是非常有限的，在几百上千人的队伍里，幸运者只有一两名。
郭进才（李荣欣的战友、同乡）：当时不只是战士们羡慕我，包括团里干部好像也都羡慕我。北京大学上学！那是很令人羡慕的。
但是这些被推荐的人不知道去北大学习什么；不知道什么叫"工农兵大学"；更不知道为什么要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他们只知道，在当时来说他们属于十分幸运的一群人。
此时的大学，已经四年没有招生了。
事实上从1967年10月，毛泽东决定复课后，全国各大高校就基本上没有上过什么文化课。外出串联的学生们返校不久，又按照"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的四面向，被陆续分配到各个基层。随着师生们的离开，昔日人流不断的各大高校顿时人去楼空，显得十分冷清。不少部队和机关以"借用""战备需要"等名义进驻到了高校。毛泽东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并不满意。按照他的想法，中国是需要来一场"教育革命"，但"教育革命"并不代表停办大学，而是应该按照新的思路、新的想法办大学。这个新的思路、新的想法是什么呢？毛泽东自己也在摸索，同时也希望下面的干部群众多进行试点，总结出一些经验来。
1967年10月14日，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这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此前一年有余，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所有学校的招生和课程运行均陷于停顿状态，处在所谓"停课闹革命"时期。这个通知发布后，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陆续回到课堂，新生也开始入学。但恢复高考制度的通知，则是在差两天整整十年之后的1977年10月12日，由国务院发布的。
--刘柳东《红底金字》
这时，上海机床厂的培训经验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上海机床厂是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是当时国内最大的精密磨床、精密量仪专业制造厂。1968年，为了培养工程技术人员，上海机床厂举办了一次培训。为此，上海市还写了一份调查报告，专门总结这次培训经验。毛泽东看到这份报告后，感觉十分合自己的心意。
1968年7月22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人民日报》刊载了《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毛泽东亲自写了一段编者按。他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后来人们把毛泽东这段话称为"七二一指示"。
同年9月，为了贯彻"七二一指示"。上海机床厂创办"七二一工人大学"，学制为两年，学生毕业后仍回厂工作。"七二一工人大学"开设毛泽东思想、劳动、军体等课程，并且根据机床厂的需要专门设立磨床专业。这一年，经车间推荐、厂革委会批准，"七二一工人大学"共招收52名工人入学。
此后，"七二一工人大学"的教学模式逐步向上海市以及全国的工厂企业推广。学制有全日制、半工半读、业余等形式。1974年年底，上海市有"七二一大学"176所，至1976年，上海"七二一大学"已经达到2111所，在校学生12.4万人。平均每校学生59人。
杨东平：所谓"七二一大学"，用我们现在的话讲有点像职业教育，就是在工厂培养。通过短期教育培养一些面向实际的、能够解决问题的工人技术员。当年"七二一大学"的规模是非常大，是正规学校教育另外一个途径。
"七二一"指示的发表，构成了毛泽东培养大学生的两个相互结合的方针：一个方针是，高校毕业生到工厂、农村、部队去参加劳动和军训，当普通劳动者或士兵，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一个方针是，从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种通过相互结合的两个方针来培养工人、农民、解放军大学生，或者把大学生改造成为工人、农民、解放军知识分子的思路，就是毛泽东设想的"教育革命"的方向。
毛泽东当时考虑，按此"教育革命"方向发展，不但要解决学生问题，还要解决教师问题。因为不管是什么学生，总是需要老师来教的。毛泽东对如何解决教师问题的考虑，促使毛泽东重新考虑过去两年的知识分子政策。他认识到，原来那种支持学生造反，打倒学校教师的做法是不行的。那样做，大学就办不成，也就谈不上搞"教育革命"了。基于这种新认识，毛泽东确立了这样一个方针：对高校的教师（也包括科技界的知识分子）既要进行再教育，又要使用。这种使用，就是使他们与工农相结合。他们与工农相结合了，也就汇入"教育革命"的洪流之中了。
--涤生《"文革"中的停课、复课与招生》
1968年9月，《人民日报》刊发了《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毛泽东在文章中指出："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道，以资鼓励。"
