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精谋善断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毛主席坚持“利用矛盾，分化敌人；团结多数，孤立少数；集中优势，各个击破”，坚持为各个时期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最大化而斗争。
这时的中共，已经成为了基本实现全面独立的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三湾改编是中共军事独立的开始，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是中共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的开始，遵义会议则是中共组织独立、思想独立的开始（但是主要注意的是毛主席全面缔造了中共是在1945年，标志是中共七大）。
长征之后的中共，在战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坚持着独立自主的解决中国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华战局已经比较紧张，毛主席认为：“在整个地分析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在大震动中的姿态时，还有一个方面应该指出，那就是：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这是半殖民地的环境，即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所造成的。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
面对欧美帝国主义的各个代理人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根据当时中共相对弱小的现实，毛主席领导中共独立自主的制定了利用欧美帝国主义傀儡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深入敌后薄弱环节解放当时中国主要劳动人口——农民群众，发展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政党力量、革命军事力量、革命政权力量、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经济基础的正确战略。只有这样，才能大力发展弱小的革命力量。
正如毛主席所说：“现在我们又说，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又一个特点。这也是事实，这是又一方面的事实。这两种特点，这两种事实，都一齐跑来教训我们，要求我们适应情况，改变策略，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不到决战的时机，没有决战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进行决战。”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就是打开这一战略大门的钥匙。
实际上，西安事变前，毛主席就极尽所能，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强调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1935年5月5日，毛主席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强调：“因此，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表达了愿意联合一切抗日力量的态度。
毛主席不懈的向社会各界重要人物宣传联合抗日主张。他给杨虎城、宋哲元、阎锡山、傅作义、张学良、宋庆龄、蔡元培、冯玉祥等人都写了信，甚至也致信蒋介石的小舅子宋子文以及蒋介石本人写了信。
毛主席在给宋子文的信中讲：“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弟等频年三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
毛主席在给蒋介石的信中，更是真切强调：“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可见，“利用矛盾，分化敌人；团结多数，孤立少数；集中优势，各个击破”，这样的斗争艺术，毛主席已经掌握的炉火纯青。
西安事变发生之后，毛主席强调，西安事变是“站在抗日和反对‘剿匪’的立场上”，是正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还强调说：“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起来。” 可见毛主席的理智、稳健、统筹兼顾。
面对蒋介石的强硬态度，掌握纯熟斗争艺术的毛主席也下了猛药，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建议来震慑国民党，压一压蒋介石的嚣张气焰。人不在南京那边的手里，我们掌握着主动权。这一招是起了威慑南京的作用的。
毛主席也掌握着斗争的火候，吓唬够南京了，就再降降温。在1936年12月19日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毛主席和中央提出“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同日，毛主席致电与国民党谈判的潘汉年，强调：“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12月20日，共产国际来电，建议是：“中国共产党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丙、停止消灭红军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建议不提联合苏联的口号。” 这里除“不提联合苏联的口号”外，其他各项几乎都已被毛主席和中共提出过了。他们比我们提的晚，而且和我们提的也没什么区别。
但是，斯大林的一个严重错误，给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尚方宝剑。在苏联解密档案中，我们虽然看到他也告诉王明要注意中共的独立自主，但是斯大林竟然荒唐的认为“张学良的行动不论他的意图如何，客观上只能损害把中国人民的力量团结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并会鼓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他否定了西安事变，在蒋介石和张杨之间选择了蒋介石，客观上给王明为代表的“共产国际至上派”制造了对蒋介石极度的好感，给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提供了“尚方宝剑”。
由于中共有了自己的工农革命根据地、自己的工农业、自己的军队，已经基本实现了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全面独立，毛主席也领导中共战胜了第二次王明路线。值得称赞的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季米特洛夫同志对毛主席的支持和拥护是真诚的。听了王稼祥和任弼时对中国情况的介绍，季米特洛夫同志大力支持毛主席，否定了王明路线。
季米特洛夫同志还高度评价了毛主席的光辉军事著作——《论持久战》。他说：“有史以来，还没有人把军事问题、战争问题说得这样透彻过。论持久战是一本划时代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