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在这革命势力的范围内，竟不断演出残杀工农之事实，由此可以说明，封
建的残余势力正在秣马厉兵，向革命反扑，向我们作最后的挣扎啊！从今日
起，我们要下一决心，向那些反动分子势力进攻，务期达到真正目的。”
话说毛泽东在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之后，立即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湘鄂赣农讲所的筹办工作之中，着手解决农讲所的校址、经费、招生名额、课程设置、聘请教员以及农讲所的组织机构和章程等问题。
恰在此时，河南一带带有迷信色彩的“红枪会”活动频繁，其组织已经发展到了直、鲁、陕诸省，影响甚大。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在讨论农民问题时，推举毛泽东为“红枪会调查训练委员会”主席委员。毛泽东奉命前往上述地区进行调查。他发现“红枪会”基本上都是农民反抗兵匪的组织，属于团结、帮助、教育的对象。返回武昌后，他立即向有关方面提出，原定的湘鄂赣3省的农讲所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新需求，主张扩大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招生范围，分配给豫、鲁、皖、直、苏、陕、川诸省一定的学员名额，并吸收“红枪会”内的革命分子参加学习。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接受了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将湘鄂赣3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改由中央创办，命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交国民党中央农委管理。
国民党中央农民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1、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筹备委员会报告了筹备经过；2、依照中央决议，将3省农讲所扩大为中央农讲所，农讲所章程根据3省农讲所章程进行修改通过；3、中央农讲所学习时间为4个月；4、农讲所的最高领导机构是常务委员会，以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3人为常务委员；5、农讲所学生因事实之需要，除原定600名外，增加200名；6、农讲所经费每月5100元，向中央常务委员会领取，新增200名学生之经费，等预算后亦请中央拨给；7、农讲所先开课后开学；8、农讲所军事编制及军事训练人员，由常务委员拟定报告，本会决定。
农讲所常务委员会决定：由邓演达任所长，毛泽东任副所长，夏明翰为秘书；邓演达因担任着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等军政要职，公务繁多，不能经常到农讲所视事，便委托毛泽东主持农讲所日常工作。农讲所另设教务、训导和总务3处，由周以粟任教务主任，陈克文任训导主任，柳季刚任总务主任。
毛泽东亲自为农讲所选聘教员和干部，亲自为农讲所制定教学计划，亲自主持招生工作。
农讲所招生简章中要求入所学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一、“革命观点确定”；二、毕业后决心回到乡村做农民运动，无他异想；三、“身体强健耐劳”，“能在农讲所服严厉之军操，到乡间能走远路”；四、中学毕业或肄业者，高小毕业“常识较优者”；五、年龄在“十八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招生启事公布后，许多热心农民运动的青年纷纷写信“要求投考”。
毛泽东十分注重学生的政治质量，对来自乡间从事农运工作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优先录取。
他为了把农讲所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对专任和兼任教员的选择十分严格，聘请了许多共产党员来所任教，如瞿秋白、夏明翰、恽代英、彭湃、方志敏、李立三、陈荫林、于树德等，加上教务主任周以粟，都是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其他的教员也都是国民党左派如邓初民、何翼人及训育主任陈克文，还有知名人士李达、李汉俊等。
他给在1926年12月下旬回到长沙时见到的刚从印尼归国的张国基（原新民学会会员）发去一封电报，要张国基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职。张国基到农讲所后，毛泽东让他帮助教务主任周以粟办事，具体负责接洽教师和编排课程表等工作。
毛泽东一方面紧锣密鼓地筹备着农讲所，一方面兼任着其它一些社会工作。他受主持武汉军校政治工作的恽代英之邀，以政治教官的身份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深受广大学员们的欢迎。他还应邀在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会上作了《中国各地农民状况》的报告。
1927年3月7日，毛泽东鉴于中央农讲所招收的学员大部分已经到校，只有新增豫、鲁、皖、直、苏、陕、川等地学生尚未入学，便决定让已到学员在武昌红巷13号先期上课，待其他学员全部到所后再举行开学典礼。
3月7日这一天，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
为了使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在提案委员会中占绝对优势，他在预备会上率先提名恽代英为提案委员会委员。他还针对蒋介石把持中央常务委员会与中央政治委员会合开“政治会议”的情况，在预备会上提议说：
“在开全体会议期间，‘政治会议’暂不开会，遇有重大事件发生，应授权主席团全权办理，但须向大会报告。”
毛泽东的提案，目的是要限制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势力的权力。他这一提议得到于树德等多数人的赞同。大会在表决时，获得多数票通过。