9月14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的文章《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并引述了毛泽东的一段批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相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
这意味着高校老师又可以讲课了，知识分子虽然还在改造之中，但立足点已经是"使用"，学校无教师的问题实际已经解决。
杨东平："文革"以前有"两个估计"，就是讲知识分子政策。认为"文革"以前培养的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不能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服务的，就这个评价当时是完全错误的。
时间很快进入到1970年，"文革"初期的混乱场面已渐渐平息。而关于恢复大学招生的议论，也成为当时社会日益关注的焦点。5月27日，北大、清华两所大学提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具体意见（修改稿）》。在集中了各大学意见的基础上，政府也形成了恢复办大学的思路。这个思路就是：恢复开办的大专院校，学制要缩短，要从工农兵中选拔、推荐学生。
一个月后，中共中央批转了《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已经具备了招生条件，计划于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后来人们把这些从工农兵中选拔的学生称为"工农兵大学生"。
这种推荐制度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次大尝试。那些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还有在单位表现特别突出的人，一经当地"革命委员会"推荐，政治审查合格后，即可成为"工农兵大学生"。
杨东平：考试制度很容易把工农子弟挡在学校门外，因为工农子弟的学习环境、学习条件、家长的文化程度更低，所以用表面上公正的考试成绩来衡量学生的时候，事实上就使得家庭地位比较优越的城市学生占据了更多的受教育机会。
丁东：推荐首先看你的政治面貌和政治表现。所谓政治面貌呢？有时候不是说看你本人怎么样，而是要看你家庭怎么样，看你的这个出身是不是纯洁。
表1-3：《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具体意见（修改稿）》附一：北大、清华招生各系名额分类表
北大招生各系名额分类表清华招生各系名额分类表
系别人数系别人数
中文250冶金360
哲学240工程物理200
历史220工程化学130
政治经济160数学力学110
国际政治130水力110
物理150土建220
化学190无线电240
地球物理100自动控制130
生物320电机220
无线电70机械150
数学力学170动力机械230
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按照专业的不同，分为二年制或三年制，另办一年左右的短训班。学生们学习的内容包括"以毛泽东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
当李荣欣和郭进才们接到大学入学通知书时，他们也许并不知道，作为"文革"开始后，北大和清华的首次招生，很多地区的录取名额还不到当地适龄青年的千分之一。
1970年8月25日，李荣欣和其他60多名推荐上来的解放军学员在成都集合。集合完毕后，在没有任何欢送仪式的情况下，部队领导带领学员从成都前往北京。四天后，学员们抵达北大。空寂多日的北大校园已经成了沸腾的海洋，到处都是欢乐的人群和"欢迎工农兵学员"的横幅与标语。
学员们在北大领到了印有"北京大学"字样的校徽和盖有"北京大学"钢印的学生证件。"北京大学"四个字是很流行的毛泽东的草书体。校徽、学生证与以往的一样，只是签发单位改成了"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
郭进才：北大挂起牌子、横幅、标语："欢迎工农兵新学员"。李荣欣：其实我们到学校的时候，还是按部队那些编制，按部队生活，按部队津贴，还是部队那一套，无非就是上那上学就是。
在工农兵学员中，现役军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除了众多军事院校以接受现役军人为主要对象外，他们还大批进入地方高等院校。据统计，1970-1972年，军队共选调了9300余名基层干部和战士进入地方高等学校学习。在校期间的生活费或津贴由军队供给，毕业后仍归军队系统分配。
--刘小萌《工农兵学员》
这一年，一共有41870名年轻人走进了大学。他们每人都怀有与李荣欣类似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虽然大家得到通知书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毫无疑问，这样一份"大学入学通知书"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份从天而降的惊喜。
在感慨过去的岁月时，或许有一些学员还怀有一丝丝的惆怅。但在他们身上，更多的却是身为时代骄子的兴奋与自豪。在知识荒芜、教育空白的年代里，他们得到了难得的学习机会。相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无疑是非常幸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