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画册中在中国东北耀武扬威行军中的鬼子兵，1932年
1941年珍珠港事变之后，日本法西斯加强了国内的特务管制，宪兵、特务到处跟踪抓人，形势进一步恶化。
活跃在东北籍留日学生内的，我党外围抗日组织“东北青年救亡总会”，坚持“精干隐蔽”的原则，一方面提高警惕，尽量减少活动，另一方面把大量骨干成员派回东北，打入敌人心脏，继续进行抗日活动，特别是为关内的党组织进行情报搜集工作，并凿通关内关外的联系渠道。
东京涩谷区代代木“国际友谊会馆”的一间套房内，几位东青救骨干成员，一次正在早稻田大学留学生张绍纪的住处秘密开会，说着说着就忘了时间，散会时街道已经宵禁，几个人都被抓到警察署，需要交保才能释放。这种事可大可小，稍不小心，就可能牵扯到组织，被人家一勺烩。此前，国民党系统的青年学生抗日组织遭到破坏，就是前车之鉴。
1935年，伪满“皇帝”溥仪访日，参拜靖国神社
正在大家紧张之时，张绍纪想起了公寓里，正好有件母亲送给时任日本首相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夫人的上等衣料，精美包装的盒子上就写着收件人东条胜子的名字，母亲和东条胜子是老朋友，正好东条英机还是自己在日学习期间，父亲指定的监护人。于是请警察给胜子夫人打个电话，看看方便不方便给自己作保？顺便告诉她，母亲送的礼物，自己学业紧张，一直没来得及送过去，这次也正好可以带到府上。
这可把警察吓坏了，因为张绍纪公寓里的确有“证物”，而且电话打过去，东条胜子还真证实确有其事，并说张绍纪是“满洲国”内阁总理大臣张景惠的爱子，希望警察署能善待之，很快就派车来接。
自此之后，有了这层关系掩护，张绍纪他们的活动更加安全。不过很快，张绍纪他们就陆续回国，汇合更多的东北爱国青年，投身抗日洪流了。
伪满“总理”家里的两个地下党，张绍纪（张梦实）、侄子张绍维（丁非）
张绍纪所在的东青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隐蔽战线斗争中以搜集战略性情报为主的地下组织。这一组织充分利用其特殊条件，不仅成功地打入敌人的军政要害部门，卓有成效地从事情报的搜集和联络活动，而且在极其险恶的环境里很好地隐蔽了自己，是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党在东北唯一完整保存下来未遭破坏的情报工作组织。
作为地下情报组织，东青救有个显著特点，主要是留学日本各名牌大学的学生，“官二代”、“富二代”特别多。
比如主要发起人张为先，就读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其父张惠临是东北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清末张作霖被招安后，作前路巡防营统领的时候，张惠临就是张作霖在奉天（今辽宁沈阳）的办事处主任，为张作霖入住奉天，称霸东三省立下汗马功劳，跟奉系军阀的各路军头都有很深的关系。后来又担任奉天总商会会长、全国工商联合会会长，张惠临公司的麒麟牌火柴，在二十年代，扛住了日英资本的倾销战，靠着质优价廉，牢固地占领了东北市场。
在英留学时的张为先
张为先的岳父阚朝玺，更是奉系大将、伪满重臣，张作霖起家时的老兄弟，作过热河都统兼第三师师长。事变后当了汉奸，相继出任沈阳维持会委员长、伪满中央银行总裁。
然而这样的家庭，却出了“逆子”。事变后，留学英国期间，张为先加入英共（后转中共），接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领导。回国后跟党失去了联系，后留学日本，一方面继续找党，一方面组织抗日活动，团结抗日青年。抗战爆发前夕，终与负责情报工作的中共北方局联络局负责人南汉宸取得联系，恢复党组织关系后，接受了南汉宸的指示，一方面利用好这个组织，做好东北的工作；另一方面要在东北建立一个由张为先为负责人的情报组织，主要任务就是收集敌伪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情报和资料，供中央参考。
1938年，东青救在日本东京成立，其宗旨是根据马列主义，开展抗日斗争。他们在日本从同乡、同学、同宗、亲戚、好友中培养和发展了许多坚定的抗日分子为会员。其后大家陆续回国，根据组织上的决定，利用自己的家庭和社会关系，为党从事情报工作。他们的工作直属中央社会部（后转由晋察冀社会部）管辖，主要搜集战略情报，同一般的地方党组织不发生任何横向联系。
伪满略图
什么人才能搜集到日伪的战略情报，也就是核心机密呢？
我们可以看看这份东青救主要骨干名单，他们是：
伪满国务总理大臣的儿子张绍纪、侄子张绍维；
伪满地方自治指导部（直属关东军）部长于冲汉的儿子、伪满经济大臣于静远的弟弟于静纯；
伪满皇帝溥仪侍卫处少将处长佟济煦的儿子佟志杉；
溥仪的本家侄子，肃亲王的儿子，大特务川岛芳子（金碧辉）的弟弟宪东；
伪满军法处少将处长的儿子王诚、侄子王谦；
伪满哈尔滨军管区上校旅长的儿子孙为……
宪东（最左）、姐姐金碧辉与“养父”川岛浪速，因此有了日名，川岛良治和川岛芳子
东青救的党支部则设在“奉天”最大的私人银行——志诚银行内，支部书记是晋察冀社会部派来的李振远同志，他就住在职工宿舍，支部副书记兼组织委员张为先同志担任该行董事会监事，支部宣传委员丁宜同志担任总务科长，相当于是银行大总管。
