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正义？如果按照自由主义的观点，正义分为理想的应然状态与现实的实然状态，而应然正义并不是人的主观设计，而是客观存在的，是我们永远的追求。
“当我们尽心竭力，正义仍然遥遥无期，我们也依然心存盼望。我们一时会感到灰心，但我们永远不会绝望，因为正义即使眼不能见，但却从来没有离开。正义在前方，是我们永远前行的方向。”——罗翔《圆圈正义》
不难发现，这实际上是西方哲学自古以来的伦理学传统：追求一个普遍的、绝对的、永恒的正义理念。正如德里达所指出的那样，西方形而上学都没有逃脱这样一种古希腊哲学范式，即认为事物的存在是直接通过其在场来构建的，而忽视了不在场和差异在事物构建其同一性时的作用。那么，作为超越性的“逻各斯”也是直接存在的，正义也来自于那个最高理念“善”。
也正是如此，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形而上学秩序也只能由形而上学家即精英来把握，让主体受制于僵死的体系之下。虽然不同于世俗化的意识形态，形而上学的构造更加复杂且精妙，但最终要达成的目的却是一致的——为人们的认识划定界限，以忽视其背景性秩序内在分裂的核心。
我们将看到，即使“现代自由主义哲学”摆脱了神秘主义的桎梏，也从一种神学转到了另一种神学而已，即人本主义。
预定前提的正义
“善的定义是纯粹形式的。它简单地表明一个人的善由他根据审慎的合理性而乐于从最高级的计划中选择的那项合理生活计划所决定。”——罗尔斯《正义论》
在前面我们对安那其资本主义的评述中，我们讲到：从格劳修斯到费希特，近代的思想家几乎都是借自然法之名来建构各自的思想体系。在他们看来，自然法不但是统御包括此岸在内的宇宙秩序的永恒法则，而且还是不证自明的理性的指令。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寻求一种建立了客观价值判断标准的伦理学，以捍卫个人理性的尊严。“过去怎么做不一定现在就应该怎么做，除非过去的做法正好符合道德要求。他承认重视这种自由主义的历史理论、强调应然优于实然，实质上是进行一种‘永久的革命’。”
而自由主义者的自然法观念的核心则是人的财产权利，私有财产权先于一切上层建筑，这也正是为什么诺齐克会反对罗尔斯的方案，他认为“从一个正义的状态中以正义的步骤产生出的任何东西，它本身便是正义的”，富人的财产完全是合法且正义获得的，他们就完全有权拥有，而且在法律上没有义务分享自己的合法所得。
这种观点在罗尔斯那里是先验的，而这种完备性的道德学说无视了它们成立的前提，即它们实际上是通过利用公民们的“共同实践理性原则”，从公共的和共享的作为一公平合作系统的社会理念和自由而平等的公民理念中开出了正义的原则。但是罗尔斯的问题就在于他不够罗尔斯，他还是在寻求一个所谓“人们世代相传的公平之社会合作系统”，个人则拥有与此社会合作理念相匹配的道德能力，即正义感的能力和善观念的能力。
在这里，罗尔斯依旧是柏拉图主义者。他摆出了“正义两原则”，这一原则来源于他的思想实验“无知之幕”：假定人们要制定社会契约以便他们参与社会合作，但是他们处于“无知之幕”下，因此，他们对自己的社会地位、社会现实、自然禀赋、性格和理想追求都一无所知。他们被还原成了康德式的“理性、自由且平等的存在者”，在这种状态下选择的正义原则就是对我们现实社会有效的正义原则。罗尔斯主张在无知之幕下理性人的选择是采纳最大最小值原则，即保证最坏的结果最好。因此我们发现，罗尔斯和诺齐克不过是“一丘之貉”，依旧在预设一个善的方向与正义的标准，以及保障它们的制度，这一制度绝对公平且不容置疑。
“通过把自然状态看作无法的状态，并且否认在国家之前和国家之外存在一种原初的法权状态，自然法的两个基本原理——在社会之前存在的自然权利的人权理论以及对作为存在于国家之外的法权状态的普遍共和国的向往——归于破产。”——黑格尔《法哲学原理》
通过对自由主义正义概念的讨论，我们发现：公平正义等价值是作为既定生产方式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而形成的，并与该生产方式相适应；同时，在既定的生产方式中，个别当事人行为的正义性应该立足于该生产方式整体的再生产来判定。
“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这种经济交易作为当事人的意志行为，作为他们的共同意志的表示，作为可以由国家强加给立约双方的契约，表现在法律形式上，这些法律形式作为单纯的形式，是不能决定这个内容本身的。这些形式只是表示这个内容。”——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
所以，正义事实上是对现存生产方式中人的选择和行为的辩护，是对现存生产关系的辩护。但是，这就将剩余价值理论还原为一种实证主义的理论，资本占有剩余价值也就成为一个和价值判断全然无关的事实性命题。因此，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正义理论：在马克思那里，正义只是一个法权概念，而马克思社会思想的原创性就在于他拒绝这种政治的或法权的观念，“因此，马克思所发出的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号召，不是也不可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这种断言的基础上”。
“马克思了解古代奴隶主，中世纪封建主等等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了解他们的历史正当性，承认他们在一定限度的历史时期内是人类发展的杠杆；因而马克思也承认剥削，即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暂时的历史正当性。”——恩格斯《法学家的社会主义》
将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作是实证科学便丧失了其政治性色彩，将生产力概念指涉为纯粹的事实而不包含任何价值属性，也就认为生产力标准是完全价值中立的，进而就成为了唯生产力论——以促进资本的价值增值来衡量生产力发展，那么牺牲生产者以发展生产力也是符合生产力标准的，进而也是符合正义的。
