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只要穷人团结起来，人心齐、泰山移，大家齐心了，联合
起来，力量就大了，就能够推倒像成胥生这样的土豪劣绅。”
话说毛泽东回到长沙后，与湘区委书记李维汉就国民运动、农民运动“作了详细的谈话和讨论”。李维汉介绍说，区委已经注意开展农民运动，号召青年学生“到民间去”，利用寒暑假从事乡村运动，考察社会环境，调查农村状况；还号召工人利用年假回乡的机会，向农民做宣传和组织工作。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陈潭秋、张太雷、周恩来、彭述之、李立三、罗章龙等20人，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4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参加了大会。
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做了工作报告。
维经斯基、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等先后在会上作了有关的报告或发言。
大会通过了《对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报告之议决案》、《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报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之议决案》、《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以及对于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党的组织、宣传工作等11个决议案，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李大钊、谭平山、李维汉、项英9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邓培、王荷波、张太雷、罗章龙、朱锦堂5人当选为候补委员。
大会结束后，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推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5人组成中央局，推举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兼任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
此时毛泽东正在长沙，没有参加“四大”，被陈独秀排除在中共中央领导层之外了。他在临近春节前偕同杨开慧和岳母向振熙带着年幼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离开长沙，回到了板仓。
1925年2月6日，是农历正月十四日，毛泽东蓄着长发，穿一件褪色的织布长袍，脚上是一双旧草鞋，带着杨开慧和孩子回到了韶山冲。
毛泽民在春节前夕已经回到了家乡，毛泽覃和新婚妻子赵先桂也回来了，他们和王淑兰在家中一直等候着兄嫂的归来。
王淑兰是在1923年因为要生孩子就从长沙回到了韶山，那年5月5日（农历三月二十日）生下了女儿毛远志。赵先桂早在1920年就加入了新民学会，1923年就读于长沙古稻田师范，在学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暑假，她和毛泽覃在韶山东茅塘毛麓钟家中正式成了亲。
一家人终于又团聚了，孩子们在一起嬉戏玩耍，兄弟妯娌之间也有叙不完的离别之情。杨开慧是第一次跟着毛泽东来到韶山冲，消息在这山乡的邻里之间不胫而走：
“润之回来了！杨开慧也回来了！”
韶山冲的乡亲们不管是男的女的，还是老的少的，纷纷来到上屋场看望毛泽东一家子。毛泽东满怀喜悦地接待了一批又一批。
正月十六这天，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两个孩子兴致勃勃地徒步前往唐家圫，看望舅父舅母。
此时，七舅父已经不在了，除了嫡亲的八舅父文玉钦健在外，还有3位叔伯舅父，他们是四舅父文玉善，五舅父文玉理，十舅父文玉森。舅父舅母们见了从城里回来的外甥和外甥媳妇，一个个高兴得合不拢嘴。
毛泽东向杨开慧一一介绍了舅父舅母们，他俩恭恭敬敬地给各位舅父舅母鞠躬行礼问安，并给他们每人送上一件衣料。
毛泽东又把各位表哥表嫂介绍给杨开慧。表嫂们都以好奇的目光打量着城里来的表弟媳。杨开慧满面笑容地向表哥表嫂们鞠躬致意。
“请表哥表嫂多指教。”杨开慧把准备的礼物送到他们手里：“一点小礼物不成敬意，请各位笑纳。”
文运昌笑着对毛泽东说：
“石三贤弟，艳福不浅，娶了一个才貌双全的夫人，可喜可贺。”
毛泽东随和地说：
“表兄过奖了，你们这位弟媳可不会种菜养猪，还是表嫂们能干哩。”
大家都高兴得笑了起来。
几个舅父家里都像办喜事一样热闹，买肉沽酒、打鱼杀鸡，轮番招待这两位城里来的稀客。杨开慧见老人们都叫毛泽东石三伢子，表哥们都叫他石三贤弟，大惑不解。她问毛泽东：
“润之，大家都叫你石三，我怎么从没听说过你还有这个名字？”
毛泽东笑着说：
“石三伢子是我的小名。我外婆和母亲在我小的时候，让我在这里拜了一个石头干娘，我在兄弟辈中行三，所以就给我起了石三伢子这个小名，大家习惯叫我这个名字。”
