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今天，我们几乎不再听闻“买办”这个词汇。尽管“买办”一词已不常见，但在大多数中国人心中，它依旧是一个带有负面含义的词汇，常常与“洋”字相连，成为“洋买办”，指的是那些帮助外国人在中国谋取利益的人。
这种负面的解释源自教员，他在其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一文中对“买办”进行了定义，这一界定后来成为了共识，并在中国的影视作品中塑造了“买办”固定的负面脸谱形象。
然而，到了1996年，像梁晓声这样的知识份子开始对这类人群的传统定义提出质疑。通过亲身接触那些“为外国人在中国工作的人”，他发现“买办”并不像电视上描绘的那般可怕。
甚至有一段时间，社会上流行着一种认为“买办”比一般中国人更优越的风气。这让冷月感到很困惑，虽然每个国家都有代表外国利益的本国公民，但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让本国公民如此热衷于这一角色，甚至感到自豪。
一个可能得原因是因为外国企业提供的薪酬和福利远超过本国企业，正如当时为日本经济利益服务的欧洲人在西方也是少数。
这在当时的确是现实。
1996年，随着西方企业纷纷进入中国，他们感受到了这个人口最多国家对他们的热情，也看到了市场的巨大潜力。但同时，他们也听到了许多早期进入者的抱怨，即“中国人的真诚和热情是一回事，但中国人的工作效率是另一回事”。
因此，大多数进入中国的企业都需要一些对本地市场极为熟悉的人来为他们开路。那时，为西方人工作不仅能获得比在本国企业多得多的回报，有些人还能获得雇主国的居留权，这是那时甚至直到今天是许多中国人梦寐以求的。
所以，新一代“买办”，就在那个时刻闪亮登场了。
在1996年，新式的“买办”主要有三类人：
1、中国部分官员的子女（不是指全部）；
2、久居海外但在中国大陆有深厚国际人际背景的华人；
3、虽然“改革开放”以后才初到国外却立志从商渴望相遇外国“明主”的中国人。
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本身就是中国官员的子女。在1997年新年前夜，梁晓声接受邀请参加了“在京外国商务代表联谊会”，在那两三个小时里，他与众多“代表”进行了极为亲近的交流，这种情景如同一场生动的纸上戏剧。作者提到，他们得到两位外籍嘉宾的称赞，仿佛这意味着他们在市场上的名牌地位。
他们竭力向外国人展示自己并非对方想象中的典型中国人。他们大多数人都持有外国居留权。他们中的男性担忧自己在外国年轻女性眼中仅仅是被外国人雇佣的高级“中国劳工”，他们相信外国人更偏爱中国的知识分子。
他们中的女性已经看不上一般的中国男性，期望自己能嫁给外交官、科学家、学者、著名教授。随后，随着西方企业对中国市场的深入了解，“买办”这一角色逐渐淡出历史，转而成为了西方企业的“中国员工”。
王震同志说，教员比我们这些人早看五十年！
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同志后来也说：看今天的社会，教员当年是对的！
相信少奇同志如果泉下有知，也会认可光美同志的这句话的······
至于当前是否仍有“买办”存在，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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