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化全川”，四川通江红云崖红军石刻标语
所谓“坝子”，即山间小盆地和小平原。
西南地区有很多“坝子”，历史上一直是规模化灌溉农业的核心区和道路交通体系的联结枢纽。在山区社会中，坝子意味着统治秩序的基站，是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更是此地精华所在。由此发轫，不少坝子从城镇发展到了中等城市，甚至成为了本省的省城。
奇章坝位于巴中县城（今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以东33公里处，原是古“奇章县”（亦作“其章”，梁武帝普通六年置，宋神宗熙宁五年废，建县历时547年）治所，因县东八里奇章山得名。晚唐“牛李党争”中的宰相牛僧孺，及其八代祖、隋朝吏部尚书牛弘，都曾被封为“奇章公”。
巴中在川东北素有“野巴州”之称，不是民风彪悍，而是由于深处巴山巴水的崇山峻岭、深涧激流之间，本就交通闭塞，再加上地域广大，即便是再老实的山民，到县城打个官司，就得跋山涉水，动辄几百里，实在折腾不起，根本谈不上“皇权下县”的有效治理。
川陕革命根据地区域图
民国军阀混战，四川更是重灾区，巴中就是活标本。仅田赋一项，1931年就已预征到1978年了，此外每年还要缴“特别捐”（鸦片税）一百万两，农民交不起捐税而被吊打时，还有吊费、打费。再加上官吏的贪污，层层加码，月月摊派，摊到人民身上的捐税就更为繁重，人民倾家荡产也无法承担。当时在巴中群众中，流行一副讽刺田颂尧及其大小党羽的对联：
“好了他田（颂尧）家，苦了我田家（群众），说声派杂税，团总派，甲长派，估派滥派，指名官派，胡派鬼派，硬起心肠由你派；
为了要巴土（鸦片），所以要巴（人之）土，讲到收洋钱，场上收，乡下收，明收暗收，不怕手收，只怕天收，谨防尸骨无人收。”
这还不算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整个四川，占总人口85%的贫雇农和中农，只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几，而占总人口9~12%的地主、富农却占有74~80%的土地。以巴中县恩阳区旱谷乡东园村为例，共有47户人土地616亩，其中地主6户占有全村土地的64.25%，富农1户占有全村土地的8.56%，自耕农25户占有全村土地的27.19%，无地农民15户。
巴中是典型的山区盆地，境内山脉丘陵占总面积的90%
即便抗战军兴，当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势力深入四川后，大搞政令统一，但巴中作为川北枢纽，又盛产鸦片，地方绅霸、江湖袍哥，黑白两道盘根错节，早已形成各种派系势力，互相争权夺利，勾心斗角。
1940年代初，巴中的地方势力呈现“三国”局面，以“红胡子”李庄为首的老派，势力最为强大；以“黑胡子”赵济刚为首的新派，势单力薄；以“白胡子”叶良一和“没胡子”李子尤为首的军官派，相对新派他们是旧派，但相对老派他们又是新派，所以态度趋于中立。
大地主出身的李庄（字敬临），是川北军阀田颂尧的忠犬，当过县参议会驻会参议员、县团练局长、公安局长、学田局长和巴中县财委会委员长、巴中县银行董事长。他掌握巴中教育数十年，通（江）、南（江）、巴（中）地区的社会名流和省内外一些政界人士，父子兄弟几代人多出其门下。无论政府何种会议，都必须邀其参与，充分听取并采纳他的意见，否则任何政令都万难施行。可以说，这就是巴中的“黄四郎”。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苏区后，又当过清共委员会委员长，带着还乡团，烧杀掳掠，无恶不作。
四川军阀田颂尧
这一派系多是清末的秀才、举人，根据地在县城里，从辛亥革命起，就以历次镇压革命斗争、屠杀进步人士所著称，他们的势力从县衙一直延伸到区乡保甲，结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反革命宗派关系网。从清末到北洋，再到蒋记民国，虽城头变幻大王旗，但他们垄断巴中的政、财、军、教、党大权，谁也无法撼动。新任县长上任，必定要先来拜门，否则就别想安稳，没几天让你滚蛋，不识相的性命有虞。
小知识分子出身的赵济刚，家里原本是小地主，祖父那代兄弟分家，所得土地不多，又随着人口增加，生活日益艰难。父亲织布为生，又兼做鞭炮生意，政治上受恶霸欺压，经济上受地主剥削，使赵济刚立下了“读书成名，报仇雪恨”的志向。想着靠读书实现阶级跃升，虽然是“学霸”的底子，无奈家贫，只能半路辍学，肄业于四川高等师范学校（今四川大学前身之一），当过小学、初中教员。教而优则仕，赵老师威望渐起，在老家新场（今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化成镇）办起团练，当上了民团督办。又作了巴中县教育会会长。
跟别家搞团练为名，实际盘剥地方，特别是深挖穷人潜能不同，赵济刚提出：
“富豪人家既要出钱，又要出力，决不能摊派穷苦人家；上等富户，出钱集资造枪购炮；先办（民团）训练班训练；教练公费由场市项目下开支。”
