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篇题为《抗日“持久战”思想究竟是谁最早提出的》的文章，曾经在一段时间成了各类网站
(含官方)的热门文章，至今还有相当的影响力。该文把陈诚也列为提出持久战理论的先驱之一，说，陈诚在1936年10月底就就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份有“相关问题”的报告，但是，“可惜此文件至今未见。”后来西安事变期间，陈诚失掉了随身携带的两个皮箧，因此关于“持久战”的文件也“可能”失落了。所以，这个说法，如同该文提到的另一位先驱蒋百里“未形成文字”的持久战理论一样，没有证据支持。
不过，后来有人发现了一本1937年11月14日出版的《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使某些人如获至宝，瞬间引发一片“惊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1938年5月发表的，而《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可是早在1937年11月14日就出版了!一个帖子迅速传遍网络：“没想到，山寨王陈诚这厮居然在1937年就偷偷地原文抄袭了1938年毛主席金光闪闪的光辉著作，更可恨的是，还有更翔实的论据。”但非常诡异的是，《抗日“持久战”思想究竟是谁最早提出的》的作者却无视这个“更翔实”的论据。道理很简单，如果看了《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这本书，并对那段历史稍有了解的人，立马上就会发现，陈诚所谓的“持久抗战论”，从理论(暂且把他文章里的那几段文字也算作是理论)到实践，都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以至于蒋介石在后来的武汉会战期间严厉责备陈诚是个“既不奉命又不受命的蠢人。”还要特别提示的是，这本书的其他几篇文章的作者，有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张闻天，进步人士郭沫若和史良等人，他们文章的题目都冠有“持久战”。就整本书而言，赞扬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的篇幅和内容，大大超过了陈诚的那三篇文章的篇幅和内容。
《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有些什么内容?
《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是一本文章汇编本，其中有署名陈诚的三篇文章，分别是《持久战应有的认识》、《持久抗战的几个重要点》和《持久抗战的战局谈》，注明是录自《救亡日报》。书中的其它文章包括郭沫若的《持久抗战的必要条件》，洛甫的《抗日民族战争的持久性》，史良的《持久抗战的目的---最后胜利》、一篇译自美国民族周刊史德华的文章《持久抗战为中国胜利的关键》和《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另附有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工作纲领》。
《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注明陈诚的三篇文章是录自《救亡日报》。《救亡日报》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于1937年8月24日创刊。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周恩来指示该报总方针是宣传抗日，团结、进步，要办出独特风格，办出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喜欢看的报纸。11月12日上海失陷后，该报坚持出版至11月22日第85号，终被日本侵略者压迫停刊。
陈诚的三篇文章都不长，后面将有详细介绍。先来简介一下其他几篇文章。
在这些文章中，有两篇最具特色的文章和一个文件都是宣传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的。
洛浦即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张闻天。他的《抗日民族的革命战争的持久性》最先是发表在延安的《解放》周刊上。文中指出：“单面的政府抗战，是十分危险的。它在抗战过程中可能取得局部的军事上的胜利，然而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国民党今天的抗战还只是政府的单面抗战，还没有实现共产党所提出的全面的民族的抗战的主张，所以国共的合作还没有彻底成功。共产党提今天所出的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是保障抗战最后胜利的唯一正确的主张。”“只有共产党今天所提出的十大纲领成为全民族的纲领时，中国的抗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紧接在该文后面的就是《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另一篇是来自美国的文章，即美国民族周刊中署名史德华的文章《持久抗战为中国胜利关键》。