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土地空间资本化既是马克思空间理论的现实语境，也是资本向自然空间扩张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不仅通过土地空间资本化分析资本的运行逻辑与权力统治，还通过土地空间资本化分析资本的反生态本性。因此，其土地空间资本化理论既具有经济批判进路，又具有政治批判关涉，还具有生态批判维度。在经济批判上，马克思揭示，资本宰制下的土地空间既是资本积累的工具，又是生产剩余价值的稀缺资本，在资本逐利的本性下土地空间从私有化、商品化走向异化；在政治批判上，马克思阐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土地空间进行支配，并在土地空间与人自身空间的对立关系中，建构资产阶级的权力机制；在生态批判上，马克思指出，资本化的土地空间与人的关系发生裂变。深入探究马克思土地空间资本化批判理论，对于我们当下重新思考、构建人地和谐的空间形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土地空间能否资本化?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具有重要价值。传统的自然主义空间观或资本主义分析框架，既不能理解土地空间资本化的内涵，又不能解释土地空间资本化的原因。自然主义空间观将土地视为纯粹的自然空间，缺乏社会历史维度，“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地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资本主义分析框架也忽视了对土地空间这一维度的考察。要正确认识土地空间资本化的历史现象，就要摒弃传统的思维模式与研究范式。马克思立足历史唯物主义，对土地空间资本化进行辩证的、历史的批判，不仅颠覆了传统的空间观，也为无产阶级构建合理的土地空间指明了方向。研究马克思土地空间资本化批判理论具有重要价值，然而，学界既有研究对此重视不足，只是在研究马克思空间批判理论时才略有提及，且大都围绕马克思关于资本逻辑与土地空间的关系展开论述。例如，有的学者认为，“《资本论》虽未明确提出空间资本化概念，但是通过对土地空间使用权的探讨，内在地暗示出空间已经逐渐从被资本利用的对象，开始向自身可以增殖并产生剩余价值的稀有资本演变”;有的学者认为，在商品经济作用下，“作为人类空间基底的土地空间变得越来越稀缺，因而对自然空间的褫夺也显得越来越激烈”;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最后集中探讨的土地问题，同样是空间政治经济学在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机制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从来不是抽象地探讨空间，而是主要探讨具体的空间，如土地”;还有的学者阐释土地空间的资本化为“使土地占有者能离开土地空间而占有土地，使土地利用者不占有土地空间而能利用土地”。这些研究为进一步深入理解马克思土地空间问题奠定了基础，但既有研究也存在“三重三轻”问题：重视经济层面资本逻辑与土地空间的关系，轻视政治层面资本权力与土地空间以及生态层面资本反生态本性与土地空间的关系；重视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地理学研究，轻视对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土地空间理论的考察；重视马克思空间思想的总体研究，轻视马克思具体空间问题的论述。有鉴于此，立足马克思经典著作，以空间的具体形式——土地空间为研究对象，从经济、政治、生态等三重维度重新审视马克思土地空间资本化的批判理论，既为马克思空间理论的研究提供新思路，也为中国土地空间的开发与利用提供参考。
一、从私有化、商品化到异化：土地空间资本化的经济批判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越是发展就越是力求对土地空间的占有。一方面，“土地是一个大实验场，是一个武库，既提供劳动资料，又提供劳动材料，还提供共同体居住的地方”。土地作为重要的空间形式，为资本的发展提供空间条件与环境。另一方面，土地空间作为资本增殖的手段，与其他物质生产资料一样具有资本的属性。正如马克思在驳斥蒲鲁东时所讲：“蒲鲁东先生所理解的土地的物质，就是空间界限的土地。至于他所说的土地的永恒性，我们并不反对土地作为一种物质具有这种性质。但是土地资本也同其他任何资本一样不是永恒的。”质言之，土地空间不是孤立于人类社会之外的绝对的自然空间，而是一种社会空间，当其受到资本裹挟时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资本化。土地空间资本化最初是通过土地空间的私有化，然后通过私有化走向商品化，最后通过商品化走向异化。对此，马克思在经济层面展开了批判。
(一)私有化：资本对传统土地空间的解构
资本对传统土地空间的解构是伴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展开的。马克思以“英国圈地运动”为例，揭示了资产阶级以残暴、血腥的手段在对传统土地空间“洗礼”的过程中建构起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空间形式。对此，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使土地所有权从统治和从属的关系下完全解放出来”,即资本主义所有制解构了土地空间作为政权统治的载体意义，消解了封建社会那种依照“土地占有的等级结构以及与之有关的武装扈从制度使贵族掌握了支配农奴的权力”,消除了寄居在土地空间上的一切宗法关系。它将土地空间单纯视为积累财富的手段，通过“掠夺教会地产，欺诈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掠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变为现代私有财产”,这使封建土地所有者“降为单纯的土地出租人，单纯用土地放高利贷的人，单纯收租人”。