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当今文凭管理制度是把教育变成犯罪的根源》和《不改造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永无崛起希望 》这两篇文章。文章所讲，虽然早已经司空见惯，但文章入木三分的表达还是让人感到了些震动和更多担忧：例如，"知识分子需要用文凭来提醒官员和老板注意“名份”，要把自己当成潘金莲而不是秦香莲
"。
怎么都这样了？
与其"秦香莲"不如"潘金莲"、宁可"潘金莲"也不"秦香莲"……
做秦香莲？多亏啊！
争做潘金莲，对争做西门庆的，是个"好消息"。社会被如此这般操作成这样之后，此种男盗女娼会持续不短时间，且贻害无穷，殃及子孙。
做秦香莲真的在每个方面都亏吗？一方面，秦香莲的亏，是被陈世美通过夫妻关系占了些便宜，吃了陈世美这种"渣男"的亏，吃了"嫁错郎"的亏，也是社会不公所导致的亏；另一方面，秦香莲本分做人老实做事有什么亏的？秦香莲也像陈世美那样成为"人渣"不管孩子不顾家庭就不亏了吗？不怕吃亏地本分做人老实做事，正是秦香莲这样人的"了不起"。就因为怕吃亏，就不本分做人老实做事了？
和各种男女"人渣"打交道不吃亏恐怕比较难。"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同床异梦的"人渣"总是惦记着占对方的便宜、偷对方的东西。他们不仅骗吃、骗喝、骗感情、骗劳动，还偷物、偷钱、偷财产、偷本事，偷发展机会和社会地位，等等等等。如果双方有了孩子，对方把孩子培养成人了，"人渣"不仅坐享其成，不仅不劳而获，还会占孩子们的便宜，还可能因其斑斑劣迹而影响孩子。
"人渣"为了他们的"异梦"，不惜"同床"。把本应美好的"夫妻关系"变成了甚至还不如潘金莲与西门庆那种关系的更为肮脏的关系。夫妻关系是一种牵一发动全身的关系。试想，在夫妻关系中，连表面似乎尚有的"礼义廉耻"都不要了，还会有什么事情可能干不出来？还会有什么影响可能出不来？
陈世美就是婚姻中的"癞蛤蟆"，这只"癞蛤蟆"吃了秦香莲这块"天鹅肉"，不仅不知道满足，还变得更加贪吃了。面对陈世美这样的"人渣"，秦香莲这样的老实人本分人怎么可能不吃亏？不仅会因一时一事而吃亏，还会以此而永远吃亏。进入婚姻这座"围城"的老实本分之人，应该有承受这种吃亏准备的，因为，"癞蛤蟆"为了吃到"天鹅肉"是会把他们自己伪装起来的。犹如《围城》所说："事实上，一个人的缺点正象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它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识"。
如果社会公平正义了，秦香莲这样的人会少吃一些不公平不正义方面的亏，陈世美那样的人也无法通过不公不义占便宜，否则，秦香莲会吃更更多更大的亏。而当今中国司法对此类"人渣"惩罚力度，还远远比不上封建社会。目前的司法实际是在鼓励做坏人，而不是在鼓励做好人。所以，当今婚姻中的坏人越来越多了，比封建社会的还要多得多。
好人吃亏，是绝对的，因为做好人做好事总是让人受益的。只要不都是好人，只要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只要付出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做好人做好事就总是吃亏的。把社会问题解决好的意义就在于不让做好人做好事的吃亏。当下社会风气之所以败坏，当下做人之所以没有底线，是社会问题没有解决好造成的。
根据一些自媒体人的现身说法，结合一些有关潘金莲的文学作品不同诠释，虽然潘金莲和西门庆两人曾经闹得欢，但还是觉得做潘金莲倒是挺亏的，再加上遇到了武松，被拉清单了，就更"亏"了、更"不亏"了。看看人家武松，依据潘金莲和西门庆的价值判断，错失那么多所谓"机会"都不觉得亏。这就是武松和潘金莲西门庆的不同。武松和秦香莲一样，在"舍身成仁"上面并不亏。武松的绝不上错车，是一种本分老实，是一种自然而然。再说，武松真的如潘金莲西门庆那样就不亏了吗？
秦香莲代表老实和本分；潘金莲代表不老实和不本分。这是一种类比。各个领域都有可能出现秦香莲或潘金莲。比如，学术界的潘金莲，思想界的潘金莲，妇女界的秦香莲，教育界的秦香莲，等等等等。
