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课程与教材进行了多次改革。关于这些改革流行的论述有颇多不实之处，故本文对于相关的一些问题阐释个人的观点。其主要章节的内容由笔者前些时陆续发至察网的文章整理而成，希望能够让朋友们看一下新中国课程与教材发展的全貌。)
目录
引言：是谁把习近平推崇的王愿坚赶出了语文课本?
一、建国初期的课本是照搬苏联吗?——1949到1956年课程与教材的演变
二、大跃进时期的课程改革是一场灾难吗?——1958年教育革命与1963年大纲的形成
三、文革时期课程与教材的变化
四、邓小平为何说“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从1978年大纲到八十年代的课程改革
五、与历史虚无主义斗争中重建课程——九十年代的课程与教材发展
六、“全盘西化”给中小学带来的影响——新世纪的课程与教材改革
七、“姓马”不“信马”?——浅析“部编本”政治和历史教科书
八、真的“重视革命传统”吗?——浅析“部编本”语文教科书
九、资本即将控制下一代?——当前的核心素养与综合素质评价改革
引言：是谁把习近平推崇的王愿坚赶出了语文课本?
笔者无意间看到一篇文章《习近平自述文学情缘》。文中提到习近平非常喜欢王愿坚的作品，因为王愿坚的故事对自己很有帮助：
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县去工作前夕，一些熟人来为我送行，其中就有八一厂的作家、编剧王愿坚。他对我很有帮助，为什么呢?他给我讲了很多长征的故事，讲了很多老将军的故事，第一批授衔的老将军，他大部分都采访过。他当时给我讲的一个故事，让我非常有感触。王愿坚说，有一次，我去采访一位吃过草根树皮、经历过九死一生的老领导。正说着话，警卫员进来对老领导说，首长，参汤拿来了。老领导喝了一口，说凉了。小警卫员把参汤接过去，顺手就泼在了外面。王愿坚说，看到这一幕，心里很不是滋味，突然想到我们现在条件好了，“补”的东西多了，按中医的说法，人不能只补不泻，现在是该“泻一泻”了。他的意思是说，不能忘了初心啊，不能忘了打天下时的艰苦岁月，现在条件好了，要警惕脱离群众。我听了这个故事，也很有感触。联系到我们现在的反腐倡廉，为什么要这么做?王愿坚当时就说，近平同志，我没有别的说的，就是希望你真正能够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深入到他们的生活和心灵中去，那可能对你从政很有帮助。
王愿坚有两篇小说最为著名，一篇是《七根火柴》，另一篇是《普通劳动者》。《七根火柴》讲的是红军长征的故事。这篇小说描述了长征途中，暴雨倾泻在大草原上。一个生命垂危的红军战士把党证和夹在党证里的七根焦干的火柴交给战友，请他转交给党组织。言毕，安然地闭上了眼睛。那位战友追上队伍，为战士们点燃了篝火，然后将余下的六根火柴和党证交给了指导员。作品细节描写感人，表现了革命战士的高尚品格。《普通劳动者》则讲的是参加过长征的一位老红军虽然在建国后身居高位，但是仍然不忘初心，像一个普通劳动者一样要求自己。这篇小说塑造了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将军在十三陵水库工地上忘我劳动的“普通劳动者”的形象，文题抓住“普通劳动者”作为林将军思想性格中的本质特点，表现老将军普通而崇高的思想品质，写出了社会主义时代的美和深广的思想内涵。
这两篇小说在60到80年代长期被初中语文教材选用，但是从九十年代开始的教育改革逐渐的在语文课本中淡化了王愿坚的作品：1993年版的初中语文教材开始不再讲《普通劳动者》这篇课文，但是《七根火柴》仍然是讲读的重点课文。2001版的初中语文教材中，《七根火柴》变成了选讲的课。最终在2007版的初中语文教材中，《七根火柴》也被删去了，2013版的初中语文教材中延续了2007版的做法。这样，一个被称为“影响了一代人的重要作家”王愿坚就从初中语文课本中消失了。(这里说的是人教版的情况，其他版本大同小异。)
那么，王愿坚的作品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初中课本里要删掉王愿坚的作品?是谁把习近平推崇的王愿坚赶出了语文课本?无非是文学界有一些人有“红色恐惧症”，对那些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红色文学作品都不愿意选入课本罢了。
有朋友可能会说，你这么说太政治化了，意识形态色彩太浓了。但是，正如旅法女作家边芹所说的，所谓拒绝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拥抱另一种意识形态而已，就像去政治化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一样。不信，我们可以把60到80年代的语文课本与新世纪以来的语文课本做一个简单的对比，看看哪一个时期更讲政治：
在60到80年代，语文课本里除了从延安到新中国的红色文学之外，比重更大的是以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诗经楚辞到唐宋八大家的古典文学也比较全面，也有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马克·吐温为代表的国外著名文学作家的作品。即使是在最讲政治的文革时期，也并没有做到红色文学一统天下，另外的几种文学在多数语文课本中也占了半数以上的篇幅。
然而，在当代的语文课本中，不仅没有红色文学的空间，甚至在国外的一些文学作品也受到了相关因素的影响。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很多人都想起了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这篇在60到90年代长期被选用的老课文。可是，这篇课文和《七根火柴》一样，也是在2007年的课程改革中被删除了。因此很多更年轻的，比如说九五后一代中，听到网上谈及《竞选州长》都感觉到十分茫然，不知道早在一个半世纪前马克·吐温这位著名作家就已经对今天的美国总统大选作出了惊人相似的刻画。
取代《竞选州长》的课文是什么呢?是美国总统里根的一篇演说《真正的英雄》。《真正的英雄》讲的是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以后，美国总统里根表示美国的英雄精神不会磨灭。在这个演说中，里根还把航天事业与美国对印第安人进行种族灭绝的西进运动相提并论，认为两者都是应该完全肯定的。为什么要这篇演说来取代马克·吐温的小说呢?难道是因为里根的文学成就要比马克·吐温高吗?恐怕连里根自己也不敢这么说吧!无非是两者所代表的意识形态色彩不同罢了。
与60到80年代的语文课本呈现多元性不同的是，新世纪的语文课本存在着明显的两个政治禁忌，一是“红色恐惧症”，从延安到新中国前三十年几乎所有的红色文学，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和王愿坚的作品都被删去;二是“西跪族症”，那些批评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包括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这种美国本土作家对西方社会政治进行抨击的作品也几乎都被删去了。
今年9月份，部编语文新教材开始使用。这套语文新教材较原来用的教材略有改进，主要是增加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比重。但是，新世纪形成的这两个政治禁忌并未打破，无论是宣传长征精神的王愿坚还是批判美国政治的马克·吐温都没有回归教材。
习近平喜欢的王愿坚何时能回归语文课本?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一、建国初期的课本是照搬苏联吗?——1949到1956年课程与教材的演变
现在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建国初期的课程与教材是照搬苏联的。尤其是在1956年大纲中，这种照搬苏联的做法达到了高潮。很多人还在这种说法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对此进行猛烈抨击，说照搬苏联的做法脱离了中国国情，造成不良的影响。然而真的是这么回事吗?我们恐怕不能简单地人云亦云，而应该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首先我们应该明白一个具体的事实。就是中国近代的教育并不是自发内生的，很大程度上是从外国引进的。就国民党时期的课程和教材来看，主要是照搬美国的做法。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确实对苏联的学习比较多，但是并不是对苏联进行照搬的，在学习苏联的同时也存在着追求本土化的倾向。这两种倾向在不同科目中同一历史时期具体倾向也不同。而且这种做法效果也并不是简单的应该否定。不同科目学习苏联的效果是不同的。
我们下来看看理科的情况，理科的情况比较简单。的的确确是基本上依靠苏联的经验进行课程和教材设置的。但是其具体的影响在不同科目中是不同的：
就物理，化学和生物这几门理科课程来看，学习苏联的效果基本上是积极的。以物理为例，在建国之前，初中和高中各只开一年物理课，课时也不多。在五十年代几经调整以后，到1956年模仿苏联的经验，初中开两年，高中开三年，课时增加了一倍以上。另外，在建国以前的时候，物理课程模仿美国的模式，体系混乱不堪。到了1956年的时候，则是仿照苏联模式，初中实行的是力学，声学，热学，电学，光学五个部分模式，高中部分实行的是力学，热学，电学，光学，原子物理学这五个部分的模式。这种按照学科逻辑进行教学的方式，也是有利于提高学生物理水平的。而且建国以前照搬美国的经验，实行的是同心圆放大模式。也就是说，初中讲过的内容，高中要再讲一遍，只不过再补充一点东西。在五十年代的改革中参照苏联的经验实行了螺旋式上升模式，初中讲过的高中就不讲或者略讲。这种做法也是有利于提高教学效率的。化学和生物的情况和物理基本相同，只不过化学和生物在课程设计上，则是参照了苏联的直线式授课模式，初中和高中的内容几乎不重复，较之物理对建国以前的改进则更多了。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理科课程学习苏联的效果都是好的，理科中最重要的一门课程数学，学习苏联的效果就是不好的。主要原因是苏联的中小学实行的是十年制，因此数学的内容不可能讲的太多，比如说，像苏联的数学的几何部分就不讲平面解析几何，讲完立体几何就完了。而中国的中小学多实行十二年制，因此在建国以前，对数学所讲的内容要比苏联多一些。但是在1952年中央教育部以苏联十年制学校数学教学大纲为蓝本，制订并公布了我国的小学和中学的数学教学大纲(草案)，1954、1956年又做了两次个别内容的修改。这一大纲要求小学算术主要学习整数部分，分数、小数、百分数只要求学一些初步知识;初中学完算术，代数学到一次方程组，平面几何只学到圆的性质;高中学完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平面三角，代数学到方程论的一部分内容，以后的不学，取消了解析几何。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这一大纲参照苏联课本编出了全套的中小学数学课本。由于在制订大纲和编写教材时把苏联十年的教学内容硬搬到我国十二年的中小学里学习，从而降低了我国中小学数学教学的水平，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这种做法在当时就引起了一些批评，后来在六十年代初的时候批评则更加激烈，称之为教条主义学习苏联的典型之一。
文科的情况比理科的课程更加复杂。大体说来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历史和政治，这两门课在1953到1955年的时候学习苏联达到了高潮，在1956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实行去苏联化。另一种情况是语文和地理，这两门课程在1956年的时候才达到学习苏联的高潮。具体来说，学习苏联的影响在不同课程中也是不同。
