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 潘家恩：要使青年有出路，一定要社会有出路

　　友导读

　　青年的出路与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议题。著名学者温铁军教授与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副院长潘家恩教授的深刻对话，为我们细致剖析了青年与乡村复兴之间错综复杂而又微妙的相互作用。

　　温铁军教授以其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独到见解，为我们开启了一扇窗，让我们窥见青年如何在乡村广袤的天地间定位自我，实现个人价值的升华。潘家恩教授则以其城乡转换的亲身经历，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思考与观察视角，展现了这一转变过程中蕴含的深刻意义。

　　这场对话将启发我们思考，如何更好地培养和引导青年，让他们在社会的发展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为社会的进步贡献力量。

　　注：本文根据温铁军教授《温言铁语》讲座综合整理。

　　温铁军 潘家恩：要使青年有出路，一定要社会有出路

　　关键词：

　　上山下乡 　教育 　产业化 　全盘西化　 救救孩子 一懂两爱　乡建　　运动　　知识　　改变命运　　生态　　文明

　　青年下乡是被耽误了吗？

　　潘加恩：今天非常高兴能向温老师请教，同时也分享我们这20年来关于青年问题的一些思考和观察。

　　温铁军：先问一个问题，你是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的副院长，同时也是西南大学的引进人才。你作为人才，有什么待遇？

　　潘家恩：作为引进人才，我直接被聘为教授。

　　温铁军：所以说，我们乡建青年的发展前途是非常灿烂辉煌的。

　　潘家恩：虽然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目前主流评价还算不错。但我们也看到外界有批评。例如，有人批评说乡建鼓励了很多人下乡，甚至认为这是在诱骗青年下乡。

　　温铁军：其实我们是先把自己“诱骗”下乡的。

　　潘家恩：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我是自己“诱骗”自己下乡的。另一个批评是说，这个过程中可能会耽误很多年轻人。因为按主流说法，年轻人有很多出路，下乡就耽误了。

　　温铁军：我想用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解释一下。

　　当年我们被称为“耽误的一代”，因为在初中二年级时，我们遭遇了“文革”，全校停课。无论你原来有什么志向，最后都一并上山下乡，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因此我们被认为是“被耽误的一代”。我也是当年被下乡的那一代人中的一个，是被称为“被耽误的一代”的一员。

　　我记得后来回城后，我们中学的班主任与大家聚会。他很惋惜地说：“如果没有这些年让你们下乡，你们早就是国家栋梁了，工程师、教师等都有前途。现在看起来很遗憾。”老师年纪很大了，他为我们班同学花了很多心血，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场的同学几乎众口一词地说：“老师，我们一点都不觉得遗憾，我们得到了很多。”这一切，我们经历的，是一生难得的体验。经过这种锻炼，我们都成长了，至少在精神上我们是强大的。后来再看这些人，在知青返城之后，经历了一段相对而言比较艰难的年份，很快大家又都走上了各种工作岗位。

　　用我自己的经历来看，我们在新世纪初发动高校青年下乡，这恐怕也谈不上耽误不耽误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我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时，我的老领导杜润生就强调：“你们这批人，如果能够动员起成千上万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下乡支农，你们的事业就成功了。”这段话铿锵有力，我们至今仍然把杜老当年的要求当成我们的历史使命。

　　无论外界有多少批评，我觉得其实不需做太多解释。如果我们动员起来的这些下乡青年认为自己被耽误了，那确实我们这些年的工作应该算是教训大于经验；但如果大多数人没有这种反映，我们对那些批评也不必计较。

　　潘家恩：2000年我上大二，当时在农大听过您的一场讲座。当时您发起大学生支农活动时，曾借用了鲁迅先生的“救救孩子”这句话。我特别想了解一下，您当时为什么这么说呢？

　　温铁军：“救救孩子”这个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主要针对的是20世纪90年代教育领域中出现的各种不良现象。

　　中国在1990年遭遇美西方的全面制裁，当时美国要求所有西方资本全撤，而中国正在工业化高涨期，突然遭遇到外资归零，这极大地打击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当时我国采取了宏观紧缩的调控策略。在宏观紧缩调控之下，出现了大量的失业，社会上的各种不安定事件频发。

