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3个条件，即：1、土地改革的
完成；2、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3、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
争取这3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3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
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3个条件而努力奋斗。”
话说1950年5月中旬的一天，一名卫士抱着一些礼品和信件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把东西小心地放在桌子上，高兴地说：
“主席，你看这是什么？”
毛泽东打量着桌子上的礼品和信件，小声数着：
“两只火腿，两只板鸭，一大包海米……”
他严肃地交代说：
“信，我收下，这些礼品交给杨尚昆主任处理。”
卫士说：
“不行，这是杨主任交给我的任务……”
就在这时，另一个卫士也提了一个袋子走进来，说：
“主席，这是杨主任刚才要我转交给你的。”
毛泽东生气了，说道：
“今天，你们这个杨主任怎么啦？是不是有意让我违犯党的纪律啊！”
“杨主任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口袋非你处理不行，请你先看信，后做处理。”
“不看！一并退给杨主任。”
“主席，这封信你不能不看。”一脚踏进门来的杨尚昆说着走近毛泽东，又说：“否则，我们怎么向这位吃了一辈子苦的妇女交代啊！”
“怎么回事？”
毛泽东疑惑地问。杨尚昆从那个袋子里取出一条毛围巾，一双毛手套，还有一封信。他把信放在毛泽东面前，说：
“主席，你看了她写给你的信，就明白了。”
说罢，他转身出去了。毛泽东打开信，只见上面写着：
“我出身河北省蓟县一个贫农家庭，家中无地，租种地主的地，一年到头除去交租所剩无几。父亲得了肺病，还得下地，做小贩，不够吃，我每天都得去挖野菜，一过年节，父亲只有外出躲债。一家11口人，病死饥死了9口，只剩下我和母亲。以后，我娘儿俩来到北平，给人养兔子，纺线，过着受剥削的生活。日本鬼子的侵略，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米价一天3涨，生活没有保证，日子实在难熬啊！
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北京解放了。人民的领袖毛主席1949年春进了北京，10月1日在天安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的心里高兴极了，那一天我代表着街道居民参加了庆祝游行，幸福地第一次看到了毛主席，幸福得流下了眼泪。天气渐渐冷了，我想着毛主席冷，就动手剪下自己养的兔子毛和以前收着的一些纺成线，织成一条围巾和一双手套。要把这一自己的劳动成果作为礼物献给毛主席。”
毛泽东看罢署名为张秀清的来信，站了起来，捧起那条毛围巾和毛手套有些激动了，看着看着，两眼渐渐湿润了，感叹道：
“这是老百姓一针一线织成的啊，这是老百姓热爱共产党的一颗心啊！”
他稳定了一下情绪，指着先前那些火腿等礼品，问卫士：
“这包东西是谁转来的？”
“杨主任告诉我，这是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同志转来的。”
“信收下，围巾和手套也收下。”毛泽东用低沉的声音交代说：“请你把火腿、板鸭、海米交给杨主任，说这些东西作为礼品回赠给张秀清这位女工。由王冶秋或郑振铎去办这件事。”
卫士按照他的吩咐，包好东西，准备往外走。毛泽东叫住他，又说：
“不要走，我要给这位女工回封感谢信呀！”
他随手提起笔写道：
张秀清女士：
去年冬承惠珍品，极为感谢。兹有薄物数件奉上，尚祈哂纳为幸。
毛泽东
后来在5月21日，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在北海团城接见了张秀清，握着她的手说：
“你送给毛主席的礼物，毛主席收到了，主席很高兴，并让我问候你身体好！”
他又指着桌子上的东西说：
“这是毛主席送给你的，还有这封亲笔信。”
张秀清捧着信，看看桌子上放着的礼品，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她说：
“请您转达我祝毛主席身体健康。”
郑振铎说：
“主席的信让我们收藏吧！”
张秀清说：
“不给，我舍不得！你们分享毛主席送的东西吧。”
5月16日，毛泽东给周自娱的第3个儿子周起鹗回了一封信。
周起鹗，1907年出生于长沙，他在国民革命军第6军参加过北伐战争，蒋介石政变后解甲归田。湖南和平解放后，他进入西南军政大学学习，后来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南农业厅工作。他在信中打听1940年从长沙去延安的姑母周文楠的下落，并要求调动自己的工作。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起鹗先生：
去年10月来信收到，甚为感谢，菊年现名周文楠，在沈阳人民法院
工作。先生仍以在现地工作为好，虽不过意，犹胜于失职者，尚以安心从事，然后徐图改进。
此复即祝康吉
毛泽东
5月1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海南岛及沿海诸岛占领后的处置方法”给广东军区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广东军区，15兵团，并告中南军区：