电影《让子弹飞》中的“黄四郎”并非只是鹅城特产
这在巴中绝对是创举，等于打破了土豪劣绅“盈利性经纪”模式，民团不再是私人武装，不再是生财捷径，而且财务公开、人员透明，自然深得民心，新场民团的战斗力也很强。于是土匪不敢来骚扰了，商旅畅行无阻，又没有苛捐杂税，大家乐意多跑路来这里做生意，形成了良性循环，新场的各项非营利性公益事业，特别是学校教育越办越好，赵济刚又被公推为巴中县教育会会长。
这就引起了李庄和他背后军阀势力的不满，这个赵济刚所图非小，难不成是共产党？再加上田颂尧的溃军扰民，被赵济刚的民团缴械，更触怒了田颂尧，就派李庄来打赵济刚。李庄是大团，赵济刚是小团，几场恶斗下来，赵济刚完败。
按理说，大家都是体面人，做事本该有几分保留，但李庄却痛下狠手，非要斩草除根，抄了赵济刚的家，夺了全部田产不说，还洗劫了赵家在当地的亲族邻朋和所有支持者，百余家尽遭洗劫。
要不是赵济刚跑得快，投奔四十四军第五师师长李伯阶麾下，作到连营长，驻地不定又远离巴中，后果不堪设想。在李部的军事教习所学习期间，赵济刚成了该所教育长萧中鼎的学生，后者也是小知识分子从军，先后毕业于垫江中学、万县川滇黔军第一路军随军学校，大革命时期就和我党有联系，阅读了大量的红色书刊，开始接受马列主义。俩人都追求进步，对土豪劣绅和军阀混战不满，所以一拍即合，成了好朋友。
四川军阀刘湘
抗战爆发后，赵济刚出川抗战，在南岳游击训练班跟叶剑英等共产党人有了交集，从“抗战向何处去”思考到“中国向何处去”、“我该向何处去”的问题。随枣会战负伤回川休养，又遇到了老朋友萧中鼎，后者公开职务是万县第九行政区保安副司令，实际上却是中共秘密党员。稍加点拨，火候就到了，通过抗日战场上国共两党两军的对比，赵济刚大骂蒋介石、国民党祸国殃民，说：
“这样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下去，中国还怎么抗战，怎么有希望？这么下去亡国灭种就不远了，我不甘心啊！你有共产党的关系吗？他们秉公正直，力主抗战，官兵平等，战斗力强。我想到延安找共产党去，到真正的抗日前线，去找咱们的四川老乡朱德、刘伯承，跟着他们打鬼子，我宁愿不当国民党的中校，当个共产党的大头兵，哪怕战死沙场尸骨无存，也比混吃等死浑浑噩噩强！”
萧中鼎笑了，说：“延安有个李鼎铭，巴中为何不可有个赵济刚？”
接着就劝赵济刚伤好后，不再回四十四军，而是回到巴中，建乡建学，为人民做好事，踏踏实实不计名利，干出一番事业，到时候你不找共产党，共产党也会来找你。
四川军阀潘文华
于是赵济刚养好伤，就回到巴中，重新在新场一带，团结了一批对老派土豪劣绅霸道做法不满，小知识分子出身的基层干部，形成了新派势力。
夹在老派与新派之间，还有个中间派，主要是国民党在乡退伍军人。代表人物叶良一、李子尤都当过川军的旅长，叶良一跟朱德、刘伯承和吴玉章、杨闇公等我党老革命，都有老关系。特别是朱德，清末在成都，朱德就读于四川通省师范学堂附设体育学堂，叶良一就读于成都陆军学堂，俩人就成了朋友，后来朱德去考云南讲武堂，路费还是叶良一资助的。由于四川连年军阀混战，叶良一索性辞职回乡。
李子尤则有个转变过程，他曾血腥镇压过我党领导的川陕游击军（巴山游击队），对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的酷刑花样繁多，甚至达30多种，比如火烧活人的点天灯，最残酷的是把柏树削尖，给人穿在屁眼上游街，直到活活疼死。可如此为反动派卖命，却由于派系斗争，被强行退伍，撵回了家。
没了手里的军队，回到老家，就成了虎落平川被犬欺。各种权力和利益早就被吃干抹净，县长还要看老派势力的脸色，方能讨求些残羹冷炙，又岂能容叶良一和李子尤这些回乡军官再来分肥？他们深感失意，嗟叹时局，对国民党政权和老派势力极度不满。
吴玉章同志
巴中的形势，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所指出：
“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毛选注：这里指的是民族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共产党在巴中的第一位党员，是一位西医兼药房老板，曾经的国民党员苟寿南。
苟医生也是苦出身，家里原来有祖传的二十多亩，日子还过得去，却因为土豪劣绅的欺压，不得不从乡下搬到城郊。为求活路，父亲求爷爷告奶奶，把苟寿南送到阆中一家英国医院当学（徒）工，说“学工”好听，实际就是勤杂工。但苟寿南刻苦努力，工作之余生啃英语，阅读了大量的医学著作，偷学外国医生的本事，十年时间自学成才，拿到了西医行医资格，回巴中开了县内最早一家西医诊所兼药房，早早就挤进了“体面人”的行列。“五四”运动的春风，此时也已经吹到了偏远的大巴山，结合读书读报，更从社会现实生活斗争中，苟寿南看出也感悟到，单纯行医卖药是不能从根本上救国救民的。如果人生目标仅仅是实现阶级跃升，光宗耀祖、发财致富，那太过渺小，岂是大丈夫所为？
巴中地下党联络站“仁活药房”
1923年，已经38岁娶妻生子、小有成就的苟医生，以行医为名，决心到大上海去闯荡一番，见识下天下大势，寻求哪条救国救命的道路才值得他终身托付，生死不改。
