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在上海黄浦江畔，外白渡桥旁边，有个蛋品加厂，叫“茂昌蛋厂”。
“茂昌蛋厂”大资本家郑元兴是浙江宁波人，初到上海时，随身带了一条破棉花胎，拖了一双破布鞋。后来，在一家蛋行做了几年。由于他学会了一套剥削的“本领”，又刮了一笔民财，1923年开办了这个厂。当初，只是一个弄堂小厂，有几百平方米的房子，雇用100多个工人。可是到后来，郑元兴却变成了有11个大工厂、企业的资本家。在上海、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等地都有分厂，在英国伦敦还有公司。
只不过20年光景，这个资本家为什么发展得这样快呢？这里还得从牌子说起。
蛋品加工行业，是有季节性的:有时忙，有时闲。资本家就根据这一特点，想出了一套“独特”的剥削手法:大量地、长期地雇用临时工人。例如照蛋部有100多个女工，除了三个工头之外，全部是临时工人。
每个临时工人，都有一只纸折子，早上上工前，向工头换一只牌子，干活的时候，把牌子吊在脖颈上。牌子有两种:纸牌和铜牌。纸牌又分成白牌、蓝牌、黄牌、红牌四种；铜牌又分别用白线、蓝线、黄线、 红线拴着，加以区分。这四种纸牌和用四种不同颜色的绳作标记的铜牌，就表示着八个等级。资本家把临时工人分成为临临时工、短临时工、临时工、基本临时工、特别临时工等多种，要他们分别按不同的等级挂不同的牌子。挂四种牌的临时工人，有的每年只能做3个月左右；挂铜牌的临时工人，最多的每年也只能做10个月左右。其余的那些时间都是失业在家里。
资本家雇用临时工人，可以付出最少的工资，获得最廉价的劳动力，进行最残酷的剥削和压榨！那时候，一个长工的工资每天一元多，而一个临时工人的工资，有的每天只有三角八分，只抵长工的三分之一。有个姓张的老工人回忆，她在这个厂里断断续续干了20多年，每天的工资只加到四角八分；全部收入，也养活不了自己。因此临时工人常常吃了这顿没那顿，生活非常困苦。
资本家逼迫工人把牌子吊在脖颈上，是对工人绝大的侮辱。牌子不但分成好多等，而且上面还有号码，资本家和工头一看这个工人挂的牌子，就知道他的等级和姓名，就可以监视工人劳动，对工人进行统治、分化和迫害。那时，资本家豢养的狗腿子名目繁多:大工头有监工、拿摩温、副头；小工头有十二头、二十四头。他们--尤其那些大工头们， 就像毒蛇一样，整天在车间里走来走去，无故责罚工人，动不动就是给工人“摘帽子”(工人停活管叫“摘帽子”),把工人的牌子收去，迫使工人失业。
有一天，资本家逼迫工人加班加点，从早上六点钟一直干到晚上九点多钟。工人们没有准备夜饭，个个饿得发慌，等到他们听到工头吹了放工哨子，往外走出时，放在磅秤上的一只流青蛋盘不知怎么撞翻了。工头不分青红皂白，猛地从人群里抓住临时工人厉月娣，硬说蛋盘是她撞翻的，还要她赔偿。
厉月娣说:“不是我撞翻的。我人在后头，怎么能撞翻它呢？”
工头虎着脸说:“怎么，你还敢嘴硬！”
周围的工人，看着都很气愤，可是工头是资本家的狗腿子，谁敢碰他一碰呢？有个工人担心地低声对月娣说:“月娣，他要找你麻烦，你就讨饶，赔几块钱，保住饭碗要紧！”可是，临时工人做工赚的钱去买米肚子也填不饱，哪里还有钱赔偿呢？再说，这是冤枉事啊，怎么可以往自己身上揽呢？！厉月娣坚决不能承认。那工头摆出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说:“今朝不发你工资，停工三天！”厉月娣被收去了牌子，只好回家去，有冤也没处申诉！
