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清的清规和戒律”

“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清的清规和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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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2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第1个五年计划。

  7 月31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议原定在下午3时开始。 下午1时,教员早早来到了怀仁堂东侧的游泳池。1 时40分,教员找来陶铸、江华、周小舟3位省委书记谈话,大约有半个多小时。随后,教员步入会场。会议按原定时间准时开始,教员首先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长篇报告。他一开头就说:“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大风暴(注:教员后来在8月下旬修改这篇报告时,将“大风暴”一词改为“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清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据一位参加会议的省委书记回忆说:此时的会议气氛是比较平和的,毛泽东也显得轻松自如,他在批评“小脚女人”时还连说带笑。

  教员接着说:“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5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运动中免不了要出些偏差,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难纠正的。干部中和农民中存在的缺点或错误,只要我们积极地去帮助他们,就会克服或纠正。干部和农民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前进的,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在有些地方,他们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例如:一方面排斥贫农入社,不照顾贫农的困难;另一方面又强迫富裕中农入社,侵犯他们的利益。这些都应该向他们去进行教育,加以纠正,而不是简单地去进行斥责。简单的斥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狼,后怕虎。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他们自己。要让他们做,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前怕狼后怕虎的态度不能造就干部。必须由上面派出大批经过短期训练的干部,到农村中去指导和帮助合作化运动;但是由上面派下去的干部也要在运动中才能学会怎样做工作。光是进了训练班,听到教员讲了几十条,还不一定就会做工作。总之,领导不应当落在群众运动的后头。而现在的情况,正是群众运动走在领导的前头,领导赶不上运动。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教员批评了在浙江采取的“坚决收缩”(教员解释说不是浙江省委决定的)的方针,他说:“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慌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这样一件大事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当的。并且在1955年4月,中央就提出过这样的警告:‘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可是有些同志不愿意听。在胜利面前,我认为有两种不好:1、胜利冲昏了头脑,使自己的头脑大大膨胀起来,犯出‘左’的错误,这当然不好。2、胜利吓昏了头脑,来一个‘坚决收缩’,犯出右的错误,这也不好。现在的情况是属于后一种,有些同志被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吓昏了。”

  接下来,教员从农业合作化与工业化相互关系的角度,论证了加快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他说:

  教员还批评说:

  8月1日,邓子恢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

  教员在各地代表发言后作了结论,提出了“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

  8 月3日下午,教员约见邓子恢,他们从下午2时30分一直谈到4时45分。

  8 月6日,教员给刘思齐写了一封回信。原来在8月初,刘思齐由教员安排准备去苏联留学,此时她患了重感冒,就给教员写了一封信。教员马上回了一封信:

  后来在9月间,教员把刘思齐送到苏联莫斯科大学数学系学习。

  在8月初的周六晚上,毛华初来到中南海看望伯父教员。

  此前,毛华初在1949年由东北随南下工作团到达湖南湘潭,先后担任中共湘潭县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职务,在湘潭任职达5年之久。1955年5月,他调任省林业厅副厅长。这一次,他是从湖南来到北京参加林业部召开的全国林业工作会议的。在京参加会议期间,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会议开了五六天,一直没见到伯伯回信,就后悔不该去打扰伯伯。散会后,毛华初去看望爱人韩谨行的姑父、法学家张友渔。这一天,叶子龙从中南海打来电话,说教员约毛华初星期六晚上见一见。毛华初说:“我要回去了,不打扰主席了。”叶子龙说:“好多年没见面了,主席说要见见你。”

  毛华初如约来到了中南海。中南海的周末,华灯齐放,五彩缤纷。工作人员为了让教员愉快地度过周末,特地安排了舞会。舞会在一个简陋的不大不小的平房里举行,厅里没有什么豪华的陈设,除了一套旧沙发外,就是木凳。参加舞会的大都是干部、警卫员、服务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毛华初走进舞厅,见教员坐在沙发上休息,他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只是比过去老了一些,胖了一些。这是毛华初在离开延安之后第一次见到伯伯,分别整整10年了。教员认出了毛华初,连忙招呼他进去。毛华初走上前去,叫道:“伯伯。”

教员起身和侄儿握手。俩人落座后,教员问起了韶山一些老人及堂弟毛泽连、毛泽荣的生活状况,毛华初一一作答。教员又问道:“你是什么时候来北京的?” “来了一个星期了。”毛华初说:“我是来参加林业工作会议的。” 教员想到了东北砍伐森林的现象严重,就说:“你搞林业很好,林业要发展,还要靠你们多努力。你是林业厅副厅长,你告诉林业部,不要变成一个砍伐部、毁林部。要变成一个管林部,育林部。” 教员左手手指间夹着香烟,又用右手掰着左手指,如数家珍地说着全国还有多少平原和丘陵,有多少森林覆盖率,还有多少荒地,分别占多少百分比。毛华初认真听着,非常佩服伯父管理着国家大事,还对林业状况如此清楚。

  这时,一个小姑娘走了过来,蹲到教员面前,请他跳舞。教员朝毛华初望了一眼,对小姑娘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华初完全明白,伯父面对着的是小姑娘,而实际上这番话是说给自己听的。伯伯对年轻人寄于多大的期望啊!

  正在此时,教员的女儿李敏也来了,她拉着爸爸走进了舞池。那个小姑娘则拉着毛华初跳起了舞。毛华初隐约听到侧面的李敏问爸爸:“这是哪一个?”毛泽东低声说:“他是我家里人。”一曲舞毕,毛华初向伯伯告辞。教员叫秘书把他送到门口,直至上了汽车。

  8 月7日,教员离开北京,去了北戴河。他每天下午到海水浴场游泳三四个小时,晚上工作,主要是修改7月31日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稿,直到次日凌晨两三点钟,有时到六七点钟。他根据8月1日省市区党委书记们讨论的意见,对报告稿作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他加写的重要文字有:

  “我们必须反对任何没有准备的不顾农民群众觉悟水平的急躁冒进的思想。”

  “反对不顾质量、专门追求社和农户的数目字的那一种倾向。”

  “必须一开始就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单纯的追求数量的偏向。”

  “在发展了一批合作社之后,必须有一个停止发展进行整顿的时间,然后再去发展一批合作社。那种不许有停顿、不许有间歇的思想是错误的。”

  此外,教员每天还要阅读省市区党委送来的报告,读得非常认真,仔细地圈、点、批、画,还修改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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