杨开慧好奇地说：
“那我们也要去看望看望那位石头干娘吧！”
“没有看场。那是一块不会讲话又没有感情的大石头。”毛泽东又指着舅父舅母们说：“哪有我的舅父舅母们好啊！”
舅父舅母们听毛泽东如此说，都乐了，纷纷称赞说：
“还是我们石三伢子好，真会说话。”
毛泽东因记挂着韶山的工作，在唐家圫住了几天，就和杨开慧拜别外婆家的亲人，带着孩子回到了韶山。
毛泽东难得回来一次，乡亲们依然络绎不绝地来到家中看望他，所以上屋场就成了农民们的聚会场所。他也趁着和乡亲们拉家常的机会，详细了解了韶山的社会状况和这些贫苦农民的生活、生产情况。乡亲们反映说，韶山的团防局长成胥生倚仗权势，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农民的生活越来越难熬了。教育界也是一片乌烟瘴气，当权者只知道中饱私囊。
毛泽东开导他们说，世界上为什么有穷有富？为什么农民起早摸黑一年累到头，种出了粮食和棉花，自己却没有饭吃，没有衣穿？为什么地主不劳动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他给大家算了一笔账，说明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是如何吸吮农民血汗来养肥自己的脑肠的。他还把帝国主义称作“洋财东”，把地主和贪官污吏称作“土财东”，启发大家说：
“农民遭受穷苦，并非天命使然，而是那些‘洋财东’和‘土财东’们互相勾结，剥削压迫我们所致。”
毛泽东深知韶山人民是敢于斗争的。早在1918年，他的小学同学钟志申就曾经发动过抗缴“烟灶捐”的斗争，赶走了成胥生的团丁。他对大家说：
“我们韶山，有个最大的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穷。穷到什么程度呢？10户人家就有9户人家是粮无一斗，地无一寸。我们虽然穷，可是我们穷得有志气。我说的穷得有志气，就是像钟志申哥这样的人，大家敢于和成胥生作对，把成胥生的团丁像赶疯狗一样赶跑。”
他的话既通俗易懂又生动形象，富有启发性，乡亲们都很爱听。
毛泽东和杨开慧、毛泽覃还采用“走人家”的形式，走亲串友，访贫问苦，和农民们促膝谈心。曾经在安源煤矿参加过罢工斗争的共产党员毛福轩，也协助他们开展工作。
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民最大的弱点就是愚昧。为使更多的农民接受革命教育，同时为发动和组织农运做准备，他依据办工人夜校的经验，和杨开慧、毛泽覃、毛福轩、钟志申等人商定，利用赵恒惕装饰门面的所谓提倡平民教育的合法形式，创办农民夜校。
毛泽东指示毛泽覃、毛福轩、钟志申等人，分头秘密串联，招收学员，在毛氏宗祠创办第一所农民夜校。由杨开慧负责教学并主持夜校工作，毛泽覃、毛福轩和其他几位积极分子有的负责组织工作，有的辅助杨开慧教学。
贫苦的韶山人民穷得叮当响，哪里还能上学读书呢？如今，毛润之、杨开慧一回来就可以教他们读书识字，农民们个个喜气洋洋，有的带来了《三字经》，有的带来了《百家姓》。杨开慧亲切地告诉大家：
“我们夜校不念《三字经》，不念《百家姓》，也不学什么‘上大人、孔乙己’（旧时学塾中的“描红纸”，上面印着“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25个红色楷书大字，供启蒙学生用墨笔描摹——笔者注），而是学我们劳动人民用得着的知识，讲我们贫苦农民为什么受苦，应该怎样办？”
夜校里开设了识字、历史、地理、珠算、政治等课程，向农民们灌输革命道理。杨开慧有着良好的文化素养，像毛泽东一样善于用通俗的方式向学员们讲述革命道理。她在识字课讲“手”和“脚”时，先在黑板上写上“手”、“脚”二字，教大家认识，然后启发他们说：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手，世界上的一切财富都是由劳动人民用双手创造的。但是，在这个不合理的社会里，种田的没有饭吃，盖房的没有屋住，织布的没有衣穿。我们劳动人民的手脚，年年月月，辛辛苦苦，一年到头不停地劳动，还是吃不饱，穿不暖。可是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不走路，他们吃的是鱼和肉，穿的是绫和绸，出门要坐轿子，大千世界里，这是最不合理的。”
她上地理课先讲歌谣：“长江长，黄河黄。发源昆仑山，流入太平洋。”接着，她从“洋”字引出“洋油”、“洋火”一类词语，进而揭露帝国主义这些“洋人”在中国进行侵略和压榨老百姓的各种事实和罪行。
她讲政治课时，采用的材料是韶山一带流传的歌谣：“农民苦，农民苦，打了粮食交地主。年年忙，月月忙，地里场里仓里光。”
在杨开慧的努力下，韶山冲的农民夜校办得十分红火，听课的人越来越多了。
不久，毛泽东又在李氏祠堂、庞氏祠堂、如意亭杨氏祠堂等处，利用原有家族学校的设备，开办了20多所农民夜校。
毛泽覃到银田镇的白庙开办农民夜校，他借小学的教室做夜校的课堂，白天给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上课，晚上给附近村子里的农民上课。
杨开慧是夜校总负责人之一，经常冒着严寒，提着马灯，到各校去讲课。
农民夜校办得很成功，觉悟了的农民把他们的心声表达在了夜校的歌谣里：
“金花籽，开红花，一开开到穷人家。穷人家，要翻身，世道才像话。今天望，明天望，只望老天出太阳。太阳一出照四方，大家喜洋洋。”
毛泽东一边指导办夜校，甚至亲自到夜校讲课，一边在农民中培养农运积极分子。他在和乡亲们谈话中告诉大家，天下剥削压迫穷人的人是少数，受剥削和压迫的人是多数。他还指着身边的贫苦农民毛月秋强调说：