在这里我们首先应该补充一个常识。文科课程大体上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去政治化模式，即不单独设置政治课，只设置很少的法律课，在语文教学中，选的都是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高尔基为代表的著名文学家的作品。另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突出政治模式，设立大量课时的公民课大讲所谓普世价值，实际上就是政治课，在语文课本中大量选用诸如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罗斯福等政治家的作品。虽然说这是一个常识，但是今天的很多人根本就已经不理解了，提到苏联课程就骂“政治化”，提到美国的课程就说“没有政治色彩”。这只不过是美国宣传机器所造成的产物，而非历史的真实。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说学习苏联，但是实际上，文科课程方面还是采取的美国模式。只不过是把国民党的党义课和公民课改为政治课，具体的内容不同了。但是在1955年的时候，由于学习苏联，一度取消了政治课，只是在高三设一个课时的法律课。但是这种做法的效果很不好，因此在1956年的时候恢复了政治课，但是政治课只是从初一开到高二，高三的时候仍然是一个课时的法律课。此后一直到九十年代，也是这一时期的政治课时是最少的。应该说政治课虽然在1956年大纲中开始实行去苏联化了，但是这种做法还不是很彻底。
历史课的情况则也和政治课类似，一度出现了学习苏联导致水土不服的现象。在苏联实行的历史课程是直线式的，即初中三年只讲古代史，高中三年只讲近现代史，而且都是先讲外国史再讲本国史。新中国在刚建国时用了国民党时期的做法，初中和高中都是一年级讲中国古代史，二年级讲中国近现代史，三年级讲世界史。到1953年时，开始学习苏联的模式，提出初中只讲古代史，高中只讲近现代史，先讲世界历史再讲中国史。但是这一方案引起了教师的普遍不满，所以刚刚颁布就接到了很多批评意见，到正式实施时虽然还是初中只讲古代史，高中只讲近现代史，但是改为了先讲中国历史后讲世界历史的模式。不过这一方案仍然引发了广泛的批评，主要是因为苏联教育要比中国普及的多，中国大部分初中生是不能升入高中的，如果要是初中不讲近现代史的话不太合适。所以在1956年大纲中也采取了和政治课相似的去苏联化的做法，即初一讲中国古代史，初二讲中国近现代史，初三讲世界历史(古代部分占2/3，近现代部分略讲)，高一讲世界近现代史，高二讲中国古代史，高三讲中国近现代史。同时注意初高中的区分，像初一年级的中国古代史中就把文言文材料都翻译成了白话文，高二阶段的中国古代史中就有一些文言文材料。这种做法既避免了刚建国的时候的简单重复，也避免了照搬苏联带来的教学体系不完整，总的来看是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的一个自主课程设置。
地理课的情况和历史课相反。刚建国的时候，中学的地理课是沿用了国民党时期先讲中国地理再讲世界地理，初中高中各讲一轮的做法。1954年的时候，中学地理参照苏联中学地理课的经验，改为初一讲普通自然地理，初二讲中国地理，初三讲世界地理(初二初三均以自然地理为主)，高一讲中国经济地理，高二讲世界经济地理。但是在1954年的中学地理课中有一个突出的中国特色。这就是在高二年级的世界经济地理中，并不是按照苏联模式依照各个大洲的自然地理顺序去讲经济地理，而是分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三个部分去讲。不过，由于苏联专家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说这种做法过于政治化。于是在1956年大纲中把这种中国特色的做法改变了，变成也依照苏联的模式按各大洲的自然地理顺序去讲经济地理。耐人寻味的是，今天猛烈抨击苏联，说学习苏联造成中国课程灾难的那些专家们反而对这种去政治化的做法加以肯定。但是我个人认为，经济地理还是1954年的那个方案比较好。因为经济地理和自然地理不同，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的国家其经济差异要比不同大洲国家的经济差异更为明显。那些教育史专家们否定1954年地理大纲肯定1956年地理大纲的说法，其实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构建。
最后重点说一下语文课，应该说1956年大纲中的语文课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特色的，实现了汉语课和文学课的分科授课。初中既有汉语课也有文学课，汉语课是按照语音，词汇，语法的顺序讲，文学课程主要选用一些文学作品。高中只有文学课，高一和高二上学期讲中国古典文学，高二下学期讲中国现当代文学，高三上学期讲外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高三下学期讲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由于这个课只实行了两年，因此高三的外国文学课本并没有编出来。)现在普遍的说法是，这种汉语文学分科授课的做法是符合语文教学发展方向的，只不过由于照搬苏联模式脱离了中国实际而失败。然而，如果要是我们认真考察一下相关的情况的话，就会发现并非如此。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汉语和西方语言本身就不同，西方语言属于拼音文字，因此词汇和语法是一门比较独立的东西。而汉语不是拼音文字，如果离开了相关的文学作品和应用文的话，单纯讲词汇语法是很不容易理解的。因此，这种汉语文学分科授课的做法本身就未必代表中学语文课改革的方向，特别是汉语的词汇、语法独立设课的做法更是如此。
另一方面来说，汉语与文学课改革的夭折也主要并不是由于所谓照搬苏联模式，特别是文学课更不是如此。当时，对于中学文学课最大的批评就是选的古代文学作品过多，超出了学生的接受能力，也脱离了实际，而这种做法恰恰不是照搬苏联得来的。当时，有人对比了苏联和中国高中文学的课程，发现两国的文学课程差异很大。苏联的文学课程高一是讲从古代到十九世纪前期的俄罗斯文学，以及同一时期的外国文学;高二时讲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以及同一时期的外国文学;高三是讲苏联文学以及苏联少数民族文学。中国较之苏联的高中文学课程，有三个突出的特色，一个是古代文学作品过多，苏联十九世纪前的古代文学作品只占了不到10%，中国却占了一半以上;第二是外国文学作品过多，苏联的课本中外国文学作品也只占了不到10%，中国占了1/3;第三是中国没有少数民族作品。因此，很多语文老师提出，应该参照苏联的课程经验，把高中语文课程改为高一讲古代中国文学的作品和外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高二讲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的现代文学和苏联社会主义文学，高三讲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和《阿诗玛》等少数民族文学，从而实现厚今薄古，详中略外。假如要是1956年高中文学大纲是按照这个真正模仿苏联模式的大纲设置的话，效果恐怕会好得多，也就不一定会夭折了。
总之，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的课程与教材，既有一些模仿苏联的地方，也有一些抛弃了苏联经验追求本土化的做法。这一时期的课程与教材有成绩有问题，成绩是主要的。有的问题的确是照搬苏联带来，有的问题并不是照搬苏联带来。不同的科目中，课程与教材的发展也具有很大的差异，我们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前很多流行的做法其实也是出于批判苏联批判社会主义这一政治正确而进行的意识形态构建，而非历史的真实。
二、大跃进时期的课程改革是一场灾难吗?——1958年教育革命与1963年大纲的形成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对于1958年开始的教育革命中的课程与教材改革持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这种课程与教材的改革给中国的教育带来了一场灾难。同时又把1963年的教育大纲和1958年教育革命完全对立起来，认为1963年的教育大纲是在否定了1958年开始的教育革命基础上是确立起来的，因此应该基本肯定。其实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也不应该人云亦云，简单的给予断言，而应该根据不同的课程的情况加以具体分析。
首先，我们要区分编写出版的教材和实际教学中应用的教材。1958年开始的这场教育革命中的确造成了一些教材的混乱。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当时把教材编写权下放到了地方。原来在1956年大纲实施的时候，是规定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统一编写教材的。而在1958年开始把教材编写权下放给地方以后，很多地方编写了很多水平很低的教材，导致了教材的混乱。这一点的确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但是同时还有一个往往被许多人忽略了的历史事实。就是很多教育史的专家和中国当代史专家拿这些水平很差的教材猛烈抨击当时这场教育革命的同时，却忽视了这些教材虽然编写出来了，却基本上没有采用。例如，那些各省编出来的物理课垃圾教材就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学校使用过。在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绝大多数学校采用的仍然是按照1956年大纲那一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订的统编教材的基础上进行精简改编的教材。而这些被精减下去的内容大多数是当时学生的程度所难以理解的偏难的内容。在实践中，大多数学校所使用的教材还是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的，甚至是在某种程度上要比1956年大纲更加符合当时学生的实际。
其次，不同科目中课程与教材的改革情况是不同的。的确有一些课程与教材在实践中也做了较大的改动，但是，这些课程与教材的改动不应该被简单的否定。当时，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这四门科目的课程与教材在实践中做了较大的改动，不同科目的情况也是不同的。具体来说，历史和地理课程改动总的影响的确是负面的。以历史课程来说，高中的历史课程，被去掉古代、近代史，只开现代史，教学水平大幅度的削弱，地理课程的情况和历史课程相似，高中的经济地理课的课时大幅度缩减，甚至在部分学校一度停开。不过在当时能够上到高中的学生是极少数，初中的历史和地理课受到的冲击要小得多，变化不是很大。可是不管怎么说，这一时期的历史和地理课的确是被削弱了。但是，语文课和数学课在当时则是另一种情况。
语文课在1958年的时候，废除了汉语、文学分科课本，课本做了全面的改动。现在很多人对此进行抨击，认为1956年的课本要比后来的课本好的多。应该说1956年的课本，特别是高中文学课本，编的的确是不错的，几乎所有古典文学名家都有详细的介绍，而且注重选取同一古典文学名家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像陶渊明，除了选了《饮酒》这种闲适自然风格的诗，也选取了《咏荆轲》这种慷慨激昂风格的诗。再比如说杜甫，既选了《兵车行》为代表的前期优秀作品，也选了《羌村三首》为代表的后期优秀作品。今天可能很多中文专业的人也未必知道陶渊明还有慷慨激昂的一面。但是问题是这种以古典文学作品为主要部分的文学课本超出了当时学生的接受能力，大多数学生学不懂，也不愿意学。所以被改掉也是正常的。新教材虽然在文学知识方面大大削弱了，但是在实践教学中效果要比旧课本好一些。