同时，马克思还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又使作为劳动条件的土地同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所有者完全分离”,就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解构了人与土地空间的依附关系，它打破了封建社会自耕农或佃农被长期禁锢在土地上的状态，使劳动者与土地空间分离，为资本主义“可能按社会化的方式经营”提供了条件。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所有制对传统土地空间的解构既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又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为此，马克思首先批判资本主义所有制对土地空间的宰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把土地所有权弄成荒谬的东西”,也就是说，土地空间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本应由全体劳动者共同享有，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土地空间仅仅被少数人占有，并用来为资产阶级谋取财富，以致“土地所有权取得了纯粹的经济形式”。这也就从本质上改变了土地空间为人所用的初衷。其次，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所有制造成广大农民流离失所。资产阶级以各种掠夺的方式将土地空间占为己有，并凭借对土地空间的垄断“排斥其他一切人、只服从自己个人意志的领域”。同时，也因为对土地空间的垄断，资产阶级能够过着富足的生活。正如马克思所列举的那样，“以致在苏格兰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土地所有者，可以在君士坦丁堡度过他们的一生”。而农民的生活却与之有着天壤之别，失去土地的农民变成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他们被迫背井离乡，只能投靠资产阶级、受雇于资产阶级，成为城市工人的一分子。
(二)商品化：资本对土地空间的重构
资本解构传统土地空间，必然会按照资本逻辑对土地空间进行重构，这既彰显出资本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的本性，又体现着土地空间作为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工具使命。土地空间商品化是资本支配的结果，正是在资本的私有性、逐利性支配下，“地产这个私有财产的根源必然完全卷入私有财产的运动成为商品”。而土地空间一旦成为商品，就意味着：土地空间作为生产剩余价值的载体融入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之中，不仅表现为土地空间为实现交换价值而生产，还表现为土地空间的生产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根本遵循。
首先，土地空间为实现交换价值而被生产。交换价值作为商品的属性，是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而土地空间作为自然空间的具体体现，它与山川河流一样不是人类实践的产物，自然也就不具有任何价值，然而没有价值的东西又怎么实现交换价值呢?对此，马克思指出，“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价格”,这里的价格“不过是资本化的地租”,以地租的方式获得土地的使用权，在马克思看来是符合商品交换的等价逻辑的。正如他在《资本论》中所说，“一方面土地为了再生产或采掘的目的而被利用；另一方面，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活动的要素。从这两个方面，土地所有权要求得到它的贡赋。”由此，土地所有权变成了一种可进行交易的动产，有产者凭借对这一动产的占有，在商业利润的刺激下不断对土地空间进行生产，包括进行工农业生产、在土地空间上建设娱乐场所等。然而，如何生产土地空间并不是有产者关注的，他们只关注土地空间生产带来的货币收入，也就是说，他们对土地空间的生产始终以实现交换价值为目的。
其次，土地空间生产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根本遵循。土地空间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剩余价值的载体，必然会遵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体表现为：一是剥削土地生产者的剩余生产。所谓剩余生产，“是指直接生产者生产超过本人必不可少的需要而在实际上属于他自己的生产场所之内即他自己耕种的土地之内进行的生产”,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可以通过租赁或雇佣方式，剥夺土地生产者的剩余生产，而剩余生产就成为资产阶级获取剩余价值的源泉。二是实现土地空间的社会化生产。资本主义历史功绩之一就是打破了传统社会封闭隔绝的状态，使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人与人之间开始频繁交往。就土地空间的生产而言：一方面，资产阶级通过对土地空间的集中，打破分散孤立的土地空间布局，当然这种集中“不是表现在资本较小土地范围内的集中上，而是表现在生产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提升土地空间的生产效率。
