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起恶性治安案件，加剧了舆论中持续以久的归因论证，即将犯罪现象和治安问题与所谓的经济下行导致社会戾气加重相关联。一方面，这样的因果关联比较符合某种简单的直觉思维，另一方面在传播上容易刺激到人们的爽点，所以很多大V和自媒体们也在有意或无意的输出这类循环论证。
然而不要忘了，仅仅就在两年多以前，这类循环论证也广泛出现过，21-22年期间在舆论中广为传播的几起事件，也被归因为“社会戾气加重”。以防有人岁月史书性失忆，我还是要提醒下，20年下半年开始到22年初是我国主动防御效果最好的时候，在绝大部分时间和绝大部分地区中，人们得以免于体验阳性和封控，免于体验欧美的群体免疫。然而在某些群体眼里这些都不重要，只要让他们感受到一丝不自由，就被渲染成戾气和犯罪的借口。
当时存在的另一种循环论证更为讽刺，即“放开了经济就好了”，讽刺之处在于同样一拨群体，放开了之后就绝口不提，转而开始循环论证我国越来越不尊重哈耶克的大手导致经济不好。
循环论证在逻辑上想证伪很容易，想想美国从当年人均GDP不如日本，到如今人均GDP冠绝天下，社会治安是变好了还是变差了？仅以GDP增长百分比来说，我国增长最快的时期治安难道特别好？隔壁日本在失去三十年的情况下，更是成天有人吹治安特别好（然而所谓无敌之人就是日本人搞出来的概念）。
事实上在我国高速增长期，社会批评的声音长期将高速发展与社会矛盾相关联（宜兴事件中，如果原因真是职业学校的问题，那这不正是高速发展期导致的问题）。跨越式发展往往要伴随着矛盾的积累和放大，亚洲的小龙小虎们，社会矛盾从来没有随着高速发展真正减轻过。有人会说福利问题，社会当然要持续发展福利，但发展福利和社会治安之间也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老欧洲靠债务游戏搞高福利，治安好吗？
这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处于真空球形鸡的国家能满足上行下行和所谓的戾气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于大型经济体来说，人均GDP一万美元左右时是一个很尴尬的节点，发展累积的矛盾到了一定程度，社会少部分群体已经积累了可观的财富，人们的相对落差心理普遍加剧，但从人均看，国家整体财富还没积累到可以以消费而不是以投资为主。
在这个节点上是为了跨过门槛继续积累矛盾，还是选择缓和眼前的问题放弃积累发展，如何在两者之间不走极端，取一个最优解，绝大部分后发国家的尝试都失败了。这也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然而如美国一样，人均gdp发展至三万以上，并不就一定意味着社会物质总财富和生产力水平的持续增加，也无法和社会治安治安产生正向关联。以美元计价的gdp模式从来不是什么永恒真理。
这里说的还是经济发展和真正的治安问题之间的关系。我国目前面临的并不是真正的治安问题，而是预期问题。
中国十四亿人口，是世界上恶性犯罪率最低的大国。但无论犯罪率如何低，绝对数字都很可观，每年的故意伤害案件都要到以10万计。比如23年故意杀人类案件5.2万，严重暴力犯罪案件6.2万。这个数字比22年有所增长，但比2019年又有所下降，所以这能说明什么？我是不是也可以搞个循环论证说防疫能减少社会戾气提升治安水平？
然而，在信息传播极度发达的当下，与10万起伤害案件这个数字相比，只需要在一段时间内广泛传播和渲染十起，甚至更少，就足以改变人们对治安的预期了，就像当时的唐山烧烤打人事件。有人会说最近的几次事件是报复社会，与普通犯罪不一样。然而报复社会从来也不鲜见，前些年那些幼儿园行凶事件不再出现，靠的也不是对所谓社会戾气的解决。
就如同那两年所谓的一座山和一粒沙一样，当前社会情绪价值大过天，比起冷冰冰的数字，人们更愿意用那些能刺激自己眼球，创伤自己心灵的事件来打量这个社会。想想前段时间深圳日本学校事件是被如何渲染的？当时各路人去献花甚至道歉作秀，现在隔壁的珠海有见到他们吗？
所以循环论证在逻辑上虽然容易证伪，但在公共舆论上总是无法证伪。现代社会经济，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信用游戏，预期游戏和流动性游戏，理解这三点就会理解当下国内和世界经济的很多问题。预期游戏经常以非理性的形态运作。比如关于股市，最开始人们会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在反复被主要经济体们的现实表现证伪后，又会说，股市是预期和信心的晴雨表。然而资本市场的选择一次又一次证明，所谓的预期往往并不是基于理性和事实的预期。如我们在之前文章中所说，如果人们当下的决策真的都是基于理性考虑长远而做出的选择的话，那西方社会当下的很多问题也就不会出现了。
