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1月17号在达沃斯论坛上作了一个演讲，这个演讲在高调宣扬其“自由主义”观点的同时，大肆批判了“集体主义”、“社会主义”。
米莱演讲中，开篇即以阿根廷自己的“集体主义经验”告诫众人：
“我们在这里告诉你，集体主义实验永远不是困扰全世界人民的各种问题的解决之道；相反，它才是问题的根源。请相信我，没有人比我们阿根廷人更有资格来证明这两点。我们在1860年采纳自由模式时，35年间我们成为了世界上领先的大国。而当我们在过去的100年里拥抱集体主义时，我们目睹了我国的公民如何陷入系统性的贫穷，全球排名下降到了第140位。”
看到这一段“肺腑之言”，支持完全放任自由市场经济的人自然大受鼓舞，拍手叫好，而另一些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怀有憧憬的人也感到困惑和迷茫，难道集体主义真的有问题？
有这种困惑的原因在于，很多人其实并不清楚米莱口中所说的“集体主义”到底是什么？
如果我们也要用一个名词来概括和说明米莱口中的集体主义，那么诠释这种集体主义最准确的名词应该是——官僚资本主义。
阿根廷的官僚派当然不会说自己搞的是什么官僚资本主义，他们把自己的这种主张称之为“社会正义主义”，所以米莱才在演讲中说：
“他们倡导社会正义。这个概念，近来在发达国家才变得时尚，而在我的国家已经在政治话语中老调常谈了超过80年。”
所以问题是很简单的，米莱口中所批判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就是阿根廷官僚派所主张的“社会正义主义”，而这个正义主义的实质是什么呢？没那么复杂，就是官僚资本主义。
1946年，阿根廷工党领袖胡安·庇隆赢得大选，开始推行其“社会正义主义”的主张，这个主张也被称为“庇隆主义”。掐指一算，确实如米莱在演讲中说的那样，这个主张已经在阿根廷流行了80多年。
从这个时间点上大家可能已经猜出点什么了，是的，那时正逢二战刚刚结束。这个时候经历了资本主义毁灭性的危机，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不仅在苏联取得了成功，而且流行于世界不同的工人组织中。于是在二战后取得了一定的政治独立的国家，其实都面临着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不管你给自己的道路安上何种繁复的名目，归根结底无非就是两条：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工人当家做主；一条就是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当家做主。
但是代表阿根廷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胡安·庇隆，既想取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又不想工人阶级当家做主，怎么办呢？于是他发明了第三条道路，提出一个“民族解放、国家复兴”的目标，宣称自己既不搞社会主义，也不搞资本主义，而是要走一条具有阿根廷特点的社会正义道路。
这条道路从形式上看，有很多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特点，比如它主张将涉及国计民生的经济命脉统统收归国有，提升工人的经济待遇和福利，限制自由资本的泛滥，加大国家的宏观调控，限制外国资本的势力，独立完成自己国家的工业化等等。
这么一看，是不是很社会主义？
但问题不是这样简单，胡安·庇隆自己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搞的是社会主义，而是美其名曰“第三条道路”、“社会正义主义”。
原因在哪？原因在于他绝对不会提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张。尽管他吸取了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危机的教训，将一部分核心生产资料国有化，但是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他不敢也不可能提出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也是他为什么说自己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因。
所以，尽管披上了“集体主义”的外衣，但是根本上还是掩盖不了其资本主义的实质。这就注定了胡安·庇隆的一系列主张不过是空中楼阁，根本没有能够保障其实现的阶级力量。
为什么那么说？大家如果回顾一下我们国家刚刚建立新中国时候的工业化路线就很清楚，那时候我们在实现工业化的目标上是没有分歧的，可是在走什么道路来实现工业化的问题上却是有分歧的。有人主张继续搞新民主主义，实际上就是寄希望于通过发展资本主义，依靠资产阶级的力量来完成工业化。而毛主席那时候就坚决提出，必须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依靠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依靠真正的集体主义，依靠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人民群众来完成工业化任务。