此一时期的蒋介石随着北伐战争的进行，意欲篡夺党、政、军大权，建立独裁统治的面目已经暴露无遗。早在1927年1月3日，蒋介石以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名义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静江，在南昌召集“政治会议”临时会议，擅自决议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由武汉迁入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暂住，由此挑起了“迁都之争”。武汉地区开展了以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为中心内容的“提高党权运动”。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表反共演说，他说：“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2月28日，湖北阳新县土豪劣绅在蒋介石反革命气焰的鼓动下，纠集流氓打手数万人，闯入县农民协会和工会，将省农协特派员成子英等9人捆绑到县城隍庙，浇上汽油活活烧死。第二天，土豪劣绅又纠集土匪流氓三四千人，在全县各乡大肆焚掠，制造了“阳新惨案”。3月6日，蒋介石又唆使他的爪牙倪弻等人，暗杀了江西全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制造了“赣州惨案”。
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候补执行委员及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监察委员，共33人。毛泽东是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出席会议的。
蒋介石以要“迁都南昌，驱逐鲍罗廷”为借口，拒不参加二届三中全会，并向会议“请辞”中央常委和军委主席职务；他还裹挟了一部分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委委员不参加全会。
这样，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就在全会上占了多数。共产党员有毛泽东、吴玉章、于树德、董必武、林伯渠、恽代英、夏曦等10余人，国民党左派人士有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陈友仁、徐谦、彭泽民等10余人。
3月13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常务委员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向全会提交了《土地问题案》，后改称《农民问题案》。
3月14日，毛泽东等人又联名提出《对农民的宣言案》。
毛泽东、恽代英等7人被大会主席团指定组成提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对农民的宣言案》和《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
3月16日，全会通过了《对农民的宣言案》和《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
《对农民的宣言》阐述了建立农民政权、农民武装、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指出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国农民就不能获得解放，“农民如不得到解放，国民革命断不能抵于完成。”
《宣言》还强调说：中国的农民问题，其内容即是一个贫农问题。贫农问题不解决，一切纷扰变乱都不会平息，革命亦终究没有完成之日。“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广东、湖南、湖北农民运动发展的地方，贫农对于土地的要求已甚迫切。”“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至于最后之成功。”
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组织一个中央土地委员会。
3月16日这一天，苏联《真理报》出面为蒋介石打圆场，在其发表的社论中言之凿凿地声明说：
“蒋介石保证忠于革命的原则，服从国民党的领导。”
3月17日，是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最后一天。毛泽东鉴于武汉军校黄埔同学会受蒋介石操纵日趋反动的情况，在会议上提议取消武汉军校黄埔同学会。他说：
“黄埔学生皆党员，似不必有同学会之设立，凡同学会同志会皆封建思想之递嬗，已不适宜于今日，故应规定军事政治学校及各分校，不应有同学会同志会设立之一条文。”
恽代英、吴玉章立即发言，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提议。吴玉章说：
“毛同志提议不得设同学会，本席赞成。”
会议主席将毛泽东的提议付诸表决，与会全体人员一致通过。
全会在讨论彭泽民关于军事政治学校问题的提案时，詹大悲、吴玉章、恽代英等人都表示同意彭泽民的提案，主张把军校由蒋介石的工具变为国民党的工具，改校长制为委员制。这一提案实际上是要撤销蒋介石的黄埔军校校长职务。
在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多项限制蒋介石权力、提高党权的决议。如：决定取消此前常务委员会与政治委员会合开的“政治会议”，推举汪精卫等15人组成中央政治委员会，以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徐谦、宋子文、顾孟余、谭平山7人为主席团。
全会决定：免去蒋介石的中央常委、军委主席和中央军人部部长职务，保留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