在上海，苟寿南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也通过报刊看到了一些中共的基本主张，却没有找到党组织。于是顺江而上，到了重庆，见识到了不可阻挡的革命洪流，使他懂得了只有革命才能挽救神州陆沉，并且遇到了未来的入党介绍人吴玉章。
关于吴玉章同志，毛泽东同志曾给予高度评价：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他今年六十岁了，他从同盟会到今天，干了四十年革命，中间颠沛流离，艰苦备尝，始终不变，这是很不容易的啊。从同盟会中留下到今天的人，已经不多了，而始终为革命奋斗，无论如何不变其革命节操
的更没有几个人了。要这样做，不但需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然就不能抵抗各种恶势力恶风浪，例如死的威胁，饿饭的威胁，革命失败的威胁等等，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经过这样无数的风浪而来的。”
朱德同志和“延安五老”，左起：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
吴玉章大苟寿南7岁，同属十九世纪末生人，不过前者是“70后（1878年生人）”，后者是“80后（1885年生人）”。相较苟寿南，吴玉章的成长就曲折太多了：
25岁赴日留学，参加中国留日学生反抗沙俄侵占我国东北领土的“拒俄运动”起家，27岁参加同盟会，32岁参加广州起义，33岁参加“保路运动”，领导四川的内江起义。民国建立，担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总统府秘书，二次革命、护国护法，都是孙中山的坚定追随者，期间还积极推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孙中山逝世后，还作为老同盟会员参加治丧工作，担任扶柩执绋人。4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就是赵世炎同志，吴玉章同志早期的学生。至此，吴玉章终于通过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完成了个人思想上的革命转变，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1925年，苟寿南在重庆，先以苟仁活之名，加入了国民党“左”派组织，后经吴玉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参加国民党左派的四川省党部工作，并受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实际上的四川省委）指派，返回巴中，从事秘密革命活动。
赵世炎 烈士
已过不惑之年的苟寿南，以青年般的热情，投入巴中建党工作中去。当时正值国共合作，苟寿南的建党任务，既包括筹建中共基层组织，也包括筹建国民党的巴中县党部。国民党在四川的党建完全是共产党人搞起来的，不仅省一级，而且县、市也是如此。在巴中，苟寿南一方面依托自家生意“仁活药房”，创建了中共在通南巴地区第一个秘密交通站，又开设“辅仁书社”，团结有志青年，进行革命思想宣传。1927年2月，国民党左派巴中县党部筹委会成立，苟寿南担任党务筹备员兼组织主任，同时负责领导“农民运动委员会”，组建“农民协会”。从那时起，星星之火在巴中点亮希望，只是没有人想得到，苟寿南亲手点亮的这盏夜路灯火，真正势成燎原，照亮巴中人民的解放道路，却还需要漫长等待的23年！
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浪潮中，巴中人日常看到的苟医生，只是一位医术精湛、乐善好施的活菩萨，巴中的“体面人” 并不知道仁活药房是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站，苟医生既是本县的“农运大王”，又是辅仁书社的“大掌柜”。
大革命失败后，苟医生以行医治病的正当职业和送医送药下乡治病等机会，继续深入农村进行党的活动。时刻想到人民的疾苦，当地几次灾荒中，他都将自己农村存留的大批粮食，以无息或无偿借送给农民度荒。并且在反动军阀田颂尧残酷镇压农运，抓捕革命者的危急时刻，仍坚持工作，发展了立场坚定的三位农运积极分子入党，但未正式建立党组织。
国画《好得很——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林墉，1970年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苟寿南同志和他的战友们，不管是共产党员，还是国民党左派，亦或是对社会公平满怀憧憬的青年学生和贫农、佃户，一起在巴中大地播下的革命火种，在巴中人民的心头打下了深刻烙印，未来许多人将跟着大革命中，“泥腿子”沾满泥巴的黑手曾经高高擎起的“长巴子弯刀（镰刀）”和“毛铁（斧头）”，参与到伟大的斗争中，在斗争中成长成才，有的在敌人的酷刑面前坚贞不屈，为革命英勇捐躯；有的百折不挠，为人民鞠躬尽瘁；更多的人则甘作人民解放事业的铺路石，功成不必在我……