据粟裕同志5月16日致7兵团关于占领舟山群岛后的处置称：“所有各岛敌之机场、码头、仓库、军营及各种交通、各种建筑设备，应妥为全部看管。特别敌海岸前沿阵地工事，副防御设备，及纵深要点工事，应指派专门部队警备看管，不准破坏。发现群众乘隙拆毁破坏各种建筑设备，应予以防范制止，并动员说服服从我军各项规定。至匪军侵犯群众利益，搬用木料砖石，修筑工事等，亦需说服他们，暂时忍耐，待秩序恢复，经我军许可后，再作处理”等语，我们认为这一处置是正确的。海南岛、广东临海中的各岛及沿海岸线亦应照此处置。过去你们是如何处理的，望告。
军委 5月18日
5月19日，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由孙继先等指挥第7兵团解放了舟山群岛，歼敌1.2万人。
舟山群岛战役发起于1949年8月，人民解放军逐步攻占了渤海湾的长山列岛和闽南的东山岛，最后攻占了舟山群岛。至此，除台湾和澎湖、金门、马祖岛屿外，华东地区全部为人民解放军占领。尔后，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成立了以粟裕为总指挥的前线指挥部，投入了3个兵团、12个军，共50万人的兵力，并一部分海军、空军，开始了渡海作战的全面准备工作，计划在1951年春夏之交实施渡海作战，解放台湾。
5月20日下午，田家英将一份公文放在毛泽东的写字台上，说是沈阳市政府报来的一份文件。毛泽东放下手中的笔问道：
“沈阳市政府有什么大事啊，为什么一定要报给我呢？”
田家英说：
“是这样的，沈阳市5月11日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市中心修建一座纪念塔。”
毛泽东说：
“像这样的事，他们自己就可决定嘛！大不了，再报给东北局书记高岗同志就解决了嘛。”
田家英说：
“主席，您还不知道，他们要在这座纪念塔上，铸上一座主席您的铜像。”
“什么？他们要在纪念塔上铸上我的铜像？”
“对！他们在报告上提出：请摄影家代摄主席的八寸站像四幅，寄给他们。”
毛泽东有些生气地说：
“一幅也不给！”
说着，他打开这份公文报告，一边看一边用毛笔批示，在“修建开国纪念塔”旁批道：“这是可以的”；在“铸毛主席像”旁批道：“只有讽刺意义”；在报告的上端大笔一挥，写下：“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
毛泽东写罢，严肃地说道：
“原件退回！告诉有关部门，这是违反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今后，谁再做这类事情，要通报批评！”
5月20日晚，毛泽东致电饶漱石并告邓子恢等人，他在电文中写道：
饶漱石同志并告子恢，小平，德怀，高岗：
一、你托廖鲁言带回的口头意见已收到，都是对的。其中说中央及中财委的政策方案都是正确的，但中央的业务机关分配给地方的具体任务与工作布置有很多太重行不通，是指一些什么事，请列举具体内容电告以便纠正。（二、文选编辑者略去——笔者注）
三、嗣后凡有中央业务机关规定任务方案在地方上窒碍难行者，请各区负责同志一经发现立即电告以便改正。
四、各中央局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抓紧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各中央局会议必须经常讨论财经工作，不得以为只是财经业务机关的工作而稍有放松，各分局、大市委、省委、区党委亦是如此。中央政治局现在几乎每次会议都要讨论财经工作。
五、此电请转分局，各大市委、省委、区党委。
毛泽东 5月20日
5月2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各军区党委并转各级党委：
一、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一年来党的组织也有很大的发展。据1949年年终统计，全国党员总数已达450万人以上，去年一年内即发展新党员140万人左右。在党的发展中，一般都注意了工人成份，注意了公开发展，有的并且注意了在各种斗争中吸收优秀的分子，所以获得了一定的成绩。
二、但一年来党的发展工作是有严重缺点的。一般地说，当条件不成熟或不完全成熟时，即开始了实际上是大量发展的行动，因而没有保证新发展党员一定的质量。有的则不适当地实行“自报公议党批准”的建党方法，放弃了党的领导。有的则因为党与群众的关系上存在着关门主义，而错误地认为在党员的发展工作上也存在着关门主义，并强调提出反对关门主义，其结果是将一些不够党员起码条件或不完全具备党员条件的人吸收到党内来，把党员降低到一般群众的水平。
三、由于中国革命已经在基本上获得了胜利，我党已成为全国人民所公认的领导政党，由于5年来党的发展已增加了党员330万人，其中很多人的思想作风极为不纯，还没有来得及给以有计划的教育训练，这就使目前党的发展工作，必须采取严格审查的方针和稳步前进的办法。
四、今后发展党的重点，应放在城市中，首先是工人阶级，在3年到5年内要从产业工人中接收三分之一的人入党。这一任务，在今天全国胜利的条件下，是可能与必要完成的。但必须有一定的步骤，而且要作许多工作。首先要加强职工会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与教育工作，待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提高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大量的、但同时又是经过个别审查的进行发展党的工作。在这以前，应该是也只能是审慎的、负责的个别接收。
