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飚|《毛泽东时代研究》第三册第六章 抓社会主义教育与促经济建设发展

　　在一九六二年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 ， 毛泽东提出要在实际工作中进 行社会主义教育 。 同年年底到一九六三年初 ， 一些地区进行了整风整社 、社会 主义教育和小 “ 四清 ”（清账目 、清仓库 、清财物 、清工分） 工作 。毛泽东肯定 了这些地区的做法 。一九六三年二月 ，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 ， 毛泽东督促各地注 意抓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 。三月一日

　　第一节 开展城乡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

　　一九六三年前后 ，毛泽东之所以在全国普遍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是有着其 深刻的历史大背景 。一方面 ，在于国际上我党正在同以前苏联赫鲁晓夫集团为代表 的修正主义者 ，就维护与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真理展开全面论战 ， 同时对其攻 击我国提出“三面红旗 ”是“小资产阶级狂热 ”的论调进行猛烈还击 。另一方面， 在于国内有些人与前者遥相呼应 ，借总结“总路线 ”“大跃进 ”“人民公社化 ”运动 的经验教训 ，主张所有制改造无底线的“退够 ”，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相当普遍地出 现的“包产到户 ”呼声有关。

　　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由来

　　毛泽东始终认为 ：继成功地找到了中国革命道路之后 ， 自己于五十年代末提出 的“总路线 、大跃进 、人民公社 ”这三面红旗 ，尤其是其中的“人民公社 ”标志着 我们又成功地找到了中国建设道路 。虽然老人家曾深刻地吸取了在大办人民公社过 程中的一些教训并及时纠正了某些“左 ”的错误 ，但他同样始终认为错误在于“急 于求成 ”，在于没有一整套与之配套的具体政策和方法 。到一九六一年底 ，通过把 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小队的办法 ，人民公社生产关系开始后退到一九五五年初 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水平；《农业六十条》《商业四十条》《工业七十条》 等一批条 例也相继制定出台 。毛泽东因此认为“急于求成 ”的毛病改正过来了 ，配套的政策 也制定出来了 ，形势正在一天天好起来 ，需要做的只是落实这些具体政策了 。正如 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在“七千人大会 ”的讲话中所说 ：“现在好了 ，有了 这些东西了 ，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 。这样 ，我们就可以更好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毛泽东全集》 第 45卷 46 页） 但毛泽东的意见并没有能在其后的 工作中得到认真地贯彻落实。

　　一九六二年二月 ，在刘少奇主持召开的西楼会议上 ，有的领导人却认为应该突 破原来的政策 ，采取“非常措施 ”，主张对地方上广泛出现的包产到户给予明确地 肯定 ，并酝酿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 ，这在党内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许多人认为它将 导致人民公社生产关系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水平又后退了一步 ，从社会主义退

　　到了资本主义 。毛泽东也有这种看法 。他把包产到户看成是“分田单干 ”，是瓦解 集体经济 ，是修正主义 ， 因而对党内某些领导人没有抵制甚至支持包产到户相当的 不满 。一九六二年七月至九月 ，毛泽东接连主持召开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 中全会 ，会上毛泽东把包产到户呼声指责为“单干风 ”，并上升到修正主义高度进 行批判 。鉴于包产到户在地方上广泛出现 ，地方和中央都有干部支持 ， 毛泽东认 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还不巩固 ，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强调这是两条道路的斗 争 。“使全党提高警惕 ，使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由于毛泽 东把推行包产到户上升到修正主义高度进行批判 ，党内高层意见很快达成一致。 八届十中全会顺利通过了全会公报和 《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 、发展 农业生产的决定》。

　　但是 ，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 ，各地党委按中央的指示 ，忙于经济调整 ，忙于 抓生产 ，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件事情 ，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可以说 ，绝大 多数省委没有抓这件事 。毛泽东本以为 ， 中央关于在全国城乡搞一次社会主义教 育运动的决定下发之后 ，各地就会陆续报上来一些情况汇报材料或者经验材料。 不料 ，一直到一九六二年底 ，各地一份这方面的材料也没有报上来 。毛泽东感到 奇怪 。他决定自己亲自下去看一看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一九六二年底至一九六 三年初 ，毛泽东先后巡视了杭州 、南昌 、长沙 、武汉 、郑州 、邯郸等地 ，分别找 来所到之处的省委负责人谈话 。谈话中 ，毛泽东不出题目 ， 只让各省委负责人自 己汇报 。在听汇报中 ，毛泽东发现 ，这些省委负责人 ，绝大多数不谈社会主义教 育问题 ， 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 、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他汇报了社会主义教 育运动的情况 。毛泽东对他亲自提议 、经中共中央决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没有受 到重视 ，感到十分不满。

　　回到北京后 ，毛泽东决定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专门强调一下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为引起与会者的重视 ，毛泽东推荐批印了湖南和河北关于 开展社教运动的报告 ，并要求与会同志认真研究 。刘少奇主持了十二日 、十三日的 会议 ，并指出 ：“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 、阶级斗争 ，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运动， 搞一个阶级斗争 。对象是投机倒把 、贪污盗窃 ，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 ，严重的 蜕化变质 、违法乱纪 ，严重的分散主义 。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 ， 不办事情 ， 不

　　好。”会议的最后一天 ，毛泽东强调 ，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 ，社会主义教 育 ，干部教育 ，群众教育 ，一抓就灵 。干部教育中 ，要保护大多数 ，使百分之九十 以上的同志把包袱放下来……（《毛泽东年谱》第 5卷 198页）

　　五月二日至十二日 ，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政治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 会议 。当时 ，为了防止在社会主义建设中 ，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人与人的关系出 现质的变化 ，毛泽东特别强调干部要联系群众 、直接参加生产劳动 。其中最为突出 的是当年五月九日 ，毛泽东在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 上的批 示中写道 ：“阶级斗争 、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 ，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 大革命运动 ，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 、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永远立于不 败之地的确实保证 ，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 ，实行民主专政的 可靠保证 。不然的话 ，让地 、富 、反 、坏 、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 ，而我们的干部 则不闻不问 ，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 ，互相勾结 ，被敌人腐蚀侵袭 ，分化瓦解 ，拉 出去 、打进来 ，许多工人 、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 ，照此办理 ，那就不 要很多时间 ，少则几年 、十几年 ，多则几十年 ，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 命复辟 ，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 ，变成法西斯党 ，整个中国就要 改变颜色了 。请同志们想一想 ，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毛泽东年谱》第 5卷 221页）

　　有鉴于此 ，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 问题的决定（草案）》， 这是四清运动的第一个正式文件（简称《前十条》）。它对 农村和城市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充分的估计 ，对“ 四清 ”运动的任务 、政策 、方法 作了规定 ，实际上是开始在为大规模开展“社教 ”运动作准备 。文件同时强调了 “说服教育 、洗手洗澡 、轻装上阵 、团结对敌 ”，“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 ”等方针政策 。当时刘少奇出访国外没有参加会议， 回到昆明后看到 《前十条》， 也很赞成文件的内容 。他认为三年经济困难之后 ， 出 现许多不良的现象 ，如脱离群众 、官僚主义 、贪污腐化等 ，对此不能熟视无睹 ，应 该解决 。可以说 ，对毛泽东提出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想法 ，刘少奇是赞同的。