资本家和工头逼迫着工人卖命，是从来不顾工人死活的。有一天，有些工头在车间里打牌赌博，竟残酷地把冷藏工人锁在冷库里，不让他们出来，说是他们出来了就会“偷懒”。工人们在零下十几度的寒冷下，只是了件破棉袄，个个冻得浑身发抖。为了不致冻死，他们只好咬着牙拼命干活，借以暖暖身子。这样，时间短还可以应付，时间一长，就支撑不住了。有的人冻得流出泪来。门是反锁着的，有什么办法呢？这时，正巧碰上机动间工人开门进去测量温度，大家才侥幸得以出来。可是过了一会，被工头看见了，工头骂道:“出来偷懒，当心收你工牌！”工人们又被威胁着退回去。
临时工人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吃饭没有食堂，工人就捧着冷饭在水门汀楼梯阶上吃。到夏天，车间里热得像蒸笼，散发着今人作呕的臭蛋味。这个厂里有500多个女工，连个浴室也没有，工人身上沾满了臭气也没处洗。下了班，她们只好带着这股臭味回家。走在路上，一些阔佬碰到她们，捂起鼻子说:“‘臭蛋壳’来了”
工人们遭受着各种凌辱，还要受到资本家各种花招的欺骗。那时，铜牌要比纸牌“高” 一档，有的临时工断断续续为资本家卖命几年、十几年，才好容易一档档“升”上去，拿到块铜牌，照理说，他们的境况应当好一些了吧？可是不然。这里请看一个老年女工的遭遇:
老年女工陈金娥，在这个厂里断断续续做了28年，结果还是个临时工。在这28年里，除了受资本家的剥削外，工头们还常支使她为他们洗衣、烧饭、做杂活。因此她得到了一块铜牌。有一天，她唯一的一个儿子突然得重病死了，陈金娥不得不停工一天，料理后事。第二天，陈金娥勿勿赶去上工。
陈金娥来到厂门口，颤抖着双手把纸折子拿出来，去向工头调换工牌。工头问她:“你是什么牌子，几号？ ”
陈金娥回答:“铜牌。十六号。”
“十六号铜牌被收掉啦！”工头凶狠狠地说。 “什么，被收掉啦？”陈金娥吃惊地张着嘴巴，她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可是当她清醒过来以后就弄明白了:她的牌子确是被收掉了！就是说，以后不能再做工了。可是不做工，吃什么呢？陈金娥禁不住放声哭了起来。
资本家闻声赶来，以为出了什么事。他看到陈金娥后，假慈假悲地说:“老太婆，你年纪大了，做不动啦，该休息休息啦！”
“不！我做得动，做得动！我拿的是铜牌，十六号铜牌......”
资本家看看用软办法不行，就转了一下眼珠，向工头作个手势:“让她滚，老东西！这里没有她的铜牌！”
陈金娥被无情地赶出门去了。她呼号着，她要活命啊。可是她喊天天不响，喊地地不应，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有哪个资本家理会她呢？......这个可怜的老工人啊，想到自己死去了的儿子，想到今后生活没有着落，在望之中，上吊自杀了。......
这是陈金娥的悲惨结局，也是这个厂里多少临时工人的悲惨结局啊！看！当资本家需要你的时候，看你年轻力壮，他就给你块牌子，拴在你的脖子上，要你为他卖命。当资本家从你身上榨干了油水，吸干了血液，他就一手收回牌子，一脚把你踢开...... 牌子啊！上面浸透着我们多少工人的血泪！
黑夜总有尽头。1949年，上海解放，这个厂的工人终于见到了太阳。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当时我们党的领导下，工人们很快成立了工会，1952年进行民主改革，欺压工人的工头被纠斗！野蛮的等级制度、厂规、罚规被一扫干净。1954年实行公私合营，所有临时工人通通转为正式工人，那时，工人们的地位不再是雇佣奴隶了，这些老年工人想想过去，常常禁不住含着眼泪说:“过去我们是站在蛋壳上过日子的呀！饱尝黄连知蜜甜。要是没有党和毛主席，我们这些人，像陈金娥一样，不知要遭到怎样的结局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