五、为了保证无产阶级成份在党内有一定的比例，今后对农民党员的发展，应加以限制。在老区，党的发展一般地已达到了人口的3%至5%，还有若干县份甚至到7%至10%，因此，今后的任务不是继续发展，而是如何加强党的教育和调整党的组织问题。即是说，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逐渐地把目前觉悟程度不够的党员提高到共产党员的水平，而对于那些毛病很大、经过教育又不愿改正的党员，应逐渐地采取一种适当的方法，劝告其退党或开除其党籍。然后，对于群众中真正的优秀分子，并经长期工作考验证明其确已具备了党员的条件时，应个别地、慎重地吸收入党。在新区农村中，目前暂不发展党的组织，应集中力量在各种斗争中组织和教育广大的农民，发现与培养真正的积极分子，俟土改完成后，再来进行发展党的工作。在今后三五年之内，农民党员以不超过人口的1%为标准。
六、关于“自报公议党批准”的建党方法，是有缺点的，这很容易被误解为尾巴主义，也很容易在实际工作上使党陷于被动。这种方法以后不应继续提倡和采用，而以公开建党的口号来代替它。所谓公开建党，是指党在劳动人民中间应公开地进行关于党纲和党章的宣传教育，普遍提高他们的觉悟；在考察一切要求入党的人时，不仅听取介绍人的报告、本人的意见及党内的反映，而且还要采取各种方式征求群众的意见，使党的领导与群众的意见相结合，才能对被考察者有较全面的认识。因此，公开建党就必须防止不重视群众意见（或形式地征求群众意见）和放弃党的领导这两种偏向的发生。公开建党的目的，是为了更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把党放在群众的切实帮助与监督之下，建设一个有战斗力的纯洁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党。
中 央
5月2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委，各野战军军区党委：
一、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决在全世界发动签名，要求禁用原子武器，此项运动已在欧洲各国及中国若干大城市展开。我们应当支持这一运动，利用这个方法来广泛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团结国际友人的宣传，争取有几千万人在和大宣言上签名。
二、反对侵略战争，拥护世界和平，这是全世界当前的主要斗争任务。但由于中国现仍处于解放战争中，由于中国人民对于国际事情不熟悉，而蒋匪特务关于世界三次大战的欺骗宣传亦因此尚有若干市场，所以我们在进行反对新战争、反对原子武器的宣传运动时，必须注意以下各点：1、不要简单地讲反对战争拥护和平，要讲反对侵略战争拥护世界和平。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是反对侵略战争拥护世界和平的伟大贡献。2、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但是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全世界人民反对战争，但是并不害怕战争，帝国主义以全世界战争吓人，但是战争真的打起来，帝国主义必然灭亡。这是我们关于战争和平问题的全部观点，必须完全说明。以苏联、中国为中坚的世界和平势力，已经超过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但帝国主义冒险家是不自量力的，各国人民必须团结奋斗，保持警惕，揭露阴谋，方能破坏敌人的计划。3、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杀人的武器，因此必须禁用。但原子弹并不能决定战争胜负，且苏联亦已有原子弹，因此并不可怕。4、签名运动是有用的，表示全世界的和平势力大，造成侵略分子孤立，长自己志气，灭敌人威风。
三、签名运动的领导，在已设和大分会地方由分会负责，应设而未设者迅速设立，无分会地方即由工农青妇团体与中苏友协负责。签名运动的时间暂定6、7、8三个月，人数暂以3000万为目标，步骤是由大城市而中小城市而乡村，由有组织群众（工厂、部队、学校、农协）而无组织群众。方式由各地按具体情况自行选择，但必须在事前事后研究群众的思想动向，决定宣传内容，防止特务造谣，严禁强迫命令。
四、北京和大委员会决派萧三、艾青、赵仲池等同志去沪、杭、宁、汉、长沙、广州、西安各地作旅行讲演，并巡视工作（除保卫世界和平的工作外兼及各地中苏友协工作与文艺工作），望予协助。
中央
5月间，中央军委遵照毛泽东“人民解放军应在1950年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有总部、军兵种领导人和军区参谋长以及部分军、师参谋长参加的全军参谋长会议，会议由聂荣臻主持，朱德讲了话。
此时，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经达到了550万人，而解放战争已经接近尾声，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好转，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经中央军委、毛泽东批准，确定分期分批复员或转业百余万人，支援国家经济建设。
全国陆军统编为国防军和公安部队。中央军委成立公安指挥部，统一指挥全国军事系统中的公安部队和属于政府系统的人民警察。
参谋长会议还明确了各级司令机关的地位、职责和编制，制定了《司令部工作条例》，加强了参谋人员的培训，使司令部工作逐步实现正规化。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李银桥从报上看到中直机关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招生的启事，他对毛泽东说：
“主席，我想上学去。”