　　六月四日 ，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劳动党代表团时曾就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说道 ：“……我们准备用两三年的时间 。干部一方面工作 ，一方面参加劳动 ，是保

　　证不出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 ，我看再过十年二十年 ，也要出修 正主义 。出修正主义不是偶然的 ，一定有其社会经济基础 。偶然的 、不成系统的、 不是一贯的不能叫修正主义 ，是认识问题 。我们这些人的认识也有个过程。”很显 然 ，毛泽东当时仍然只把党内支持包产到户的“错误 ”定性为“认识问题 ”。（《毛 泽东年谱》第 5卷 230页）

　　杭州会议后不久 ，各地相继召开三级干部会议 ，按照《前十条》 的内容 ，重新 训练干部 ，在一批社队进行试点 。在运动试点中 ，大多数试点的情况较好 ，但也出 现了一些问题 ，如有些地方发生了乱斗 、打人 、体罚等违法乱纪的情况 ，经济退赔 普遍偏严等 。根据这些情况 ， 中央在九月工作会议上 ，对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作 了规定 ， 由邓小平 、谭震林主持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 政策问题的规定（草案）》（即 《后十条》）。《后十条》 一方面强调“ 以阶级斗争 为纲 ”，另一方面又提出了“社教 ”运动中必须执行的正确的方针政策 。一九六三 年十一月十四日 ， 中央发出通知 ，决定向全体群众宣读两个“ 十条 ”，使“全国人 民家喻户晓 ”。随后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较大的范围开展起来。

　　一九六四年一月 ，毛泽东在徐冰《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 的检查总结》 上加写了一段话 ，“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 ，不能 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 ，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 ，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 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 ，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 主义复辟的道路。”（《毛泽东全集》第 46卷 217页）在这里 ，毛泽东再一次强调了 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主要目的与根本任务 ， 以及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

　　二、不同思路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从总体上看 ，一九六三年开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是在当时中共领导层的共识 下发动的 。这个共识就是 ：通过运动 ，解决经济困难时期出现的贪污盗窃 、投机倒 把 、腐化堕落等社会生活的阴暗面 ，缓解一度比较紧张的干群关系 ，铲除滋生新的 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 ，反对和防止产生修正主义 ；然而 ，在推进工作的思路上 ，毛 泽东与刘少奇却有着显著不同。

　　一九六四年春节期间 ，刘少奇同到河北抚宁县蹲点的王光美的谈话中说 ：犯有 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 ，在上面都有根子 ，要切实查一下上面的根子 。 由此 ，打开

　　了层层追查干部 、人人过关的大门 。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在听取周恩来 、彭真汇报下面被敌人掌权的不少时曾说 ： “ 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 ， 掌握在敌人手里 。” （《毛泽东年谱》 第 5卷 358 页） 刘少奇于是就接过这句话 ，加以发挥说“三分之 一打不住 ”。毛泽东提出一个一般性的尖锐看法 ，刘少奇就接过来把它解释成 、操 作化成为一个“打击一大片 ”的具体政策。

　　一九六四年九月 ， 由刘少奇负责修改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 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简称 《后十条》） 最后定稿 。这份文件的主要特点是： 对农村干部中的问题估计得严重多了 ，并明确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 的做法 ，规定在每个开展运动的点上都必须有上面派去的工作队 ，“整个运动都由 工作队领导 ”，对基层组织和干部要在扎根串联 、调查研究之后 ，分别情况区别对 待 ，可以依靠的就依靠 ，不可以依靠的就不能依靠 。所谓“扎根串联 ”，是指像土 改时那样 ， 由共产党的工作队进村访贫问苦 ，找到村里最贫穷 、最受压迫的人 ，从 而“扎正根子 ”，作为建立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的基础。

　　几乎在印发《后十条》 同时 ，刘少奇以中央的名义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 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 正式转发给全国县以上各级党委 ，这就是著名的“桃园经 验 ”。这份洋洋六万多字的冗长文件 ，是王光美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在河北省委工 作会议上的报告 ，介绍她在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进行四清的经验 。这篇 报告所介绍的“桃园经验 ”，将刘少奇所主张的各种运动方法 ，如领导蹲点 、访贫 问苦 、扎根串联 、保守秘密 、大兵团作战 、掌握群众运动火候等等 ，都集之于大 成 。刘少奇随即把它作为以点带面领导全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蓝本 。“桃园经 验 ”除重视打击老地富分子外 ，主要内容就是如何查处干部的贪污腐化问题 。 由于 发现蜕化变质干部暗中抱团对抗 ，背后又有后台撑腰 ，提出了集中兵力 、扎根串 联 、对基层干部发动群众之前不能完全依靠及追上面的根子等措施和要求 。所以， 刘少奇领导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际上忽视了批判包产到户 ，变成了一场不折不扣 的激烈的反贪污运动。

　　当细心的人们将“前十条 ”与“后十条 ”作一比较 ，就会发现后者在批判“三 自一包 ”方面列出不少限制性条文的同时 ，却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基层干部及

　　思想落后的群众 。当时领导江苏省“ 四清 ”工作的江渭清后来检讨说 ，这种秘密扎 根串联的做法“是土改时提出来的 ，那时候在贫雇农中扎根串联 ，是为着反对地 主 。今天如果只将在贫下中农中扎根串联 ，那就只能是反对我们的干部了。”薄一 波认为 ，刘少奇的做法“是导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迅速向‘左 ’转 ，严重扩大 打击面的一个重要措施和步骤。”这里薄一波所说的“左 ”，就是指粗暴打击迫害一 大片干部和群众。

　　与刘少奇不同的是 ：毛泽东既然把试图推进包产到户的思想当做是这次社教运 动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运动的对象自然是与包产到户有牵连的人 。毛泽东认为社 会上包产到户的要求 ，是地主富农分子残余利用党和人民的暂时困难大肆破坏的结 果 。党内之所以产生这种呼声 ，则是党内成分不纯 、党员蜕化变质和部分党员“马 克思主义化得不够 ”所致 。所以 ，需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是三种人 ：地主富农分 子残余 、蜕化变质干部和“马克思主义化得不够 ”的党员 。其中“马克思主义化得 不够 ”的党员 ， 当然是指某些党内支持过包产到户的领导人 。这些人已经在北戴河 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受到“教育 ”，不再成为运动对象 ，剩下的就是地 主富农分子残余和蜕化变质干部了。

　　对地主富农分子 ，毛泽东十分严厉 ，要求“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对蜕化 变质干部则比较宽容 ，强调团结 。他认为蜕化变质干部支持包产到户有两个原因： 其一是脱离了劳动 ，脱离了群众 ， 因而只为个人打算 ，不为集体打算 ；其二是被地 主富农分子腐蚀 ，“拉出去 、打进来 ”，受了地主富农分子的坏影响 。所以对他们的 政策是 ：一是“ 团结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 ”，即干部向群众坦白腐 化问题 ，划清与地主富农分子的界线 ，与群众一起共同对付地主富农分子 ；二是干 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与群众打成一片 。毛泽东设想把两方面政策结合起来 ，依靠 下层群众开展这一政策运动 ，达到根除包产到户、鼓舞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目的。