“像毛月秋这样地无寸土、粮无升合的贫苦人家，比韶山一带的团防局长、土豪劣绅成胥生这种人多得多。”
他拿出一根筷子和一把筷子作比方，一根筷子一折就断，一把筷子就难折断了。他说：
“只要穷人团结起来，人心齐、泰山移，大家齐心了，联合起来，力量就大了，就能够推倒像成胥生这样的土豪劣绅。”
在毛泽东精心培养下，毛新梅、庞叔侃、李耿候、钟志申、毛月秋等32人很快就成了韶山农民运动的骨干。
正当毛泽东在韶山全心致力于农民教育之时，一代伟人、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
1925年3月12日9时25分，孙中山因患肝癌医治无效，在北京东
城铁狮子胡同5号住处溘然长逝，终年59岁。临终前，他在由汪精卫执笔的政治遗嘱（另有家事遗嘱和写给苏联党的信）上签了字，其文曰：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所主张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3月26日，毛泽东来到8公里外的韶山杨林炉门前，拜访罗鹤楼等人。
本传在第一卷里已经说过，毛泽东虽然同罗鹤楼的女儿罗一秀虚有夫妻之名而无夫妻之实，但毛罗两家毕竟是几辈人的亲戚关系，因此他们之间还时有往来。
毛泽东同罗鹤楼及其后妻尹氏，还有罗鹤楼的侄儿罗石泉、堂弟罗立芳、罗立芳的妹夫黄可忠一起亲切交谈，他从日常生活谈到财主老爷和洋人如何互相勾结，剥削压迫穷人，鼓动穷人一定要站起来进行斗争。罗立芳说：
“润之先生，你要这些穷人们起来斗争，要是还像民国七年一样随便就垮了，那不是又要搞得家破人亡呀？”
他所说的民国七年，是指钟志申领导的抗缴烟灶捐斗争失败的那回事儿。毛泽东从地上随手捡起一块竹篾，一边比划一边说道：
“不要怕，一块竹篾容易折断，有得一把竹篾就不那么容易被折断了。”
后来，罗立芳、罗石泉在毛泽东影响下都参加了农民协会，6月间又参加了雪耻会，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韶山农运的骨干分子。
且说毛泽东见一大批灾难深重的农民与清贫的知识分子已经发动起来了，就开始着手秘密组织农民协会。据1926年湘潭县农会在《湘潭县农民运动报告》中记载：
“湘潭农运，为湖南全省之中心，其地域为全省之要塞，故其发展亦在各县之先。湘潭西二区银田寺韶山一带，农民感觉所受压迫日重，于去岁二、三月间即起而组织。到10月间，所成立之乡协，达20余处。人数达千余，从此即开始作经济政治斗争，如阻禁谷米出境，维持民食，增加雇工工资，减轻租额，地方行政人员民选，这种种运动，时常与地主土豪发生冲突。”
1925年6月初，“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了湖南。
原来早在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在镇压罢工工人中枪杀了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5月30日上午，上海学生两千余人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镇压工人大罢工、枪杀顾正红，声援工人并号召收回租界，被英国巡捕逮捕一百余人。下午，万余群众聚集在英租界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首，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英国巡捕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逮捕150余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全国各界人民群众的极大义愤，各地迅速掀起了反帝怒潮。湖南人民在湘区委领导下，举行了有20万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集会，成立了湖南“雪耻会”，各行各业纷纷举行罢工、罢课、罢市，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
毛泽东得知消息后，立即领导韶山农民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口号，以秘密农协为中心，在各乡建立起20多个公开的反帝爱国斗争组织——雪耻会。
6月5日，毛泽东召集庞叔侃、李耿侯等在李氏宗族学校召开积极分子会议，决定以各乡雪耻会为基础成立湘潭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会议选举庞叔侃、李耿侯、贺尔康等5人为筹备委员。
6月7日，毛泽东在郭氏祠堂召开筹备员会议，决定“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成立大会于6月10日在郭氏祠堂召开。
6月10日，郭氏祠堂里里外外贴满了红绿标语，祠堂正厅土台上摆着一张课桌，还蒙了一块白布被单，上面竖着一块“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的大木牌，朴素而又庄严。
上午9点钟，各乡六七十个代表都到齐了，把会场挤得满满的。毛泽东、杨开慧也来了。会场外面还站了四五百个农民、小学教员和学生。