怎么看起来这家银行，完全成了中共地下党的办事机构呢？
这就必须归功于志城银行的常务董事兼经理巩天民，他也是我们的同志，隐蔽战线的“红色资本家”。
所以，当时在伪满洲国的军政、文化、财经及宣传部门，都活跃着东青救的身影。
伪满的“太上皇”——关东军司令部
问题来了——
这些中青年才俊，有的是商界奇才，有的是“第二梯队”，有的是业务骨干，学历又高，能力又强，多数都有很深的人脉资源、留学背景，来自地主、资本家和官僚家庭，所在岗位又是各要害部门的重要职位。在当时人们并没有前后眼，国际法西斯的嚣张气焰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日本帝国主义最猖狂，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他们为什么要放弃荣华富贵、大好前途，背叛阶级、背叛家庭，走上危机四伏，动辄砍脑袋的反“满”抗日之路呢？
晚年已改名张梦实的张绍纪同志，曾经总结了十个字：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自寻。”
无独有偶，隶属于东青救系统的地下党员于性源同志，也经历了这样的心路历程，他的选择正可回答这个问题。
长春长江路，伪满时期被称为“新京银座吉野町”
1924年，21岁的于性源毕业于哈尔滨的一所教会商业学校的会计专业。作为“五四青年”，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他心底，奠定了最初的革命烙印。
“五四”直接造就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推动了国民党的“新生”与改造，当然“四·一二”、“四·一五”和“七·一五”，国民党搞了逆淘汰是另一回事，但就当时的中国舆论场和青少年的成长环境而言，“五四”点燃了中国青少年心中压抑许久的爱国激情和改变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奋斗诉求，却是不争的事实。
日本左翼历史学家丸山松幸就说过：
“五四运动虽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出发点，是人民中国的黎明，但导致运动出现的诱因，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关东军宪兵队司令部大楼
但是问题也来了——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欲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自清末以来一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日拱一卒，从未间断，所以对于一代代中国青年来说，都有一个同样的问题，你的爱国激情能持续多久，你的热血是否会慢慢冷却？
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一开始就强烈的，是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好老师”，几十年如一日，“认真负责，恪尽职守”，才教育出来的。此前此后，即便是今天，也有不少人认为：
国家自有人管，那么多人管着呢，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谁来了也不过是完粮纳税，老婆孩子热炕头，一忍就过去了……
敢于斗争而被俘的沈阳警察，时任局长就是后来牺牲在白公馆的黄显声
“五四青年”于性源，很快就回归现实，喊完革命口号后，他立志为民族的兴旺、国家的富强做一番事业，然后继续求学，毕业后长期在政府税务部门工作，如今他已是三朝元老，历经北洋、民国和伪满，先后在哈尔滨、绥芬河、大连等地来回调动。
“九·一八”事变时，于性源在哈尔滨工作，在哈尔滨街头，他看到一群群爱国青年，像当年的自己一样，激情澎湃，热血沸腾，四处奔走，积极呼吁，搞演讲、散传单、贴标语，号召民众起来抗日。
此时此刻，于性源内心深处，压抑十几年的激情热血，被再次点燃。28岁的于性源，在青年学生的教育和鼓舞下，也参加到游行队伍中，一次次振臂高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人坚决不作亡国奴！”
日军侵占锦州
中国人民在抗争，国民政府却坚持“攘外安内”的既定国策，对日采取“不抵抗、不交涉”政策，把希望寄托在“洋大人”和所谓“国际公理”，结果可想而知。
东三省丢了，接着热河也丢了，日寇扶植成立的“满洲国”，甚至跟国民政府实现了通车通邮，等于变相在事实上承认了伪满的“合法地位”。接着华北也危急了，眼看就要步东四省覆辙了，蒋介石却搞不清日本是敌是友了，幻想日本“亲善提携”。
一方面向外含情脉脉：
“我全国同胞亦当以堂堂正正之态度与理智道义之指示，制裁一切冲动及反日行为，以示信谊。”
另一方面对内却杀气腾腾：
“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
