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安瑶族自治县七十万各族人民，在改造大石山区的斗争中，表现出气壮山河的革命气概，充分显示了“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伟大力量。不久前，我们重访这个县的下坳公社，再一次受到了生动的路线教育。
人民公社能胜天 大石山区换新颜
下坳人民公社成立十五年了。十五年来，这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我们来到的时候，许多贫下中农怀着激动的心情，首先向我们介绍了三个旱年的不同情景：
一九四四年，这里天旱四十天，粮食大部失收，许多贫农卖儿卖女，外出逃荒。
一九五四年，又遇春旱，已经组织起来的各族人民，挑水抗旱，点水播种，但因社小劳力少，抗御严重灾害的能力很低，粮食作物还是受灾减产，吃了不少国家救济粮。
一九七二年，这里持续六个月没下透雨，旱情远远超过以上两次，但由于人民公社发挥“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大大改变了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粮食产量比丰收的一九七一年增产百分之二十九，创造了大旱大干大增产的奇迹。鲜明的对比，展示了人民公社的强大生命力！
下坳，处在都安与河池、宜山等县交界的三角地带，阶级斗争复杂，自然条件很差，一个个锅底形弄场，三天不雨地干裂，一场大雨变水塘。耕地大部分分布在山腰石缝里，碗一块，瓢一块，跑土，跑水，跑肥，种一坡，收一箩。
在旧社会，这里流传着一首歌谣：“下坳是个苦地方，十年辛苦九年荒；地主逼债似虎狼，穷人含泪走他乡。”解放后，特别是成立人民公社以后，广大社员群众，依靠公社的集体力量，开凿穿山隧洞二十七个(已打通十九个)，开发地下水三处，修建山塘水柜九百三十多个，加上机械排灌设施，使保水田、水浇地面积增加了八倍多，还砌起七千三百多亩水平梯地。
水变，地变，产量变。一九七二年全社粮食亩产超千斤，每人有粮八百七十八斤，总产量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二点八倍，实现了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全社为国家提供粮食三百一十六万斤，社员每人平均收入九十一元，分得口粮六百多斤。
集体经济的不断壮大，带来了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解放前，适龄儿童入学率不到百分之十，现在达到百分之九十四。解放前在这偏僻山乡，贫苦农民生病只好求神拜佛。如今，公社有卫生院，大队有卫生所，生产队有卫生员，全社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社员求医治病有了保障。贫农女社员谭仁飞腹部长了八十斤重的大肿瘤，公社卫生院的医生翻山过岭来到她家，为她动了手术，使她恢复了健康，重新投入了集体生产劳动。这真是亘古以来不曾有过的事情。
如今，站在凌云山上，只见梯田梯地排列，渠道环山伸延，禾苗茁壮，牛羊满坡，村村盖新房，处处歌声扬。思往昔，看今天，社员心花怒放，齐赞“人民公社好”！
人民公社无限好 基本路线指方向
下坳公社在前进的道路上，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路程。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八年的十年间，由于受到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有的干部只是埋头生产，忘了阶级斗争。他们虽然汗没少流，力没少出，但是农业学大寨的步子迈得不快，粮食平均每年仅以百分之五的幅度递增，大石山区的面貌改变不大。
一九六六年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首先在板买大队掀起了一场对敌斗争的高潮。大队党支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发动群众，坚决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同时采取回忆对比的方法，对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进行具体生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贫下中农焕发出改天换地的巨大热情，奋战一年零五个月，凿穿了全县千山万弄的第一个隧洞，引水灌溉，使五百亩旱田变成保水田，粮食亩产一举跨过《纲要》。