　　在毛泽东晚年有关群众运动的论述中 ，“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 自己教育自己 ” 是群众运动的主要形式 。这就显示出同刘少奇心目中群众运动如何搞法的差别 ：毛 泽东主张群众自己起来展开不同意见之间的辩论 ，这就是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所开 创的先例 ，而刘少奇则惯于依靠党的官僚机器来展开运动 ， 即向基层派遣工作组 、 工作队 ，它们在基层就代表党 ，可以以党的名义 、以运动的名义打击一切敢于发表

　　不同意见的人 ，群众只是为他们壮大声势的“侍从 ”。

　　一九六四年五月至六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 ，毛泽东针对党内某些高级领导人这 种放弃批判包产到户以及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做法在会上明确提出 ：如果出了赫鲁晓 夫修正主义的中央 ，各省要顶住 。毛泽东的疑虑之所以加深 ， 自有他的理由 。他 虽然痛恨中下层干部的蜕化变质行为 ，但那并不是他感到最可怕的问题 ，正如一 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 《人民日报》 发表对苏论战 “ 九评 ”一文所指出的 ：“在社 会主义国家中 ， 出现新旧资产阶级分子向社会主义进攻 ，这本来是不奇怪的 。只 要党和国家的领导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这是不可怕的。”毛泽东最为担忧还是 党内高层领导是不是“ 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的问题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 出预警表明 ，毛泽东认为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矛头应当由下层转向上层的思想 已有了急剧发展。

　　在制定《二十三条》 时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 ：一是 当时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 。刘少奇认为是“ 四清 ”与“ 四不清 ” 的矛盾 ，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则认为应该 概括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并将“这次运动的重点 ，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 道路当权派 ”这句关键的话 ，写进 《二十三条》。二是运动的搞法 。刘少奇主张领 导蹲点 、访贫问苦 、扎根串联 、保守秘密 、大兵团作战等 ；毛泽东则明确提出将 “缩小打击面、团结大多数 ”的主张写进《二十三条》。

　　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对“后十条 ”发牢骚说 ：“为什么隔了三个月， 九月北京开会 ，又搞出一个十条？！ 只有三个月 ，有那么多经验？！”（《毛泽东年 谱》 第 5卷 469 页） 在他看来 ，党内某些高级领导人显然并没有真正“受到教育 ”， 再一次倒向了资本主义立场 。当初 ，毛泽东认为党内某些高级领导人对包产到户的 支持是偶然的“认识问题 ”，现在看来还是“立场问题 ”。毛泽东对原来的判断动摇 了 。一九六四年一月 ，毛泽东一反运动之初的乐观和自信 ，担忧地对一个外国领导 人说： 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毛泽东年谱》第 5卷 301页）判断一动摇 ，毛 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思路也就有了微妙的变化 。 由于党内某些高级领导人 对国家政治生活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旦毛泽东认定他们是修正主义者 ，这些人就

　　会迅速取代地主富农分子和蜕化变质干部成为毛泽东心中最需要“教育 ”的重点对 象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矛头也就会迅速掉转 ， 由指向下层变成指向上层 。所以， “后十条 ”的出台实际上已使毛泽东的这种思想有了萌芽。

　　为适应形势的发展 ，刘少奇于一九六四年八月主持修改已颁发的“后十条 ”以 制定一个新的指导文件 。参与修改的田家英请教毛泽东有何指示 ，毛泽东说 ：第 一 ，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 ；第二 ，不要把大量兵力集中在一起。（《毛泽 东年谱》 第 5卷 381 页） 在这里 ，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再过火打击基层干部 ，实 质上是不同意刘少奇再以惩治贪污为主攻方向 。 田家英把毛泽东的话转述给刘少奇 后 ，刘少奇却没有采纳 。在他主持修改的“后十条 ”中仍按“桃园经验 ”强调要采 取大兵团作战 、由工作队领导 、对基层干部既依靠又不依靠的运动方法 。十一月， 毛泽东在一份介绍两个老贫农不同意刘少奇运动方法的材料上批示 ：这两个农民是 我们全党的老师 ， 间接地对刘少奇的方法提出批评。（《毛泽东年谱》 第 5卷 439 页）但刘少奇仍坚持自己的主张 。围绕这一问题 ，刘少奇实际上与毛泽东产生了政 见分歧 。毛泽东始终视包产到户为私有制 ，力主铲除 。刘少奇则一直自觉或不自觉 地予以同情 、支持和保护 。在一九六三年社教运动开展前 ，这种分歧被掩盖起来 了 ，在运动中则一再呈现出来 ，使毛泽东更加清晰地看到它的存在 。分歧是深刻而 且致命的 。两人的分歧不在于它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到现实政局的演变 ，而在于它在 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并影响到对既往历史的继承 。其结果是毛泽 东认为刘少奇“形左而实右 ”，借打击基层干部来掩盖其保护党内某些鼓吹包产到 户的高级领导人的意图 。更为严重的是 ，在毛泽东看来 ，刘少奇对包产到户的支持 不仅是一贯的 ，而且他已听不进自己的意见 ，是无可挽回的了。

　　一九六四年八月五日 ， 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决定成立社教运动指挥部 ， 由刘少 奇挂帅 。此后 ，刘少奇便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领导社教运动上来 ，实际上处 于运动领导工作的第一线 。随着刘少奇对社教运动领导的逐步深入 ，其开展运动的 基本思路与做法 ，与毛泽东产生了分歧 。六月至八月 ，刘少奇在南下视察座谈时指 出 ：“现在调查研究 ，按毛主席的办法不行了 ，现在的办法 ， 只有放手发动群众。 比如说 ，你（谢富治）那个副部长徐子荣 ，不是到山东曲阜蹲了点 ，写了报告？ 毛 主席批了这个报告 。我调查了 ，只住了七天 ，这怎么能叫蹲点呢？ 目前 ，我们这种

　　工作方法 ，层层听汇报 ，或者看报表 ，不行了 。这种领导工作 ，领导革命的方法不 行了 。我们现在这种靠开会议 、看报表的领导方法 ，一定要亡国。”应该说 ，开调 查会是毛泽东一直偏爱并在党内大力推广的调查研究方法 ，而刘少奇突然宣布毛泽 东的调查研究方法不行了 ，这使毛泽东十分不满 ，并随着运动的进一步开展而愈积 愈深 。十二月五日 ，毛泽东在谢富治分析沈阳冶炼厂搞资本主义经营管理与上边的 影响也不无关系处批注 ：“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 了 ，是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或者还更多些 ，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 ，才能知道。 而要这样做 ，必须派政治上很强的工作队分期分批去做。”“不是不无关系 ，而是主 要根源。”（《毛泽东年谱》 第 5卷 441 页） 至此 ，毛泽东最终改变了刘少奇等人是 “认识问题 ”的定性 ，而把它定性为“立场问题 ”。在一九六四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 会议上 ，毛泽东对刘少奇进行了公开的严厉批评 ，从而也使运动变得复杂起来 。会 议本来计划并不很长 ，但在会议进行过程中 ，毛泽东同刘少奇在运动的主要矛盾、 性质以及做法等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 。总之 ，毛泽东认为党内某些高级领导人已形 成了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群体 ，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提法与 做法提出了尖锐批评 ，指责“有人搞独立王国 ，尾巴翘得很高 ”，还谈到党内有产 生修正主义的危险 。会议也由此延长至一个月之久。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毛泽东在对当时任农业机械部部长的陈正人关于社 教蹲点情况报告上的批注中写道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 尖锐对立的阶级 ”。“管理也是社教 。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 、小组搞‘三同 ’，拜 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 ，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 。最 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做资产阶级打倒。”毛泽东的这一批注还在薄一波注 释为 “ 指那些企业领导人中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 ” 的 “ 这些人 ”旁批注道： “ 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他们怎么会认识足 呢？ 这些人是斗争对象 ，革命对象。”此批注表明 ，毛泽东当时已判定 ：党内出现 了一个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尖锐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 ”，“这些人已经变成或 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毛泽东年谱》 第 5卷 445 页） 正因为如 此 ，一九六五年一月 ，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 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 ”）， 第一次提出并明确规定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