上面所提两篇文章，没有隔靴搔痒的话，讲得深入浅出，说得直接了当。的的确确反映出来了生活中的真实，发人深省。
都这样了还能怎么办？
说到这里，不禁又想起了很久之前就听到的学校是个大染缸的说法。这种说法已经是一种很低很低的评价了。可见学校的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了。对学校这种地方，还能被怎么评价才算问题严重呢？难道要像评价"风月场"那样的评价才算问题严重吗？不过，这种在评价上面的所谓平等最好还是不要追求了。表面上自我要求高一些显然不仅不是坏事情，还是特权。如果是坏事情，不是特权，就不会有诸如"当婊子立牌坊"这样的事情了。用以掩人耳目的、形式上的标准套路还是不可少的。
让很多人苦不堪言、有苦难言的文凭管理制度的确是有问题的。
时代在变，对"女慕贞洁，男效才梁"的普遍内心认可并没有变。这一点，从日常生活和媒体报道中并不难得到证实。即便它已经被"南橘北枳"了，还能用什么替代它呢？恐怕还得继续"女慕贞洁，男效才梁"。要继续下去，就不能不追其本溯其源，就不能不正本清源，就不能不拨乱反正。
现在的文凭管理制度，也就是之前才良管理制度的变种。这种被片面化的变种，已经成为了"人才"甚至是"人品"评价制度的重要部分。可现实却是，文凭管理制度，又"把教育变成犯罪的根源"。用"才良率"评价教育，如果不搞痴人说梦，如果不搞自欺欺人，简直就没法评价，简直就不敢评价了。不然，怎么会有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怎么办？重新找回失去了的贞洁管理制度？可是，"当今中国知识分子是人类历史上最龌龊下流的一群生物，当今中国大学则是世界上最肮脏的地方，比最肮脏的妓院还要更加肮脏"。如果不加以改造，靠这帮人找回是不可能的。在这种似乎难以逃脱的教育环境中，让他们用"贞洁率"自我评价，更是自曝家丑、自我毁灭。"贞洁率"早已成为了只可扪心自问，只能心照不宣，却又不言自明的众妙之门。不便鉴定，如果真要鉴定，恐怕在"贞洁率"的世界排名上，当下中国的排名会低得可怜。
现在中国，被称为"知识分子"的，往往是那些有相当高文凭的人，这些人以"转售"从书本上得到的知识为职业。可是实际却是，取得这个职业资格和这个人是不是真有知识完全无关，就像一个官员，能不能取得官员这个职业资格，和他是不是真有领导才能完全无关一样。不知道为什么会把"以'转售'从书本上得到的知识为职业"的人称作"知识分子"。真知识来自于人民群众的劳动实践。知识是客观的。把它和某一特定人群联系在一起，不仅产生了知识是被他们所掌握的欺骗性，还更加容易让人对知识的客观性表示怀疑。中国文化向来注重"名相"，"知识分子"一词的发明是否有欺世盗名之嫌，应该重新考量一下。重新考量一下，比直接弃之不用，或许慎重一些，至少，比发明这个词要慎重一些，虽然容许这个称谓的继续存，在客观上，起到了羞辱人们智力水平和知识水平的滑稽效果。一个词语的出现，至少要讲究"名相"，至少应该无害。如果对此麻木不仁，搞久闻不知其臭，那就是错上加错了。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绝不应该犯"过能改，归于无，倘掩饰，增一辜"这种常识性错误。
看了上述两篇文章，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努力把孩子们教育培养成为有知识的、可以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好。劳动者还是有些真知识的。但至于是否要成为"知识分子"这样的一种职业人，现在看来，还是不必了，因为"现在这样做，就彻底把知识分子变成了龌龊下流的代名词"。如果让孩子们成为了这样的人，不就把孩子们给害了吗？
但怎么避免孩子们被害？恐怕还得想办法。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从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帮助孩子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也并不容易，再加上，诸如文凭管理制度这样的问题，就变得更不容易了。
