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陈永贵下野
八、一曲由后人唱出来的挽歌
大寨在一夜之间落地千丈以后，成群结队的参观人群消失了；“学习大寨赶大寨”的乐曲被人遗忘了；虎头山、狼窝掌过去那种沸腾场面变得如此冷落和凄凉！过去一向以“学大寨，赶昔阳”通拦标题出现的报纸也反戈一击，成了批判大寨极左路线的公共场所。曾经震动于中国扬名于世界的陈永贵也每况愈下，每下愈况，在人们的心目中变成另一个形象，走向一生中最为难过，最为痛苦的时代。
在批判和纠正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左”的错误的同时，一度不是以正确的态度总结检查学大寨的经验教训，而是把一些不应该强加的罪名都推到陈永贵身上。这些问题恰恰反映了中国有史以来的一个通病：墙倒众人推。
当陈永贵被历史的档案袋装进以后，他的问题才被逐步从时代的枯井里打捞上来，把事实的真相加以澄清。
社会对陈永贵的评价，也像松溪河的波涛一样，一个高峰过去，如汹涌猛兽，似乎能吞得下世界上的一切东西。然后这个高峰过去，又是缓缓流去，任人畅游。
从1984年以后，大寨一些正确的东西又被人论及，陈永贵的功过是非又使人们重新反思。前国家主席李先念在河南留庄、七里营视察以后，就指出今后农业的发展，还是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走集体化道路。事实上又进一步肯定了大寨精神。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寨精神与整个中国农业的关系又引起人们的重新思考，促使各级党的领导在如何对待大寨的问题上又有新的提法。早在1989年7月底，中共山西省委书记李立功视察了大寨，热情地称赞“大寨精神要代代相传”。由此，山西在各大报纸上相继宣传。1990年9月初，山西省省长王森浩深入到太行老区现场办公。他到大寨听取大寨干部的汇报后指出：“周总理提出的热爱祖国，热爱集体，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寨精神是正确的，而且现在看来，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过去‘左’的错误与大寨群众无关。大寨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经验是很有价值的，应该推广。”大寨红旗从九天之上落到九地之下以后，使昔阳广大干部和群众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反常现象给昔阳工作带来的严重后果。因此，经过十年的浮沉，弘扬大寨精神成了昔阳县的一股潮流。1990年的一次人代会上，县长王桂宁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在昔阳要重新发扬大寨精神的问题，并在会议决议中重新写进了这一内容。1990年10月18日，在昔阳县召开的第十次党代会上，县委书记高启祥在昔阳这股势不可挡的潮流中作出了如下论断：
“早在六十年代初，我县大寨村就以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治山治水、改天换地的壮举和业绩闻名于世，成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周恩来总理也以其精辟的概括对大寨精神给予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现在，历史翻到新的一页，当我们回过头来实事求是地重新认识大寨时，就不难看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大寨崛起的支柱，是大寨精神中抹杀不掉的真正富有生命力的精髓。这种精神曾经孕育和造就了一代大寨人，也曾经激励了二十多万昔阳人民为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进行了前无古人的奋斗。毫无疑问，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这种难能可贵的精神仍将鼓舞我们奋斗不息，创造新的业绩，取得更大的成就。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内涵是丰富的，大寨人艰苦创业的干劲，坚持干部参加劳动，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爱国家、爱集体的风格，都是这种精神的组成部分……我们倡导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传统，绝不仅仅局限于农业一条战线或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一项工作，而是要体现于行行业业、方方面面、各项工作，各个岗位、使之成为克服困难的精神武器和拼搏进取的内在动力。”