　　面对这些复杂的社会现象，人们找不到传统理论中的结论来应对。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出现了一个思潮，实际上就是全盘西化的照搬思潮。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高校首当其冲地照搬了西方教科书。要知道，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教育体制中被称为庸俗经济学。但从90年代开始，这些称谓都消失了，西方经济学变成了普通经济学，成为一个具有普世价值意义的学科体系。

　　实际上，对于我们这样的后发国家来说，包括大多数后发国家，只要照搬西方的理论体系，大多数都会走向反面。后发国家只要照搬西方的教育体制，没有谁能逃脱走向反面的结局。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高校出现了教育产业化的现象。其实不光是高校，中学、小学和幼儿园等都开始产业化。产业化意味着创造了外部投资者进入教育领域的空间，而投资人是追求投资收益最大化的。原有的教育体制在根本上受到了破坏，尽管它扩大了教育的空间，各种各样的学校一时兴起，但教育质量很差，收费很高，把教育变成了一个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变成一个可以凭借对知识信息体系的单方面垄断来获得收益的领域。就是说你上学了，你要学什么，你自己并不知道，只有学校知道。最终你学成后，学校会给你发一个盖了章的文凭，表明你学到了这些知识。这意味着学校可以单方面垄断你作为个人发展所需的学习信息。只要信息具有垄断性，它一定是高收费的。所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产业化和信息单方垄断构成的教育体系，尽管在大规模扩张，但客观上造成了教育质量不断下降。这个趋势导致了很多问题。

　　大量照搬的西方理论进入中国后，很多人都知道这与中国实际不相符合。实践中，青年人也很难完全心服口服地接受这套教育给予的所谓知识。

　　我们也都知道，这个阶段教育不仅出现了一般的“卷”，还出现了很多心理问题和精神问题，甚至出现了跳楼、自杀等现象。学校要办心理咨询，开设精神病医疗室。

　　当时我们认为，教育已经这样了，如果我们能够带动这些青年人下乡，对他们的思想精神的正面作用可能会更好一些。从这个角度来说，帮助大学青年下乡，是针对当时主流教育发展趋势提出的一种具有批判性的思想。

　　更具体地说，在这个阶段，一方面从工农群众中来的学生越来越少，教育逐渐变成了中产阶级的入场券发放机构。另一方面往往有一定投资能力的人会得到相对比较有层次的教育。教育内部也发生了严重的分化。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人数减少，但仍有一部分下层社会的青年人进入了高校。这些人与高校之间的矛盾更具对抗性。他们受到的打击是：别人能吃得起、玩得起、穿得起的东西，我们都没有。这些人从原来的小镇精英变成了失落者，精神问题也大量发生。

　　所以我们当时的想法是，如果能够组织他们回乡，等他们回到家乡，仍然是家乡父老乡亲心中的精英。如果他们能多多少少回报家乡，就会使他们的父母和家族感到光荣。这将极大地有利于他们在高校这个贫富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的环境中维持自信。这个想法在当时比较有现实意义，因为它有针对性。

　　当时，我在国务院体改办主管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担任社长兼总编。我们为这些下乡青年的调研报告评奖，并发表这些报告，使他们在高校期间获得一些资历。

　　如果把当时的情况放到现在来看，现在我们的领导人强调必须培养“一懂两爱”（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人才，必须让他们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研究与脚下的热土结合，这些做法与20多年前我们的做法高度一致。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对青年的培养，无论是当年的思考还是做法，都已经成为当代的主流。

　　潘家恩：非常感谢温老师。您刚才讲到了当时的大学生支农调研，我参加了，是这个行动的受益者，我人生的第一篇正式发表的文章就是在《中国改革》（农村版）上。

　　温铁军：我想再问一句，当年的下乡和您今天成为一个学术成果丰富的青年专家、青年学者有直接关系吗？

　　潘家恩：肯定有直接关系。首先，这是对我的一个鼓励。另一方面，它让我们看到，真正来自土地的鲜活案例确实有其价值。

　　温铁军：所以说做研究要立足于脚下，这就是典型的“一懂两爱”。

　　没有“两爱”，怎能说“一懂”？

　　潘家恩：当年高考填志愿时，从中国农大一直到我的家乡福建农林大学，我把所有能填的农业大学都填了。后来我考上了中国农大。

　　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剧烈变化，城乡矛盾、三农问题、农民负担都非常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高等教育普及化，我这个小镇青年有机会进入大学。当时流传一句话：“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忘了爹和娘。”

