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浏览头条，看到了“小岗的精神是什么？”的话题邀请。随后，又看到了有网友讨论小岗精神的文章：《小岗精神是什么？》（2024-11-09 11:39·老实人生）。
那小岗的精神是什么呢？
文章是这样说的：“一是敢于创造、敢于担当、敢于奋斗；二是解放思想、求真务实；三是风险共担、艰苦创业；四是尊重民意、以人为本。这些精神内涵，小岗人当时是绝对意识不到的，也绝对想不到那么多。如果他们中有这样的奇人，后来的前途当不会逊色于永贵伯伯。据说那18位按手印的农民，已悄悄地走了几位。剩下的，每人每月享受着两千多元的养老金，算是给他们为改革开放立下功劳的回报。”
同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也谈到了大寨精神：“大寨也有一种精神，也是八个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其精神的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爱国：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二是创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创业精神。三是求实：讲求科学、‘三老四严’的求实精神。‘三老’就是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四严’就是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 四是奉献：胸怀全局、为国分忧的奉献精神。”
文章谈到“小岗精神和大寨精神，都产生于农村，由于它们产生的时期不同，追求的目标不同，它们的内涵也有较大差异。但它们都对中国的三农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历史发展的轨迹看，我国从商鞅变法的耕战制度开始到秦皇朝建立，形成了农户个体生产为特点的农耕制度，一直延续了二千多年，直到解放之前。从秦到宋代，这种制度在世界上都是处于领先的地位。直到18世纪英国出现工场手工业，产生了分工与协作相结合的生产方式，从此使我国的以个体农户种植为特点的农耕制度便处于落后状态，1840年大清帝国被英帝国用大炮打开国门之后，我国便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经过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八的艰苦卓绝的英雄斗争，终于推翻了由大地主和买办阶级统治的反动势力，消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走狗，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建国后，顺应农民“耕者有其田”的利益要求，通过土改形成了农民占有土地并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体生产方式。
那为什么后来我国又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呢？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小农经济容易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合作化运动有助于避免这种情况，实现共同富裕。劳动力的多与少，资金实力的不一样，种田技能的区别等等，会使单干的农民很快产生两极分化的状况。从全局的角度来考量，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消除个体经济的分散性，通过集体化和国有化来巩固工农联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物质保证。通过合作化运动，农民能够更好地组织起来，共同劳动，能够形成一种集体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从而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能够增加粮食产量，解放当时的粮食危机。从满足生产力发展的自然要求看，合作作和公有制可以帮助农民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减少损失，提高抗风险能力，为农业生产机械化的实行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提供基础；从满足生产力发展的社会要求看，它对于改造小农经济，实现我国农业生产现代化和快速实现工业化提供坚实的基础。
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过程，就是一个化零为整，把一盘散沙的个体农民生产组织成为一部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目的，能够抗衡自然灾害、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方便农业机械化实现的机器的过程。人民公社的二十多年，总起来就是为我国农业现代化而进行创业工程，从没有电到农业生产和生活的电力化，大量水利工程建设形成了灌排体系，实现了农业生产的水利化，农业基本建设的开展，低产田的改造，农田种植和管理的科学化实现，从农民没有学上到中小学教育的普及，医疗卫生体系的建立和农业生产服务体系的建立等等。
大寨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治山治水，大战狼窝掌虎头山，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用了十年的工夫修成了亩产千斤的高产、稳产海绵田。既改善了社员的生活，也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大寨人面对自然灾害时，不低头不气馁，不向国家伸手。在陈永贵为首的党组织带领下，艰苦奋斗，迎难而上，自力更生、重建家园，使大寨面貌又焕然一新，因而成了全国学习的榜样。
大寨人的精神，就是建设者的精神，他们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作出自己的努力。
小岗是安徽凤阳县一个只有18户人家115口人的生产小队。据说人均四、五亩耕地但却吃不饱饭。因而偷偷地在土地“大包干”的契约上按下了手印，把土地分到了各家各户。小岗敢于背离集体合作化的道路，冒着风险，把集体的土地私自分，表现出敢闯敢干的精神。他们的作为引发了全国性的分田到户的做法。经过二十多年努力形成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就这样被解散了。
于是，格式化的大田块又分成了一块块的豆腐干，正常使用的拖拉机；也被搁置起来，恢复了人翻地或牛耕地；生产队积累起来的资产也被分光了；流水化的脱粒作业变成了个人操作；已经建好的水利工程荒废了、……。
小岗精神是什么精神呢？
就是拆迁队的精神。俗话说，造房苦十年，拆屋一顿饭。十八个手印，拆掉了人民公社的体制。
在农业合作化和公社化运动中，农民本身也在发生着身份变化：随着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以陈永贵、雷金河、王宏斌为代表的农民已经转变为新型的农民一一劳动所有者，他们适应了农业生产集体化的新型生产体制；他们是新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建设者。
但是，我国毕竟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农耕社会，小农意识的惯性力量非常强大。在农业合作化和公社化的过程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难以转变为劳动所有者的，他们的思想仍然停留在小农生产的时代。他们总是试图回到原有的生产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