这次党代会之后，在昔阳各地不断出现“发扬大寨精神”的标语，农田基本建设的声势也大大超过往年。随着政治气候的不断变化，人们已经逐步看到了大寨命运的转机。1991年4月，新任县委书记傅一元上任。在他认真调查研究之后，就很敏感地认识到他想要在昔阳打开局面，首先要在大寨和昔阳学大寨问题上有一个明显的态度，这是摆在他面前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所以这年7月份，傅一元在全县副局以上干部会上，专门作了一个弘扬大寨精神的长篇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评价大寨精神是一种民族精神，不仅在六十年代需要它，而且在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内，还仍然需要它。在弘扬大寨精神的同时，他还对大寨精神和学大寨时期出现的一些“左”的错误加以区别。这个报告在昔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度时期成了昔阳人民街头巷议的热门话题。不少当时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奋战过的老干部掉下了泪，使他们心情舒畅了。为弘扬大寨精神，大寨、昔阳县宣传部、文化局积极努力，在很短的时间办起了大寨展览馆、使关闭了十多年的大寨展览馆又重新开放。在开馆这一天，县委书记傅一元、县长王桂宁亲临参加，并亲自剪彩。大寨展览馆开馆后，终日有中外客人参观，《晋中日报》《山西日报》山西电视台都发表和播放了这一消息。1991年8月，被誉为文艺界焦裕禄的山西话剧团党支部书记彭一一行应邀到大寨和昔阳作报告。彭一到达昔阳之后，受到大寨和昔阳的热情宽待，他和他的成员们在报告中也称是“英雄的大寨人和英雄的昔阳人民”，并把他们的成长归结为是学大寨的结果。这和十多年前的舆论导向就完全不一样了。
一阵不公平的抨击过去之后，舆论界，文艺界也逐步对大寨和陈永贵的真正内涵挖掘于世了。1982年，中国新闻社记者韩凯就向香港撰发了一篇《寓中陈永贵》的报道。报道中写道，当记者问他对中国农业有什么看法时，陈永贵表示对当前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满意，稍加考虑之后说：“中国这样大，有八亿农民，靠国家投资，一下子没有那么多钱，集体积累也很有限，总还要靠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还要鱼借水、水借鱼，互相帮助……”当时，有关陈永贵的命运是海外人士比较关注的。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在海外引起了强烈反响。菲律宾华侨立即发表文章说，“喜闻陈永贵在大陆安然无恙”。可见，不知多少人对陈永贵有着留恋之情。1986年，陈永贵逝世后不久，《山西青年》发表了罩儒的报告文学《陈永贵魂归大寨》，出刊以后各地争相购买，刊物脱销。笔者想在这里具体介绍的是，1987年秋季，大寨的国际旅行社接待了一位来自羊城《现代人报》的女记者刘丹。刘丹的这次大寨之行，并不是像以往一些的来访那样，大谈大寨在三中全会后的变化，和三中全会前的大寨作什么对比，推波助澜般地宣传一下大寨批了“左”，什么也比过去好。而是首次披露了在报道大寨问题上的不正常情况。按照临行时报社领导对她的安排，叫追踪性采访。她访向了梁便良、宋立英、郭风莲等大寨的几位同志，就敏感地察觉到大寨人心里的特殊感受，又不厌其烦地采访党支部书记高玉良，发现了大寨人对《大寨背离了大寨精神》这篇文章存在着强烈的义愤。回到旅行社，她独自一人在屋子里哭了起来，深刻地感受到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回报社以后，《现代人报》于1988年1月26日发表了她的纪实文学《从火红的梦幻到葱绿的现实》，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开篇告诉读者的第一句话就是：“接受采访大寨的任务之后，报社领导说，‘这是一次追踪性的采访，把读者对大寨欲知而未知的新闻采写出来，是你此行的目的。’”接着，她又以炽热的笔触写到：“面对虎头山，人造平原，火车厢似的靠山窑，面对死去的和活着的或富或穷的大寨人，我不得不去作一番沉思、深思和反思。原以为红白喜事见多了，心早已结了一层厚厚的茧，变得‘刀枪不入’了，谁曾想到，大寨竟深深地拨动了我心底那根坚韧的弦。我忽然想到古罗马凯撒写的‘吾至、吾见、吾胜’那封著名的新闻信改动一个字，向报社拍发一个能够传递我的心态的电报：“我到、我见、我……”文章一针见血地对“大寨卖一斤粮，等于国家倒贴两角二分钱”的不公正结论进行了披露。这篇纪实文学发表以后，《红岩》、《纪实文学》等四家刊物都进行了转载，香港和内地不少刊物不断出现这样的文章。就在陈永贵逝世的三周年之后，中共山西省委主办的《支部建设》第六期发表了《陈永贵遗嘱访问记》，对陈永贵评价很高，反响十分强烈。