全会决定：敦请汪精卫回国赴任。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汪精卫是在中山舰事件后被迫辞职，出走法国。他于1927年2月下旬离开法国，乘火车经苏联归国，斯大林专门接见了这位“国民党左派”领袖。
全会还提出了“阳新惨案”的处理问题。毛泽东发言说：
“土豪劣绅，必须以革命手段处置之。”“最好，由农民直接行动，和平办法，是不能推倒土豪劣绅的。”
全会决定以邓演达、吴玉章、毛泽东3人为处理“阳新惨案”委员会委员。
二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领导下，武汉地区立即掀起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反蒋运动。
在这种新形势下，毛泽东要出席二届三中全会的夏曦和在武汉的李达一起回长沙去，与在长沙的谢觉哉、郭亮等人，筹办国共合办的国民党省党校，并由李达担任教育长。
3月18日，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为抵达武昌的鄂豫二省农民代表召开欢迎大会，与会群众及农讲所学员共有千余人。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以“阳新惨案”的事实告诫大家说：
“农民与地主的冲突加剧了。”“我们要坚决维护农民的利益，打击土豪劣绅的反革命气焰。”
3月25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江西籍学员150余人，为“赣州惨案”结队渡江，到汉口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请愿，强烈要求改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枪决杀人凶手，释放被捕工人，并且要求中央政府致电蒋介石问责。
3月26日下午，农讲所全体师生举行有社会各界代表参加的“追悼阳新、赣州死难烈士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他说：
“在这革命势力的范围内，竟不断演出残杀工农之事实，由此可以说明，封建的残余势力正在秣马厉兵，向革命反扑，向我们作最后的挣扎啊！从今日起，我们要下一决心，向那些反动分子势力进攻，务期达到真正目的。”
追悼大会发表了宣言。宣言中说：污蔑农民运动“过火”、“胡闹”，是制造反革命舆论，企图“向我们贫苦农工大众进攻，现在，我们是处在生死的关头了！”阳新、赣州惨案就是例子。宣言号召农友、工友团结起来，武装起来，铲除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实行农村大革命”。宣言中说：“我们要向那封建势力的黑暗继续不断地进攻，早晚必能得到光明的前途的。”“誓为阳新、赣州死难农友、工友复仇！”
追悼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带领讲习所师生举行了游行示威，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递交了请愿书，要求严惩“阳新惨案”凶手，要求“将蒋介石交付监察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按照党纪惩办。”
3月27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将筹组全国农民协会列入中央农民部的工作计划，以“统一全国革命的农民之行动”。
最早要求建立全国农民协会是由广东提出来的。早在1926年8月，广东省农民协会召开扩大会议，阮啸仙在大会报告中提出：“要筹备全国农民协会，号召全国农友一致起来，统一全国组织”。这次扩大会议还提出，要在广州设立全国农协筹备处，“以促进全国农民大团结之早日实现”。继广东之后，湖南也提出了建立全国农民协会的要求。1926年12月，毛泽东在长沙时参加了在长沙召开的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促使大会通过了一个《请求成立全国农民协会的决议案》，决议案提出：“本大会应即联合广东、湖北、河南之农民协会，在最短期间召集全国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全国统一的农民的协会，以确定今后全国农民运动的方针，统一全国革命的农民之行动。”到了1927年春，广东的潮、梅、海陆丰等17县农民代表大会及劳动童子军代表大会再次提出，请广东省农民协会发起组织全国农民协会。
毛泽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向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邓演达等提出建议，召开各省联席会议，讨论筹组全国农民协会问题。这一建议得到了邓演达的支持。邓演达在中央农民部关于全国农运计划的报告中提出：“全国农民协会之成立刻不容缓。”
3月28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邓演达，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毛泽东、陈克文，湖南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周以栗、易礼容，湖北省农民执行委员陆沉，江西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方志敏、陆智西，河南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执行委员陈子林、宋英、孔寅初等，举行联席会议。
会议决定由湘鄂赣3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与河南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于3月30日召开联席会议，共同推举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会议还规定：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的任务是，代行全国农民协会的职权及筹备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等事宜。