(三)异化：资本对土地空间的腐蚀
土地空间“是一个大实验场，是一个武库”。马克思认为，它既是人类物质生产资料的来源，又是人类居住的场所，是人类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尤其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空间的商品性被无限放大，以至于人们对它产生了一种崇拜，这种崇拜使它化身为金钱、财富、利益的集合体。土地空间商品化程度的加深，又导致并加速土地空间的异化，使其从最初为全人类服务的生存论价值定位转变为仅为资本增殖服务的工具性功能定位。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批判。
马克思批判土地空间的自身异化。马克思认为，土地空间既是独立于人类社会之外的自然存在物，又是人类社会生产实践的产物。土地空间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还具有社会属性，它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土地空间越来越表现出一种单向度的属性，其社会价值、商业价值不断被凸显与强调，其自然价值、生态价值却不断被忽视与瓦解。由此，资本宰制下的土地空间产生了异化，丧失了自身存在的根基。马克思以大地产为例指出，“封建的土地占有已经包含土地作为某种异己力量对人们的统治”,资本主义进一步将统治土地趋向完善，“大地产，像在英国那样，把绝大多数居民推进工业的怀抱，并把它自己的工人压榨到赤贫的程度”。
通过批判性分析，马克思揭示了土地空间与劳动者之间的异化。马克思指出，土地空间“最初以食物，现成的资料供给人类，它未经人的协助，就作为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而存在”,即人类最初通过自由自觉的劳动从土地空间中获取物质生产资料。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土地空间逐渐沦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载体，只能听命于资本的支配。由此，形成了“两个对立面(自然的方面和人的方面),即分为土地和人的活动”。土地空间作为资本物化的表现，通过剥削与压榨生产者来实现剩余价值的生产，“土地和资本使其所有者可能从企业资本家压榨工人所得来的剩余价值中各得一份”。这样，土地空间不是表现为劳动者的生活空间，而是表现为奴役劳动者的异化空间。
二、从意识形态到权力机制：土地空间资本化的政治批判
土地空间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塑造政治价值。土地空间的生产方式与经营方式体现着阶级关系与政治力量的较量：哪个阶级占有土地空间，哪个阶级就能支配土地空间，哪个阶级就能享有土地空间的权力，所以土地空间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斗争的对象。对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首先要“剥夺地产”,即剥夺资产阶级的土地空间。因为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分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土地空间已完全卷入私有财产的运动成为商品，而作为商品的土地空间在市场流通中展露其政治性，这种政治性表现为资本获取暴利的本性与市场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会愈演愈烈，最终导致社会革命。马克思为进一步说明土地空间资本化的弊端，以分析资本主义空间意识形态为切入点，依据政治逻辑与土地空间的互动关系，揭示资本主义土地空间背后的权力机制。
(一)资本主义土地空间的意识形态
长期以来，特别是在自然主义空间观影响下，人们由于缺乏对土地空间意识形态性的认识，因而忽视对土地空间政治性的考察。依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观，土地空间具有意识形态性，土地空间的生产结构与经营方式等都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而土地空间的意识形态性又根源于土地空间的社会属性，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具体体现，其中，资本主义土地空间的意识形态就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土地空间中的体现，其结构与形式都反映着资产阶级利益。因此，马克思认识到要想揭露资本主义土地空间的非正义性，首先就要揭露土地空间意识形态的非正义性，并作出如下分析。
首先，资本主义土地空间的意识形态压制人的本性。资本在入侵土地空间的同时，也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浸润到了土地空间，使土地空间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载体。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土地空间的生产有着密切联系，即“建立在土地上，如所有工业建筑物、铁路、货栈、工厂建筑物、船坞等等”都塑造着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被冠以神圣的光环：资本化了的土地空间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而这种繁荣景象映射的是人类生产能力的提升。所以，土地空间资本化是人类通向幸福彼岸的阳关大道。资本主义土地空间释放的意识形态迷雾，不仅使人迷失了方向，也使人的本性受到了极大压制。