最近几起恶性治安案件，加剧了舆论中持续以久的归因论证，即将犯罪现象和治安问题与所谓的经济下行导致社会戾气加重相关联。一方面，这样的因果关联比较符合某种简单的直觉思维，另一方面在传播上容易刺激到人们的爽点，所以很多大V和自媒体们也在有意或无意的输出这类循环论证。
然而不要忘了，仅仅就在两年多以前，这类循环论证也广泛出现过，21-22年期间在舆论中广为传播的几起事件，也被归因为“社会戾气加重”。以防有人岁月史书性失忆，我还是要提醒下，20年下半年开始到22年初是我国主动防御效果最好的时候，在绝大部分时间和绝大部分地区中，人们得以免于体验阳性和封控，免于体验欧美的群体免疫。然而在某些群体眼里这些都不重要，只要让他们感受到一丝不自由，就被渲染成戾气和犯罪的借口。
当时存在的另一种循环论证更为讽刺，即“放开了经济就好了”，讽刺之处在于同样一拨群体，放开了之后就绝口不提，转而开始循环论证我国越来越不尊重哈耶克的大手导致经济不好。
循环论证在逻辑上想证伪很容易，想想美国从当年人均GDP不如日本，到如今人均GDP冠绝天下，社会治安是变好了还是变差了？仅以GDP增长百分比来说，我国增长最快的时期治安难道特别好？隔壁日本在失去三十年的情况下，更是成天有人吹治安特别好（然而所谓无敌之人就是日本人搞出来的概念）。
事实上在我国高速增长期，社会批评的声音长期将高速发展与社会矛盾相关联（宜兴事件中，如果原因真是职业学校的问题，那这不正是高速发展期导致的问题）。跨越式发展往往要伴随着矛盾的积累和放大，亚洲的小龙小虎们，社会矛盾从来没有随着高速发展真正减轻过。有人会说福利问题，社会当然要持续发展福利，但发展福利和社会治安之间也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老欧洲靠债务游戏搞高福利，治安好吗？
这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处于真空球形鸡的国家能满足上行下行和所谓的戾气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于大型经济体来说，人均GDP一万美元左右时是一个很尴尬的节点，发展累积的矛盾到了一定程度，社会少部分群体已经积累了可观的财富，人们的相对落差心理普遍加剧，但从人均看，国家整体财富还没积累到可以以消费而不是以投资为主。
在这个节点上是为了跨过门槛继续积累矛盾，还是选择缓和眼前的问题放弃积累发展，如何在两者之间不走极端，取一个最优解，绝大部分后发国家的尝试都失败了。这也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然而如美国一样，人均gdp发展至三万以上，并不就一定意味着社会物质总财富和生产力水平的持续增加，也无法和社会治安治安产生正向关联。以美元计价的gdp模式从来不是什么永恒真理。
这里说的还是经济发展和真正的治安问题之间的关系。我国目前面临的并不是真正的治安问题，而是预期问题。
中国十四亿人口，是世界上恶性犯罪率最低的大国。但无论犯罪率如何低，绝对数字都很可观，每年的故意伤害案件都要到以10万计。比如23年故意杀人类案件5.2万，严重暴力犯罪案件6.2万。这个数字比22年有所增长，但比2019年又有所下降，所以这能说明什么？我是不是也可以搞个循环论证说防疫能减少社会戾气提升治安水平？
然而，在信息传播极度发达的当下，与10万起伤害案件这个数字相比，只需要在一段时间内广泛传播和渲染十起，甚至更少，就足以改变人们对治安的预期了，就像当时的唐山烧烤打人事件。有人会说最近的几次事件是报复社会，与普通犯罪不一样。然而报复社会从来也不鲜见，前些年那些幼儿园行凶事件不再出现，靠的也不是对所谓社会戾气的解决。
就如同那两年所谓的一座山和一粒沙一样，当前社会情绪价值大过天，比起冷冰冰的数字，人们更愿意用那些能刺激自己眼球，创伤自己心灵的事件来打量这个社会。想想前段时间深圳日本学校事件是被如何渲染的？当时各路人去献花甚至道歉作秀，现在隔壁的珠海有见到他们吗？
所以循环论证在逻辑上虽然容易证伪，但在公共舆论上总是无法证伪。现代社会经济，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信用游戏，预期游戏和流动性游戏，理解这三点就会理解当下国内和世界经济的很多问题。预期游戏经常以非理性的形态运作。比如关于股市，最开始人们会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在反复被主要经济体们的现实表现证伪后，又会说，股市是预期和信心的晴雨表。然而资本市场的选择一次又一次证明，所谓的预期往往并不是基于理性和事实的预期。如我们在之前文章中所说，如果人们当下的决策真的都是基于理性考虑长远而做出的选择的话，那西方社会当下的很多问题也就不会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