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中国宏观经济报告(2018-2019)发布会”于11月2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院长刘元春出席并发布报告。报告指出，中国消费者在房地产去库存中债务率大幅度上升，消费基础受到严重削弱。目前居民财富基本上被房地产掏空，广大中产阶级和中下收入阶层被房地产套牢。
报告分析称，2015年之前，被房地产套牢的基本上是中上收入阶层，而新一轮的去库存，特别是货币化以及鼓励农民工购房，实际上将储蓄存款相对薄弱阶层的可利用资金基本上全部投入到房地产市场。
消费的核心支撑力不是高收入阶层，而是中等及中下收入阶层。过去几年，收入分配发生较大积极变化的可能是赤贫阶层，他们在脱贫攻坚战中获益很大;但是中下收入阶层可支配消费性资金支撑力则大幅度削弱，是导致消费行为模式发生变化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与此相关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居民净储蓄开始出现持续下降的态势。截至2018年9月，居民净储蓄余额(住户存款减去住户贷款)约为24.7万亿元，较去年同期水平下降6.7%，而去年同期已经较前年同期水平下降了6.3%，两年累计下降12.6%。“这样的一些变化不是我们过去所认为的，由于短期宏观经济变化所出现的波动，而是行为模式的基础发生变化而出现的一种变化”，报告认为。
刘元春表示，在储蓄率持续下滑的新时期，稳消费对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的重要性远大于稳投资。巩固中国3亿中产阶层的消费基础是工作重点，提升资本投资收益率是降低中国债务率和杠杆率的核心。
消费方面，刘元春表示，要重视中产阶层杠杆率过快上升，防止债务挤出效应。积极落实个税改革方案，减少工薪阶层税收负担。加快社保税率的降低，防止中产阶层可支配收入在改革调整中受到影响。
投资方面，刘元春指出，应适度容忍投资增速回落，除了尽快落实对民营企业各类金融帮扶政策，大幅度开放服务业管制以及从企业治理层面展开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推进民间投资持续恢复的关键，也是稳投资的关键。
报告认为，2018年注定是中国宏观经济值得高度关注的一年。世界经济结构的裂变、市场情绪的巨变、微观基础的变异、经济政策的叠加错配以及结构性体制性问题进一步的集中暴露，改变了中国宏观经济2016年以来“稳中向好”的运行趋势，宏观经济核心指标在“稳中有变”中呈现“持续回缓”的态势，下行压力持续加大。
这说明中国宏观经济既没有“触底企稳”，也没有步入稳定复苏的“新周期”，反而在内部“攻坚战”与外部“贸易战”的叠加中全面步入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新阶段。2018年所面临的经济持续下滑的压力难以利用短期稳增长政策得到有效缓解，需要利用新一轮全方位改革开放和新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进行化解和对冲。内外部压力和问题的暴露决定了中国大改革的窗口期已经在2018年全面出现，2019年中国必定将踏上改革开放的新征程。
报告预测，2019年必定成为中国摆脱新常态低迷期、走向高质量发展模式的关键年。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的裂变期、中国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期、深层次问题的累积释放期以及中国新一轮大改革的推行期，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的历史方位与国际方位，这也决定了2019年经济运行的模式可能发生变化。
根据上述定性判断，设定系列参数，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预测如下：
1、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在“稳中有变”中呈现“持续回缓”的态势。预计全年实际GDP增速为6.6%，较2017年回落0.3个百分点，基本实现政府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同时，由于GDP平减指数降至3.1%，名义GDP增速为9.8%，较2017年大幅回落1.4个百分点，短期下行压力较大。
2、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将持续强化，但是“六稳政策”的出台和落实、新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新一轮改革开放高潮的掀起，决定了2019年市场信心将得到有效逆转。预计2019年实际GDP增速为6.3%，比2018年下滑0.3个百分点，由于GDP平减指数下降为2.8%，名义GDP增速为9.2%，较2018年下滑0.6个百分点。