想到这些，怎么会有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感觉呢？
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本不该发生的都也已经发生了。社会被如此这般操弄之后，无论大人是不是还有才良，是不是还有贞洁，恐怕也不能不面对现实了。都这样了还能怎么办？彼此都"半斤八两"了。能过，就先凑活着过吧。真的不能过了，还可以再说。
是可以再说，但是善后问题得处理好，比如孩子的问题。大人们所遭遇的这些，难道还要继续发生到下一代身上吗？作为良心父母，至少得为孩子们想想多少向他们分享些前车之鉴吧？至少得为救救孩子们做些什么吧？恐怕只能这样办才是好的。大人们做的孽，完全让孩子承担，显然是不公平的。
几十年时间下来，没有上过传统大学的人不多了，如果连这些都做不到，就又证明了，从这种大学出来的，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生物"了。
其实，过去的大学，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电影《决裂》中的大学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也许，具体到个体，会不同的大学经历，而且可能是很大不同，对此番经历的感受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但是，无论如何，诸如"到底什么样的大学好""到底什么样的大学不好"等等这些问题，还是应该好好思量思量的吧。"三闾大学"真的比"克莱登大学"好吗？还是连"克莱登大学"都不如？上大学好？还是不上大学好？如果无论"三闾大学"还是"克莱登大学"都不行，为什么不能开阔一下思路，办一所好的大学？如果大学办不好，可以先不办。如上大学不好，可以选择先不上。
在善良人的心目中，大学毕竟不是混吃骗喝混日子耍流氓养寄生虫的地方；文凭也毕竟不是用来买卖和自欺欺人的东西。把孩子们送进大学是之前学校德智体教育的继续，是让孩子们学好变得更智慧而不是学坏变得奸猾。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近几十年的教育制度改革，先是丢掉了原先的十分先进的社会主义教育原则，同时又逃避了改革后"市场经济"的洗礼，实际上又剩下了封建主义教育中的特权糟粕。虽然名义上搞的是"市场经济"，可是，这种所谓"市场经济"，并没有起到对封建教育糟粕进行洗礼，比如，大学老师的用人制度就根本没有经过"市场经济"改造，学生几乎没有自主选择教师的权力。在这种教育制度中，不要说没有"社会主义"这高层次民主了，甚至连"资本主义"的低层次民主都没有了，而用仅剩下的封建主义教育糟粕又是不可能把大学办好的。按理说，真正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大学，绝不会容许有如此众多低层次"寄生虫"的存在，更不会出现诸如所谓"世界名校"基本都在西方这种荒唐局面。
进行诸如这样的思量，是很好处的。这种思量，至少有利于对下一代的教育，至少有利于避免"以其昏昏使人用昭昭"。
"大学还是要办的"。经常思考"办"或者"不办"这样问题没有什么不好。如此思考多了，就清楚了这个还是要办的大学指的是什么样子大学了。虽然应该办成什么样子大学早已经被说得清清楚楚了，可是，实际上，有不少人还是不清楚或者还是装糊涂。这产生了通过教育革命加以解决的必要。没有这种教育革命，问题解决不了。
教育革命，需要道德勇气，需要实践勇气。革命没有容易的，但这种教育革命也没有困难到不能立即进行程度。教育革命可以像"科技革命"一样比较快速地展开并实现其目标。这种教育革命，是在教育制度层面上把颠倒的东西再颠倒过来就行了。这种颠倒过来，不一定比修正计划生育政策困难，因为，在中国，实际上不仅已经具有了包括各级各类大学的教育体系，还具有了各种或先进、或落后的教育形式和方法，并已经形成了足以产生鉴别的对比。有了这种对比，革命就有了对象和目标。这些都是进行教育革命的有利条件。这种教育革命，是一种相对容易的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