这篇文章的要点是通过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历经曲折却越来越强的事实，来说明共产党游击战的威力。这个论述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成就共产党的不是西安事变”(杨虎城嫡孙，历史学者杨瀚语)。史德华在文中写道：“日本的战线愈延长，游击战术愈足以摧毁他们的力量。近年最善用游击战术的，恐怕要算是中国的共产党。”“中国苏维埃不仅比最初增强，而且取得中国一大部分农民对他们主张的信仰。假使中国红军要全靠人数，那么在许多年前就已经消灭了。但共产党却老早就发展一种组织后方农民的技术，那种策略证明着有无限的助力。”顺便提一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突出贡献之一就是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高度来认识。
该书的其它两篇文章是两位进步人士郭沫若的《持久抗战的必要条件》和史良的《持久抗战的目的---最后胜利》。郭沫若认为持久抗战对必要条件是确定好外交路线，补充军火和兵员。史良的比较简短，主要强调即使淞沪会战失利也不能丧失抗战必胜的信念。
陈诚持久抗战论与淞沪会战
《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的书名突出了陈诚，而这本书又出版于陈诚参与指挥的淞沪会战结束的第三天。如果回顾一下陈诚参加淞沪会战的过程以及当时的背景，有助于我们了解陈诚的这三篇文章。
淞沪会战是1937年8月13日开始至11月11日上海沦陷为止的，中日之间在上海进行的自全面抗战爆发以来最大的战略性战役。8月14日，在江西庐山的陈诚被蒋介石急召前往南京。8月20日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率领增调的部队参加淞沪会战。战斗到11月9日时，陈诚发现淞沪阵地此时已陷入日军大包围圈中，只得全线撤退。此时“国联”正在开会，蒋介石幻想能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这次会议日本拒绝参加，后来会上国民党政府代表甚至未能说服与会国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葡萄牙同意将日本定为侵略国)，对日本进行干涉，解决中日战争，所以令陈诚再坚守三日。但无奈部队已经溃乱。无法指挥。陈诚于11月25日撤退到了安徽宣城。
在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关于淞沪会战，知名历史学家，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是这样评述的：由于蒋介石指望当时正在召开的“国联”的会议能够发表一个谴责日本的声明，但未能如愿，结果乱了方寸，导致国军在撤退路上陷入混乱。“日本空军不断对这条路进行轮番轰炸，一路上血流成河，三分之一的中国军队就在此路上牺牲，损失非常大，胡宗南这样的高级军官都是从河里泅水游着逃出来的，从此以后八年战争中再也没有恢复元气。应该说，蒋介石的军事指挥水平是极低的，低得出乎人们的想象。”后来的南京保卫战又重蹈覆辙，在此不赘。总的来说，这是蒋介石在战略上的严重失误。陈诚后来说道：“这次战略受政略影响极大，乃是国家的不幸。”
至于陈诚在淞沪战场上的表现，当时参战的一些指挥官都在回忆录中有所披露：“陈诚的指挥毫无计划性，乱七八糟地调动部队。大军从淞沪退却，连战斗地区也没有划定，后方也没有掩护部队收容部队，以致溃逃时乱成一团，这次大溃退陈诚应首负其责。”(《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 第98页 上海文史)“陈诚指挥作战太不机动，只知固守阵地打死仗，以致伤亡甚大。这样的打法那里挡得住敌人的飞机大炮!”(《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第137页 中国文史出版社)还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杨天石在谈到淞沪会战时也承认，虽然蒋介石认识到抗战要打持久战、消耗战，但打起来却是“愚蠢的”单纯防御战。当时陈诚鼓吹的“精神战胜物质”“不怕牺牲”和“拼消耗”也造就了一些国军士兵在“日本飞机来炸，他们不肯疏散，说我们来打日本人，难道怕他们的飞机。”(《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 第101页 上海文史)当然，国军许多官兵的“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精神和松沪战役的积极的一面，即在鼓舞全国人民抗日热情，为掩护国家转入战时体制赢得时间方面，应该肯定。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陈诚的这种表现，当然与离不开他的“持久抗战论”。现择其要点录之如下。
《持久抗战应有的认识》称：淞沪会战“经过两个月苦斗，敌人固于疲于奔命，处处暴露了儒怯的丑态与难堪的破绽……其在国际地位更陷于孤立。”“所以目前的战局和国际形势，在客观上都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着。”“.将来战争延长半年以上，谁能说敌人国内，不发生政治经济的崩溃，引起内部的叛乱，和国际的干涉呢?”