除了苟寿南，巴中还有另外一条线上的革命者在奋斗，他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927年下半年，正在阆中砖瓦厂作学工的12岁童工吴尚德，陆续看到秘密工会发送的传单，里面讲到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讲到毛泽东、毛泽东，还有四川本省的泸顺起义，揭露四川军阀刘湘、杨森制造的“三·三一”惨案……
工会王师傅介绍小吴认识了工厂的两位“师爷”，记账先生吕子谦和管采买的会计戚应元，他们都是地下党员。经过观察和培养，两位共产党员发展小吴加入了共青团。1929年9月，在嘉陵江边的一条打渔小船上，巴中中心县委成立，任务是在通南巴地区开辟地下工作，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建立联络点和地下武装。
当年的“童工”吴尚德，后来的人民解放军中将，扬威抗美援朝战场的吴瑞林将军
关键是建立地下武装，抓手是发动群众。反动派不做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就教他们做人，把他们侮辱和损害的穷苦人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跟反动派斗争到底。
通江有个保安队司号长叫王顺友，过去也是砖瓦厂的童工，跟吴尚德是好朋友。因为家里是吹唢呐的，属于下九流，不但被人看不起，母亲和姐妹还被保安队长霸占。小吴向小王宣讲革命道理，自然一说就通，很快小吴就介绍小吴加入了共青团。通过小王的积极工作，保安队、民团里的穷苦子弟纷纷向党组织靠拢，很快就掌握了50多人枪。在银耳场，地主豪绅为了争取马帮来做生意，经常安排当地穷苦人家的年轻妇女“犒劳”马帮老板。这些妇女的家属，还有马帮里一些有良心的年轻伙计，对此都非常愤恨。吕子谦、戚应元通过调研发现这个情况后，就积极做马帮和家属的工作，也掌握了部分基本群众。由此开始，巴中中心县委的党团员深入群众，在群众中宣传红军，大讲红军形势，扩大红军在群众中的影响，为暴动作准备。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西进川陕，来到巴中，发现群众并不害怕红军。后来又遇到巴中中心县委派出迎接红军入川的小吴，在小吴的带领下，红军很快攻解放了通南巴地区。吴尚德也在徐向前、陈昌浩同志的关心下，由团转党，参加了红军。
1933年1月23日，巴中解放。
四川通江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内的无名烈士墓碑群
苟寿南同志组织了城内居民和城郊农民数百人，扛着红旗，手举彩旗，抬猪、抬匾，沿途张贴标语，欢呼革命口号，迎接红军。还秘密向红军首长汇报巴中地下党的工作，介绍敌情和进军路线。
多年默默无闻、踏踏实实的群众工作，此时终于结出硕果，群众迅速被发动起来，打土豪分田地，积极参军支前，组织革命政府。
可就在这时候，却有不少不明真相的群众把苟寿南给告了，说他是“大资本家、大地主”！
为了掩护苟医生的工作，红军故意以“大资本家、大地主”的名义，公开逮捕，秘密释放，他的党员身份未暴露。红军撤离后，苟寿南继续开办药房，进行党的地下联络工作。但巴中的党组织却遭到反动派的极大摧残，几乎损失殆尽。
抗战之初，由延安派回几批同志，建立起中共阆中中心县委，直属川西特委领导，下辖阆中、苍溪、南部、广元、昭化、剑阁、通江、南江、巴中9个县的党组织，还在潘文华部驻巴中部队中建立了中共巴中特支，并寻找红四方面军留下的党员，但仅同苟寿南同志接上了关系。巴中当地仅存的共产党员，也不过11个人。革命风暴过后，工作仿佛重新回到了原点，但仍需要有人来接过接力棒，踏踏实实往前去。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内的纪念碑
1940年4月，中共阆中中心县委交通站被敌人破坏，交通员马茂荣被捕叛变，阆委被迫疏散转移，另谋出路。组织委员郝谦同志提出，城市不能待了，要到农村去，具体说就是到通南巴地区，开辟新的区域。那里是偏远山区，敌人力量不如城市里强大，反动派统治力量薄弱，有利于党的活动，容易打开缺口，而且当地有党员活动，有工作基础，特别是群众基础好，革命老根据地群众在红军走后，遭到反动势力残酷镇压，盼望共产党能回来为他们出头。此外，当地物产丰富，有很好的物质基础，又幅员辽阔，山高林深，地形复杂，回旋空间大，实在不行还能打游击。
阆委书记饶茂文却嫌通南巴太艰苦，是“屙屎不生蛆，鬼不下蛋”的地方，不如大城市里条件好，建议不如去成都，实在待不住就去延安。这位同志入党时间不长，大地主少爷出身，家里有钱过惯好日子，对开辟新区信心不足。
说到最后，郝谦恼了，说你不去我去，到延安当然阿弥陀佛，可白区工作谁来干，都只顾个人安危，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饶茂文去了成都，成都待不住，就去了延安，郝谦则去了通南巴，在巴中他找到了苟寿南。此时的苟医生已卧病在床，不能行走，但仍坚持坐滑竿，带着郝谦去一个个党员家里接关系。此时巴中特委由于潘文华部队调防，也已不存在了，一切都需要郝谦去重新来过。
抗战时期的成都街头