　　刚进入大学时，我们很兴奋，因为原来人们告诉我们“知识改变命运”，成功是有车有房，成为中产阶级。但进入大学后，我们看到的成功很多都是以城市为导向。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一个小镇青年，内心有一种不甘心。同时，在大学看到城市的灯红酒绿，高楼越来越高，但每逢暑假和过年回家，看到自己或身边的同学依然面对艰辛，这种朴素的不忍之心就出现了。

　　后来我在做百年乡建研究的时候，突然觉得这种不甘和不忍其实是百年乡建非常重要的两个动力。不管是民国时期的彭禹廷，还是开展“翟城实验”的米春阳、米迪刚父子，其实都有这种情感。后来我发现，原来百年乡建的很多东西是内在血脉相通的。

　　进入大学以后，一方面有苦恼，觉得从乡村到了城市，因为内心的不甘和不忍而纠结。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中，邱建生给了我一本介绍晏阳初的小册子。我一个晚上没睡觉，用手电筒在被窝里把它看完了。我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前辈：当年他们搞博士下乡，不是被“诱骗”，而是主动的。我觉得我们有可能也可以做这些事情。

　　您当年发起的乡建运动，让我们有机会以志愿者的身份，而不是村官或选调生的身份到了农村。我作为一个受益者和参与者，20多年过去了，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是人生的底色。您曾说过：“我们参加过很多深度的乡建运动，就像一个豆腐掉到灰堆里，表面上是灰，用水冲洗后里面还是白的。”

　　温铁军：当时你们没有任何身份，没有任何条件，就是两个人一组放到一个村子里，看能不能与农民结合，能不能在农村生存，能不能对农民有所帮助。经过这样训练的青年知识分子，就像白豆腐，哪怕沾了点灰，用水冲洗后还是白的。我们认为用这种方式训练的年轻人，至少有了不忍之心。这种不忍之心其实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内核，是历史传承延续的。尽管被批判者嘲笑，但它实际上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基本精神状态。

　　我认为，当年把这批大学生支农社团中的骨干安排到村里去做一年的志愿者，没有任何职务，也没有任何收入来源，我们只给他们一些零花钱，只要他们能吃饭，能在当地待着就行。通过这种方式，确实培养出了一批如今在各个岗位上都有一定能力和发挥重要作用的骨干。

　　所以说，乡建这并不是诱骗青年人下乡，而是我们自己把自己“诱骗”成了下乡青年。我们到底是如何成为一个与实际结合，能够体现出“实践出真知”的知识创造过程的学者，这是一个值得大家认真对待的经验过程。

　　潘家恩：今天大家都在讨论“一懂两爱”。从这个说法一提出来，我们就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真正培养出“一懂两爱”。作为一个学农的学生，我觉得如果按照传统的方法，依靠老师们的教科书，然后在大学毕业时再考虑去哪里工作，这样的做法让我永远无法真正理解中国、理解农民。因为这种方法只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很难在实际中读懂这些概念。

　　温铁军：“一懂两爱”提出之后，当时学校组织了一次座谈会，当我说到“一懂两爱”的时候，有人回应说“‘一懂’我们没问题，‘两爱’我们做不到”，这是一个普遍的声音。

　　当时，我没有去反驳。其实，“‘一懂’你也未必懂”。如果你没有“两爱”，你那“一懂”又是什么呢？你说你懂农业，你懂的是什么？很可能懂的是教科书上的农业，真正中国基层农民所从事的农业，农村中大量的、多元的、复杂的农业体系，你真懂吗？可见，如果没有“两爱”作为一种价值观，单纯强调科学技术上的所谓“懂农业”本身也是值得讨论的。