这一时期，《山西青年》《辽宁文艺》《文化春秋》等刊物不断出现反映大寨和陈永贵的文章。文章中也对大寨人的一些呼唤诸如国家支援大寨等问题进行披露，鞭挞一些舆论部门当时的不公正宣传。199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社的内参上也发表了昔阳重新提出大寨问题的消息。1991年4月25日，《经济日报》发表了一篇《房干村前说扬弃》的文章。文章介绍说，记者到这个人均年收入3800元的村里去采访，问他们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时候，村民们说了一句惊人之语：“这里学大寨没有停步。”由此记者把舆论界对大寨的那种不公道行为说成是“连小孩带脏水一起泼出去了”。也在这一阶段，上海《文艺报》发表了顾许胜的报告文学《大寨人的昨天和今天》。这篇文章写到批大寨时的不正常行为时说到：“也正是这一年，这位功大才高的李锁寿莫明其妙地与学大寨时期一同提升的寿阳县的张怀英、昔阳县的李喜慎、交城县的陈有棠，榆次市的李七毛等一批干部从外地调回昔阳，他们有的被安排到乡里，有的被安排到村里蹲点，有的则早早地开始了养老。”“梁便良叭哒叭哒地抽着烟，不时阵阵的咳嗽。他说，进入80年代的头几年，各地对大寨的指责有增无减，以讹传讹。从方向一直揭到内幕，从路线一直批到隐私，连年逾古稀的老英雄贾进才都被人指着脊梁骂开了。陈永贵、郭凤莲更成了众矢之的。”文章站在公正的态度上，用今天的眼光审视了历史：“据证实，晋中地区是山西的粮食状元，昔阳又是晋中的头名。这不能不说是学大寨大搞农田建设的基础。”天津市大邱庄党支部书记在大寨考察后对郭风莲说，大邱在这几年的工副业发展，还离不开当年学大寨时的农业基础。水磨头的群众反映说：我们打通山洞，改造河道，到农林牧副加经商，还是受当年学大寨时大干的启示。大寨村支委贾承林年前到山东考察即墨蓬莱等9个县市的商品经济时，这9个县的领导无一不是这样说：“我们的基础还是当年学大寨时打下的基础。”这篇报告文学也透露了中央一些领导人物对大寨问题的关心：今年1月14日，康克清大姐在北京寓所里接见了她（指郭凤莲），临别时康大姐激动地说：“陈永贵是个好同志。我很想念大寨人，等我病好了，一定要去大寨看看。”由此可见，陈永贵虽然过世，但他的形象不会使人忘记，后人们还为他唱着挽歌。
不仅国内舆论界对陈永贵关心，国际舆论界对陈永贵也没有淡忘。农历1986年除夕，大寨旅行社出现了两位外宾，他们是《朝日新闻》的两名记者。他们这次来访，是为了在东欧出书，宣传大寨今天在中国所处的地位和三中全会后大寨的现状。农历腊月28日，按中国的传统习惯快要过年，机关放假，农民都忙着安排年货。外宾的突如其来引起了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对这次的接待作了慎重的安排。大寨方面也进行了热情的接待。日本记者的到来，首先请党支部书记高玉良介绍大寨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转变情况，又请梁便良几位老干部介绍大寨的历史，特地了解了陈永贵生前的许多重要情况。采访中，除第一次采访高玉良之外，对其他几位中方陪同人员都拒之门外，也许是出于一种不能说出口的目的吧！在他们的来访中，他们特地设宴采访贾进才和宋立英夫妇。这一对年龄相差二十岁的老夫妻，在他们的记忆中像这种情况是少有的。桌上，摆着两记者特意从北京带来的名牌汾酒，摆着各类丰盛的菜肴。接着，记者们通过翻译和年登八十的贾进才谈话，询问他的历史，家庭和生活情况。老贾年事已高，记忆力明显减退，好多问题都由宋立英代替回答。宴别，记者特地把汾酒瓶和剩下的汾酒一并送给他们留作纪念，至今还摆在他们家里。
历史的长河就是这样前进的：有主流的形成，也有逆流的混生。随着社会不断地对大寨问题的重新认识，大寨和陈永贵的问题不断地得到舆论界的澄清。但还有人站在历史的对立面，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对陈永贵和大寨精神比十年前批得只有过之而无不及。1990年6月，由孙启泰、熊志勇撰写、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一书，就是这样一个反面典型。它的核心是通过陈永贵和大寨红旗升起的历程来批判毛泽东、周恩来建国以来的农业思想。它用“合作化、公社化、大寨化”的谬论，把农业学大寨运动污蔑为毛泽东的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以至做出“空想派”的结论。它根本看不到建国三十年中国农业发展的伟大成就，而是打着批“左”的旗号，明批毛泽东，暗否周恩来，用偏激的态度把培养大寨、扶持陈永贵的各级党委骂得一无是处。读过这本书的人可以清楚地看到，十年前的舆论界批判大寨时还没有点过陈永贵的名，而只是以“前昔阳县委主要负责人”代称，这本书对陈永贵不仅指名道姓，还从方向揭到内幕，从路线批到隐私。熟悉大寨历史的人知道，书中提到的大量事实有的是无中生有，有的是歪曲事实，有的是评价不公。它把大寨、昔阳搞农田基布建设批成是“想入非非”，“干一片拨毛之地”，把改变生产条件说成是“无休止的黄土大搬家”，诸如此类的胡言乱语随时可见。更不公道的是，对于大寨和陈永贵多年不能接受的“国家支援大寨”这一结论，作者不仅不给予澄清，反而更比当年的《山西日报》变本加厉。且书中提供的所有数据都没有和当事人进行核实。经笔者反复调查，他们提供的数据都与账面不符，事实基本失实。社会舆论认为，这本书是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来评价大寨和陈永贵，迟早有一天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随着时间的推移，事物不断在实践中得到验证，正确会战胜谬误，真理会打倒糟粕，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舆论界口中的陈永贵会逐步走上正确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