第一洞，为干部和贫下中农壮了胆，为改造大石山区闯出了一条道路，而更重要的，是给了公社党委一个深刻启示：公社制度无限好，还必须有党的基本路线指方向；忘了党的基本路线，公社制度再好，还是寸步难行。
经过十年艰难曲折得来的这个深刻启示，是多么宝贵！党的“九大”以后，公社党委认真总结历史上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提高了路线觉悟，从此，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公社党委书记黄道业，从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一年，不到两年的时间，先后走遍公社二十一个大队的三百八十多个生产队(占全公社生产队总数近百分之九十)，进行调查研究，了解阶级斗争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同时，深入蹲点，以点带面，指导全公社狠抓阶级斗争，深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全公社有八个大队，地处边远山区，阶级斗争复杂资本主义倾向严重，处于落后状态。一九七〇年春天，公社组织了四十多人的宣传队，由公社领导成员率领，抓“三分之一”，开进这些后进大队。为了胜利开展对敌斗争，宣传队从提高大队党支部成员基本路线觉悟和发动贫下中农入手，形成对敌斗争的领导核心，组织对敌斗争的阶级力量。
在隆福大队，党支部领导成员韦安流，是革命烈士的儿子，解放前他父亲被国民党杀害，房屋被匪徒烧毁，苦大仇深。但在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表现软弱无能，不敢斗争。
宣传队领导同志黄凤轩首先带他到烈士墓前忆苦思甜，极大地激发了他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对新社会和人民公社的热爱。接着又和他一起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教导，使他认清阶级敌人看来气焰露张，但他们是被打倒的阶级，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只要我们紧紧依靠贫下中农，把群众发动起来，同阶级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就一定能够把敌人的反动气焰打下去，使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
就这样，韦安流提高了觉悟，坚定了决心和信心。他说：“解放战争时期，我也曾参加游击队拿起刀枪和敌人战斗过，今天，在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阵地的新战斗面前，我决不放下武器。”
韦安流的坚决态度，得到了全体共产党员的支持和拥护，一致选他为大队党支部书记。以后，韦安流又在宣传队的帮助下，先后访问了八十多户贫下中农，同忆阶级苦，共同查敌情。在他走进老贫农唐奇瑞家的时候，唐奇瑞向他揭发了阶级敌人暗中破坏的种种罪行，并愤慨地说：“这些家伙解放前把我们当牛作马，现在又想骑到我们的头上来，我们坚决不答应！”
就这样，经过深入串连，贫下中农发动起来了。他们向阶级敌人发起了坚决的进攻。挖出了两个暗藏二十多年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揭发批斗了三个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损害集体经济的坏家伙，有力地打击了阶级敌人的气焰，树起了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对敌斗争的胜利，带来了生产的飞跃发展。
隆福大队的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扬眉吐气，斗志昂扬。党支部领导大家学大寨，夺高产，劈山造地、兴修水利，从一九七〇年冬天开始，仅两年多时间就改造六个荒，建成十二个水柜，开出水平梯地二百五十八亩，粮食平均亩产一九七一年跨《纲要》，一九七二年超千斤，总产量比一九六九年提高一点六倍。全社八个后进大队在公社宣传队的帮助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狠抓阶级斗争，就有六个跨入了先进行列，其余两个也有很大变化。
亲不亲阶级分 各族人民心连心
下坳公社聚居着瑶、壮、苗、回、汉五个民族人民。在旧社会，由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各民族之间存有较深的隔阂。解放后，特别是公社化以后，山相连、地相靠，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基础，为消除民族隔阂铺平了道路。但由于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挑动，狭隘的民族观念还是经常反映到人们头脑里来。