1941年7月，川康工委派王叙伍同志来找郝谦，传达了“十六字方针”和“三勤三化”政策。
所谓“十六字方针”，即1940年5月4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写给东南局的指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中，提出的：
“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其与顽固派斗争的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能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
“三勤三化”政策，即1942年1月，周恩来同志在中共南方局总结两年来工作会上，所作《建设坚强的战斗的西南党组织的报告》中，提出的“勤学、勤业、勤交友”三项任务，做到“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
周恩来、董必武在重庆红岩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从1939到1943年，相继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国统区政治形势逐步恶化，国民党的政策日益走向法西斯化和特务化，地下党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有些同志在高压之下，信心不足了，觉得形势变化了，无从适应了。
正是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周恩来相继提出了“十六字方针”和“三勤三化”政策，为地下党组织深入群众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提供了科学的方法。适应新形势、新斗争的需要，关键是关心群众、服务群众，把具体地 “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基本信条，扎根基层，取信群众，因为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源泉。
【注释】
1、田颂尧（1888~1975），四川简阳人。曾任四川军务帮办兼川西北屯垦使，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四川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川陕边区“剿匪”督办。1935年因“围剿”红军失利被撤职查办，次年任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从此寓居成都。1949年拒赴台湾，在四川彭县参加起义。解放后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1975年在成都病逝。
2、《吴玉章寿辰祝词》（1940年1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261~262页。吴玉章的六十寿辰，本是1938年12月30日。党中央为了表彰吴玉章的革命功绩，1940年1月15日为他补行了六十寿辰的庆祝大会，毛泽东亲自撰写上述祝词。
杨闇公烈士遗容
3、“三·三一”惨案：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英帝国主义以“护侨”为名，用军舰炮击南京，造成中国军民死伤2000余人。3月28日，中共重庆地委和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决定，由重庆工农商学兵反英大同盟出面发起，定于3月31日召开重庆市民反帝大会，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反动军阀刘湘、杨森撕下伪装，背叛国民革命，向革命群众和共产党人举起了罪恶的屠刀。屠杀从大会开始的上午10时持续到下午2时，据重庆红十字会统计，现场收尸137具，伤者逾千，其中重伤者达500人。杨闇公同志随后也遭到捕杀，牺牲前曾遭敌人割舌、断手、剜眼等酷刑。自此，中共重庆地委和基层组织全部被破坏，国民党左派省党部也被捣毁。
4、吴尚德，后来改名吴瑞林（1915~1995），追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抗战时期在山东担任过鲁中军区的分区司令员、政委，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四野四十二军军长，新中国成立后率部参加抗美援朝，后担任海军常务副司令员，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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