马克思为揭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迷雾，展开了对资本主义土地空间意识形态的批判。一方面，马克思阐明了这种意识形态下人的批判能力的丧失。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道：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笼罩下，一切关系都归置于金钱利益关系，这种关系使“地产的根源，即卑鄙的自私自利也必然以其无耻的形式表现出来”,其结果是“地产必然以资本的形式表现为对工人阶级的统治”。而工人为了维持生计，不仅甘愿服从资产阶级的剥削与统治，还与其他工人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关系。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也阐明了同样的观点：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农民越来越丧失了自主性与批判能力，表现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农民对资产阶级批判能力的丧失也就意味着其沦为资产阶级奴役的对象。另一方面，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土地空间的意识形态下人被极大物化。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由于土地空间被资产阶级“仅仅看成是一架为他铸造货币的机器”,所以从事土地空间生产的人也被看作“为他铸造货币的机器”的一部分。劳动者以出卖劳动力的方式，使“他们沦为普通工、短工、替资本主义企业家作工的雇农”,劳动力被物化成为商品。资本家正是通过购买这种劳动力商品，来为其生产出超越自身价值的价值。
其次，资本主义土地空间意识形态的虚伪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如果一个阶级取得统治地位，那么这个阶级必然也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力量。资本主义推翻封建主义以后，资产阶级占领了一切土地空间，成为土地空间的主宰者。同时，资产阶级的思想、价值观念、道德伦理、文化理念等也转变为具有统治力量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为目的，并将其“描述为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马克思为揭露其虚伪性，最先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国民经济学家。国民经济学家只关注社会财富的增加，一味强调土地空间生产力的提升。例如，马尔萨斯认为，要想提升土地空间的生产力，必须消灭一部分过剩人口，因为“人口按几何级数1+2+4+8+16+32……增加，而土地的生产力按算术级数1+2+3+4+5+6增加”,这样不仅能提升生产力水平，还能消除人口贫困。马克思指出，这种荒谬的人口过剩论成为“英国一切真正的资产阶级心爱的理论”。而后，马克思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哲学家。他在《土地国有化》中指出：“在历史进程中，掠夺者都认为需要通过他们自己硬性规定的法律，来赋予他们凭暴力得到的(土地)原始权利以及某种社会稳定性。于是出现了一些哲学家，他们宣称，这些法律是得到人类公认的。”也就是说，这些哲学家为了掩盖资产阶级对土地空间的非正义占有、对剩余价值的迷恋以及对劳动阶级的残酷剥削等，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以使资产阶级的统治行为获得合法性。对此，马克思阐明一切资本主义的空间意识形态都代表着一种小集团利益，它与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相对立，广大劳动群众只有联合成一个阶级才能挣脱这种意识形态的控制。
(二)资本主义土地空间的权力机制
土地空间资本化不能简单理解为一种资本扩张行为，它还伴随着资本权力的渗透，即资产阶级在通过土地空间扩大资本积累的同时，也通过“权力渗透”赋予土地空间权力价值。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俨然成为一种“与活劳动相对立的他人的权力”,这一权力随着资本扩张延伸到土地空间，使土地空间异化成为奴役人的工具。因此，对土地空间资本化的批判还需深入其权力机制之中。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土地空间的权力机制仍然是以资本逻辑为主导，以服务资产阶级利益为核心，通过对土地空间劳动力的支配来限制与盘剥个人赖以生存的土地空间，进而在资本与土地空间的双向互动中加强对劳动者个人身体空间的剥削与压榨，最终使身体空间服从资本主义土地空间的利益诉求。资产阶级通过不合理占有支配着土地空间，从而为其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实现资本增殖创造机会。对此，马克思提出，要打破资本主义土地空间的权力机制，必须通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进而重构土地空间。