数学课程改革的成绩则更为明显。我在之前说过，数学是在1956年大纲中问题最为严重的一个理科课程，甚至某种程度上说是唯一一门教学水平倒退了的理科课程。由于在制订大纲和编写教材时把苏联十年的教学内容硬搬到我国十二年的中小学里学习，从而就降低了我国中小学数学教学的水平，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人民教育出版社从1958年起，根据教育部的初中算术逐步下放到小学的指示，对小学算术课本做了修改，到1961年暑假，算术已基本上下放到了小学。随着算术的下放，高中数学内容的一部分也已逐步下放到了初中，到1962年暑假，高中平面几何和代数中的一元二次方程已下放到了初中。只高中代数中少学的内容和解析几何还没有加上。应该说这一改革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在实践中效果也比较好。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一时期的数学教学改革没有问题，主要问题是为照顾学生接受能力删去了一些偏难的基本知识。
最后，1958年开始的教育革命与1963年的大纲并不是对立的关系。应该指出的一个事实是，1963年大纲并不是在1956年大纲基础上制定的，恰恰是吸收了1958年开始教育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形成的。两者的连续性大于断裂性。我们这里仍然以数学课程为例，1963年的大纲是在肯定了1958年开始的课程下放基础上进一步下放，加上了解析几何和代数中的一些内容。同时有关部门在1963年大纲制定时也指出：1960年教改开始以后，去掉了小学算术、初中代数、平面几何中的一些重复烦琐的内容，这是必要的，但同时也删去了一些基本知识，如算术中的运算定律、最大公约数的求法，有些基本技能的训练，如算术和代数中的计算、算术中的解应用题、几何中的推理论证有所削弱，因此，这些教材虽已下放，但质量还未达到应有的要求。一方面，1958年开始的教育革命中删去的大多数内容不应该被恢复，另一方面，应该把这些必要的基本知识增加上去。显然，没有1958年开始的教育革命，和对其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也就不会有1963年数学教育大纲。
对于1963年大纲，现在教育史的专家们是基本上肯定的，但是也有两方面的批评意见。一是说这个大纲出现了重理轻文的取向，二是说这个大纲出现了文科课程过度政治化的特点，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历史课程中讲了的农民战争多达十二次，农民战争的比重太高了。对于这两方面的批评，我们也应该结合实际的课程情况进行分析。
一方面，1963年的大纲课程设置的新倾向并不能简单地说成是重理轻文。对比一下1956年大纲和1963年大纲课程设置，我们就可以发现，有三门课程的课时大幅度减少，历史课从每周十八节减少到每周九节，地理课从每周十一节减少到每周六节，生物课从每周十一节减少到每周七节。语文，政治，物理，化学这四门课程的课时略有增加，外语课的课时则大幅度增加，从1956年大纲中的每周二十一节节增加到每周三十六节。我个人也是不赞成这种课程设置变化的，但是，把这种课程设置的变化概括成重理轻文显然是不合适的。准确的说是外语课的大幅度增加挤占了历史地理生物等副科的课程时间。只不过现在学习外语是学术界的政治正确，对于外语课程课时的大幅度增加只能肯定，所以人们才把这种课程上不好的变化说成重理轻文吧。
另一方面，对于所谓1963年大纲中文科课程突出政治倾向，同样不能一概而论。就政治课而言，1963年大纲提出中学阶段政治课每周两课时，初一学共产主义道德，初二学社会发展简史，初三学中国革命与建设常识，高一学政治常识，高二学政治经济学常识，高三学辩证唯物主义常识。应该说无论是从课时上还是从内容的授课顺序上看，都是比较合适的。就受到诟病最多的中学历史课所谓过分突出农民战争来看，1963年大纲中的确比1956年大纲古代史部分的农民战争略有增加，但是总的比例仍然是不高的。其中战国秦汉部分农民战争讲的是课时最多的，陈胜吴广起义、绿林赤眉起义和黄巾起义各占了一课时，然而这一部分的总共授课时间是21课时，农民战争只不过占了1/7的篇幅。其他历史时期农民战争所占的比重则更少。在整个中国古代史部分中，农民战争所讲的课时数大约占1/10强。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是以此为依据抨击这个大纲只讲帝王将相，农民战争占的比重太低了。改革开放以后，又说这个大纲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农民战争所占的比重太高了。个人认为，农民战争占古代史1/10强的比例还是比较合适的，无论是过分拔高还是刻意回避都不合适。
另外还有一些做法虽然有些政治化，但是也是正确的。比如说，在1956年和之前的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中，均是把少数民族称之为“外族”，把少数民族同汉族的战争称之为“侵略”。但是在中苏关系恶化以后，北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了不稳定的迹象，1962年新疆地区发生了比较大规模的叛逃事件。在这种情况下1963年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中规定，所有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一律不得称之为侵略。这种做法当然是有一些政治色彩，但是就当时来看分寸拿捏的还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在教材中仍然浓墨重彩的写了金国和元朝少数民族统治者对汉族人民的民族压迫政策以及岳飞文天祥的事迹。同时课本也没有回避汉族政权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像讲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就既写了西晋对少数民族的压迫，也写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汉族的压迫。还有，课本中也并没有回避大多数少数民族比汉族经济文化水平落后这一事实，有不少的篇幅是写民族融合和少数民族汉化情况的。现在的中学历史课本中却在这一方面做得有些过分，凡是涉及到民族压迫的内容，不管是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压迫还是少数民族对汉族的压迫几乎全部被删去。更有甚者，现在的教材中为了照顾某些人的情绪，连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和少数民族的汉化都不容许提，凡是涉及到民族融合的时候，只能说是民族交融。我们应该有中华民族这个政治观念，但是也不能为照顾某些人的情绪刻意的去回避历史事实。
但是，在1963年大纲中确实也有一些突出政治而冲淡了学科主题的做法。比如说在1963年的语文大纲中就选了好几篇瞿秋白的文章。实际上，这种做法早在1956年大纲中就开始了。1956年大纲中初中二年级讲的是中国文学史概况，其中有四个列专题单独介绍的“中国大文学家”，即屈原，杜甫，鲁迅和瞿秋白。应该说，前三人是实至名归，而瞿秋白显然是由于其革命烈士的身份而拔高了其文学成就。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说瞿秋白是叛徒，把语文课本中所有的瞿秋白作品都删除了。其实不管瞿秋白是不是叛徒，都不应该在语文课本里选他那么多作品。我读过一些瞿秋白的作品，感觉写的实在是不怎么样，不像读方志敏烈士《清贫》、《可爱的中国》这些作品的时候感到很受震撼。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为瞿秋白平反了，但是也没有把语文课本中那些瞿秋白的作品再恢复，更没有说瞿秋白是可以比肩鲁迅的大文学家。这种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总之，我们不能就教科书谈教科书，在研究课程与教材发展历程中必须要结合当时的教学实际情况。最好的教科书第一要义应该是适应当时的教学实际。还有，政治是客观存在的，文科课程中如果刻意回避也是不合适的。以这个标准来看，今天大多数学者对五八年教育革命和六三年大纲的大部分批评其实没有多少道理。
三、文革时期课程与教材的变化
提起文革时期课程与教材的变化，现在的人基本是全盘否定的。比如说研究物理化学教育史的专家，就说是取消了物理课、化学课改为工业基础课。研究历史教育史的专家就说是取消了历史课，改为儒法斗争史、中共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史。其实很多专家也并没有调查过文革时期课程与教学的真正情况，基本上是用知网和读秀，“剪刀加浆糊”的做法，一篇篇论文、一部部著作就出来了。
应该说，文革时期的课程与教材的确出现了比较大的混乱。这一点和1958年的教育革命还是不同的。之前说过，在1958年教育革命中把教材的编写权下放给了地方，结果编出了很多质量很差的教材。但是在1958年课程与教材的改革中，绝大多数地方编的质量很差的教材并没有在实践中应用。而文革时期又搞了一次教材编写权下放，这次教材编写权下放导致地方编写的教材在教学实践中普遍应用。总的来看，地方编写的教材比统编教材的确差一些，因为地方没有中央那么多资源。另一方面，文革时期把课程的设置权也进行了下放，各省的课程设置都不一样，也给教学带来很大的干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文革时期的课程与教材的确存在很多问题。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文革时期课程与教材的情况并不是像某些教育史专家所说的那么夸张。文革时期的课程发展是不平衡的。由于课程设计和教材编写权下放到了各省，因此各省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像取消物理课、化学课改为工业基础课，取消历史课改为中共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史等等之类的做法的确存在过。不过，在大多数省区并没有那么做。有的省区虽然提出了这种方案，但是还没有在教学实践中应用就被废除了。有的省区的确做了这些现在看起来很激进的改革，但是由于反对者太多，所以实行一两年又改回去了。我们不能以偏概全，用个别省区个别年份的情况来代表全中国文革十年整体的情况，应该把文革十年的中国视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一些课程与教材的情况。
就文革时期的整体情况来看，一个突出的改革就是学制缩短。中小学从十二年改成了十年制，有些地区还改成了九年制。在这种情况下，再按照1963年教学大纲进行授课显然是不可能了。因此，文革时期的课程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进一步压缩历史，地理，生物等副科的课时。大多数省区历史课从1963年大纲的九个课时缩减为二至四个课时，地理课的课时则从六个课时缩减到了两个课时，生物课课时则从七个课时缩减到两个课时或者取消。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这些重点科目的课时也略有减少，删去了一部分内容，但是较之副科的情况要好得多。不过不管怎么说，课时和内容的减少不可能不影响到课程的质量。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文革时期这些课程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和当时的教育实际相适应的。因为文革时期有一个突出的教育方针就是教育向农村地区，贫困落后地区倾斜。导致农村地区和西部内陆地区的中学数量急剧膨胀。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所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指出，1965年，中国的中学全部学生人数是1400万人，1977—1978学年的人数是6800万人。而农村地区和西部内陆地区的学生基础普遍是比较差的。我并不是说农村地区学生脑子就笨，而是说他们的教育资源还是相对短缺，因此如果要是按照1963年大纲这种以城市和比较发达地区的学生的状况进行授课的话，大多数学生可能实际掌握的知识反而会更少。反倒是文革时期这种抓主科抓重点内容的模式，学生可能会在实际中掌握的知识相对多一些。我们应该把这一时期的课程改革作为新中国普及基础教育的一个历史阶段来看，而不应该简单地全盘否定。