“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党的“九大”以后，公社党委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紧紧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帮助各族人民提高阶级觉悟，增强了民族团结。跃南大队的领导成员来自四个不同民族。
开始，有人提出各自为本民族掌权。心不同，力不协，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开展不起来。公社派干部来到这个大队蹲点，组织大队干部共忆阶级苦。
瑶族干部、大队革委会副主任罗桂珍，回忆了他家在解放前被同民族地主罗仁明高利盘剥，抢走家中仅有的一头牛和二亩石窝地，还把他的父母打得遍体鳞伤，逼得一家五口咽野菜，啃草根的悲惨遭遇。汉族干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杨超回忆了被同民族地主逼得骨肉分离，住了八年岩洞的苦难家史。
共同的阶级仇恨，使他们明白了：亲不亲，阶级分，不论哪个民族，普天下的贫下中农是一家人，地主资产阶级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他们回忆了一九一五年，杀人魔王、大地主冯家隆、罗荣怀挑拨民族矛盾，煽动三个村的不同民族互相残杀，使十多户贫雇农家破人亡，卖儿卖女，流落他乡，而他们却从中渔利，大发横财的历史事实，进一步激起了对阶级敌人的仇恨，焕发了对各民族阶级兄弟的深厚感情。
大家用阶级斗争观点进一步分析，为什么今天阶级敌人又来挑拨民族矛盾呢？原来是阶级敌人不甘心失败，妄图通过制造民族纠纷，破坏各民族的团结，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怎么办？几个干部说：我们要记住血的经验教训，不上阶级敌人的当！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坚决给挑动民族纠纷的阶级敌人以迎头痛击！
一九七〇年，他们多次召开全大队的群众大会，坚决批斗破坏民族团结的地主分子，揭露了他的罪恶阴谋。同时，号召全大队各族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紧密团结，互相支援，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干部带了头，群众斗志高。在公社各级干部的带领下，全社各族人民提高阶级警惕，严防上当受骗，互相帮助，团结战斗，到处呈现一派蓬勃向上的动人景象。
壮族聚居的吉隆大队和苗族聚居的板岭公社八达大队，过去受阶级敌人挑拨，常常为水利、山林闹纠纷、搞械斗，现在，他们齐心协力，经过两年共同奋斗，打通了一条一百八十米长的“民族团结隧洞”，开了一条二千四百米长的环山渠道，使两个大队的三千多亩田地解除涝灾，低产变高产，第一年跨《纲要》，第二年超千斤。在战斗中，壮、苗两族人民互相爱护，并肩前进。
有一次，隧洞里的抽水机突然发生故障，水排不出去，眼看洞里打好的十四个炮眼，就要被骤涨的泉水淹没，影响到下一班施工。壮族民兵卢汉铁和苗族民兵吴秀豪，不约而同地冲进隧洞，争分夺秒装好炸药，点燃了引线跑出来。
可是，走在后面的吴秀豪，还离洞口二十多米，不慎头碰石壁，晕倒在水里。这时已出洞口的卢汉铁立即转身进洞，背起吴秀豪，不顾一切，使尽全力往外冲，刚刚背出洞口，洞内石炮就爆炸了。吴秀豪醒过来后，拉着卢汉铁的手，激动地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
跃南大队壮瑶聚居的保丰生产队和吉隆大队苗壮聚居的都陇生产队，过去民族隔阂较深，虽然毗邻而居，却以山为界，互不往来。现在却成了团结战斗的兄弟队。前年保丰生产队知道都陇生产队要搞引水渠道，正为缺乏石灰发愁，就主动邀请他们到自己的生产队场开办石灰窑，并热情给他们提供烧石灰用的石灰石和柴草。
去年，天大旱，壮族聚居的加下生产队，见隔壁与石大队苗族聚居的加浪生产队有二十多亩玉米地无法开犁。他们就在五百米的高岗上，开凿引水渠，将一股山泉水引到加浪的场，帮助他们抗旱播种。山泉水不仅浇灌了人民公社的土地，而且注入了加浪苗族贫下中农的心里。他们激动地说：“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公社的大家庭里，我们壮苗两族阶级兄弟才能这样团结互助，并肩前进！”
民族团结的灿烂之花，结出了丰硕的经济之果。以跃南大队为例：近三年来，新建环山渠道、排涝沟共长四千一百多米，新建水柜四十多个，其中储水万担以上的有十八个，使旱涝保收面积由一九七〇年前的二、三百亩，增加到一千多亩，修建大寨式水平梯地七百多亩。粮食亩产一九七一年跨《纲要》一九七二年超千斤，总产量比公社化初期增加五倍多。