　　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正式把矛头指向了党内的最大威胁——“修 正主义派别及其路线 ”。至此 ，毛泽东认定社会主义教育对象发生了由上到下 ，再 由下到上的转变 。当毛泽东把目光再次聚焦于党内上层时 ，他认为自己所面临的已 不是这些人的“认识问题 ”而是“立场问题 ”了 。既然党内有相当一大批高级领导 人由“革命的同路人 ”转变成了“修正主义者 ”，资本主义复辟的威胁自然就非常 严重了 ，依靠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清除这个“派别 ”和他们所试图推行 的“修正主义路线 ”也就很难做到了 。后来 ，毛泽东也就不得不转而求助于广大人 民群众 ，毅然决然地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并为他晚年提出“ 中央出了修正 主义你们怎么办 ”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 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总之 ，这次全国广泛开展四清运动 ，使广大干部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得到了很 大提高 ，划清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界限 ， 比较彻底的揭露和解决了党 内四不清的问题 ，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清除了混进党内的地富 反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 ，处理了一部分长期不起作用的落后党员和干部 ，纯洁 了党的组织 ，增强了党的新鲜血液 ，从思想上 、政治上 、组织上进一步增强了党 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力 ， 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 。运动中大力提倡学习毛主席著 作 ，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群众 ，发动组织群众 。广泛学习毛主席的好学生 、人民的 好儿子 、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同志的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一心为革命 ，一心 为人民的革命精神 ，把群众高涨的革命积极性 ，融入到阶级斗争 、生产斗争和科学 实验三大革命斗争中。

　　第二节 倡导干部参加劳动与防止形成官僚阶层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毛泽东在群众路线与党风建设问题上强调了以往的许多 优良传统 ，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 ，对于纠正“ 五风 ”（ “共产风 ”、浮夸风 、命令 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 抵制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 ，发挥了一定的积 极作用 。在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为逐步实现共产党还权于民的民主政治理 想 ， 防止后来被老人家称之为“ 官僚主义者阶级 ” 的产生 ，他大力倡导领导干部

　　要经常深入群众生产第一线 ， 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体力劳 动 ， 以免 “ 忘本 ”，丢了共产党人随时联系群众的好作风 。时年六十五岁的他曾 率先垂范于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带领一批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亲自参加修建 十三陵水库的劳动。

　　其实 ，早在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 ，毛泽东在一次党员会议上就明确指出当时 党员队伍中存在的某些带有倾向性的问题 ，“革命胜利了 ，有一部分同志 ，革命意 志有些衰退 ，革命热情有些不足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 ，过去跟敌人打 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 ，而闹地位 ， 闹名誉 ，讲究吃 ，讲究穿 ， 比薪水高低 、争 名夺利 ，这些东西多起来了。”（《毛泽东年谱》 第 3卷 117 页） 四月十九日 ，毛泽 东又指出 ，一个时期以来 ， 中国共产党内部还存在着国民党作风 ， 即把人民当敌 人 ，采取打击压迫方法 ，所谓人民民主 ，所谓群众路线 ，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 ，所 谓关心群众疾苦 ，对于这些人来说 ，只是骗人的空话 ， 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 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毛泽东年谱》第 3卷 135页）这些风气与中国共产 党的根本性质和宗旨是格格不入的 ，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 。面对共产党执政以后 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题 ，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予以高度重视 ，开始不断采取措施 加以纠正 。四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 加劳动的指示》 中强调 ：“为了加强党同广大劳动人民的联系 ，彻底改变许多领导 人员脱离群众的现象 ，在进行整风运动的同时 ，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 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 ，并且使这个 办法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 ”。“ 目前党的任务 ，除了进行整风学习 ，提高党 内思想认识 、改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外 ，还要在实际生活中完全保持和发扬我们 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并且着手进一步建立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的脑力劳 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根本制度 ，使领导者同群众打成一片 ，使人民内部的关系面 貌一新 ，使官僚主义 、宗派主义 、主观主义 、老爷架子 ，大大减少。”（参见《毛泽 东年谱》 第 3卷 139 页） 同时 ， 以中央的名义下达了限期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问题的讨论执行情况报告中央的要求 。接着 ，在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 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 中明确指出 ，现在有不少同志受旧社会剥削阶级的思想影 响 ，忘记过去的优良传统 ，看不起体力劳动 ，滋长了一种贪图名利地位的习气 。这

　　是非常危险的倾向 。党必须同这种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 。因而中央要求 ：“要把我 国建成为一个伟大社会主义的具有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国家 ，就必须继续发扬我 们党联系群众 、艰苦奋斗的传统 。各级的领导干部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 ，使脑力劳 动和体力劳动逐步结合 ，就是发扬这个优良传统的一个制度。”要求党的各级机关 “一定要走群众路线 ，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 ’不正 ，反对恩赐 观点 ”。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 ，把政策交给群众 ，放手发动群众 ，整风整社 。 同 时 ，毛泽东还提倡县 、区 、乡三级党政干部 ，凡能劳动的 ，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 劳动 ，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 。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 凡 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 。这是因为如果党的干部“每年以一部分时间 ，分别下田 、下 工厂 、下矿山 、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 ，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 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这样一来 ，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 ，主观主义 ，官 僚主义 ，老爷作风 ，就可以大为减少 ， 面目一新。”（参见 《毛泽东年谱》 第 3卷 139 页）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充分认识到在党内推行脑力劳动与体力 劳动相结合的政治意义 ，并有了形成制度的设想。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湖北省委在向中央报告各级领导的思想作风时指 出 ，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以后 ，农村干部的思想作风有了显著的改善 ，这是与干部 下放 、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 ，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亲自动手种实验田有密切的 关系 。报告认为干部种实验田“是一个有意义的创造 ，这对于贯彻执行党的群众 路线的工作方法 ， 实现党对农业生产的具体领导 ，起着决定的作用 ”。而红安县 创造的领导干部种试验田的方法 ， 即红安领导干部与技术员 、当地农民三结合进 行科学种田的办法 ，经 《人民日报》 报道后引起了全国的关注 。红安广大党员干 部参加和领导生产的办法 ，毛泽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红安的办法好得很！”这 一做法不仅在农业领域得到了推广 ，而且被中央决策部门吸收用在了工业以及其 他部门当中。

　　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央下发的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 指出 ，在乡村是试 验田 ，在城市可以抓先进的厂矿 、车间 、工区和工段 。总之 ，普遍推广试验田是 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导方法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四日 ， 中共中央下发了 《中共中央 关于普遍推行种试验田的经验的通知》。 通知指出： 种试验田是一种彻底克服官