　　潘家恩：我觉得“一懂两爱”其实是指“懂”和爱农业、农村、农民这三者，它们是连在一起的。要懂就要一起懂，不可能只懂一方面。

　　这让我想起了自己的一个经历。我在乡建学院待了三年多，当时，我没有考虑什么时候保研、什么时候离开的问题。我曾到村子里参加支农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之前，我一直自认为读了很多关于乡建的书，但后来发现，只有到村子里与农民朝夕相处，才能真正理解他们。

　　比如，我们原来常说农民那么辛苦，哪有时间去学习，哪有时间学电脑？但我看到，农民在没有电脑的情况下，会在纸上画上键盘，标上字母，一边摘辣椒一边看。这让我感到震撼，就像当年晏阳初去法国当志愿者时，看到农民的力量：最大的矿不是金矿、银矿，而是人的脑矿。

　　我觉得“一懂两爱”不仅是我们的目标，更是要重新去发现乡村，发现农民。他们不仅艰辛，还很坚韧，不只是值得我们帮助、可怜他们，他们也在帮助我们，让我们保持平常心。这是我的人生底色之一。

　　现在我还和翟城村的农民朋友们保持着联系。很多“三农”的大家，都从乡村汲取了营养，我也是一个小小的例子。我的硕士阶段的每篇论文，都是在翟城村遇到的一些事情，有时是尴尬，有时是好玩的事情，但背后有很多值得挖掘的东西。

　　这些东西非常鲜活，但需要进行转化。我认为，这一方面可以成为新的问题意识增长点，但另一方面，它绝对不是自动转化的。如果是自动转化的话，中国有这么多农村和农民，我们每天都接触到，为什么还没有转化出来呢？我也想听听温老师的看法。

　　温铁军：首先如何定位自己的问题。大多数下乡的学者，包括他们带的学生，通常把乡村当成一个问题对象，自己则是来研究和解决乡村的。这种关系本身是对立的。

　　我们组织青年学生下乡调研，有时特意把他们安排在已经发生矛盾冲突的地方，希望他们在乡村中起到缓和矛盾的作用，尤其是避免类似20世纪90年代农民负担过重引发的恶性事件的发生。因此，下乡的大学生支农调查队已经融入到乡村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冲突之中。

　　在这个过程中，下乡的青年需要考虑自己的身份地位和言行举止。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者的关系，而是深入乡土社会的社会结构，身处矛盾之中。无论矛盾朝哪个方向演化，他们作为参与者，不是简单的观察者，而是与乡村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经历会让他们融入到乡村社会的情感之中，才会产生力量。

　　我们首先要明确，这里有一个价值观问题，即能否真正融入农民之中，爱农民、爱农村。一般人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没有真正把自己放在农民中间，成为其中的一员。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很多事情都会被当成研究材料，而不是实际生活的一部分。

　　其次，当我们在学校发动学生和青年教师下乡时，他们已经被20世纪90年代全面照搬西方教科书的思想理论体系所影响，带着这些教材的理论逻辑深入乡土社会，往往会自以为是，而不会自我反思。

　　因此，我们特别强调，下乡的学生和青年教师千万不要自以为是，尤其不要以为自己的知识比别人高。有人认为我下乡是善举，甚至是圣徒的行为，脑袋给自己后边加一光环，这是要不得的。我一直反复强调，我们要学会自以为非，千万不要自以为是。先把脑袋后边的光环摘掉，你才能下得去。我说，参加乡建要摒弃好人好事的思维，你才有可能逐渐学会如何做到自以为非，而不是自以为是。那你才能真把农民当成是老师，你当学生。不要像过去那种，老以为自己带着现代知识和技术来救助农民，帮农民实现现代化的。

　　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之中，你实际上应该发现的是它跟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它之所以能够维持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就在于农民的言行举止、所作所为是跟大自然的客观规律紧密结合为一体的。发现到这个层次上，你算是把基本的脉动掌握住了，然后你才有如何在他们中间去一点一滴学习、去积累的需求。否则你就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否则，就算你去了农村，你回来也仍然只是看到他们的惨状和落后。