此外，腾讯网今年借文革五十周年之际刊发了一篇文章，说文革时期的文科课程与教材是一种宏大叙事，所以应该否定。其实这恐怕是编者的水平太低了，只是听说过宏大叙事这个词儿，不知道为什么出现了反对宏大叙事的风潮。其实西方国家后现代主义的流行，反对宏大叙事的风潮源自于1968年的革命风暴，而1968年的革命风暴恰恰是1966年中国文革的西方版。当时的西方人认为，所谓普世价值是一种宏大叙事，应该被否定，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发展史观同样如此，应该注重文化话语的作用，采用一种激进的书写方式。文革时期的文科教材虽然没有公开地支持后现代主义，但是实际上某些激进的做法，诸如用儒法斗争史来取代阶级斗争史的尝试恰恰是对宏大叙事的解构。这种做法的效果的确是不好的，但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并不是宏大叙事恰恰是反对宏大叙事的激进思潮。
另一方面，整体课程上，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废除了外语中心的模式。在1956年大纲中，外语的地位已经比较重要，初中每周三课时，高中每周四课时，其课时数仅次于语文数学居第三位。在1963年大纲中，外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平均每周竟多达六课时，接近语文数学的水平，正式形成了语文，数学，外语三大主科的模式。而在文革时期，中学外语的周课时比1956年大纲还略少，把语文，数学，外语三大主科的模式改为了语文，数学，科学(理化)三大主科的模式，工农兵大学入学考试也只考语文，数学，科学(理化)这三大主科，这种做法仅仅是在文革时期才存在的一大特色。虽然现在对于这种做法基本上持全盘否定态度，宣称这种做法削弱了外语教学，但是我个人认为，这种做法是合理的。因为发达国家绝大多数实行的也是语文，数学，科学三大主科模式，不像中国那么重视外语。而且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是，西方国家之间的语言比较接近，学习外语付出的精力很少，而中国的语言与欧洲的语言之间差异极大，学习外语的成本非常高。外语虽然不是没有用，但是我们很难说外语对理科生要比物理化学还要有用，对文科生比历史地理还要有用。之所以中国长期实行语文，数学，外语三大主科模式而不是语文，数学，科学三大主科模式，恐怕还是出于对西方的崇拜，而不是教学实际的要求。
就具体课程而言，文革时期课程与教材比较重视和生产生活实践相结合。比如说文革时期的中学物理课里边儿就有一些维修机器的内容相关的实践活动。现在学生动手能力差，学习脱离实际生产生活受到很多人的诟病，甚至一些理工科大学专业毕业的毕业生也不怎么会维修机器，而文革时期在这方面做得是比较好的。当然，当时有一点矫枉过正，对实践能力的强调确实冲击了科学理论知识的系统学习。个人认为，中学生还是应该以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为主，对于动手实践的能力不应该忽视，但也不应该冲击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而应该是排在科学文化知识之后。因此现在有个别人通过推崇文革时期的注重实践的教育来反对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教育也是不合适的。
总之，文革时期的课程与教材的确存在严重的问题。《历史决议》虽然全面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但是也认为文革时期和文革本身不一样，文革时期中国仍然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现在一些专家全面否定文革时期的教育，一方面把文革时期的课程与教材说的一无是处，另一方面大力推崇国民党和北洋军阀时期的课程与教材，乃至把文革时期的教育说得比90%的人口是文盲的国民党和北洋军阀时期还要糟糕。这显然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是打着反对文革的旗号来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
四、邓小平为何说“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从1978年大纲到八十年代的课程改革
1978年，中国出台了文革以后的第一个大纲。此后在八十年代又在这个大纲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次的调整。现在很多人的说法是，这个大纲仍然保留了一些“左”的错误，同时也继承了重理轻文的倾向。在八十年代，这些错误逐渐得到了克服，但是学习苏联模式和过度政治化的消极后果仍然存在。事实真的如此吗?如果要是我们愿意认真分析一下的话，就会发现这些说法同样是不准确的。
1978年的大纲的确延续了文革时期重视主科轻视副科的课程体系。总体来看历史，地理和生物课时是除了文革时期以外最少的，其中历史6.5课时，初中一年级两个课时讲中国古代史，初中二年级两个课时，讲中国近现代史，高中一年级上学期两个课时讲世界古代史，下学期三个课时讲世界近现代史。地理课与之类似，只有四个课时，初一初二的中国地理和世界地理各两个课时。生物课的课时也不多，初高中加起来只有4.5课时。物理课和化学课的课时则比较多，物理课初二初三各三课时，高一高二各五课时，共十六课时。化学课的课时也有十课时。这个课程设置的确和文革时期有点相似，可以说是文革的遗留后果。
但是，1978年大纲更大的问题并不是这种整体课时的设置，而是数理化的难度过大。以化学为例，在初中阶段就要讲到碱金属和卤素，高中阶段的理论知识增加的更多。数学和物理和化学的情况也基本相似。尽管1978年的时候仍然延续的是文革时期的中小学十年制，中学五年制做法，但是，其数理化的难度竟然比1963年的十二年制中小学还要大不少。我个人是比较赞成重视科学知识的难度与深度的，但是，科学知识的难度与深度也必须要与学生的实际水平相适应。而1978年大纲显然明显的违背了这个原则，数理化的难度与深度大大超出了学生的接受能力，导致大多数学生学不懂，学不会。而这一点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文革的遗留问题，因为文革时期对于数理化是降低了难度的。
那么导致1978年大纲中数理化难度过大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因为当时在否定文革之后，社会各界充斥着现代化的迷思。现代化变成了新的政治正确。而很多人又把现代化当成西方化，很大程度上把西方的东西，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看成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而在当时，很多人又认为现代化就应该教育先行，教育先行就必须得注重数理化知识，没有看到教育内容必须与社会发展和学生基础相适应。因此，教育界就大量的引进六七十年代在西方世界流行的布鲁纳的教学观，认为数理化应该加强难度。其结果则是欲速而不达，难度超出了学生的接受能力，导致学生实际学到的东西反而更少，教育质量并没有得到提高。
如果要是考虑到当时的教育发展整体情况，那么1978年大纲这种过分增加教学难度的情况后果就更为严重。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所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指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时，中学的招生人数急剧减少，能上中学的人大幅度下降，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更为严重：“新政策于1978—1979学年开始实行，仅1980年一年里，就造成2万多所中学关闭，到1982年，整个中学招生名额减少了2000多万人。据1981年10月12日《光明日报》报道，高中减少得最多，1981—1982学年的招生人数与1978年相比，大约减少2/3。”“因为农村地区的辍学率上升，不能上初中的青年人数比例日益增加。初中一年级的入学人数从1979年的1770万人减少到1981年的1410万人。总的中学入学人数从1979年的4610万人减到1982年的3880万人。”也就是说，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时，一方面能够接受中学教育的人数量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那些成功接受中学教育的幸运儿由于课程难度过大，实际学业的质量也是不高的。
1978年大纲过分突出数理化难度的苦果，整整用了八十年代十年的时间才基本上消化下去：早在1980年就开始了数理化的课程微调，削减了部分过难的知识;1983年，规定数理化课程分成甲种本和乙种本，甲种本称作较高要求，沿用1980年大纲的内容，乙种本称为基本要求，难度进一步下降。(在这一时期还实行了中学恢复六年制的改革，把原来五年的知识分到六年来讲。)在1986年又进行了一次中学课程改革，取消了甲种本。1988年的时候，则开始实行义务教育大纲，把初中部分的数理化的难度又下调了一些。经过这一系列调整，到了八十年代末，数理化课程的难度总算是和学生的水平基本适应了。
就文科的课程而言，从1980年大纲开始出现了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教材在批判文革时往往混淆了文革时期与文革本身，导致教学质量下降。相对好一点儿的语文课本从八十年代初就开始大量选用文革受难者的文章。例如，八十年代的语文课本里就选了《松树的风格》、《太阳的光辉》、《崇高的理想》等多篇陶铸的文章。显然，选取这么多陶铸的文章并不是因为陶铸有多高的文学成就，就好像文革前推崇瞿秋白的作品是因为瞿秋白的革命烈士身份一样，八十年代推崇陶铸的作品也是因为他作为文革受害者的身份。虽然说这种空洞说教性的文章没有什么政治错误，但实际的教学效果是非常差的，给人一种“高级黑”的感觉。九十年代中期起语文课本不再选陶铸的作品了，我完全赞成。
附带说一下，有一些人现在说陶铸写的文章比较空洞，是因为这些文章写于六十年前期，是六十年代的政治形势造成的。但是，我是不赞成这种提法的。比如说同样是在六十年前期写的一些作品，像毛泽东主席写的诗词《卜算子·咏梅》，文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等仍然具有现实的穿透力。同样，六十年代的其他几个著名散文家写的一些名篇，像杨朔(其也是文革受害者)的《荔枝蜜》、刘白羽的《长江三日》等，也不是这种空洞无味的说教。这一时期出版的小说《红岩》等，也一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所以我们不能把文学作品中的一些问题简单地归咎于时代，这些问题也和作者的文风是分不开的。就好像前面提到的，同样是革命烈士，方志敏写的很多作品就能够打动人的心灵，而瞿秋白写的作品质量就明显不行。新世纪的课程改革中把《荔枝蜜》等也删去了，这我是不赞成的。我们既不应该因为一个人是革命烈士或者文革受害者就刻意拔高其成就，也不应该因为时代的变化而刻意贬低其成就。