“嗯”毛泽东抬头看了他一眼，问道：“到哪里去上学呀？”
“中直机关干部文化补习学校。”
“上学是件好事。不过，你非要现在去吗？”
听得出来，毛泽东有点不愿意。可李银桥坚持说：
“我今年都23岁了，再不上就没有机会了。”
“噢，23，嗯，是不小了。”毛泽东沉吟了一会儿，终于说：“那好，你去吧。”
李银桥多年来与毛泽东朝夕相处，可真的要离开了又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儿。他低声说：
“主席，我去学完了再回来。”
“好啊，随时欢迎你回来。”
毛泽东立刻高兴起来。李银桥拿出一个本子，说是请毛泽东题个词留念。毛泽东提起笔，想了想，写道：“努力学习，学好后再做工作，为人民服务。”
李银桥带着毛泽东的期待，满心欢喜地去上学，可他到那儿一看，大失所望，这哪里是什么学校呀，只有一个大院子，既没有课堂，也乱哄哄的。他在那里呆了一个星期便回到了毛泽东身边。毛泽东高兴地说：
“回来好啊，回来继续工作。”
自此以后，毛泽东便常常把卫士们和警卫部队战士们的学习挂在心上了。
5月24日，毛泽东在章士钊向他推荐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李傥的信中批示道：
“请周（即周恩来——笔者注）酌办。章士钊只荐此一人，似宜用之。”
他又在李傥的自传上写了一段批语：
“李自谓已66岁，有妻室之累，无儿可依，觉悟前非，力图晚盖，精力尚能做事，希望给予一工作。”
5月27日，毛泽东给在湘乡县刚刚上任3个月的县长刘亚南写了一封信。
原来，毛泽东在不久前接到文运昌、文涧泉、文梅清、文南松4个表兄一封联名信，他们在信中说，乡下的土改有问题，干部执行政策出现“左”的偏差和工作过粗的现象，对地主的批斗态度厉害了一点；把一些不够划地主成份的人也划成了地主。再就是打人，违反了土改法。这些做法不妥，要及时纠正。另外，他们还在信中提出文家生活困难，请表弟帮助解决生活所需，或指示当地政府给予救济。
毛泽东反复看了这封信，心里很清楚，乡下土改工作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有没有文家兄弟所说的那么严重呢？文家兄弟都是贫农出身，却如此同情地富，为地富开脱，这是立场、原则问题，应当批评教育。不过，事情还未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还得先写封信给湘乡县长，了解一下情况再说。于是，他就在给刘亚南的信中写道：
亚南同志：
兹有湘乡四都文氏兄弟4人来信，附上请你看一下。他们对当地区、乡政府的工作有些不满意的话，未知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假如可能的话，请你派一个同志去调查一下，以其结果告我。文氏兄弟都是贫农，信上则替地富说话，是何原因？亦请查明告我。至于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难要求救济一节，只能从减租和土改中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给以特殊救济，以免引起一般人民的不满。此祝
健康
毛泽东 1950年5月27日
刘亚南在1950年6月初接到了这封指示信，他捧读再三，仔细揣摩信中的意思。他又抽出文家兄弟联名写的那封信，看了半晌。他心想，在湘乡县有不少来自北方的南下干部，把北方土改中一些做法带到南方来，以至于在工作中出现一些偏差，虽然已经纠正了一些“左”的做法，可还有一些干部为了尽快掌握基层政权，有点急于求成，给各个乡、村、保规定指标，要划出一定数量的地主。但不管怎么说，土改的成绩还是主要的吧，何况文家兄弟都是贫农，他们怎么会“替地富说话”呢？于是，刘亚南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派了两名机关干部到唐家圫所在的石城乡调查土改情况。他自己也亲自下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
原来，石城乡的自然条件属于穷山恶水，土地贫瘠，很少有什么大户富户。而在唐家圫蹲点的石城乡土改中心组组长，是湘乡四区区政府的刘秘书，此人系地主家庭出身，解放前当过乡长，为了掩盖他的历史，表现其革命性，就伪装积极。他以为越“左”越好，越“左”越革命，就在划成份时，把一些不够条件的人也划成了地主。除了曾经当过国民党师长的贺瑞亭被划为地主外，家境稍好的农民钟瑞南、刘国坤等人，也被错划为地主、富农。
钟瑞南、刘国坤等人找到文家兄弟，连连叫屈，请求为他们说话。文运昌对本地的情况是清楚的，他知道刘国坤虽然当过伪保长，但财产很少，家境并不宽裕；尤其是钟瑞南，家里很穷，仅仅是人懒一点，不大做工夫，也被划成了地主。文运昌和许多旧知识分子一样，性情憨直，心地善良。在亲朋的恳请下，他几次出面为错划的地富说情，甚至干预当地政府的工作，因而与基层干部产生了严重对立。
此时，距唐家圫不远的另一个区，有位姓萧的地主，在当地有许多劣迹，镇反时被人民政府判处死刑，关在县城死囚房里等待执行。萧家因过去与文家有些交往，也知道文运昌与毛泽东的关系甚为亲密，便送来一些酒、肉、鸡之类的礼物，还抬来一顶布轿，请文运昌去说情。文运昌开始还说些推辞话，但他经不住萧家人的阿谀奉承和软泡硬磨，耳朵软了，就坐着那顶轿子去了区公所。
常言说国法大如天，无论文运昌怎样说情，区公所硬是不肯放人。文运昌面子上过不去，就在区公所说了些出格的话，引来许多人围观。区里的干部看他年纪大了，再三劝阻，文运昌却是越说越起劲，越说越火大，竟开口骂起人来。区干部一时性起，管你是什么“皇亲国戚”，扰乱公务，就把你抓起来。于是，不由分说就把文运昌关进谷仓里禁闭起来。
有一位女副区长担心把事情闹大，便去和文运昌谈话，对他的言行进行了批评教育，好说歹说，直到把文运昌说得低头认错为止，方才把他放了出来。