3月30日，湘、鄂、赣、豫4省农协代表在湖北省农协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由广东的彭湃、湖南的易礼容、江西的方志敏、湖北的陆沉、河南的萧寅谷与国民党中央的邓演达、毛泽东、谭平山、孙科、徐谦、张发奎、谭延闿、唐生智共13人为委员，组成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以邓演达、谭平山、谭延闿、毛泽东、陆沉5人为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推举邓演达为宣传部长，毛泽东为组织部长，彭湃为秘书长。
1927年4月2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邓演达在中央二届常务委员会第5次扩大会议上提议，成立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会议决定由邓演达、徐谦、顾孟余、谭平山、毛泽东5人组成中央土地委员会，任务是调查研究中国的土地分配状况，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呈送中央执行委员会核准后，交农民部执行。
4月初，毛泽东和邓演达主持处理“阳新惨案”委员会，在湖北省党部、湖北省农协配合下，派出两个连的部队到阳新大张旗鼓地镇压了反革命，枪毙首犯10人，判处徒刑11人，狠狠打击了反革命派的气焰。全县农会会员由几万人激增到30万人。
4月4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昌中华路都府堤红巷13号举行开学典礼。此时农讲所开学已经将近1个月了，共有来自17个省的739名学员，他们当中有农民260余人，工人40余人，学生400多人。
国民党中央党部、武汉国民政府、各群众团体及国际工人代表团的代表，有100余人参加了典礼，表示祝贺。毛泽东高大伟岸的身躯穿着灰布长衫，留着中分式乌黑的长发，与邓演达、谭平山、彭湃、周以粟及国际代表一起登上了主席台。邓演达主持开学典礼，毛泽东讲了话。
教务主任周以粟报告了中央农讲所成立经过和教学方针。他说：农讲所学员要“切实研究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的政权问题、农民的武装问题。”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发表了开学宣言。宣言中说：
“我们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当这继续二次北伐的革命高潮中，举行开学典礼，这实在有非常的意义。其意义之重大，简直等于二次北伐誓师。”“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使命，是要训练一般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来，对于农民问题有深切的认识、详细的研究、正确解决的方法，更锻炼着有农运的决心。几个月后，都跑到乡间，号召广大的农民起来，实行农村革命，推翻封建势力。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可以说是农民革命的大本营。”“今天的开学，可以说是我们的誓师。我们从今天起，决心为农民奋斗而牺牲，除了农民运动，没有第二条路走。”
谭平山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发表了演说；法国代表多理越、英国代表汤姆、美国代表白劳德也相继发表了演说。
开学典礼结束后，前来参加庆典的刘谦初和他的未婚妻、中共京山县委副书记张国兰见到了毛泽东。刘谦初指着张国兰对毛泽东介绍说：
“毛委员，这是我的朋友张国兰，在京山县委工作。”
“好哇！京山县的农民运动搞得怎么样？”
毛泽东热情地握着张国兰的手，笑着问道。张国兰说：
“农会成立了，给土豪劣绅戴上高帽子，审判斗争了一些恶霸。农民的情绪高涨。不过骂农民运动‘糟得很’的人也不少，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民运动’。”
毛泽东说：
“要站稳立场。农民闹革命，打垮了几千年的封建地主政权，土豪劣绅威风扫地，所有与他们息息相关的上层人物说农民运动‘糟得很’，是不足为怪的。”
刘谦初早年在山东齐鲁大学、北京燕京大学读书，后来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战争，1926年随北伐军来到武汉。张国兰于1903年出生在湖北京山县青树岭张家湾一个豪门之家。她后来改名为张文秋，还有个曾用名叫张一平。张国兰在1919年参加了恽代英、林育南在武汉领导的五四运动，此时正在湖北女子师范读书，受教于陈潭秋、董必武。经恽代英介绍，刘谦初和张国兰建立了恋爱关系。
就在4月4日这一天，正当毛泽东在农讲所忙活的时候，杨开慧生下了他们的第3个儿子毛岸龙，又名杨永禄。
毛泽东顾不上照顾杨开慧母子，继续忙他的事务。鉴于统一战线中右派倾向日益明显，他为了使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广大学员能够真正地站在革命立场上代表农民的利益说话，发动全所学员和教职员共同参与，制定了一部农讲所“规约”。“规约”中明确写道：“我们进入这里的唯一目的，是研究革命的理论和行动。我们的责任，是唤起广大的农民群众，领导他们起来，打倒我们的敌人，解决农民群众的痛苦。”为了实现我们的目的，承担我们的责任，每个学员必须具有自觉的纪律，认真学习革命理论，努力克服封建社会带来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等毛病，把自己造就成为一个“很好的有效的革命工具”。
“规约”中还写道：“现在许多反革命的势力，都是从这些封建的制度、封建的思想习惯产生出来的。我们的党最近以来，有了一种个人独裁的倾向，有了老朽昏庸腐败的分子在里面作怪，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因为这个封建制度、封建思想习惯的存在。”“我们非把我们从旧社会里带来的毛病痛切的扫除，否则，我们就难免要做一个落伍的分子，难免有右倾的危险。”
“规约”同时也要求教员们在教学中要特别注重学员的世界观改造，帮助学员克服个人主义、保守观念。