投资增速持续下滑的趋势有所缓和，但疲软的态势难以根本扭转，预计全年增速为5.9%。消费快速下滑的局面有望缓解，但深层次问题短期内难以根除，预计增速为9.0%。外部环境可能会继续恶化，预计全年出口增速为6.1%，进口增速为16.1%，贸易顺差为994亿美元，实现基本平衡。随着内外供需平衡的进一步调整，2019年价格水平总体保持较为温和的状态。预计全年CPI上涨2.4%，PPI上涨3.4%，GDP平减指数涨幅为2.8%。
此外，报告还提出了系列政策建议：
一、必须清楚认识中国经济的历史方位和国际方位，防止出现战略性的误判以及随之而来的工具选择的错误。
二、全新思考世界结构裂变期中国的战略选择。一是要用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来应对世界结构裂变带来的短期挑战;二是在坚持以新开放应对挑战的同时，必须认识到裂变期世界经济的各种基本参数发生根本性变化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重返过去的战略路径，必须重构新开放发展的实施路径，对于中短期面临的问题要有战术安排。
三、必须认识到目前很多宏观经济问题不仅难以用宏观调控政策加以解决，同时很多问题本身就是持续使用宏观调控和行政管控的产物。我们不能用宏观政策调节和行政管控来应对基础性利益冲突和制度扭曲所产生的问题，基础性、全局性改革依然是解决目前结构转型时期各类深层次问题的关键。要在中期规划和设计新一轮基础性、引领性改革方案的基础上，全面总结3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就和经验，果断推出第二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四、要以改革的精神来全面梳理和定位中国2019年的宏观经济政策。
一是要在短期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中期经济增长政策、转型期结构性改革和基础性改革进行分类，防止各类政策在目标配置、工具选择上出现错配，避免出现市场工具行政化、总量政策结构化、行政举措长期化、宏观调控泛化等问题;
二是宏观经济政策要定位于配合“大改革、新开放”，为新一轮改革开放创造必要的宏观经济环境，强化底线管理、全面缓和各种短期冲击;
三是要正视改革疏导宏观经济政策传递机制、改革完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基础性改革的到位，因此在短期政策调整时必须前瞻性地考虑目前大改革、大调整带来的宏观经济政策效率弱化、外溢性以及合成谬误等问题，避免宏观调控在“过”与“不及”之间摇摆，进而成为加剧宏观经济波动的核心原因之一。
1、“六稳”的核心在于“稳预期”，“稳预期”的核心在于“稳信心”，必须认识到“稳信心”不在于某些宏观经济指标的短期稳定，不在于宏观经济政策随着市场情绪进行简单的宽松或定向性的帮扶，而在于市场主体对于长期战略问题有清晰、明确和科学的解决方案，在于我们在基础性问题上进行了真正的改革，为未来提供了一个可信的公平竞争环境。
2、“稳增长”依然要定位于底线管理，必须清晰区分周期性波动与趋势性变化之间的差别，科学制定宏观经济短期增长目标和底线管理的界限。2019年的宏观经济增长目标取6.3%左右的下限区间较为适宜。
3、在储蓄率持续下滑的新时期，“稳消费”对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的重要性远大于“稳投资”。2019年基建投资增速不宜超过6%。
4、“稳金融”应当以“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不宜过度定义。
5、要充分重视各类宏观经济政策在调控不同政策目标上的功能差异，同时充分考虑大改革与大调整时期各类政策传递机制的变异，防止宏观政策错配与宏观政策合成谬误的泛滥。
6、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在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的基础上，强化积极财政政策的定向宽松。考虑到2019年内忧外困和大改革的特殊性，公共财政赤字率可以达到3.0%左右。
7、货币政策应当根据外部和内部环境变化及时做出调整，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内涵也要发生变化。建议2019年M2增速应当恢复到明年名义GDP增速的水平，达到9%-9.5%。
8、要持续高度关注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和相关风险，特别是三四线城市房价的波动。
9、进一步从体制机制上促进创新创业活动，但应当吸取以往在新兴产业、创新活动中的教训，正视大规模创新创业所带来的阶段性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