首先，马克思批判资本权力对人赖以生存的土地空间的剥削与压榨。马克思认为，土地空间作为自然空间的一部分，它既是人类的“食物仓”“资料库”,又是人类生产实践的活动场所,从而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立足之地。随着资本对土地空间的入侵，本应无差别地为全人类共同所有的土地空间，却成为资产阶级赚取剩余价值的工具，并越来越集中于少数资本家，这使“土地本身表现为社会上一部分人的私有财产，以致社会上另一部分人失去了借以运用自己劳动的这个物质条件”。其结果是：无论工业还是农业本身，要形成雇佣劳动者阶级(最初，一切从事工业的人只表现为“土地耕种者——土地所有者”的雇工，即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成为土地空间的实际操纵者并利用资本权力建构其利益空间：一方面，他们建筑奢华的住宅区域。资产阶级为打造豪华住宅区域，不惜将工人、农民等劳动者“驱赶到这样一些地区去，那里的建筑杂乱无章，因而通风条件比其他一切地区都要差”,甚至还有一些劳动者“退回到洞穴中居住”。这就造成空间的差异化，而这一差异化又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另一方面，他们打造繁华的商业区，使城市的繁华与农村的落后形成鲜明对比。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使土地空间出现一种对立关系即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关系，这种关系表征的是“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之别、“先进生产力”与“落后生产力”之别等，它们之间的区别“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这种屈服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
其次，马克思批判土地空间资本权力对人身体空间的剥削与压榨。人的身体空间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有血有肉的躯体，也是社会生产、社会关系中的有机体。自阶级社会以来，尤其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劳动者的身体空间由于受到资产阶级的奴役、管制、暴力，而被迫臣服于资产阶级的权威。由此，劳动者的身体空间成为资产阶级剥削的对象。一方面，资产阶级通过劳动时间剥削劳动者身体空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人们“只要花费工作日的一部分劳动时间，自然就以土地的植物性产品……提供必要的生活资料”,即人们只要拿出一部分劳动时间就能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从而使生命、生活得以维持。资本主义的生产“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吸吮——通过延长劳动日，不仅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正常的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过早死亡”。另一方面，土地空间的资本权力使人的身体空间“畸形化”发展。土地空间的资本权力使生产者“被束缚在土地上，为了获得相当少的一点收入，他必须把他的全部精力投在土地上”,他们为了能够赚取微薄的工资以维持基本生存，而不得不以失去人身自由为代价。于是他们被当成了一种生产机器，这种“机器”在为资产阶级生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生产着物化的生产关系，即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都表现为一种物化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使人的身体空间片面化、畸形化发展。
最后，马克思指出，只有通过革命力量，才能推翻资本主义土地空间的权力统治。他在《共产党宣言》《土地国有化》等著作中都曾提及，要想推翻资本主义土地空间的权力统治，必须通过自由人的联合来实现土地空间的革命。资本主义土地空间的政权统治，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即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利用政权将资产阶级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收归国家所有，尤其是将土地收归国家所有，从而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的剥削关系。
三、从共生到裂变：土地空间资本化的生态批判
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土地没有人耕种仅仅是不毛之地，而人的活动的首要条件恰恰就是土地”,这里揭示出人与土地之间的共存共生关系，即人离不开土地，土地同样也离不开人，人与土地之间相互依存。马克思赞扬了这一观点，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自然界(包括土地)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身体。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不能超脱自然界而独立生活；自然界同样也需要从人的劳动实践中获得滋养。随着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人类不断强化对土地空间的统治。资产阶级为了满足自己的财富欲望，将土地空间视为赚取财富的工具，疯狂掠夺与占领土地空间，以最大限度开发与利用土地空间，直至榨干其最后价值。这种掠夺式“入侵”土地空间的行为，虽然为社会创造出巨大财富，但却破坏了土地空间的生态代谢。正如马克思所讲，“资本主义的生产……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说，人与土地空间的关系从共存走向裂变始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