1933年，国民党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右起戴眼镜者铁道部政务次长、陆军少将钱宗泽，再右首席代表、参谋本部厅长、陆军中将熊斌
一不小心，蒋介石就说漏了嘴：
“东三省热河失掉了，自然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们应该要负责任，不过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说，却没有多大关系。无论是政治方面、军事方面，在东三省与热河过去都没有在革命势力之下统治着，革命主义在东北不能宣传。照这样说，这回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我们是不能负责的。”
作为江浙财团扶植起来的蒋介石集团，代表的是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所以其政治版图是以“包邮区”为核心，呈“圈层式”的方式逐步扩大其外围政治影响的，东北、华北丢了，无关宏旨，不过是“打死杂牌，除内患”的老套路，只是除掉的内患和替蒋介石除掉内患的抓手，并不固定罢了，但“得失”和“疆界”却总是拎得清清爽爽。
国民政府不要东北人民，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更是可劲糟践东北人民，哪里是东北人民的希望和活路？
1933年4月6日，蒋介石“侈言抗日，立斩不赦”手令（来自理水的知乎专栏）
1941年9月，于性源被调到伪满洲国的山海关税卡，继续担任会计工作。作为“三朝元老”的他，此时已经官至“属官”，相当于职员里的领班，今天的主任科员。
收入待遇本就优渥，人到中年，业务上认真负责，更深得长官信任；生活的磨砺，让他变得圆滑通透，同事关系游刃有余。有家有口，本该安心“工作”的他，此时却越发被现实激发了压抑在心头的爱国心。
山海关是伪满西部“边境”上的关键节点，卡在进出伪满和汪记“国民政府”的交通要道上，设有两家伪政权的双重警察派出所和税关，当然两家都有日本人坐镇。鬼子、汉奸一丘之貉，公开的敲诈，明目张胆的抢劫，专横跋扈，无恶不作，山海关由此被群众称为——“鬼门关”，而所有的衙门都是“阎王殿”，鬼子是阎王，汉奸是小鬼儿。
日军侵占山海关
群众中有首顺口溜：
“要过关，难上难，没钱别想过，有钱也榨干，活人剥层皮，无处去伸冤！”
税务部门事关经济，手里权利极大，自然油水十足，不论职员、雇员都霸道惯了。对过往行人随意添加罪名，百般刁难。不拿东西的行人，就诬为“捣卖货币”的，必须交钱；过往的小商小贩，被说成是“走私经济犯”，必须留货；背几斤粮食的农民，被说成是偷越国境的“粮食犯”，而被扣粮；身上多穿两件衣服的妇女，就说成是“捣卖布匹”，必须把好衣脱下；连农民拉点黄土换土粪，也被说成是“贩卖国土”。
稍有不从，非打即骂，甚至送宪兵队，说你是“反‘满’抗日分子”，那可就是“死罪”了。
1914年的山海关，（美）克拉普（Frederick G. Clapp）摄
至于日本人那就更坏了，每天都能看到日本侵略者欺压手无寸铁的中国人，非打即骂，侮辱妇女，放狼狗咬人，更是家常便饭。当然这些事，也少不了为虎作伥的汉奸走狗。
在这种部门工作的于性源，作为尚有良心的中国人，长此以往，心中积蓄了多少悲哀与愤怒，可想而知。
特别是上班当天，于性源就被日伪“深刻”教育了一回，让他终生难忘。
一对青年夫妇抱着个孩子，被扣在站台上。只是因为“出国”手续不全，通行证上没注明还带着孩子，就不准他们登车“出国”。妇女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苦苦哀求：
“长官行行好吧，让我和快要断气的老娘，见个面吧？谁没有父母，生死唯大啊！”
伪满宣传画
没人搭理她，连正眼和少许停留都没有，在鬼子、汉奸眼里，中国人不是人，所以毫无恻隐之心，当然它们才真正不是人，说它们是禽兽，都是在侮辱禽兽。
火车快开了，夫妻俩着急了，实在没办法，只能爬上车，却被守车的鬼子踢了下来。站台上的鬼子和警察又一起拥上来，拳打脚踢，男的已经被打得不省人事，女的趴在地上，搂着孩子，还要一边护着丈夫，她撕心裂肺地痛哭：
“娘，我再也见不到你啦！”
此情此景，稍有人心，孰能无感？
于性源痛心难已，此后这类事情，几乎天天都在上演。
有朋友私底下叹口气，说：
“这就是咱中国人的命，既然当了亡国奴，你还想咋样？好歹即便是亡国奴，咱们也算有头有脸的亡国奴，总比“过关”的这些强吧？人家骑马我骑驴，还有挑担的在后面，知足常乐！”
山海关火车站
伪满有个鄙视链条，一等日本人，二等朝鲜人，三等台湾、金州（今辽宁大连）人，四等“满洲”人，五等就是关内的所谓“伎那人”。
明明是中国土地，硬被强盗抢占去，还要划出一条“国界”，立关设卡。中国的地面上，鬼子、汉奸横行霸道，中国人瞧不起中国人，这不就是鲁迅先生所谓“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吗？
对此，有良心的中国人能不悲哀、不愤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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