　　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方法 。它可以打掉官风 ，使干部真正到群众中间去领导群 众 。它可以使干部走上“ 又红又专 ” 的道路 ，实现政治和技术的统一 。 因此 ，在 全国各地区各方面普遍推行种试验田的经验 ，是完成党的整风任务的基本关键之 一 。除了从事农业工作的干部应该普遍种试验田以外 ，从事工业工作 、交通运输 工作 、财政贸易工作 、文化教育工作以及其他领导工作的同志 ，也应该认真研究 种试验田的方法 ，联系本身工作特点 ，得出必要结论 ， 以便打掉官风 ，逐步达到 又红又专的目的 。这样 ， 干部种实验田就从农业领域推广到全国各行各业中去。 在毛泽东看来 ，认识问题的基本路径就是“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 。下决心长 期下去蹲点 ，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 ，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 ，变为主 观真理 ，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 ，看是不是行得通 。如果行不通 ，则必须重新向群 众的实践请教 。这样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 ， 即教条主义问题了 ，就可以不信迷信 了 。” 同时 ， 毛泽东还进一步提出 ， 中央和省 、直属市 、 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 员 ， 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 ，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 ，到 下面去作调查研究 ，开会 ，到处跑 。应当采取走马观花 、下马观花两种方法 。哪 怕到一个地方谈三四个小时就走也好。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指出 ：“有些干部是老 子天下第一 ，看不起人 ，靠资格吃饭 ，做了官 ，特别是做了大官 ，就不愿意以普通 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并特别强调 ：领导干部要以普通劳 动者的姿态出现 ，应该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纯粹的人民本位思想 。“如果大多数干 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那么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 ，就可以改变官僚主 义的习气 。……谁有真理就服从谁 ，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 ，挖煤炭的也好 ，扫街的 也好 ，贫苦农民也好 ， 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 ，就要服从他们。”（参见 《毛泽东年 谱》 第 3卷 352 页）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 《鞍山市委 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 的批示中 ， 以苏联经 济为鉴戒 ，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工作作了科学的总结 ，强调要实行民主管 理 ，实行干部参加劳动 ，工人参加管理 ，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建立工人群众 、 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 ， 即“两参一改三结合 ” 的制度。（参见 《毛泽东年谱》 第 3 卷 353 页） 当时 ， 毛泽东把 “ 两参一改三结合 ” 的管理制度称之为 “ 鞍钢宪

　　法 ”，使之与苏联的“马钢宪法 ”（指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 的苏联一长制管理方法）相对立 ，探索适合中国工业发展道路的工业发展道路 。在 当代中国 ，甚至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党的建设的角度看 ，这是党在这一 时期探索出的一条党密切联系群众的路径。

　　第三节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与调整提升国民经济

　　面对六十年代初期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 ，我们党决心总结经验教训 ，认真调 查研究 ， 纠正错误 ，调整政策 。毛泽东在一九六〇年六月写的 《十年总结》 一文 中说 ，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 ，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要以十年时间去调查研究它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五日 ，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 草的 《彻底纠正 “ 五风 ”》 的指示中要求 ：“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 分错误的共产风 、浮夸风 、命令风 、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 ，而以纠正共 产风为重点 ， 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他还提出： 要做到 “ 情况明 ， 决心 大 ，方法对 ”，“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 。只要情况明了 ，事情就好办了 ”。怎样 才能做到 “情况明 ，决心大 ，方法对 ” 呢？ 唯有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年谱》 第 3卷 479 页）。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 ， 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 议 。会议的最后一天 ，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他说 ：“这些年来， 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 。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 ， 只凭想象和估计办 事 ，我们工作就没有基础 。所以 ，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一切从实 际出发 ，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 ”。“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 ，要搞调查研究 ，把 小事撇开 ， 用一部分时间 ， 带几个助手 ， 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 、一两个公 社。”调查研究是为了摸清实际情况 ，从实际出发 。所以 ，毛泽东又说 ：“现在我们 看出了一个方向 ，就是同志们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了。”（《毛泽东年谱》 第 3卷 523页）

　　一九六一年一月 ， 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九中全会 。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 ，提出要 大搞调查研究 ，一九六一年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他说 ：“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

　　研究之风 ，一切从实际出发 ，没有把握 ，就不要下决心 ，调查研究这种事极为重 要 ，要教会许多人 。一九六一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 ，搞一个实事求是年。”毛泽东 抓住了最根本的思想路线问题 ，要求主观与客观 、思想与实际的一致 ，大力提倡调 查研究 ，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 。全会正式通过“一九六一年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 设规模 ，调整发展的速度 ，在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 ，采取调整 、巩固 、充实和提高 的方针 ”，即“八字方针 ”。毛泽东还强调 ：要在实际中去调查 ，在实践中才能认识 客观事物 。一九六一年一月 ，毛泽东三十年前写的《调查工作》 一文被发现 ，他十 分高兴 。这篇文章反对从本本出发 ，强调向实际情况做调查 ，提出“没有调查 ，没 有发言权 ”的论断 。一月二十日 ，毛泽东嘱咐田家英将这篇文章分送陈伯达 、胡乔 木各一份 ，并要求陈伯达 、胡乔木 、 田家英各带一个调查组 ，去搞农村调查 。三 月 ，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毛泽东第三次讲调查研究问题 。他说：《关于 调查工作》 这篇文章的中心点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 。为了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要 做调查研究 ，做典型的调查研究 。“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 ，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 是不可能实现的 。要有正确的措施 ，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参见 《毛泽东年谱》 第 4卷 555 页） 在会议闭幕的当天 ，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 《中共中央关于认 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 ，各省 、市 、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要求 ：“一切 从实际出发 ，不调查没有发言权 ，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 ”。 “在调查的时候 ，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 ，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 出的判断和决定。”（参见 《毛泽东年谱》 第 4卷 565 页）此信发出后 ，进一步推动 了调查研究之风在全党的兴起。

　　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一年间 ， 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全都深入基层 ，用不短的时间 到第一线摸清实际情况 ，也留下了许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精彩篇章 。为了摸清农 业情况并制订“农业六十条 ”，中央领导同志分赴各地调查六十年代初 ， 中央主要 领导同志的调查活动 ，是从农村开始的 。摸清和解决好农村和人民公社存在的严重 问题 ，成为当时调整国民经济 ，扭转整个经济困难局面的首要与关键问题 。一九六 〇年二月至三月 ，朱德先后到广东 、陕西 、贵州 、 四川 、河南的一些地方进行调 查 ；三月下旬至五月下旬 ，刘少奇先后到天津 、郑州 、洛阳 、三门峡 、西安 、宝 鸡 、德阳 、成都、 自贡 、重庆 、武汉 、杭州 、上海等地调查 ；九月中旬至十二月上

