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农村出来的。 是五零后的。 海外有很多人说剪刀差的问题，而且好像把这个说成好像只有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才有的问题。 到美国来后，我才发现这是全球的问题，也是历史问题。 美国的问题尤其严重。 美国现在只有百分之二的农民，为什么，因为他们被城里的资本家给打败了，破产了，丢了地，不得已迁到城里去了。 美国早期的文学作品，凯里妹妹，丛林等等， 描述的就是迁到城里的农民的悲惨生活。 愤怒的葡萄写的就是大萧条时期，美国农民的挣扎。 我要说的是，正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才减少了剪刀差，而且是在逐渐减少剪刀差。 我从七八岁开始干农活。 六零年，我五岁，家里花一百元给我买了一只小羊，跟着村里别的大人放养了一年，第二年春天卖掉了。 买了十五元。 为什么，六零生活困难，人们恐慌，把物价推上去了。 六一年情况好转了。 物价就稳定了。 一只成年羊才卖了十五元。
实际上从六一年开始，中国市场上的物价在一直下降。 农民的日子在一天天好起来，因为产量在上升，农民分的粮食在增加，吃的越来越好。 文革，农村有了社办，村办工业，农民的收入在增加，劳动强度在减少，因为农业机械越来越多，越来越便宜。 农民参加社办企业，村办企业的人越来越多。 农民的工分价值越来越高。 到一九七六年前后，我们家因为有三个劳力，六口人，年底分现金超过七百元。 我爸爸是个国营企业的老技术工人。 他一年的收入也不过六百多元。 我一个月的工分价值，差不多四十元左右。 跟我爸爸的收入差不多。 而且我在生产队里分的粮食，菜，肉，鱼虾，水果，都便宜的很。 红薯一分一斤，白菜一分一斤，麦子八分一斤。 所以我的实际收入比我爸爸要高。 我爸爸，退休的时候，想让接班，我实际不想去。 为什么，如果去接班当工人，名声好听，实际上第一年工资只有十八元，第二年才二十元，第三年二十二元，第四年才二十七元。
七七年我考上大学。 同学中有王统照的孙子，王全英，他在济南工作了六七年了。 他看见我穿着针织裤，很吃惊，他说你农村的还有针织裤。 实际上我有两条，当时是十七元一条，我七六年买了一条，七七年买了一条。 我有手表，有自行车。 他居然一条都没有。
我们村在我们公社是个比较落后的村，我们县在烟台专区是倒数第二的县。 当时山东的烟台专区是中国农村发展的比较好的农村。
如果中国不改革开放，我认为中国应该建成共产主义了。 实际上共产主义并不是那么遥远。 人人有饭吃，人人有事做，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人人平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 人人心情舒畅，人人关心公益，没有官僚，没有官民之分，每个人的劳动价值是一样的。 就这么简单。 我们村里每个人的工分价值是一样的，每个人，包括干部社员，都一样工作，一样分粮食，分红。 我认为那就是共产主义了。
文化大革命年代的一个重要口号就是消灭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差别。 我感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共产主义运动，正在逐渐消灭三大差别，当时的中国的各种各样样的社会运动，工农兵大学生，开门办学，社来社区。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艰苦的地方去，到边疆区的口号，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相结合，等等， 都在把中国引向共产主义的方向。
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今天，在假药，假酒，有毒食品充斥全社会的时候，在骗子，传销，毒品，娼妓，黑社会，恶势力，贪官污吏横行霸道的时候，我们需要一场新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需要荡涤改革开放泛起的沉渣与污秽。 建设一个真正的充满正气，正能量的美好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