中央农讲所开设有“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农村教育”、“农民问题”等课程；有恽代英讲授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帝国主义与中国》；还有李达讲授的《社会发展史》、《辩证法》。
尽管李达已经脱离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对待他还像对待党内的同志一样。他曾经委托李达去做唐生智的统战工作。唐生智后来回忆说：“记得1927年春在武汉，有一次，李达到我家来，他说：‘润之先生希望你同我们一起干革命，要我来问你，你干不干？’我说：‘干，当然要干嘛’。”
毛泽东亲自兼任的“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主课占他全部课时的60% 。他所讲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以湘南湘潭西乡一位租田15亩、仅一妻一子的壮年佃农为例子，详细计算了他一家的收入与支出。在计算中，他提出了一个“假定事实”：绝无水旱风雹虫病各种自然灾害；家人身体强壮，绝无妨碍工作之疾病；主人精明会算；所养猪牛不病不死；冬季整晴不雨；一家人终年辛劳全无休息。在这6个“假定”条件下，一家人的收支相抵也尚欠19.17元。但事实上这6个“假定”条件全部具备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通过这个典型分析，得出结论说：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的佃农都苦，这正是许多佃农被迫离开土地，变成兵匪游民的真正原因。
毛泽东在农讲所还讲授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他开讲那一天，校内学员、教职员工和校外的群众800多人，在大教室里和走廊上挤得满满的。他那慷慨激昂、逻辑严密、生动形象、深刻鲜明的讲演，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还常常抽空到学员中了解情况，谆谆教导学员们要“做一个农民阶级的急先锋”。
在毛泽东倡导下，农讲所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经常请贫苦农民到所里做报告。组织学生到洪山、石咀、咸宁、通山农村进行社会调查，还组织学生带着农讲所编印的《农村阶级分析调查表》到武昌郊区，调查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情况和地主豪绅的罪恶。农讲所还编印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丛书》，供学员及全国各地农运工作者自学参考。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在蒋介石背叛革命、残杀工农群众的严峻形势下开办的，因此农讲所非常注重军事训练。农讲所在“规约”中明确规定：
“为要纠正浪漫的个人活动，并且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所以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大家要深切明了这个意义。若以为这是用军事的力量来干涉我们的生活，不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便是并不想要造成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员，是一种极大的错误。”
农讲所专门设有军事教育委员会，聘有军事教官。全校成立总队部，下设4个队部和1个特别训练队，学员们身穿灰布军装，打着绑腿，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原农讲所学员刘征曾回忆说：
“把训练学生掌握武装斗争的实际本领作为重要课程。农讲所学生实行军事编制，每人发了一支汉阳造‘七九式’步枪，规定每日训练2小时，每周到野外进行一次军事演习，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我们的军事训练更加紧了，每日军事课增加到4小时。军事训练是从实战出发，严格要求。例如，在实行战地演习时，我们全副武装，携重20斤左右，有时快速行军，有时跑步前进，并演习野外露营和半夜紧急集合等。紧急集合要求在5分钟内打好背包，整队完毕。在作战演习中，不论沼泽地带还是荆棘丛中，只要‘卧倒’命令一下，就立即卧倒。不少同学经过农讲所短短几个月的训练，由普通的青年成长为后来各地武装起义和工农武装割据的骨干。”
这正是：蒋介石，磨刀霍霍要动手；
毛泽东，秣马厉兵正当时。
欲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后来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蒋介石拒不参加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阴谋。他的目的就是：要么二届三中全会向他妥协，要么他就要以此为契机，大开杀戒了。二届三中全会面对羽翼丰满的蒋介石，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他，只是撤去了他在党内和军内的虚职，而保留了他北伐军总司令的实权，这正中了蒋介石的下怀。那些善良的人们还没有领教过蒋介石的手段吗？他岂肯善罢甘休。一个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外国党，处心积虑地调停共产党与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人却心甘情愿唯苏联人马首是瞻，而毫无自己的主张，岂有不败之理？在经历了“中山舰事件”之后，共产党就不应该重犯历史上的错误。可以说，二届三中全会罢免蒋介石的职务以及敦请汪精卫回国复职，已经成为“四一二”大屠杀的导火索。一些人还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汪精卫哪里是蒋介石的对手？于是乎，他们就只能眼睁睁地大吃苦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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