　　旬 ，陈云到河北 、山东 、河南 、安徽 、江苏 、上海 、浙江等地调查 ，等等 。经过详 细的调查 ，他们分别提出了两三年内解决困难的一些办法。

　　进入一九六一年 ，毛泽东在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后 ， 为了了解农村的现状 和问题 ，他亲自组织了由田家英 、胡乔木 、陈伯达分别担任组长的三个调查组， 用十天到十五天的时间 ，分赴浙江 、湖南 、广东农村蹲点调查 。三个调查组最后 会集广州 ， 向毛泽东报告调查情况 。一九六一年一月下旬 ，毛泽东离开北京到达 杭州 ，开始指导三个调查组的工作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 ，调查人员都住在农民家 里 ，并调查了一个好的生产队和一个不好的生产队 。毛泽东在杭州听取浙江调查 组和浙江省委负责人的汇报 。通过浙江调查 ，毛泽东对两个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 意见： 一是社 、队规模要划小 ，生产小队的权力要扩大 ；二是食堂要多种多样， 有的人也可以不参加食堂 。随后 ，毛泽东到长沙 ， 听取湖南调查组和湖南省委负 责人的汇报 ，集中讨论的仍然是公社体制和食堂这两个问题 。广东调查组向毛泽 东报送了 《广东农村人民公社几个生产队调查纪要》， 指出 ：“公社各级的关系， 在解决了自上而下的刮‘共产风 ’问题以后 ，似乎应当注意更适当地解决队与队 之间 、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问题上的某些平均主义。”这个意见受到毛泽东的 重视 。就沿途的调查中 ，毛泽东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 ，一九六〇年中央向全党发 布的 《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尽管解决了一些问题， 但只是一些原则性意见 ，不够具体 。要解决农村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必须搞一个 详细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毛泽东到广州后 ，召集三个调查组组长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 、农业部部长廖 鲁言等开会 。在讨论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时 ，他用更明确的语言指出 ：“如 果社 、队划小以后 ，大队与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解决了 ，现在还存在两种平均主义 没有解决 ，一个是小队与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 ，一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均主 义。”他在给刘少奇 、周恩来等人的信中 ，又特别强调说 ：“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 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 ，生产队（过去小队） 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 ，是 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 ”，“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 ，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 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 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 ”。解决两个 平均主义问题 ，成为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指导思想 ，也是起草农村人民公

　　社工作条例的指导思想。

　　三月二十二日 ， 广州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 案）》， 并决定发给全国农村党支部和人民公社全体社员讨论 。同日 ， 中共中央发 出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 给全党同志的信 。信中指出 ，在农 村人民公社方面 ，有以下五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 ，在分配上 ，生产队和生 产队之间 ，社员和社员之间 ，都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平均主义现象 。第二 ，公社的 规模在许多地方偏大 。第三 ，公社对生产大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 ，生产大队对生 产队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 。第四 ，公社各级的民主制度不够健全 。第五 ，党委包 办公社各级行政的现象相当严重 。这五个问题的提出 ，是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 之风之后 ， 中央领导同志和各级领导干部 ，在调查研究中形成的第一批重要成果。 （参见《毛泽东年谱》第 3卷 565页）

　　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之后 ， 中央领导同志分别带着“六十条 ”草案 ，集中一个 主题 ，深入基层 ，征求意见 。在有的地方 ，甚至是一条一条地念给农民听 ，请农 民提意见 。 四月中旬 ，毛泽东在指导调查组调查时 ，接到胡乔木写来的 《关于在 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 报告在列举公共食堂种种问题之后说 ：“大多数 食堂势在必散 ， 而且散了并不是什么损失 ，反而对整个工作有利。”这是毛泽东 收到的第一个主张立即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报告 。他立即指示印发湖南三级干部 会议和转发各中央局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作为研究和解决公共食堂问题和有关 问题的参考。

　　四月一日至五月十五日 ，刘少奇到湖南长沙 、宁乡县 ，搞了一个半月的农村调 查 。下去前 ，刘少奇对中南局和湖南省委负责人说 ：这次去湖南乡下 ，采取过去老 苏区办法 ，直接到老乡家 ， 睡门板 ，铺禾草 ，既不扰民 ，又可以深入群众 。人要 少 ，一切轻装简从 ，想住就住 ，想走就走 ，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 。刘少 奇下去以后 ，发现困难的严重程度已远远超出原先的估计 ，造成困难的原因是“三 分天灾 ，七分人祸 ”，主要是政策错误 。对公共食堂问题 ，刘少奇调查后说： 看 来 ，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一声喊 ，食堂就办起来 ，那是大错误 ，应该吸取教训 。办 食堂有一个很大的平均主义 。看来多数社员是不愿意办食堂 ，要求散 。准不准散？ 我看应该准 。他将自己的初步调查情况 ， 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

　　十四日 ，周恩来到河北邯郸地区武安县伯延公社调查 。在调查中 ，有社员直率地告 诉他 ：“这两年生活一年不如一年 ”。“如果再这样下去两年 ，连你也会没有吃的。” 周恩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情况 。他发现中央有关文件中关于开办食堂和保持部分供 给制的规定 ，并不符合农村实际情况 ，是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意见比较集中 、 反映比较强烈的两个问题 。五月七日 ，周恩来向正在上海的毛泽东电话汇报调查情 况时 ，首先就反映了公共食堂问题 ：“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 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三月下旬至五月上旬 ，朱德带着“六十条 ”草案到河南 、 四川 、陕西 、河北的一些农村地区进行调查 。在调查中他发现 ，农村办公共食堂 ， 既浪费人力又浪费物力 ，群众反映公共食堂有五不好 ：一是社员吃不够标准 ；二是 浪费劳动力 ；三是浪费时间 ； 四是下雨天吃饭不方便 ；五是一年到头吃糊涂面 。 回 京后 ，他向毛泽东写了报告 。四五月间 ，邓小平和彭真领导的五个调查组和北京市 委的工作组 ，在北京近郊各县作了一个多月的农村调查 。关于公共食堂问题 ，邓小 平分别召开大队支书 、生产队长座谈会和公社书记座谈会 ，深入了解各方面的意 见 。他在牛栏山公社白庙村考察食堂时 ，看到食堂停伙 ， 了解到当地社员没有吃 的 ，觉得问题严重 。在桑园村召开的社队干部会上 ，他明确指出 ：“吃食堂是社会 主义 ，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 。要根据群众的意愿 ，决定食堂的去留。”五月十 日 ，邓小平和彭真致信毛泽东提出 ，有关食堂 、所有制等问题的措施 ，还需要加以 改进 ，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

　　在这些调查的基础上 ， 中共中央于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在北京召开中央 工作会议 ，讨论和修改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形成了 《农村人民公 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中 ，最重要的修改 ：一是取消供给制 ；二是规定办 不办食堂 ，“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 ”，“实行自愿参加 、 自由结合 、 自己管理 、 自负 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 ”。后一条修改 ，实际上也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 。这次中央 工作会议上有关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下乡等决策 ，也是在详细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做 出的。（《毛泽东年谱》第 3卷 600页）

　　“ 六十条 ”修正草案出台后 ， 中央领导同志再次下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 。 比 如 ，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 ，陈云到上海 、浙江 、江苏进行农村调查 。在调查中 ，他 进一步发现了农村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 ，为此他坚决主张不办公共食堂 ，粮食到