那个被关押的姓萧的地主，身怀绝技，掌握了不少祖传秘方，看病很有一套。这时候，有一位干部得了重病，县医院虽然全力抢救，也是回天乏力，眼睁睁地看着他就要撒手西去。有位干部提出，不妨让姓萧的死囚犯看看，病急乱投医嘛。于是，萧某被带到病房，给病人把了脉，开了处方，其中有蜈蚣之类的剧毒药。许多人认为这个阶级敌人是有意报复，他开的方子吃不得。唯有那奄奄一息的病人表示，管它是什么药，都要吃。没想到一剂药下肚，果然奇迹出现，病情大为缓解；三剂药服完，病几乎好了。人们无不惊叹。
人民政府对于那些有悔改表现、又掌握有造福人类的某些技能的犯罪分子，总是给予重新做人的机会，予以宽大处理的。萧某正是这样一个幸运者。由此，他被改判死缓，又因服刑表现好，改判为有期，以至减刑提前释放。文运昌兄弟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因之对此事在认识上产生了误差，以为是文运昌闯入公堂的结果。自此，文运昌又把女副区长的批评当成了耳旁风，常常为人鸣不平，时有“包打天下”的惊人之举。
正当文运昌有些自鸣得意的时候，石城乡副乡长毛提臣找到他说，石城乡的土改比较“左”，但自己不敢向南下干部反映。文运昌觉得，再向当地政府说什么也是白说，不如直接上书北京，向润之表弟告“御状”。于是，他找来文涧泉、文南松、文梅清3人商议，3人公推文运昌执笔，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信。
刘亚南通过调查研究，掌握了土改工作中的第一手材料，遵照毛泽东的嘱托，立即将土改的成绩和问题，以及整改的措施，写了一个详细汇报材料，寄给了毛泽东。
5月29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对西南局《关于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条件》的批复。
西南局在5月27日报告中央的《关于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条件》中是这样写的：
中央：
接中央17日电后，我们即着手研究，现提谈判条件如下：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
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
三、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五、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
六、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七、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八、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
九、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究既往。
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
以上10条请审查。我们意见，这10条全文作为秘密谈判，不宜全文公布，以免帝国主义捣鬼。但可将这些内容分别地在广播中解释。如果谈判不成，需要战斗进军，只要在三、五两条文字上略加修改（精神不变），就可作为公开宣布的约法10条。
毛泽东在给西南局的批复中写道：
西南局并告西北局：
西南局5月27日发来的与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条件，除第8条末句“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应改为“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外，余均同意。所提此项条件暂不公开发表，但可将其内容分别地在广播中作适当解释的办法，亦可同意。
中央
1950年6月3日，宋庆龄在上海因病不能到北京开会，致信毛泽东，她写道：
毛主席：
在京畅聆谠论，深感万分愉快。告别以来，倏忽二旬，想您最近身体健康，甚盼及时珍重，作充分休息。
我返沪后即着手筹备救济总会宣传部工作，因事属创举，不得不周详计划，昕夕从事，刻无暇晷，致最近旧疾复发，正在诊治之中，故本月恐未克来京开会，尚希见谅。
兹附上由美国转来之斯诺先生函一封，即请查收。我对渠最近之思想是否正确一时无法侦知，因久未阅其著作，故不易臆测。如有复函，我可代为转寄。
此致敬礼！
宋庆龄
毛泽东得知宋庆龄身体有病，叮嘱上海市委领导前去探望。
6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建国后第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题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他在报告中实事求是、全面而科学地分析了建国以来的国内外形势。关于国际形势问题，他说：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的中苏条约，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放手地和较快地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一方面又正在推动着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民主反对战争和压迫的伟大斗争。”“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大战是能够制止的。”
