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现在中国是因为女性的堕落，导致了整个国家的堕落”的一番言论引发了轩然大波。现在其虽然已经公开道歉，但是相关争论仍未停息，笔者在这里也想简单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
在探讨这个话题时，首先要弄清楚一个概念，也就是到底什么是“堕落”。所谓“堕落”，指代女性时最常见的意思，其实无非就是充当了卖淫的妓女而已。正如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当中所指出的：
【娜拉走后怎样?——别人可是也发表过意见的。一个英国人曾作一篇戏剧，说一个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没有路走，终于堕落，进了妓院了。还有一个中国人，——我称他什么呢?上海的文学家罢，——说他所见的《娜拉》是和现译本不同，娜拉终于回来了。这样的本子可惜没有第二人看见，除非是易卜生自己寄给他的。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如果要是再推而广之一点，堕落似乎还应该包括买卖婚姻一类变相的卖淫形式，正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当中所描绘的图景：
【初夜权从封建领主手中转到了资产阶级工厂主的手中。卖淫增加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法律承认的卖淫的形式，是卖淫的官方的外衣，并且还以大量的通奸作为补充。总之，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
如果要是以此为基础，探讨当下的中国女性是否堕落，我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有相当大的部分女性是以金钱等物质条件作为择偶标准。一些人之所以赞成俞敏洪，大体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吧。
二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女性是堕落的，与女性导致整个国家和社会方方面面的堕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女性以金钱作为择偶的首要标准，卖淫和通奸在社会出现，难道是从来就有的吗?如果真的自然如此，那么又哪里谈得上“堕落”呢?如果要是说女性导致了国家的堕落，那么又是谁导致了女性的堕落呢?
就拿卖淫来说吧，如果要是说没有人愿意去嫖娼，那么又有谁会愿意卖淫呢?因此，与其说是妓女导致了嫖客的堕落，还不如说是嫖客导致了妓女的堕落。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是，社会上的嫖客往往是比妓女要更多的，往往十个甚至更多的嫖客才能够供养一个妓女。因此，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当中就一针见血的指出，在卖淫这种社会关系当中，男性要比女性更加堕落：
【自古就有的杂婚制现在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影响下愈是变化，愈是适应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愈是变为露骨的卖淫，它在道德上的腐蚀作用也就愈大。而且它在道德上对男子的腐蚀，比对妇女的腐蚀要厉害得多。卖淫只是使妇女中间不幸成为受害者的人堕落，而且即令她们也远没有堕落到普通所想像的那种程度。与此相反，它败坏着全体男子的品格。】
而且，要探讨女性为何一切向钱看，卖淫和通奸为何广泛流行，一个最直观的原因恐怕就是教育与社会舆论的引导。比如说，以俞敏洪先生创办的新东方为代表的产业化、市场化、资本化、西方化的教育机构，并不是为了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也不是为了充当人类心灵的工程师，而是为了赚钱。在这样一种“老师一切向钱看的”思想观念的支配之下，培养出来的学生自然也是一切向钱看的。因此说得难听一点，这些教育机构和过去的培养女性如何卖身的教坊，也没有多少区别了。
所以，现实社会当中女性的堕落并不等于俞敏洪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世上所有的人都可以指责妓女堕落，唯有一种人不可以，那就是老鸨。
三
不过，如果把女性的卖淫仅仅归因于老鸨的教育和嫖客的勾引，那么无疑还是极为肤浅的。作为个体的女性，其堕落或许可以归因于教育和舆论的引导，而如果要作为整体的女性，其堕落则只能归因于社会本身。当然，男性也是如此。
在《反杜林论》当中，恩格斯对资本主义产生后女性和男性普遍堕落作了非常精辟的分析。也就是社会的贫富分化越来越尖锐，所以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不稳定，甚至连住房都买不起。在这种残酷的生存压力之下，劳动者的普遍堕落，也就是无可避免的了：
【社会越来越迅速地分化为大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无产者，现在处于他们二者之间的，已经不是以前的稳定的中间等级，而是不稳定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群众，他们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是人口中最流动的部分。新的生产方式还处在上升时期的最初阶段;它还是正常的、在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生产方式。但是就在那时，它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社会弊病：无家可归的人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的血缘关系、宗法从属关系、家庭关系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全新的环境中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有钱人的道德就更加高尚一些。剥削阶级之所以能够成为剥削阶级，其立足的根本就在于财产。因此，如果说劳动者当中卖淫、通奸和买卖婚姻等等现象，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堕落”，那么在剥削阶级的婚姻当中，这一切本身就是天经地义的常态。也就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当中所指出的：
【婚姻都是由双方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的，因此总是权衡利害的婚姻。这种权衡利害的婚姻，在两种场合都往往变为最粗鄙的卖淫——有时是双方的，而以妻子为最通常。妻子和普通的娼妓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是像雇佣女工计件出卖劳动那样出租自己的肉体，而是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
因此准确的说法是，女性乃至整个社会之所以堕落，实质上无非是剥削阶级，特别是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在取得了统治地位之后，把自身的婚姻观、道德观强加给了整个社会。所谓婚姻家庭问题，本质上仍然是一个阶级问题。
四
相反，现在所流行的田园女权要害恰恰是不承认这一点。其和俞敏洪一样，回避了阶级，特别是资本势力，这样一个最本质的原因。所以，田园女权表面上是和俞敏洪势不两立的冰火两极，内在的实质逻辑关系却是完全一致的。两者都只不过是资本势力的辩护士而已。
顺便说一句，与田园女权相类似的，还有众多在资本势力控制下，鼓吹普世价值与多元文化的“身份政治家”。早在170年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便在《共产党宣言》当中详细的列举了相关人等，并且指出了其实质：
【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这一部分人包括：经济学家、博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劳动阶级状况改善派、慈善事业组织者、动物保护协会会员、戒酒协会发起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小改良家。这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甚至被制成一些完整的体系。……这种社会主义所理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绝对不是只有通过革命的途径才能实现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废除，而是一些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的行政上的改良，因而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至多只能减少资产阶级的统治费用和简化它的财政管理。】
而在这一切资本势力的辩护士当中，田园女权又是最恶心的一种。因为他们不仅仅把女性的堕落归因于男性，更普遍的情况是根本不承认现实社会当中女性的堕落，把卖淫和买卖婚姻合理化，甚至作为“女权”的体现而怡然自得。这就连改良也说不上，纯粹是在诱导女性进一步堕落了。
如果说女性搞田园女权，或许还有一点自我辩护的无奈，那么某些男性也热衷于搞田园女权，则是更加令人恶心。不知怎的，眼前突然闪过了《反杜林论》结尾中一段：
【难道杜林先生完全不知道一种在目前不算很特别的收入——女人的倒贴?杜林先生自己曾经是见习官，而且住在柏林，在那里，还是我在的那个时候，即三十六年前，别说尉官，就是见习官〔Referendarius〕也常常是和受倒贴者〔Schürzenstipendarius〕押韵的!】
笔者不明白，那些男子是不是想和当年的女子学校老师杜林一样，从事某种特殊的职业呢?不把堕落当堕落，本身就是最大的堕落。
五
通过上面的分析，如何解决现实社会当中某些女性的堕落乃至国家的堕落，实现婚姻家庭关系和种种社会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答案也就非常清晰了。那就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所论述的：
【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
《共产党宣言》当中的表述则更加言简意赅：
【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卖淫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其实，不言而喻，随着现在的生产关系的消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卖淫，也就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