八十年代的政治课本同样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不断的出台新政策，一个东西昨天还是“错误的”，今天就成“正确的”了。因此中学的政治教科书，特别是高中的政治经济学变化非常频繁，而且常常跟不上形势，这导致当时的学生思想非常混乱。另一方面，八十年代的政治课程整体设置也是存在问题的。当时规定，高一的时候讲辩证唯物主义常识，高二的时候讲政治经济学常识，高三的时候讲政治常识。虽然说这种做法也有它的依据，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这一逻辑顺序进行授课，但实际上由于哲学知识的难度比较大，高一一入学就讲哲学导致很多学生厌学，从而导致政治课的教学水平严重下降。
历史课的错误倾向最为明显。1980年时历史课在1978年大纲的基础上做了调整，初一每周三课时讲中国古代史，初二每周两课时讲中国近现代史，只讲到新中国成立，高一每周三课时讲世界史，只讲到二战结束。这种课程设置导致学生不了解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沉迷于伤痕文学所带来的控诉热潮当中。1986年历史课程进行改革，在课时不变的基础上内容做了调整。初中的中国史减少一个学期，即初二下学期设置世界史，导致重视外国史轻视本国史的取向。具体课程的内容更不得了，中国近现代史加上了新中国部分，但是，新中国的历史多讲错误，特别是文革时期的历史只讲错误，不讲成绩，公然违背了历史决议中把文革和文革时期分开的做法。世界史也增加了当代史的部分，但是只讲到1979年苏联霸权达到顶峰，而不讲八十年代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回潮。这一课程改革既是八十年代日益严重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产物，又进一步推动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最终这种推崇资本主义贬斥社会主义，推崇西方贬斥东方的做法在1988年形成了一部纪录片《河殇》。到1989年，国际国内形势一发生变化，中国马上也就出现了动乱。
当然，1978年开始的这十年课程与教材改革也并不是没有成就，其最大的成就体现在教材编写体制方面。在1978年大纲中，又把文革时期的课程设计权和教材的编写权收归中央，从而避免了文革时期把课程设计与教材的编写通通下放给地方所带来的混乱情况。这些人教社的统编本教材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整体来看还没有特别出格的。另外，在1988年义务教育大纲出台以后，又开始实行“一纲多本”的体制，允许地方编写教材。不过在这个时期直到九十年代末，人教社编写的教材仍然在实际教学中占绝对主导地位，有点类似于1958年教育改革那次教材编写权下放，地方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教材编写权，但在实际应用中不多。遗憾的是，现在的教育史专家偏偏对1978年开始的这一项最大的成就进行猛烈批评，认为这种统编教材的做法不符合国际潮流。其实国际潮流就一定是对的吗?任何一个下放编教材编写权的国家和地区都不免诸多的低级错误，像美国有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竟宣称“美国对中国投放原子弹，从而赢得了朝鲜战争的胜利”。
不过从总体上来看，这十年的教育改革是不成功的。邓小平在1989年时曾经回顾过改革开放十年来的情况，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断：“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我们通过回顾从1978年大纲到八十年代的课程改革的情况可以发现，邓小平同志的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五、与历史虚无主义斗争中重建课程——九十年代的课程与教材发展
1989年以后，针对过去十年教育的失误，中央领导开始大规模的反思。当时有很多文件和讲话是关于抓教育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91年3月9日江泽民致李铁映何东昌的信。这封信虽然过去了25年，但是今天看起来仍然具有现实针对性。故节录如下：
近两年来我在教育界座谈会上两次讲过，要对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孩子)、中学生直到大学生，由浅入深、坚持不懈地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的教育。进行这个教育，至少要明确以下几点内容：
一、由于封建统治者的腐败，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多年中，中国人民曾备受列强欺凌。可列举若干主要史实加以说明。
二、这期间，许多仁人志士和广大群众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抵御外侮，立志捍卫中华。
三、"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诞生，领导中国各族人民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终于建立了新中国。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解放后，又经历了几次反侵略战争，证明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
四、中国人民从来就反对侵略，主持正义，不畏强暴，维护和平。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历史性选择。我们一贯主张处理国家关系必须遵循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特别是互不干涉内政，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以上是教育的大致内容，目的是要提高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防止崇洋媚外思想的抬头。当然，也不能重新制造"左"的气氛。
在这种对于十年教育失误的反思的大背景下，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对于中学课程进行了突击性的改革，首当其冲的就是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历史课。1990年的时候规定高中增加一个学期每周两课时的中国近现代史。由于高中增加了中国史内容，原有的世界史课程由一年每周三课时改为三个学期每周两课时完成，教材也作了相应的调整。1992年，根据国家教委制订的《中小学历史学科思想政治教育纲要(试用)》，高中中国近现代史课程增加到一学年，每周两课时。也是在1992年，初中的历史课程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以下为1992年初中历史教学大纲说明的摘录：
1991年江泽民同志关于加强中国近现代史教育和国情教育的指示发表后，从中央到地方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教育十分重视，要求增加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内容。
与现行大纲不同，这次新大纲还增加了“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帝国主义国家敌视新中国的活动”两个内容。废除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特权，主要是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经济侵略势力。增加“帝国主义国家敌视新中国的活动”，主要是揭露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他们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所进行的企图颠覆扼杀新中国的种种罪恶活动。如派遣间谍进行破坏活动，美国派遣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我国领土台湾;在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后，把战火烧到中国边境，美国的飞机侵犯我国领空、轰炸我国东北城市和乡村等等。
与现行大纲的“十年内乱”不同。“十年内乱”主要写“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被粉碎”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覆灭”，主要写十年中“文化大革命”这一面。新大纲“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除了写十年文化大革命外，还增加了“国民经济在曲折中发展”，写十年中“文化大革命”对国家经济建设的破坏，使国民经济曾一度发生困难。后来，周恩来、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努力纠正“左”倾错误，使国民经济又得到发展。“文化大革命”对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失，按国民经济常年发展水平计算，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国家造成损失约5000 亿元。但是在这十年中，由于大批老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一方面，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另一方面我国的经济建设、科学技术、外交工作都是有所发展的。新大纲在这方面作了实事求是地反映。
关于资本主义对殖民地的掠夺，殖民地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内容，义教大纲比现行大纲增加的较多。义教大纲专门增加了揭露殖民主义罪恶的知识点，即近代部分的“二、欧洲殖民扩张和殖民主义罪恶”其中有：“1.后起的殖民国家2.英国——世界最大的殖民国家 3.血腥的殖民掠夺 4.灭绝种族 和贩卖黑人奴隶”。这些知识点的增加，体现了国家教委于 1991 年9 月制订和颁布的《中小学加强中国近代现代史及国情教育的总体纲要(初稿)》的精神。根据义教大纲，世界史教学要教育学生知道，西欧国家的殖民主义给殖民地人民造成空前严重的灾难：美洲的印第安人遭到种族灭绝的命运;非洲的黑人被贩卖到美洲当奴隶，几百年的黑奴贸易，使非洲约丧失上亿的精壮劳动力。殖民主义的掠夺和剥削造成亚、非、拉美经济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内容，义教大纲也有所增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在世界史的教学中，理应把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曲折前进，作为重要内容介绍给学生。义教大纲新增了“第一国际”这一知识点，还增加了“第二国际”的系列知识，具体增加了下列内容：“①第二国际的建立②修正主义的泛滥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③列宁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建立④列宁主义的诞生”义教大纲把上述各点列为教学内容，目的是使青少年受到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的初步教育，有利于他们在当代识别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性质。