　　当年晏阳初早期下乡提出农民的四大弊病：愚、贫、弱、私。因为愚昧，所以贫困；因为贫困，所以弱势；因为弱势，所以自私。他把这些最让人不堪的东西变成了农民这个群体的所谓四大特点，那就发现不了积极因素了，就是自以为是地去定义了对方的愚、贫、弱、私。这跟我们现在很多研究者何其相似！

　　潘家恩：乡村背后有许多非常鲜活、值得挖掘的东西，但为什么它们不能成为新的问题意识的增长点，为什么转化不出来？如何让乡村成为学术研究的“富矿”？

　　温铁军：大多数下乡的学者把乡村当成一个问题对象，试图研究并解决它。这种关系本身是对立的，涉及价值观问题。

　　当年费孝通下乡则不同，他因为生病，去他姐姐费达生在开玄弓村办的巢丝厂。这使他对乡村工业化和农民自主进入合作经济有了积极理解，并写出了在国际社会得到好评的学术著作。不同的价值观会影响人们进入乡土社会的不同姿态和行为。如果我们不能调整，比如现在领导人提出培养“一懂两爱”，但高校的院长们说“一懂”我们能做到，“两爱”我们做不到。学校本来没有这方面的内容，他的教学恰恰不是让你有“两爱”，反而把“一懂两爱”变成了半懂不懂的怨愤，这会影响你价值观，甚至世界观。

　　今天的很多院校的主流趋势并不有利于我们深入脚下热土做研究，把文章写在祖国大地上。“两爱”的问题是价值观的问题，没有正确的价值观，理解也不一定是真正的理解。因此，如何深入脚下热土，如何把文章写在祖国大地上，这些要求很难实现。这需要我们对现行教育体制、文化思想理论等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对应到国家转型到生态文明的发展战略方向去做出重大调整。

　　如何思考个体命运

　　和整个社会国家的命运？

　　潘家恩：我觉得特别有启发。就像您刚才讲到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一种假设：“三农”都是我的调研对象。学者们在研究结项的致谢部分，可能永远都只是停留在一句话上。也就是调研结束后，调研对象和学者的研究就没有关系了。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就像马克思当年说的，不仅仅要解释这个世界，我们还要去改变这个世界，让世界变得更好。我觉得知识分子的一个角色，一方面是要更好地了解，另一方面是要在这个过程中起到推动者的作用，提炼出更好的经验。

　　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很多乡建的实践不仅仅是做了什么事，它背后也有很多经验、教训。如何更好地提炼和转化这些经验，我觉得这是非常紧迫的。历史上的那些前辈们做了那么多事情，有成千上万的青年人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他们遭遇了很多，哭过、笑过。如果不把这些呈现出来或者说出来，其实相当于浪费了。所以，这也是我这些年一直努力的方向。

　　说到大学生下乡支农，肯定要说到刘老石（本名刘湘波，原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项目部主任、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主任）。刘老石当年带着我们一起下乡，可以说影响了千千万万的青年人。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当年跟我们说的一句话：“要拼命读书，拼命思考，拼命实践，拼命锻炼身体，还有拼命和好人在一起。”我在想，为什么他能影响那么多人？这些人确实在“五个拼命”过程中发生了很多改变。

　　并不是今天才有年轻人面临求学困难而辍学、休学，20多年前也有一些人想退学或主动退学，因为他们觉得虽然上了大学，但并不是自己想要的。这些人到了农村后，怎么改变了自己？

　　我们那一批人，有的今天进了高校，有的成了公务员，有的在企业做得不错。更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可能只是普通人，但他们觉得这段经历给他们的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让他们在看待不同事情时，仍然有情感和情怀，同时能从不同角度看问题。

　　“拼命读书”告诉我们，我们的实践不是盲目的实践。我们办晚会、支教等活动是手段，其实是让我们重新发现乡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为什么要拼命思考？因为当年我们到了不同的村子，有些村子非常好，有些村子处在矛盾之中。当我们到这些村子时，不得不思考：为什么农民有这么多问题？为什么他们不断找我们？