关于国内问题，毛泽东说：
“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3个条件，即：1、土地改革的完成；2、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3、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3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3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3个条件而努力奋斗。我和大家都相信，这些条件是完全有把握能够在3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其实现的。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了。
为此目的，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一致团结起来，做好下列各项工作：
1、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2、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3、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之下，人民解放军应在1950年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4、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5、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必须继续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6、必须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解决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倾向。必须认真地开好足以团结各界人民共同进行工作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7、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8、坚决地执行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组织的指示，关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指示，关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指示，关于全党整风的指示。”
这一天，毛泽东还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一部分内容是对他的书面报告作了说明，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主张，全文如下：
七届二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胜利，也是十月革命以后一个带世界性的大胜利。斯大林同志和许多外国同志，都感觉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极其伟大的。我们有许多同志，因为在这个斗争中搞惯了，反而不那样感觉。关于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我们还要在党内和群众中间，做广泛的宣传。
在伟大胜利的形势下，我们面前还有很复杂的斗争，还有许多困难。
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1亿6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要肯定这个伟大的成绩。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1亿6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3亿1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同时，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这种改组是必要的，但暂时也给我们带来很重的负担。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很不满。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
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这件事虽然现在有困难，但是我们总要想各种办法来解决。
我们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只拿出20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我们实行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就会拥护我们。我们也要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维持他们的生活。对民族资产阶级，我们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了。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就是那些唯心论者，我们也有办法使他们不反对我们。他们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有些知识分子老了，七十几岁了，只要他们拥护党和人民政府，就把他们养起来。
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要向干部讲明这个道理，并且拿事实证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对的，是必要的。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过去是我们的敌人，现在他们从敌人方面分化出来，到我们这边来了，对这种多少有点可能团结的人，我们也要团结。团结他们，有利于劳动人民。现在我们需要采取这个策略。
团结少数民族很重要。全国少数民族大约有3千万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对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的改革。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改革。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是可以改革的。但是，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没有群众条件，没有人民武装，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我们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
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
刘少奇、陈云、周恩来、聂荣臻也分别在全会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财政经济、外交与统一战线和军队整编问题的报告。
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约见了卢汉。宋任穷作为云南省委书记陪同会见，这是他与毛泽东分别14年后，重新见到了自己的领袖。
毛泽东和卢汉寒暄后，高度评价他毅然率部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称赞他此举减少了因战争带来的损失，为人民解放军进入云南创造了条件，为提前结束西南战役做出了积极贡献，为国家和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毛泽东还对卢汉和宋任穷说：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位置很重要，你们双方要搞好团结，密切合作，有事多商量，共同把云南建设好。”
谈话结束后，宋任穷送走卢汉，去找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聊天。不一会儿，毛泽东派人来把他叫了去。毛泽东说：
“10多年不见了，我们也聊聊嘛。”
接下来，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省，上层知名人士也不少，有当过内阁总理的李根源，有龙云，有同我们打过仗的杨池生、金汉鼎，还有一批著名的工商界人士和少数民族头人，你们在云南一定要注意掌握好政策，特别是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会议期间，毛泽东又召集粟裕、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研究解放台湾的问题。粟裕汇报说：
“据最新敌情通报，台湾守军兵力增加到40万人。我解放台湾兵力亦应相应调整。我们原计划集中3野全军攻台，以第9、第7兵团为第一梯队，其余部队为第二梯队。目前3野全军约50万人，其中战斗部队30万至38万人，和敌人相比不占优势。建议军委从其他野战军抽调3至4个军投入，使攻台作战更有把握。”
毛泽东问：
“蒋介石这些兵是从哪里跑过去的？”
粟裕说：
“4野解放海南岛，驻海南岛7万蒋军逃到台湾，舟山群岛12万蒋军也撤到了台湾。50万大军攻台，基本上都是陆军，‘过得去’是个大问题，单靠海军舰船运送是不够的。我算了一笔细账，每人在船上占的面积约0.6平方米，加上武器装备和物资，约需船只76万吨，也就是千吨以上的船只575艘。第一梯队以6万人计算，每艇载25至30人，需要登陆舰2000艘。目前征集到的船只还不到一半，第二梯队及预备队都还无船可乘。建议中央统筹建造足够的渡海运输舰船，并把华东、华南、华北、东北沿海船只统一编成几支运输船队。”
毛泽东点点头，说：
“你这账算得很细，很具体。海上运兵确实是个大问题。”
他转对周恩来说：
“这个问题要很好重视。”
粟裕又说：
“鉴于解放台湾之战已不仅是3野部队参加，建议中央派刘伯承同志或林彪同志主持攻台。鉴于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短期内难以解决渡海舰船，建议攻台作战推迟一些时间，确有把握再行动。”
周恩来说：
“海上作战和陆上作战大不一样，受气候、风浪、潮汐影响很大。我们在这个方面缺乏经验，金门之战有深刻教训，没有足够船只，不能急于求成。”