　　户 ，给农民一定的自主权 。他说 ：“不一定都吃食堂 ，没有食堂难道社会主义就会 垮台吗？ 粮食不到户 ，农民不敢讲话 ，否则他怕扣粮票。”就如何放宽农村政策问 题 ，他还得出了“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 ”“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 ” “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 ”等结论 ，并写了相应的三份调查报告 。为进一步调整党 在农村的政策 ，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就必须解决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 。农村基本 核算单位原先在大队 ，大队掌握分配权 ，而小队只有生产权 ，采取所谓“ 三包一 奖 ”（包工 、包产 、包成本 ，超产奖励 、减产惩罚） 的办法 。结果造成严重的平均 主义问题。

　　中央工作会议前后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 ，毛泽东认为 ，若要调动农民对集体 生产的积极性 ，并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增产农产品 ，农村基本核算单位就要 以生产队为基础 ，“非走此路不可 ”。九月二十六日 ，他在从武汉回京途中 ，在河北 邯郸听取了河北省委 、山东省委负责人的汇报 ，并同他们讨论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 算单位的问题 。过了三天 ，毛泽东写信给中央常委及有关同志明确指出 ：“在这个 问题上 ，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自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时起）， 第 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 。也不知是谁地谁人发明了这个‘三包一奖 ’的糊涂办法 ，弄 得大小队之间 ，干群之间 ，一年大吵几次 ，结果瞒产私分 ，并且永远闹不清 。据有 些同志说 ，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所谓 ‘ 三包一奖 ’。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毛泽东年谱》第 4卷 32页） 十月四日 ，毛泽东又写信给邓小平 、彭真 ，要他们 通知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到北京来谈一谈 ，“使这个‘ 队为基础 ’的大问题 ，弄个明 白。”“如大家同意进行调查 ，使省 、地 、县三级在两个月内都有所酝酿 ，十二月就 可作出决定。”（《毛泽东年谱》第 4卷 35页） 为解决这个带有关键性的问题 ，毛泽 东再次派田家英率调查组赴山西长治地区做农村调查 。经过调查 ，证明毛泽东提出 的以队为基础的意见是正确的 。十一月二十三日 ，毛泽东在将一份报告批转给各中 央局和各省 、市 、 自治区党委参考时强调指出 ：“认真调查研究 ，对具体问题作出 具体的分析 ，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参见《毛 泽东年谱》第 4卷 54页）

　　为了摸清工业情况并制订相关条例 ， 中央领导同志又分赴各地调查 。解决农业 困难 ，需要工业支援农业 。减少城市人口 ，与工业调整也密切相关 。工业本身由于

　　计划指标过高 ，基本建设战线过长 ，某些部门发展速度过快 ， 由此引起的严重不平 衡 ，也迫切需要调整 。工业方面的调整 ， 同样需要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提 出切实可行的政策。

　　一九六一年下半年 ， 中央领导同志将调查研究和调整工作的重点从农业转到工 业方面 ，并进行了一系列工业方面的调查 。为解决工业生产出现的严重问题 ，扭转 东北以至全国的工业生产状况 ，周恩来在一九六一年期间分别赴东北和华东两地调 研工业情况 。一次是二月下旬专程到沈阳做调查研究 ，听取中共中央东北局汇报煤 炭工业生产等情况 ，与东北局领导谈话 ，给东北局和辽宁省的司局级以上干部作报 告 。这次调研回京后 ，他又找国务院各相关工业部门的负责人了解工业和交通状 况 。另一次是七月中下旬 ，周恩来又到上海就钢铁工业等问题进行调查 。在这次调 查中他提出 ：上海生产有潜力 ，有条件可以多出口一些商品 ；所需原材料 ， 自己不 能解决时 ， 中央可以帮助 。下半年 ，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国防工业和尖端科学技术 的规划上 ，在调研的基础上 ，他于八月十二日提出了中国原子能工业的发展要求： 科学研究 、尖端技术 ，要循序而进 ，不可能一步登天 ，要在一定的基础上逐步往上 攀 ，要有步骤和秩序 。应当有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志向 ，分阶段地 、一步一步地登， 总是可以上去的 。在他的提议下 ， 中央成立了国防工业办公室 ，加强对国防工业的 统一领导。

　　为了解森林工业的发展情况 ，七月中旬至八月上旬 ，刘少奇在黑龙江和内蒙古 林区的森工企业调查了近一个月 。他白天考察林场的树木园和人工更新林 ，观看油 锯伐木和拖拉机集材作业 ；晚上召集林业局 、林场的工人代表座谈 ，探讨解决林业 发展的根本方针和具体措施 。经过深入的了解 ，他感到 ，要搞好林业建设 ，必须紧 紧抓住森林资源的培育 、更新和综合利用这两个基本环节 ，不能只顾砍树 ， 以便尽 可能地满足国家和社会对保护森林资源和持续提供木材的需要。

　　为了解手工业的发展情况 ，朱德到河南 、四川 、陕西 、河北等地调查 ，并得出 一个结论 ：“一九五八年转厂并社时 ，手工业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的面过 大了 ，现在看来存在不少问题。”朱德在对手工业调查研究后提出的一些意见 ，对 中央后来制定 《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手工业 三十五条 ”）， 对推动和促进手工业的政策调整 ，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一系列调查的基础上 ， 中央考虑制订有关工业调整的重要文件 。根据中共中 央书记处的意见 ， 国家计委 、国家经委 、第一机械工业部等组织调查组 ，又到北 京 、天津 、沈阳 、太原 、济南等大中城市的工矿企业进行调查研究 。七月十四日至 二十三日 ，邓小平率调查组到东北就工矿企业 、城市工作和人民生活等问题进行调 查 。七月十五日 ，他在听取中共辽宁省委负责人汇报辽宁工业问题时说 ：“企业问 题的解决要从几定着手 。定员 、定额 、责任制 、技术政策 、工资政策 ，这些问题解 决了 ，企业才好领导管理。”七月十六日 ，他在谈到企业领导体制问题时又指出： 前一段是一长制 ，后一段是书记一长制 ，“企业管理归根到底一定要集体领导 ，这 是根本原则 。集体领导有相互监督 、相互制约的作用 ”；“企业的调整必须解决骨干 问题 ，必须有两个德才都比较好的班干部作核心 ”。

　　在详细的工业调查基础上 ， 由邓小平主持起草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 案）》（简称“工业七十条 ”）。它的要点包括：（一 ）规定“五定 ”：定产品方案和 生产规模 ，定人员和机构 ，定主要的原料 、材料 、燃料 、动力 、工具的消耗定额和 供应来源 ，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 ，定协作关系 。“只有把这些定下来 ，才好进行 一系列的整顿工作 ”。（ 二 ）重视协作问题 ，强调“现代工业的生产 ，分工比较细， 相互之间的联系错综复杂 ，每个企业都必须取得很多单位的协作 ，并且很好地完成 自己承担的协作任务 ，才能保证工业生产的正常进行 ”。（三）对企业的各个方面、 各个环节的责任制度作了具体规定 ，“责任制度的核心是行政管理方面的厂长负责 制 ”。（四）对企业中的技术管理 ，作了具体规定。（五）对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和财 务管理作了具体规定。（六） 对职工的工资 、奖励 、生活福利 ，专列了一章 ，强调 “企业的领导人员 ，必须经常关心职工的生活 ，切实做好生活福利工作 ”。（七） 规 定“在企业中的党委员会 ，是企业工作的领导核心 ”，同时强调“企业党委应当把 调查研究和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 ，不要去代替厂长 ，包办行政事务 ，而要 好好地领导和支持以厂长为首的全厂统一的生产行政指挥系统行使职权 ”。（八）规 定每个企业在行政上只能由一个主管机关管理 ，不能多头领导。