可以看出，这一阶段历史课的课程改革直接针对八十年代流行的历史虚无主义，效果是比较好的。另一方面，仅就当时的历史教科书设计而言，质量也有了很大提高。1992年秋季被全国绝大多数地区采用的新版初中历史教科书增加了经济史、文化史以及社会生活的内容，同时删去较深难、不适合初中生的传统内容。教科书十分注重能力培养和思想教育，开篇增加了“为什么要学习历史”和“怎样学习历史”的内容。另外，这套课本课文分大小字，小字量大，供学生阅读;新增加了独立的文献资料和图注;图画、地图、图表的数量空前加大，起到以图代文的作用;教科书的弹性较大，对小字、文献资料、图画等，不做统一要求，便于因材施教;首次改为16开本，版面、封面活泼;等等。
不过，在当时思想政治课的课程改革却出现了一些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初中的思想政治课是初一讲公民道德，初二讲社会发展简史，初三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常识。但是由于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强调要突出历史教育，所以在初中的思想政治课中就进一步加大了社会发展简史的比重，实行初二初三打通教学，初二年级的社会发展简史只讲完资本主义部分，初三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和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史融合起来教学。这种课程设置导致了政治课和历史课大量重复，教学效果很差。因此在1997年的时候，初中政治课改为初一讲心理健康常识，初二讲法律常识，初三讲社会发展常识与中国国情，删去了原来初二初三年级中具体的历史材料。在这之前高中的政治课也做了重要的调整，由原来的高一讲哲学高二讲政治经济学改为高一讲政治经济学，高二讲难度比较大一些的哲学。这也是符合学生的学习规律的。经过这种调整以后，思想政治课的质量大幅度提高了。
1996年的时候开始，教育部又出台了和义务教育的初中课程衔接的高中新课程，高中课程实行了文理分科基础上的不同授课：高一讲三课时的中国近现代史常识和三个课时的地理常识。高二以后，理科生不再学习地理课(几年后高二理科生也取消了历史课)，文科生在高二年级起开始使用新编的比较简单的物理课和化学课课本。现在对文理分科的批评很多，但是我个人认为文理分科还是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如果要是文理不分科，那么所有科目的课程都考的话学生的负担就太重了，如果只考语文、数学、外语，文科招生不考社会科学知识，理科招生不考自然科学知识的话，显然也不合适。因此，九十年代中期的这个按照学校实际文理分科教学情况编订的课程设置，是比较符合教学的一般规律的。另外，现在对于当时高中历史课程实行高一讲中国近现代史，高二讲世界近现代史，高三文科生讲中国古代史的课程设置也有一些批评，认为削弱了古代史教学。但是我个人认为，高中阶段的古代史教学涉及到的古典文献较多，难度较大，因此放在高三作为文科生的选修课也是比较合适的。
但是，九十年代中期形成的这个课程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一时期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是已经开始淡化学科知识的逻辑。从五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除了文革时期的部分省区之外，中国的课程都是按照学科知识的逻辑进行设置的。九十年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是，1978年大纲中初中世界地理要讲八十多个国家，八十年代减到四十多个，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又减到二十多个，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竟减少到了十几个。另一个例子是从1996年开始，高中数学不再按几何和代数分科授课，而是合并授课。前面讲到的历史课内容虽然比较好，但同样存在淡化学科知识逻辑的现象。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初中阶段的历史教科书体例也作了较大的改革，以课为单元，不分章节。这种淡化学科知识逻辑的做法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只不过在当时还不是很突出。
另外，在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又开始逐渐抬头。比如说前面说过，早在1993年版的初中语文教材中，就开始不再讲王愿坚的《普通劳动者》这篇课文。到1996年，高中语文教科书中又删掉了茅盾的《子夜》节选，换上了沈从文的《边城》节选。1996年的高中世界历史教科书则增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比重，减少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比重。包括在1997年版的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中，高一的政治经济学部分和高三的政治常识部分也删去了一些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批判的内容。这一切表明，历史虚无主义侵蚀教科书的问题并没有在根本上解决。
不过，这时期的课程与教材虽然存在这两大问题，但是我们应该有一个实事求是的估计。因为这两大问题的影响还是很有限的。就学科的知识逻辑而言，虽然大多数科目有所淡化，但是还保留了学科知识的主要逻辑，个别科目甚至有所加强。比较典型的就是语文课，长期以来如何处理汉语教学和文学教学的关系一直困扰着教学工作者，然而在九十年代中期的这一版教科书中，初中采取按照记叙，议论，说明这种体例进行编写，中间穿插一些汉语写作知识，以培养汉语能力为主，高中阶段则以中国文学史为中心进行文学鉴赏教育，比较好地处理了汉语教学和文学教学之间的关系。就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而言，在当时的课本中影响也不是特别大。例如，在当时的中学语文课本中，讲读的重点课文仍然是王愿坚的《七根火柴》，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鲁迅的《友邦惊诧论》等等，改动的主要是一些略讲或者自读课文。因此总体来看，这时期的课程与教材还是比较好的。
六、“全盘西化”给中小学带来的影响——新世纪的课程与教材改革
2001年和2003年，教育部分别出台了九年义务教育和高中的课程标准，开启了又一轮教育改革，俗称“新世纪课改”。以后又多次调整，特别是2007对各科教材的调整较大。现在的教育专家和教育史专家们对于这轮课程改革是充分肯定的。然而如果要是我们认真的分析一下，会发现这一轮教育改革问题多多，可以说是推出了一系列从新中国成立起到目前为止最糟糕的课程与教材，甚至比邓小平所说的“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方面”那八十年代的十年改革还要糟糕。
新世纪的课程改革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全盘西化”。这种“全盘西化”体现在方方面面：
首先，从名称上看，以前叫教学大纲，而新世纪开始叫课程标准。为什么要把名称改一下呢?主要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在课程与教学上都是多姿多彩的，比如说苏联的教学计划比较集中，而南斯拉夫就比较分散，法国的教学计划比较集中，美国的教学计划比较分散，但是其在名称上却是有着严格的区分的。即原来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都叫教学大纲，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都叫课程标准。虽然中国认为苏联垮台，社会性质发生变化是在1991年，但是俄罗斯人则自己认为社会性质变化的完成是在1993年。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1993年把教学大纲改为课程标准，实现了在意识形态上和名称上与西方的全面接轨。到了新世纪，社会主义的教育体制和实践已经在中国教育学界成了事实上的政治不正确，所以，就必须要“正名”，把教学大纲改名为课程标准。
其次，在课程的指导思想上来看，这一轮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是西方国家的所谓快乐学习模式。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大幅度的削减了中小学的课程内容，大幅度地降低了难度。其实，学生学习难度固然不是越大越好，但同样也不是越小越好。八十年代的课程难度确实大了些，但是九十年代的课程难度还是和学生的实际状况基本适应的。而新时期的这一轮课程改革则把难度削弱的太厉害了，很多基本的知识都删去了。例如在九十年代的高中化学教科书中要介绍碱金属，卤素，氧族元素，碳族元素，氮族元素等元素族主要元素及化合物的性质和变化。然而，新世纪的高中化学教科书中竟然只介绍几种元素，这显然不能让学生学到基本的化学知识。另外，这一指导思想的改革还导致了教育与考试的脱节，因为中考和高考中考试题的难度并没有大幅度的降低，所以导致学生要是参加升学考试的话，必须得花钱报补习班才能考上好学校。
再次，在教科书编写的组织形式上来看，这一轮课程改革同样是非常糟糕的。之前说过，早在八十年代末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教材的编写权下放，实行一纲多本的体制，但是在实践中直到九十年代末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教材仍然占据绝对优势，有点类似于1958年的教科书编写权下放。可是新世纪课程改革中，这一现象发生了变化，教科书的编写权力下放不仅是名义上的，而且是实际教学应用中也实现了教科书版本的多样化。更有甚者，这时候规定同一学校的不同科目可以选择不同版本的教科书。这种体制导致了教育教学的严重混乱。例如，北师大版的历史教科书认为宗法制产生于夏代，人民版的历史教科书认为宗法制产生于商代，人教版教科书认为宗法制产生于西周。假如考一道宗法制产生时间的选择题，列上夏，商，西周三个选项，那么学生选择哪个算是对的呢?虽然在研究中可以存在不同的观点，但是在中学阶段还是应该对于同一事实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最后，在具体的课程结构和内容方面，“全盘西化”所带来的问题则更加严重。仅初中数学为例，在西方快乐教育思想指导之下，课程与教材的基础知识被大幅度的削弱，学科逻辑完全被打乱。比如说，在九十年代以前的初中，数学一直是分为几何和代数两门课分科授课的，特别是关于几何的系统证明知识是初中数学的核心之一。然而，在新世纪的课程之中，把几何与代数合成一门课，特别是几何知识大幅度的削弱，改为所谓的空间与图形。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平面几何中圆的部分高达53课时，新时期的课程改革中仅仅讲13课时，几乎所有的证明内容都被删去。一些地方版的教材的质量更加差，比如像华东师大版的数学中，竟然连“定理，公理，推论”这些数学中最最基本的概念的名称都没有，连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180度这样的基本定理也不要求证明，而是让学生自己剪个三角形进行拼接。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姜伯驹曾经有过一篇非常著名的访谈《新课标让数学课失去了什么?》，文中尖锐地指出：“不讲证明，数学课就失去了灵魂。其实，数学上很多概念并不是完全可以实验出来的。比如‘三角形内角相加是180度’，你真用尺子去量，可能会有误差，也许就得不到这个180度。现在这些概念都不讲了，只让学生认识一个具体的角，这还是数学吗?”