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有悖于自然规律，所以造成土地空间的生态失衡。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本逐利的本性，必然驱使资产阶级“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本只有不断地寻求、拓宽增殖的渠道，才能从时间上拉长自己的生命周期，但是资本无论以哪种方式来完成自身的增殖，都离不开对土地空间的开发与利用。因为土地空间是“共同体的基础”,所以土地空间成为资产阶级首要的生产对象。在资本逻辑支配下，资产阶级不可能遵照自然规律按部就班地开发与利用土地空间，而是尽可能多地从土地空间上攫取可利用的价值。可以说，“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甚至以“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为代价，来索取土地空间中的一切价值。马克思对此断言：“耕作如果自发的进行，而不是有意识的加以控制(他作为资产者当然想不到这一点),接踵而来的就是土地荒芜。”这也就说明土地空间资本化有悖于自然规律。
继而，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撕裂了土地空间，造成外在生态代谢的断裂。他指出，“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限制”,包括自然范畴下的土地空间，即资本以近似疯狂的手段大肆掠夺、侵占土地空间，通过重新排列、组合、布控等方式，为自己量身打造一个全新的世界，但这一同质化过程也不是畅通无阻的。当带有现代性色彩的工业文明与传统的农业文明相遇时，二者产生强烈的排斥反应，使原本一体的土地空间发生分裂：一面是城市，一面是乡村，二者形成鲜明的对比。随着工业化大都市的发展，城市建设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于是乡村人口成批涌进城市之中，使城市人口远远超过乡村人口。马克思认为，这种现象必然导致土地空间外在生态代谢的断裂，因为大量人口集中到城市必然会“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毕竟土地需要人的排泄物等来为土地提供氮、磷、钾等营养元素，而乡村人口的大量流失必然会造成土地肥力的下降。
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是无限扩大的生产，造成内在生态代谢的断裂。资本宰制下的土地空间是以追求金银财富为目的的生产，这也就意味着，这种生产只会无限扩展，无限获取资本的增殖，同时无限掠夺土地空间资源。既然资本主义的生产带有营利的目的性，那么资本主义的生产不仅不会顾及大自然的运行规律，还会变本加厉地剥削土地空间。马克思指出，只有当“资本主义生产只是在它的影响使土地贫瘠并使土地的自然性质耗尽以后，才把注意力集中到土地上去”。只要土地空间资源不枯竭，资本主义的生产就会一直扩展下去，直至土地空间资源耗竭。由此，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土地空间资源有限性与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性的矛盾，土地空间由于“不堪重负”,必然内在发生生态代谢的断裂。
总之，自西方国家构建空间话语体系以来，就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缺少空间维度，例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认为“空间在马克思那里如同在恩格斯那里一样，这个概念从来没有达到具体性”。事实上，我们回归马克思的文本便可知晓，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与辩证总体观下打破了以往空间哲学的思维模式，将关注的焦点拉回社会现实层面，对资本造成的空间矛盾、空间差异给予深入分析与批判，而这一分析与批判的切入点就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空间，即马克思阐明资本宰制下的土地空间不仅被纳入生产过程之中，而且按照资本的要求重新设计、规划、建构土地空间，最终使土地空间异化成资本增殖的工具与手段。马克思对土地空间资本化的考察，既揭示资本对土地空间的盘剥与压榨，又阐明资本主义土地空间中劳动者的生存困境。深入探究马克思土地空间资本化批判理论对于我们当下重新思考、构建人地和谐的空间形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资本无疑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必须理性对待资本，而不是一味地消除资本。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我们要“促进各类资本良性发展、共同发展，发挥其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增进人民福祉的作用”。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土地空间俨然出现了资本化的趋向，为避免走西方土地空间资本化的覆辙，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为指导，按照新发展理念以及“两个共同体”的思想，将追求真善美的实事求是、理性探索的科学精神与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融入空间生产之中，把实践主体的创造性与土地自然本性有机结合，努力构建人地和谐的空间形式。
作者:张秀华、赵晶晶
文章来源:《理论探讨》2024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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