因此，我们要说的是，虽然我们拒斥自由主义者的形而上学正义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者要放弃价值判断以投身于实用主义的怀抱，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基于科学的现实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判断，并指向一个带有价值立场的终极目标。
共产社会绝非乌托邦
“马克思低估了人的感情的复杂性，他没有充分认识到人的本性有其自身的需要和规律，它们与决定历史进程的经济状况处于不断的相互作用中。”——弗洛姆《健全的社会》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其拜物教限制了人们的自由，因此是非正义的。这一正义概念摇身一变，成为了“超越历史的”正义概念，这一原则并不隶属于特定生产方式的、相对的正义概念，而是用来评判历史上各种不同生产方式的一般性原则。它体现为群众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觉悟”或“道德感”，但是，它诉诸的却是抽象的“类本质”，从而还是一种形而上学/“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本主义者会认为历史不仅取决于经济状况，文化因素也会影响社会的经济基础。他们认为马克思“没有充分看清根植于人的本性和人的生存环境，并且是人的发展的最大推动力的感情和奋斗精神”。他们将群众的觉悟与斗争放在了经济事实之外，群众的道德诉求无法从经济理论上得到呼应，从而在面对社会公平问题上似乎除了失语以外并无其他选择，这也是为什么人本主义最后成为了一种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而丧失其革命性。
因此，这种正义概念必须“世俗化”，即使之转化为以生产力发展为前提、并根植于经济斗争和特定制度型式的相对价值范畴。只有在劳动的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相统一的基础上，才可能真正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
“‘按能力计报酬’这个以我们目前的制度为基础的不正确的原理应当——因为这个原理是仅就狭义的消费而言——变为‘按需分配’这样一个原理，换句话说：活动上，劳动上的差别不会引起在占有和消费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马克思 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按劳分配因为默认劳动者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包含了不平等，但是，按需分配同样可能包含着不平等，比如尽管付出了相同的劳动，却未必取得与之匹配的产品或收入。因此，问题就不在于实现绝对意义上的平等，问题在于在诸多可能的标准中究竟采纳何种标准来衡量平等，以及为什么要把这个标准放在首位。这个标准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人的自我实现即对自由的需要。
按需分配当然要以生产力发展为前提，生产力发展是丰裕的必要条件。但就我们前面所说，将生产力指认为不包含价值属性的客体会陷入唯生产力论，所以生产力应该被视为一种关系，生产力标准也并非纯然是一个脱离社会关系的范畴，而是和某些隶属于“类”的价值相关联。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要将生产力看作是两种目的论活动——物质的富足（人对自然的占有）与更重要的相对剩余劳动的提高。
当然，所谓丰裕是以特定的需要概念为前提的。一种对共产社会的质疑便是：如果个人的需要是毫无节制的，那就不可能存在丰裕。因此，丰裕的实现必定要有一个合理界定需要的标准，这种标准可以是建构的，也可以是自发形成的。需求弹性不仅随着经济增长的每一阶段趋近于零和负值，而且主要商品的需求也表现出同样趋势。今天在发达国家，对主食的人均消费，不论是在绝对量还是在国家货币并支中的比重都在明显地下降，对水果、蔬菜以及必要的家具等的消费也在下降。因此，当某一产品的需求的边际弹性大约为零或在零以下，这时该产品可以说是丰裕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对该产品实行按需分配，较之正在下降的商品价格，不如按需分配可以降低产品的分配成本。
或者说，我们需要区分需要与欲望：需要是一种自然事实，而欲望则是需要这一自然事实经由文化编码后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地位需要对劳动力和劳动产品的支配能力反映出来，所以人们需要商品的价值而非使用价值来证明自己的社会地位。在当今发达国家的生产能力远超消费能力的时代，供需的不平衡威胁到了社会再生产。所以为了消耗过剩产能，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应运而生。同时，在今天这个全面返归身体的时代，性的经验完全被动物身体占领而不断地剥去了人性的成分。当身体被话语压缩成了性，并和性等同起来时，性便从文化和政治上解放了出来。今天，性既不属于公共政治领域，也不属于公共道德领域，而只属于自我技术的领域。性可以被算计了，身体作为性的载体出现，在性目光的审视之下获得自己的定义和等级。从此，没有健康的身体，只有性感的身体。因此，有人会去节食，追求外在性的美学意义上的性感。总之，我们发现人的生活习惯是社会塑造的产物，它在历史上会展现出不同的形式。在今天医疗和保健条件发达的情况下，人们早已不再追求暴饮暴食而去追求其他审美意义。
因此，我们说朝向自我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绝非乌托邦，而是对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更好的社会形态。正如齐泽克所说：“共产主义不是必然要发生，但一旦我们选择了它，我们就会看到，它是唯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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