其他的理科课程也是类似的，比如说物理课可以说在新课标改革中受到的冲击最少，但是也同样出现了逻辑混乱的现象。从五十年代开始，高中的物理课就是按照力学，热学，电学，光学，原子物理学这一逻辑体系进行设置的。这种方式并不是人为的主观愿望，而是物理本身的学科发展要求。什么物理?物理就是物质运动的原理。而物质的运动又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机械运动，也就是力学;分子的热运动，也就是热学;原子与电荷的运动，也就是电学，光学和原子物理学。但是在新世纪的课程改革中，高中的物理课把电学调到了热学之前讲授。实际上，高中的电学与光学是很难分离的，调整之后给教学带来很多困难。化学课与生物课的情况要比物理更加严重一些，类似于数学课，学科的逻辑完全被打乱了。
文科的课程则比理科还要糟糕。前面说过，就是在这一时期语文课选文进行了全面的彻底的改动。特别是在2007年中学语文这课文选文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整，以王愿坚的《七根火柴》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代表的红色文艺全面退出了语文教材，那些批评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包括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这种美国本土作家对西方社会政治进行抨击的作品也同样在这一时期消失了。思想政治课的情况和语文课大体相同，初三的社会发展史部分和高中的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常识部分几乎把所有的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批判都删除了。思想政治课本的主要内容变成了公知体的心灵鸡汤。
更有甚者，为了推崇西方国家的所谓普世价值和蓝色文明的优越性，课程设计者与教科书编订者不惜违背教学的最基本规律，这一点在历史课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我们可以看一下人教社2007版初中历史八年级上册与高中历史必修一头几个单元的目录。
初中历史八年级上册目录：
第一单元 侵略与反抗
第1课 鸦片战争
第2课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列强侵华罪行
第3课 收复新疆
第4课 甲午中日战争
第5课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活动课一 模拟时事报道──侵略与反抗
第二单元 近代化的探索
第6课 洋务运动
第7课 戊戌变法
第8课 辛亥革命
第9课 新文化运动
……
高中历史必修一目录：
第一单元 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第1课 夏、商、西周的政治制度
第2课 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
第3课 从汉至元政治制度的演变
第4课 明清君主专制的加强
第二单元 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
第5课 古代希腊民主政治
第6课 罗马法的起源与发展
探究活动课 “黑暗”的西欧中世纪——历史素材阅读与研讨
第三单元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第7课 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建立
第8课 美国联邦政府的建立
第9课 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欧洲大陆的扩展
……
显然，初中历史八年级上册是为了突出所谓近代化史观，即西方文明的伟大和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为此不惜打乱历史教学的时间顺序，导致很多学生认为洋务运动是发生在八国联军侵华之后。这种不按时间顺序的历史教科书的编排方式，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从来没有过的。而高中历史为了推崇所谓西方文明的伟大故意用中国的专制独裁和希腊罗马的民主法治进行对比，可惜的是，这样一来就无法解释希腊罗马为何灭亡。为了回避这个问题，竟把中世纪改为了活动课，希腊罗马之后直接衔接的就是英国君主立宪制。这种为了突出某种意识形态而删掉整个一个历史时期的做法，也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都从未有过的。看看这个中学历史教科书目录，谁敢说那些西方的崇拜者们不讲政治?可以说，他们要比文革时期还要讲政治的多。
当然，新世纪的课程与教材改革也不是一无是处。最大的优点是增加了一些学生的活动，其中有一部分学生的活动设计是比较好的。就拿问题最多的历史教科书来说，七年级上册的“运用历史地图学习历史”和“温故而知新的方法和技能”这些讲述历史学习方法的学生活动课设计得就很巧妙。不过，少数的优点不能掩盖这次课程改革整体的问题。而且单就学生活动课而言，也存在利用学生活动取代教师授课的系统学习，从而降低教学质量的情况。
总之，新世纪“全盘西化”的课程改革虽然也有个别的亮点，但是基本上是失败的。差不多可以说是巧妙地抛弃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改革中所有的成功经验，而吸收了几乎历次改革中的一切失败的教训。我们完全可以说这一阶段的课程设计与教材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糟糕的。就像姜伯驹教授所指出的，新课程是一种方向性的错误。
七、“姓马”不“信马”?——浅析“部编本”政治和历史教科书
2011年开始又开启了新一轮教学改革，不过直到2016年9月份初中的“部编本”语文、政治和历史教科书才编写出来。截至目前为止，高中的新课程标准尚未出台，教科书更是没有编写。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一轮教育改革还在进行之中。
初中的“部编本”政治和历史教科书是由“马工程”专家进行审定的。像历史教科书中就请了108位“马工程”的专家进行审定，明确宣布中学历史教育不是史学研究，而是要体现国家使命感。所谓“马工程”全称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和建设工程。但是正如陈先达、程恩富等诸多知名学者所指出的一样，马工程的专家中存在着大量“姓马”不“信马”的现象。这在初中的政治与历史教科书编写中也明显地了反映出来。
前面说过，早在21世纪初开始的那一轮课改中，中学政治的价值观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初三的社会发展史部分和高中的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常识部分几乎把所有的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批判都删除了。思想政治课本的主要内容变成了公知体的心灵鸡汤。新版的中学政治教科书中延续了上一轮课程改革的方向，不仅没有恢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批判，反而连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部分都删去了不少，进一步鸡汤化了。更有甚者，连名称都改为了道德与法制，不敢旗帜鲜明地提倡思想政治教育。之前初中已经把课程名称从“思想政治”改为“思想品德”，删去了“政治”，这次是连“思想”都不提了。
历史课的情况则比较复杂。应该说，八年级的中国近现代史部分较之以前的课程和教材有明显改进。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八年级上册的中国近代史部分不再突出所谓近代化史观。原来的八年级上册是打乱时间顺序把外国侵略和中国的近代化作为两个专题进行讲授，而现在则是按着时间顺序进行讲述。这应该是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多次发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谈话，特别是重视反对中国近现代史中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成果，也和梁柱、沙健孙、李捷、朱佳木等众多强调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党史国史学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但是，七年级和九年级的中学历史教材情况则较之上一轮改革更加恶化了。七年级的中国古代史教材做了一个重大的改变，即在上一轮改革淡化社会发展形态的基础上进一步淡化社会发展形态，几乎不怎么提春秋战国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变革了。在九年级的世界历史课程中，最大的变化是把世界现代史的开端改变了。以前的中学历史课程中，世界现代史的开端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标志是十月革命。而最新版的教材中则改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标志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人类社会联系成一个整体。可笑的是，这些淡化社会形态和社会主义革命，突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贡献做法竟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大成果”。显然，在中国古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领域，马克思主义已经完全被边缘化了，大多数自称马克思主义的“马工程”学者也是“姓马”不“信马”。
从整体的课程内容与结构来看，初中的“部编本”历史新教材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首先，基础知识进一步被削弱。以七年级上册为例，人教社1993版的教科书共有27课讲读课，2007版的教材共四个单元22课讲读课，还有五节活动课，新教材四个单元21课，其中活动课一节，讲读课20课。每一课的内容也越来越少，像原始人类部分，人教社1993版的教科书要讲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和山顶洞人，2007版的教材删去了蓝田人，新教材山顶洞人也删去了。据说是初中生不需要知道天然火和人工取火的区别。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部分减少的尤其多。仅以宋元文化为例，在九十年代中期的初中历史教材中是三个课时，在新世纪初的初中历史教材中减为两个课时，而现在的“部编本”初中历史新教材中进一步减为了一个课时。课时的大幅度减少导致内容大幅度消减，乃至连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只字不提。据说是为了避免和高中历史课程的重复，所以初中历史教学中没有必要让学生知道中国历史上有过《资治通鉴》这部作品。汉代和魏晋文化也类似，分别删去了《九章算术》和《水经注》。教材编者的理由是，这些内容在数学课本和地理课本里已经提到，所以历史课本里就没有必要提。其实，其他课程里边儿虽然有科技文化史的内容，但是由于不做考试要求，一般来说老师都是不会去讲的。附带说一下，中国古代文化史也是古代史中最能培养民族自豪感的部分。在1991年时教育部曾经制定过一个中学历史课的思想政治纲要，其中的中国古代史部分名称就是中国古代文化史，内容就是介绍中国古代文化的成就。所以说，这种大幅度削减中国古代文化史的情况不利于我国学生了解民族的文化传统，其实也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现象。
活动课的情况也与之类似。在活动课方面，删去了“运用历史地图学习历史”和“温故而知新的方法和技能”这些讲述历史学习方法的学生活动课。编者宣称：“课时的缩减其实也给了我们教师更大更多的空间，我们大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开展各种形式的综合性探究活动，开展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使综合性探究活动、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与国家规定的课程形成一个系统。”其实，这种做法是严重脱离实际的。因为大多数地方和学校并没有编写教材的能力，就算是编写出来了，质量往往都很差。另外个人认为，这种做法的大方向也是不正确的。现在乡土教学成了一种政治正确，比如说，新课程改革中就要求历史课里边儿大量增加乡土历史教学的内容。然而，这种做法其实会导致地方本位色彩，不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中国最重视乡土历史教学的就是我国的台湾地区，把台湾历史独立授课，其后果是众所周知的。新课程要把台湾这种重视乡土历史教学的思路引进到中国大陆，到底是想宣扬什么呢?
更加致命的是，初中的“部编本”历史新教材在编写体例上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一方面，新教材大大缩减了学生阅读的内容。在1993年版的初学历史教材中，供学生阅读的小字部分占了非常大的比重，往往是一段提纲携领的大字，后面列好几段详细讲述的小字。在21世纪初的初中历史教材中，小字的数量大大减少，基本上和大字的数量相同，主要设置方式是一段大字后边附一段小字。最新初中历史教材中，只有大字完全取消了小字。教材的编写者说这样可以减轻学生负担，学生如果要是想阅读的话可以从课外读物中阅读。可是，小字并不做考试要求，主要是通过提高学生兴趣辅助教学，效果是非常好的。而且实际上在初中学习中，学生很少有阅读什么课外读物的机会，教科书中的小字是最主要的阅读来源。“部编本”历史新教材一取消小字，就导致学生对于历史知识的了解水平大大降低了。另一方面，现在的初中历史教材改变了建国以来一直实行的在初中阶段把文言文材料翻译成白话文的方式，插入了大量的文言文原文作为材料。这种做法严重的超出了初中学生的实际接受能力，导致“历史教师教语文”的情况。
附带说一下，我读过不少“马工程”编写的教材，发现这些教材存在一个通病，就是这些教材一般都编的很薄，几乎没有具体的材料，“有骨无肉”。以高校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为例，原来的教材一般是四十多万字，而“马工程”编写的教材只有二十多万字，基本上是从理论到理论，对于原因和影响、意义等等说得非常多，却没有多少具体史实。其实，如果要是从理论到理论的话，教学效果是非常差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之所以有重大的影响力，也是因为书中有了大量的事实性材料。如果要是像“马工程”编写的教材一样光讲理论，那根本就不会有什么人愿意看，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影响力了。我不明白“马工程”编写的教材为什么都那么薄?难道是觉得马克思主义不光彩，所以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编的教材就必须要薄一点?当然更大的可能是希望减轻学生负担。然而早在五十年代教育部精简教材时就指出，精简教材以减少学生负担，需要的是精简内容而不是减少字数，如果要是内容不变仅仅是减少一些文字材料说明，那么学生理解会更困难，学习负担也就会更重。
总之，由“马工程”专家进行审定的初中“部编本”政治和历史教科书虽然在个别地方有所改进，但是在整体上教材的质量却进一步下降，特别是进一步“去马克思化”了。这体现了学术界“姓马”不“信马”的现象是非常严重的。
八、真的“重视革命传统”吗?——浅析“部编本”语文教科书
据新华社电，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教材是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体现国家意志、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在青少年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中具有极其重要而特殊的作用。2016年9月1日秋季学期开始,三科新编教材在中小学起始年级投入使用,与广大中小学师生见面。
日前，新编义务教育语文教材总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原主任温儒敏教授就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当记者问：“当前社会上非常关注反映老一辈革命家和英雄人物事迹的选篇，请介绍一下新编语文教材在革命传统教育方面的情况。”温儒敏教授回答：“新编语文教材高度重视中小学生的革命传统教育，从选文看，既有《吃水不忘挖井人》《朱德的扁担》《狼牙山五壮士》等传统经典篇目，还增加了《开国大典》《七子之歌》《黄河颂》《我爱这土地》等文章;从数量看，小学40篇，初中29篇，涉及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领袖，雷锋、黄继光等革命英雄人物，以及钱学森、邓稼先等著名科学家。同时，还有鲁迅、茅盾、闻一多、艾青等著名文学家的选篇。”很多网友非常兴奋，认为新编义务教育语文教材有了巨大的改观，然而敌对势力和历史虚无主义势力对中国教育的渗透和影响是非常深入和广泛的，事实没有那么简单，问题也不会一下子解决。
我们看新闻的时候，一定要明白文字游戏。比如说，“更加重视中小学生的革命传统教育”和“高度重视中小学生的革命传统教育”的意思就是完全不同。前者意思是“(以前不够重视，现在比以前)更加重视中小学生的革命传统教育”，后者往往暗含着“(以前过于重视，现在比以前有所淡化，但是仍然)高度重视中小学生的革命传统教育”的意思。
同样，对于文中“从数量看，小学40篇，初中29篇，涉及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领袖，雷锋、黄继光等革命英雄人物，以及钱学森、邓稼先等著名科学家。同时，还有鲁迅、茅盾、闻一多、艾青等著名文学家的选篇”的话，我们也要认真分析。显然，温教授是把革命传统泛化了，认为只要是和爱国沾点边儿的作品都算是革命传统。即使这样，在小学里，这种跟爱国有关的文章也只占四百多篇课文的不足10%，在初中阶段，这种和爱国有关的文章略高一些，比例也只不过占了240多篇课文中的12%。
那么，语文教科书中的革命传统课文所占的篇目比例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呢?有学者在批判所谓“语文教科书政治化”时称，直到九十年代，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课文”比例仍然占有60%以上，直到新世纪课程改革中，这一情况才根本转变。所谓“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课文”的课文，基本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革命传统课文。但是尽管新世纪课程改革中革命传统课文的比例有了惊人的下降(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朱德的《回忆我的母亲》，陈毅《梅岭三章》，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等著名篇目陆续退出了语文教科书)，印象中仍然比这一版的教科书比例高一些。笔者没有找到这次课改前人教版革命传统课文所占的比例，但是找到了北师大版的情况。北师大版小学阶段的革命传统课文也是四十篇，但是由于课文总数只有343篇，所以，比例是12%。一向以比较正统自居的人教版教科书应该不会低于这个比例，更高于现在的不足10%。也就是说，“高度重视中小学生的革命传统教育”新一版义务教育语文教材的革命传统课文有可能是有史以来比例最低的一版。(这里的说的是泛化的革命传统，前面说过，从延安到新中国前三十年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等的红色经典原来比重也不是很高，新世纪课改中几乎删光了。)
当然，这次新版语文教科书并不是没有进步的地方。像毛泽东主席的《纪念白求恩》和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这两篇经典课文，在2013年版的人教版教科书中被删除了，现在新一版的教科书中又恢复了。但是不知为何，新编义务教育语文教材总主编温儒敏教授却对此刻意回避，这种现象给外界感觉对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郭沫若为代表的左翼文学家有一种莫名的排斥，不是理直气壮而是偷偷摸摸，或许是恢复这些篇目的做法迫于无奈，所以不愿意提?还是新闻记者不愿意报道?