　　今天我们仍然受益于这种思考，觉得自己被需要。不管是当年作为大学生，还是现在作为知识分子，这种被需要的感觉每次让我到农村时都能满血复活。

　　我在这个体制环境里，有时候觉得很卷，因为周围的竞争很激烈，你不得不卷。然而，当我们到了乡村之后，我觉得自己有用。就像清末状元张謇说的“想为书生争口气”。我觉得这也是“五个拼命”的结果。

　　我们的教育体系告诉我们，个体要奋斗，不管是通过高考还是知识改变命运，都是为了改变个体的命运。但是，这带来了很多困惑，这几年出现了很多返乡博士回乡后感到困惑的案例。

　　如何思考个体命运和整个社会国家的命运？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这让我想起卢作孚先生写在1934年的少年义勇队招生简章中的第一句话：“许多青年苦于没有出路，许多事业却又苦于没有训练成熟的青年去做。”次年，他发表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演讲，题目是《社会的动力与青年的出路》，他讲道，青年要想真正有出路，一定要社会有出路，就是要把青年和社会连在一起。

　　把青年人的成长与社会建设联系在一起，也正是20多年来刘老石所引导的青年学生下乡活动的核心内涵。把培养人和培养社会融在一起，实现互相推动，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真正的转化。当个体有困惑的时候，把个体放到社会上去，当你和村民们聊一聊的时候，你就心情开阔了，感觉不那么卷了；当社会有问题时，用人来影响社会，就像卢作孚当年所说的“学校不是培育学生，而是教学生如何去培育社会”。

　　温铁军：你说得很好。梁漱溟曾说过一句话：“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这句话让我想起了你刚才提到的刘老石，他有两个外号，一个叫“刘老石”，另一个叫“刘老讲”。他干了多年讲师，始终未能得到提拔。在现行的高校职称体系内，像他这样深入实践、组织学生改变身心体系的教师，是不可能获得高级职称的，因为他无法满足那些所谓的论文、科研发表的要求。因此，他自嘲地给自己起了个外号叫“刘老讲”，老讲师。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现象。

　　在20世纪90年代，高校全面转向美西方的主流教育模式时，我们在做什么？当你提到社会和青年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对主流进行批判，或者更中性地说，我们在做反思和调整。主流教育在这种大趋势下，走向了教育产业化、市场化和资本化，这个客观过程对社会大众造成了深刻且普遍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提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线，实际上是对原有主流教育路线的调整。这就有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了。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在这个阶段，我们开始深刻梳理中国经验的内在逻辑，搭建了解释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经验的理论框架。我们实际上已经做到了把宏观和微观相结合，这在空间上大大超越了一般学科化、条分缕析的那种研究，形成了改造世界观的思想武器。因此，对于愿意与乡土社会实践结合的年轻人来说，我们提供了条件。再加上我们长期开展的培训以及组织的“三结合”讨论，实际上是在清理世界观，重新培育能够与中国本土化发展经验有效融合的理论工具和思想工具。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要求大家提高思想自觉的能力，也就是要结合实践形成独立自主的思考。这些恰恰是对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是参加了乡村调研、上山下乡的知识分子产生重要影响的内因。

　　众人所见的，或许仅仅是我们在形式层面的举措，某些主流声音对我们的这种外在表现给予了较为负面的评价，比如我们背负绿色挎包，臂缠红袖，以及穿着统一的T恤等，这些被视为是我们作为深入农村大学生的标志性装扮。然而，这些看似简单的做法，实则蕴含了以极低成本展现对主流文化深刻反思与积极调整的主动精神。这恰恰是我们能够成功的重要思想体系。

　　无论审视的角度如何变换，今日回望往昔，我们都应深刻认识到，唯有先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方能进而调整价值观，进而拥有抵御主流庞大体系压力的坚韧力量。正如你提及的，许多人曾因此感到迷茫，甚至选择辍学、退学或休学作为应对。而我们提倡的，正是将这些挑战转化为成长的契机。比如，通过休学一年深入乡村调研，这样的安排既遵循了学校的规章制度，又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去重新审视并重塑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乃至人生观，这些转变是根本且深远的。而此举又是在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盘照搬西方教育体系的一种反思。在这个过程中，它具有某种批判性，符合年轻人追求创新和批判性的天性。这就是这些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一定经验可总结的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