粟裕听他提到金门之战，激动得站了起来，说：
“金门作战的教训在于没有充分准备，根子在于骄傲轻敌。由于轻敌，对蒋介石垂死挣扎的顽固性认识不足；由于轻敌，对敌情侦察不细；由于轻敌，对海战特点没有很好研究；由于轻敌，在运兵船只明显不足的情况下便发起进攻。金门之战教育了我们，攻台之战没有充分准备，不应轻易发起。”
毛泽东示意粟裕坐下来，他说：
“粟裕同志提出的攻台指导思想‘充分准备确有把握后再行动’很好，所提3条建议，2条很好，增加攻台兵力和统筹建造船只，中央和军委要专门研究部署。”
毛泽东转向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问道：
“你们觉得怎么样？”
他见大家没有异议，接着说：
“第3条建议，派伯承或林彪主持台湾战役，中央不采纳，解放台湾之战还是由你粟裕来指挥，中央和军委信任你。”
刘、周、朱、彭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就说：
“好，我正式宣布：解放台湾之战仍由粟裕指挥。现在要加紧准备，没有绝对把握不发兵。”
6月9日，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作了总结报告。
七届三中全会鉴于王明迟迟不写检查，通过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决定中写道：
“全会认为，王明同志至此时为止，对于他过去所犯的错误是拒绝反省的，对党中央所采取的态度是不诚恳的，对不遵守二中全会决定向政治局写声明书的行为是无纪律的行为。因此，三中全会决定，王明同志仍应执行二中全会的决定，对于他在内战时期及抗日时期所写的各种文章、小册子和其他文件中所犯的原则错误，作一次深刻的反省，借以证明他自己是深刻地认识了并承认了自己所犯的错误，而在思想上行动上真正有所改正。”
王明因在天津视察工作没有参加七届三中全会。7月30日，中央办公厅把全会文件转给他后，他才看到了这一决定。8月17日，王明给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写了一封信，表示准备在病情允许和工作安排好之后写声明书，要求中央给他提供相关资料，并征求完成时限。他强调，由于各种原因，写好声明书“需要相当久的时间”。8月18日，毛泽东在王明的信上批示道：
刘、周、朱、任、尚昆阅。
王明的声明书应在11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开会以前写好，并送交政治局。王明的笔记本及武汉时期的报纸，请尚昆清查是否有保存。以上两点，由尚昆口头通知王明。
毛泽东 8月18日
后来在9月上旬，王明突然向中央提出了要去苏联治病的请求。党中央和毛泽东考虑到他确实有病，在同苏联方面交涉获准后，同意了他的请求。1950年10月25日，王明和他的夫人孟庆树、两个孩子王丹芝和王丹丁以及中央派遣的保健医生陈锋禹、保姆陈启珍一行6人，在警卫秘书田书元的护送下，由北京乘火车出发，经东北去苏联。他在苏联一呆就是3年多，于1953年12月9日回到国内，继续在法制委员会工作，仍然不提写检查的事。1954年4月，他的旧病复发，住进了北京医院，此后一直在静心养病，再没有工作过。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决定将政务院改名为国务院，并精简调整撤销了一些部委，法制委员会也在撤销之列。自此，王明在政府中再没有担任任何职务。1955年10月，王明在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他转交中央，称自己因病不能出席，并主动提出因长久不能工作，请求中央解除他中央委员的职务。中央批了他的假，但并未撤销他中央委员的职务。王明再次提出去苏联治病的请求。经中央同意，他和夫人、孩子、保健护士、警卫员、保姆一行在1956年1月30日从北京乘飞机出发，于2月1日抵达莫斯科。中央后来还专门派了两名针灸大夫赴苏达半年之久，协助苏联方面给王明治病。
欲知七届三中全会后毛泽东有何重要活动，且看下一章介绍。
东方翁曰：从“四面八方”思想的产生到“不要四面出击”战略、策略的提出，可以说毛泽东在革命胜利后保持了最清醒的头脑。相比之下，党内那些高级领导人的右的思想和“左”的倾向，无疑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正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全国的工商业得到了合理调整，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据统计：1950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23.4%。其中，工业增长36.4%，农业增长17.8%。粮食增长16.9%。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即使在这一年又出现了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出兵抗美援朝的重大战事，国家的财政从1951年起也依然做到了收支平衡，且略有节余。到1952年，依然是在战争的条件下，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了77.5%，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36年还高出了20%。在3年内恢复国民经济的目标终于胜利地实现了，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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