但是，这次新版语文教科书的问题更为严重，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反共公知作家的文章比例进一步提高。像七年级上册就增加了台湾反共作家林海音的《窃读记》，和被鲁迅先生成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跟随蒋介石逃往台湾的著名反共作家梁实秋的文章《鸟》。由此可见，温立三式的人物不是个别的，或许仍然在参与这次新版教科书的编辑。
有朋友可能会说，这样多元化一点没有什么不好，但问题是现在的教科书是在多元化的幌子下推行推崇美国和蒋介石的一元化，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只能说中国共产党有错误，不能说美国和蒋介石有错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课文，既有一些肯定成绩的，也有一些批判历史上“左”倾错误的。而对于美国和蒋介石的课文则都是肯定的，没有一篇批评美国和蒋介石问题的文章。这种情况在新世纪课程改革中就已经确立，以后的历次改革越来越加重，包括这一次。
仅以人教版语文教科书为例，在90年代的时候初中阶段选取的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和高中阶段选取的美国另一位作家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分别是揭露美国“民主制度”和美国“法治国家”虚伪的文章。然而，这两篇著名的经典课文都在新世纪的课程改革中被删除了。同样，鲁迅先生揭露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著名杂文《友邦惊诧论》和揭露国民党屠杀左联五烈士罪行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这两篇著名杂文均被删除，老舍揭露旧中国社会黑暗的《茶馆》和人力车夫悲惨生活的《在烈日和暴雨下》也被删除。保留的则是鲁迅先生和老舍回忆民国时期温馨生活的一些文章，诸如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老舍的《济南的冬天》等等。
这样一来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学生们学了功过参半的中国共产党和完美无瑕的美国和国民党之后，恐怕很多人都会质问：“为什么只有共产党会犯错误呢?要是中国实现颜色革命了多好啊!”一些俄罗斯专家评价普京时代文学教科书时认为，教科书既有肯定斯大林卫国战争功绩的一些作品，也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这种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作品，而对于美国社会则是极力推崇。当学生们学习完之后，这种“只有斯大林会犯错误”的文学教科书必然会产生全盘否定斯大林时代的效果。同样，这种“只有共产党会犯错误”的语文教科书也必然会产生全盘否定新中国的效果。
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继承革命传统，教材却仍然延续了这种新世纪以来“去革命化”方向的变化呢?多半是因为某些教材的编者骨子里都是推崇美国和民国的，要让他们继承革命传统恐怕要比他们杀了他们的头还难呢!
可见，在去政治化的幌子下，美化民国、美化美国，丑化中共，将殖民和亲美卖国视作开放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影响之深、之大。
不过，单单记者“当前社会上非常关注反映老一辈革命家和英雄人物事迹的选篇，请介绍一下新编语文教材在革命传统教育方面的情况”的提问，就表明了舆论环境的一些积极变化。如果没有这种变化，新编语文教材无疑会在“去革命化”方向上走得更远。因此，网友说新编语文教材是爱国力量的胜利也没有错。就像在刹车开始时，车辆减速了，但方向还没有变，要扭转新世纪语文教材以来“去革命化”方向，还需要爱国人士的努力。
路，还很长很长。
九、资本即将控制下一代?——当前的核心素养与综合素质评价改革
2016年9月13日《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成果在京发布，规定核心素养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分为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3个方面，综合表现为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六大素养。9月20日，教育部当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披露中考招生制度改革的具体细节，重申了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实行“等级”呈现的要求，明确要求试点地区将综合素质评价作为高中招生录取的依据或参考，让以往处在从属、参考地位的“综合素质评价”成为主角，在高中录取中真正发挥作用。这两件事情都不是小事，而表明资本即将控制教育，进而控制下一代。
有朋友可能会说：这么说是不是太耸人听闻了?一点儿也不。这两件事情可以说标志着教育从内容方向到组织标准上全盘地向资本倾斜。
就拿“核心素养”这个词来说吧，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由西方反共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1997年提出了“核心素养”的概念，并将其视为基础教育的DNA、人才培养的指针。不同国家所提出的核心素养有所不同，但也有一些共通的地方，比如强调合作与交流能力、信息与通讯技术的掌握、公民素养、创造性、批判性思维，等等。
朋友们可能又会说了，难道资本主义国家提出的词汇概念就只能属于资本主义国家吗?当然不是，但是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国家主流社会提出的词汇概念，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词汇概念，本身也是带有意识形态的倾向性。在这里仅仅给予一个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以前我们说所在的单位是一个集体，而现在说的则是团队，这本身就表明了一种资本主义话语权对意识形态的渗透与操控。因为“集体”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一个平等的集合，天然的带有一些社会主义的色彩;而“团队”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组织必须得有一个首领，或者说是老板，其他的人要听这个老板的，显然是有利于资本操控社会组织的一种意识形态词汇。这种语言词汇静悄悄的变化不知不觉的就改变了我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
“核心素养”这个词同样也是具有意识形态的倾向性的，因为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强调的是“双基”加德育的模式，即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加上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不要说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就是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也是不利于资本操控的。而核心素养的提出本身就是在冷战结束的背景下，西方国家为了彻底消除社会主义国家教育模式的影响所提出的一个概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要有公民素养，即信仰反共的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另一个则是要改变测评的标准，把知识和技能改为获取知识和技能的能力，并且加大社会活动在测量中的比重。显然，获取知识的能力和社会活动都是很难量化的软性标准，有钱的人在测评中进行人为操作的空间非常大。
当然，如果仅仅是接受了“核心素养”这个词汇，而改变了其内涵，那么也没有什么。就好像有一些人嘴里说的是“团队”，而心里实际仍然想的是“集体”。遗憾的是，现在公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成果表明不是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国家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遵循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国家在受教育者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进行理想、道德、纪律、法治、国防和民族团结的教育”。然而，现在公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要求学生们具备的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六大素养中，仅仅有责任担当一项中的“国家认同”一个要点对于这些略有涉及，而且仅仅提到了要“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集体主义精神，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思想，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些通通只字未提，剩下的十七个要点则充斥着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给人的感觉像是苏共28大实行多党制以后所出台的文件：虽然还没有公开的彻底放弃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的字眼已经成为了夹杂在如潮水一般的自由主义普世价值中间的一朵不起眼的浪花，共产党虽然尚未完全垮台，但是距离完全垮台也仅仅有一线之隔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了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就现在公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看来，中国拥护社会主义的力量在培养下一代的这一重要战场上输掉了意识形态的关键一仗。
9月20日，教育部新闻发布会披露中考招生制度改革明确要求将综合素质评价作为高中招生录取的依据或参考，让以往处在从属、参考地位的“综合素质评价”成为主角，在高中录取中真正发挥作用这一具体细节更是“核心素养”评价体系的具体落实。也就是说，社会实践之类的软性标准，将会取代学习成绩之类的硬性标准成为学习好坏的主要尺度和升学的主要依据，这无疑为资本操控教育升学体系打开了阀门。
如果说查处辽宁人大代表贿选案表明习近平总书记对资本操控国家政权企图给予了迎头重击，那么这短短一个星期里关于教育改革的两件大事无疑是给了拥护社会主义的广大人民群众当头两棒。就像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指出的：“今天，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
【鹿野，察网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