对于阿根廷来讲，在一个大地主垄断了广袤的土地，靠着农牧产品的出口就可以日进斗金的局面下，幻想依靠那些完全以利润为目标的资本家来完成工业化，是绝无可能的。庇隆的那一套社会正义主张，尽管在调节生产、发放福利、限制资本等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它无法遏制资本积累的规律，无法遏制两极分化，社会财富完全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指望这些人拿出钱来支援国家工业化，支援国家建设，无异于痴人说梦。在财富两极分化的形势下，那些原本承诺工人的社会福利也难以为继。而且问题不止于此，尽管很多产业被收归国有，打上了社会集体主义的标签，一开始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它们本质上并不是社会主义企业。国有并不等于社有，这个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东西。怎么说呢？主要是两个原因：其一，因为不是社有，所以实际上工人对国有企业的运营完全没有任何的监督权和管理权，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了企业的官僚化，把国有变成了实质上的官有。如此一来，贪腐横行，企业臃肿，效率低下，企业变成了官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寄生工具。其二，企业的运营逻辑并不是按照人民的物质生活需求而生产运作，而是完全按照资本积累的市场逻辑进行运作，因此它本身不但不可能服务于人民需求，反而不可避免的还要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
这就是米莱在批判阿根廷集体主义的时候所说的现象：
“而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取决于坐在豪华办公室里的官僚。”
在米莱的认知中，阿根廷的官僚资本主义，就是他认为的已经在阿根廷流行了80多年的社会集体主义。
但是，这种“集体主义”虽然在阿根廷老调常谈了80多年，却并没有执行和统治了80年。因为它是冒牌的“集体主义”，所以它无法完成独立工业化的任务，也就无法真正为阿根廷的民族资本企业提供独立和坚实的发展空间。所以随着社会福利逐渐难以维系，民族资本工业举步维艰，而收归国有的企业又逐渐官僚化，贪腐严重，亏损日益，庇隆所宣称的找到的第三条路很快就走不下去了。这条路线维持了9年多的时间，便被买办资本的代表轰下了舞台。
其后的数十年里，阿根廷的政局变成了买办资本，民族资本，官僚资本的交替角逐，不管是庇隆政府还是军政府，他们各自代表不同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而提出不同的主张，时而是集体主义，时而是自由主义；时而是政府干预调控市场，时而是完全的自由经济；时而是加强经济的计划性，而是又是放松管制私有化。
米莱这次的演讲中说，他们已经拥抱了100年的“集体主义”，这话其实只选择性的说对了一半，在阿根廷近百年的历史里，他们不仅仅只拥抱过“集体主义”（实质上的官僚资本主义），而且他们也同时拥抱过自由主义、买办主义、国家主义、福利主义等等各种不同形式的主义，这一派上台就疯狂攻击那一派的主张，搞得好像近百年来阿根廷就只执行过一种主张一样，把锅统统甩到对方的身上。
然而有一点他们又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不管哪个主义上台，他们都会镇压工人运动、镇压人民革命军、镇压共产主义的公有制主张、镇压游击队运动。即使是后来又再次当选的庇隆本人，也开始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开始反过来镇压以庇隆主义组织起来的游击队和共产主义人民革命军。尽管他们仍旧可以找出一堆理由，去解释镇压工人是为了工人的利益，剥削工人也是为了工人的利益。
所以，当今天米莱攻击“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时候，他其实是在攻击什么？他攻击的不过是披着“集体主义”外衣的官僚资本主义。当他极力宣扬着资本的自由主义的时候，却并没有告诉大家，阿根廷的自由主义也早已在阿根廷流行了近百年，并数次取得统治地位。当他指责阿根廷的“集体主义”是“依赖国家生活的寄生虫”的时候，却不会告诉他的选民们，买办资本和垄断资本，以及阿根廷的大地主们，同样是以资本的不同形式过着寄生的生活。不管是哪个资本的代表，他们永远不会脱离资本的主题，不会触及私有制这一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一根毫毛。别看他们今天互相攻击，互相都打着为阿根廷人民幸福生活的旗帜，但是一旦镇压起群众运动来，他们立刻又会结成最“团结”的同盟。当米莱大力宣扬着自由主义，抨击着官僚化，臃肿化的国家机构，发表他“国家就是问题本身”的观点时，他也身体力行的不断试图削减官僚机构，削减公共开支，削减社会福利，打造着“无政府主义”的人设，但是呢，在加强军事力量，加强镇压群众的力量的时候，他们又毫无犹豫的抛弃了“无政府主义”的观点，换句话说，自由主义者抨击官僚机构的同时，又绝不会放弃暴力机器的维持，他们就是这样的矛盾着。
不管是自由主义派，还是官僚资本派，他们绝不会提出私有制的革命，而只能选择在资本主义的逻辑里寻求改良。阿根廷的资产阶级民主，也只不过是在买办资本、自有资本和官僚资本之中去做选择。旧的生产关系再也无法帮助人民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幸福，官僚资本没有前途，自由资本一样不会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