《持久抗战的几个重要点》称：日本侵华导致“庞大预算，不仅是竭泽而渔，简直是财政自杀，非至经济崩溃不止。此外，如国际地位的孤立，国内思想的分化，演变所至，均足以为日本的致命伤，所以只要我们能与之相持三五年，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的。”
《持久抗战的战局谈》称：“拖到一年半载，三年五年的时候，敌人军实耗尽，经济崩溃，国本动摇，一定要在我们面前曲膝的。”
至于具体如何“拖”，陈诚给出的方针是：“领袖常常教训我们，精神战胜物质”，“精神战胜一切”，“一切物质的困难和缺陷，无疑都是可以克服和补救的”“要求战争的最后胜利。唯一的秘诀是不怕牺牲”。“必须实行持久战与消耗战。”“两方消耗的程度，在同一时间内，必然是我轻而敌重……才可以确切认识消耗战的真意义”，等等。
这种“精神战胜物质”“不怕牺牲”和“拼消耗”，“拖”着等待西方国家干涉和日方自行崩溃，就形成了陈诚“持久抗战论”的基本内容。其后果当然也就不言而喻。因此，在抗战胜利后，他在总结中也不得不作了某种程度的反省。
陈诚的反省
1946年国民党的国防部史料局编制了陈诚署名的《八年抗战经过概要》一书，陈诚对淞沪会战的得与失作了总结。其中反省的主要内容有：
【“一、淞沪会战，我军使用兵力约达七十余万，敌军使用兵力亦达三十万左右。敌军外线作战，而使用兵力尚不及我军之半数，终能获致胜利者，唯一原因就是他们的装备优良。精神虽说胜过物质，可是血肉筑成的长城，事实上是抵御不了无情的炮弹的。所以我军虽多，终不免于败北。财物的损失不计，光是兵员的损失，我军超过敌军的数目，至少在一倍以上。‘人海战术’是残酷的，淞沪会战，我军虽未尝有意使用此种战术，但其结果却与使用此种战术者没有多大区别，这是我们应有反省的勇气的。”
“二、淞沪会战之初，我军士气的旺盛可谓达于极点，但因伤亡惨重，人海究竟不是火海的敌手，所以到了苏州河撤守的时候，士气一落千丈，几至无法维持。南京在崩溃的士气之下，也便轻易地失陷了。”
“三、大兵团在一个狭小的地区作阵地战，后方的支持关系最为重大，诸如给养弹药的补充，战地伤兵、难民的医护、收容与管理，都是后方极重要的作业。而淞沪会战中，前线官兵竟有几个月不发饷，几天得不到饮食的怪事，而伤病军民辗转道途，无法治疗，尤属触目皆是。大军转移的时候，沿途遗弃的粮秣、弹药、武器、汽油等，随处可见，这些现象充分暴露我们后方没有支持前方大兵团作战的能力，显示中国仍然是一个组织管理十分落后的国家。”
“四、我们抗战的决策是持久战、消耗战，胜败的关键原不在一时一地之得失。此种道理，早经宣告中外，人所共知。然淞沪一役，寸地必争，牺牲惨重，适与我们所标榜的抗战决策背道而驰。这现象显示我们似有决策，似无决策，足以引起人心的猜疑。”】
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上述作战原则都是与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的几个基本作战原则，诸如“保存自己，消灭敌人”“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等等背道而驰的。最重要的还是第三条。这一条的隐含了陈诚没有认识到的最重要的问题，也就是抗日持久战最核心的问题：群众路线。陈诚虽然认识到“中国仍然是一个组织管理十分落后的国家”，但怎样改变这种状况则无从论及。实际上，国民党在抗战中越战越弱而共产党越战越强的根本原因，就是谁有能力能够把这个国家的民众组织起来的问题。国民党之所以打不好持久战，主要原因就是没有走、也不可能走群众路线。他们一味奢望西方国家的干涉和敌方的自行崩溃，基本上没有走出片面抗战的圈子。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以后，就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久不衰。2010年，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中国问题专家，清华大学特聘教授瑞贝卡·卡尔女士在她的著作《毛泽东与20世纪的世界中的中国简史》中，把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的中心”归纳为“群众路线”。这个归纳的内容，至今对我们的工作仍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