贫下中农顶梁柱 紧紧依靠志不移
不斗倒资本主义，就建不成社会主义。但是，在农村依靠谁来搞社会主义，来斗资本主义呢？实践使下坳公社党委得出结论：贫下中农是社会主义的顶梁柱，是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死对头，必须紧紧依靠不动摇。
为了更好地依靠贫下中农开展工作，公社党委经常利用本公社阶级斗争的生动事例，向他们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用搞展览、忆村史、讲家史等方法，使他们从新旧社会的鲜明对比中，进一步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个伟大真理。解放前两年统计，下坳公社这地方就有三千多人给地主打长工、做短工，四百九十多人住岩洞，八百多人外出逃荒，不少人家卖儿卖女。
那时，山霸横行，地主残酷剥削，劳动人民连吃水也要交水租，葬坟还要交坟租。广大贫下中农回忆过去的辛酸血泪史，对照今天政治上翻身解放、生活上不断改善的好光景，万分愤怒地批判了骗子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更加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增强了斗资本主义的勇气。
在这一方面，涌现了许多动人的事例：渔洞大队甲从生产队有一个贫农女社员冯珍英，她的丈夫王永权担任生产队长，因受资本主义思想影响，重钱轻粮，热衷于外出搞私捞，对领导集体生产不积极。
在一次生产队的会议上，冯珍英尖锐地批评他“上梁不正下梁歪，你当队长，自己外出搞私捞，带错了路啦！”王永权一时听不进，顶撞她说：“我这队长当不好，你来当！”冯珍英说：“大家叫我当，我就当。”
大家见她觉悟高，有骨气，就叫她先把担子担起来。冯珍英领导大家出集体工，大干，苦干，使这个生产队去年粮食亩产达到一千多斤。与此同时，冯珍英又在家庭开忆苦会，谈自己父亲被地主逼债，惨遭吊打的苦难遭遇，以苦引苦，使她丈夫深受教育和启发，表示不再外出搞私捞，并自觉地在生产队社员大会上斗私批修，走上了社会主义正道。冯珍英又帮助队里其他社员，把外出搞野马副业的一个一个动员回来，积极投入集体生产。资本主义的邪气压下去，社会主义正气升上来。
在下坳大队红星生产队，有一个贫农社员韦安新，是个石匠能手，有人两次劝他外出搞副业单干，他都坚决拒绝，还语重心长地对这个人说：“在旧社会，我父亲被地主逼得哭瞎了眼，三岁的弟弟病死在路边，我八岁给地主打长工，就像进了虎狼窝，苦处说不完。如今，我们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社会主义指引光明路，人民公社使我们生活一年好过一年，我们只能为社会主义砌墙垒基，决不能挖社会主义的墙脚！”
他把自己的石匠工具拿出来，积极为生产队砌墙保土，造田造地。并热情地把技术传给青年人。去年九月，在他的建议下，生产队组织力量砌起一条四十七米长的人造隧洞，洞里排涝，洞顶铺土造梯地，扩大耕地面积六亩，今年收得早玉米二千多斤。参观过这条隧洞的人都说：这是社会主义思想开出来的一朵红花！社会主义无限好，公社社员爱公社。广大贫下中农把自己对社会主义的无比热爱，倾注在搞好集体生产上，倾注在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的斗争中。
贫农社员唐毓规，一九六九年冬天参加水利专业队，连续四年奋战在工地，和大家一起打通了三个共五百五十五米长的隧洞。这期间，他爱人两次生病住院，领导几次批准他回家看看，他都坚持不回去。有一次，凿隧洞遇到一些特别坚硬的石层，要跪着打矮脚锤。
这个在旧社会二十年一直靠破单衣过冬的贫农社员，现在却马上脱下自己心爱的棉衣给同志们垫在膝下。人们劝阻他，他却说：“为了办好人民公社，莫说是垫一件棉衣，就是献出生命，也心甘情愿！”在人民公社里，像唐毓规这样为公忘私的人何止成百成千!
广大贫下中农热爱人民公社的巨大精神力量，变成了建设人民公社的巨大物质力量。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二年，全公社粮食产量增长一倍多，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三十七，多种经营也有很大发展。他们满怀激情地唱道：远看山外还有山，大寨之花红烂漫；公社社员豪情涌，定教日月换新天！
河池地区、都安瑶族自治县、下坳公社革委会报道组
《广西日报》记者
(载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二日《广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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