　　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十六日 ， 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举行 。会议讨论通过了“工 业七十条 ”。为了阐明“工业七十条 ”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会议还作出 《中共中央 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 明确指出 ：“为了有效地进行调整工作 ，必须下最大的

　　决心 ，把工业生产和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降下来 ，降到确实可靠 、留有余地的水平 上。”会后 ，“工业七十条 ”下发试行 ，对整顿工业企业 ，恢复和建立正常的生产秩 序 ，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 、朱 德 、陈云 、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带头进行的这次大规模的 调查研究活动 ，对于摸清经济方面的实情 ，作出实事求是的正确调整 ，克服严重困 难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国民经济面临严重困难的情况下 ， 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抓住主要矛盾 ，带着同 样的问题亲自进行集中 、深入的调查 ，有利于迅速达成共识 ，果断作出正确决策。 无论是针对农业问题还是针对工业问题 ， 中央领导同志以及他们所率领的调查组， 都是带着同样的问题下去 ，集中一段时间 ，深入不同的地区做调查 ，再将各地的情 况进行汇总 。在分别调查的基础上集中进行研究和探讨 ，最后达成共识并作出正确 决策 。这一领导方法和领导经验 ， 留下的启示意义是十分深刻的 。大兴调查研究之 风 ，对转变党的作风 ，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这次系统的 调查研究 ，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一些干部中存在的“共产风 ”、浮夸风 、命令风、 特殊风和生产瞎指挥风 。毛泽东的号召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带头作用 ，使广大干部的 思想和作风重新回到一切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 ，并根据各地的实际， 作出科学决策。

　　“调整 、巩固 、充实 、提高 ”八字方针贯彻之初 ，工业的调整力度仍嫌不够。 九月 ， 中央作出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 ，强调必须当机立断 ，该退的坚决退下 来 ，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指标降到确实可靠 、留有余地的水平上 。同时 ， 中央 发布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 ”）。这个条例实行 后 ， 国营企业一系列规章制度恢复和建立起来 ，工业调整有了明显的起色 。同经济 工作的调整相配合 ，科学 、教育 、文化等各个领域也进行调整 。中央先后批发试行 《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 》（简称 “ 科学十四 条 ”）、《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 》（简称“ 高教六十条 ”）、 《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 ”，以后改为 “文艺八条 ”）。这些条例的中心内容是调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以及贯彻落实科学 和文艺工作中“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 的方针 。为了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

　　性 ，在一九六二年三月于广州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和文艺工作会议上 ，周恩来 发表讲话 ，重新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而 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随后 ，周恩来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 作报告 ，再一次重申了这一科学论断 ，使知识分子受到很大鼓舞。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于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 ”上 ，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提 出的书面报告草稿 ， 比较系统地初步总结了“大跃进 ”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 验教训 ，认为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 ，一方面是由于在建设工作中经验不够 ，另一方 面是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 ，违反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 统作风 ， 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原则 ，妨碍了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 三十日 ，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 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 ，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 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 ，并做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联系三年“ 大跃进 ” 的教训 ， 阐 明人类认识客观世界规律的重要性 ，认为建设真正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需要一百 年时间 。这些认识对进一步深入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具有极大作用 。邓小平、 周恩来在大会上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做自我批评 ，并分别讲了恢复党的 优良传统和克服目前困难的主要办法 。会议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 ， 给全党 以鼓舞 ，使广大党员心情比较舒畅 ，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 积极作用 。会后 ， 国民经济和政治关系等方面的调整都有进一步的发展 。 国民经 济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 ，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大力精简职工 ，减少城市人口 ；压 缩基本建设规模 ，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 ；缩短工业战线 ， 实行必要的关、 停 、并 、转 ；进一步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战线 ，加强农村基层 的领导力量 。 由于采取这些果断措施 ，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和各级干部的紧 张努力 ，调整工作较快取得成效。

　　与此同时 ， 在全党调查研究基础上 ， 毛泽东委托田家英为中共中央起草了 《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 这个指示 ，经扩大的中央工 作会议讨论通过后 ， 于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发出 。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后做出的 将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决定 ，是调整人民公社体制的重大举措 。总之，《农 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的制定 ，对于克服农村的困难 ，迅速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 起了很大作用。

　　到一九六二年底 ， 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 。农业生产开始回升 。国家财政实现 收支平衡 。市场商品供应的紧张状况有所缓和 ，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也开始略有上 升 。随着调整工作的逐步深入 ，许多地方实行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不仅有 效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而且对农业集体化之后适合我国农村生产力水 平的农业生产管理方式作了积极探索。

　　经过七千人大会前后将近两年的调整 ， 国内形势逐步好转 ， 国际形势却日趋紧 张 。苏共二十二大以后 ， 国际共运中的争论愈演愈烈 。苏共领导人 、苏联报刊连篇 累牍地发表公开信 ，攻击中国党和其他一些党 ，在外交上推行霸权主义 。中共中央 以《人民日报》 编辑部和《红旗》 杂志编辑部的名义 ，相继发表评论苏共中央公开 信的文章 ，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并由此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和资 本主义复辟的历史教训 。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反对大党大国对其他党 、其他 国家的不平等做法和霸权主义 ，顶住来自苏联的巨大压力 ，维护了国家主权 、民 族尊严和党的尊严 。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 ，联系对苏联赫鲁晓夫观点 的批评和对国内形势的观察 ，提出阶级 、形势 、矛盾问题 ，强调资产阶级复辟的 危险性 ， 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 、月月讲 。八届十中全会结束时 ，党提出不要因为 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 ，“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促使经济上调整和恢复 的任务按原定计划继续推进 。此时此刻 ，毛泽东曾三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 风 。 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则率先垂范 ，首先抓住农业问题进行调查 ，并在调查研究 的基础上制订出 《农业六十条》； 接着又对工业问题进行调查 ，并制订出 《工业 七十条》。 由于经过周密而又系统的调查研究 ， 制订出一系列具体的工作条例， 使大家有了明确的遵循 ， 因而大大增强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克服困难的信心 ，提高 了生产积极性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 ，我国国民经济以农业增产为先导 ，迅速得 到恢复和发展 。这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 ， 给我们党的执政和领导工作留下了 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日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 出席代表三千零四十人 。会议听取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作 《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首次提出 “ 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 ，把我国建设成为 一个具有现代农业 、现代工业 、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即四个现代化） 的社

　　会主义强国 ”。会议还分别听取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张鼎丞向大会作的工作报告。

　　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 、一九六五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一九六五 年国家预算初步安排的决议 。决议批准政府工作报告 、批准国务院提出的一九六五 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一九六五年国家预算的初步安排 。会议选举刘少奇为国 家主席 ，宋庆龄 、董必武为副主席 ；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会议根据刘少 奇主席的提名 ，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会议还选举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 、秘书长和委员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会议通过了周恩 来总理提出的国务院副总理 、秘书长 ，各部部长 、各委员会主任等国务院组成人员 的人选 ；通过了刘少奇主席提出的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委员人选 ；通过了全国人大 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人选和法案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