大会由庞叔侃主持，选举了执行委员，通过了雪耻会章程和宣言。宣言中说，“报仇雪恨一条心，工人农人和学生”。
毛泽东在热烈的掌声中登上主席台，向大家讲述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介绍了五卅惨案和长沙、湘潭等地的反帝爱国运动，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反对英日帝国主义。
大会结束后，执行委员们组织指挥会场内外五六百人举行游行示威活动，“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激越的口号声在这穷乡僻壤里回荡着，愈发显得响亮，激动人心。
此后，雪耻会成立了宣传队，组织农民们开演讲会，编演节目，散发传单和小册子，张贴漫画和标语，大造革命舆论。雪耻会还组织起了纠察队，设岗检查，禁售洋货，烧毁鸦片，收缴烟枪。
一天下午，毛福轩带领宣传队刚刚演完“五卅痛史”、“农家苦”两出戏，成胥生手下的几个团丁以“扰乱社会秩序”为名，抢去了宣传队的锣鼓。毛福轩当即予以严厉的驳斥，群众也一起愤怒地高喊：“不准抢锣鼓！”那几个团丁慌忙还了锣鼓，一溜烟似的溜走了。
毛泽东曾说：“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农村里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1925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运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有战斗性。”
毛泽东感觉在农民中发展共产党员和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6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明月当空，毛泽东和杨开慧在父母曾经居住过的那间卧室的阁楼上，与共产党员毛福轩一起作为介绍人，发展庞叔侃、钟志申、毛新梅、李耿候4人为韶山第一批共产党员。毛泽东向新党员们讲解共产党的性质、纲领和任务。之后，他们带着新党员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入党誓词是：
“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牺牲个人；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毛泽东宣布建立韶山党支部，由老党员毛福轩担任党支部书记，确定韶山党支部的秘密代号为“庞德甫”；由钟志申在银田寺镇负责开办“合作书店”，作为与上级通讯的秘密联络点。
韶山党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建立的最早最坚强的党支部之一。后来毛福轩、庞叔侃、李耿候、毛新梅、钟志申都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5人中年龄最小的仅22岁，被当地人民誉为“韶山五杰”。
再说毛泽东在韶山建立党支部后，接着又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1月，团的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他同时还发展一批积极分子和一些在地方上有一定威望的开明绅士、小学教师加入国民党，秘密建立国民党基层组织。
1925年7月初，毛泽东在韶山秘密成立国民党第7区党部，由郭运泉、周啸泉、李耿候、钟志申分别担任党部组织和宣传等工作。
毛泽东为做好农民思想工作，常常是天刚蒙蒙亮就出发，不辞劳苦串门走户，和乡亲们谈心，到了夜半更深，有时候就住在农民家里，有时候要走上十几里山路才能回到家里。
有一次，毛福轩跟着毛泽东到杨林访问了几家农户，又到瓦子坪开了一个积极分子会议，已经深夜了。瓦子坪离上屋场约有10公里路程，途中还要翻一座大山。毛福轩劝毛泽东说：
“晚上过山恐怕老虎伤人！”
毛泽东笑着说：
“人有三分怕虎，虎有七分怕人，不要紧！”
毛泽东到家后还需要看看报纸，写调查笔记，处理一些往来信件等等。这是他一天工作中的一部分，直到都忙完了才能休息。
7月5日，毛泽东在李氏祠堂主持召开国民党区党部会议。湘区青年团委派驻韶山工作的贺尔康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3项工作：即党务，反对帝国主义和乡村教育。
此时韶山地区的教育权一直掌握在依附于成胥生的劣绅唐默斋等人的手里。他们利用把持教委会、学委会的权力，坚持旧学、反对新学、贪污公款、克扣薪饷，还暗中破坏群众的革命斗争，不准农民办夜校，甚至不准雪耻会向农民和学校师生宣传爱国思想。各乡学校都已经先后接到了他们要查封夜校的通知。
7月5日晚，毛泽东和韶山党支部召开秘密会议，研究对付唐默斋等人的斗争办法。毛泽东分析说：
“我们的办法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赵恒惕颁布的教育法令，明文规定所有地方教育机构负责人都要经过选举。我们就利用这块假民主的狗皮膏药，发动师生改组教委会、学委会，以夺取教育权。像唐默斋这帮人，都是由成胥生指定的，没有一个不是贪污舞弊的。只要把他们的底子向群众揭开，他们就会跟狗屎一样臭。现在我们发动这场斗争，条件已经成熟，胜利是有把握的。”
支部成员一致表示赞成，决定发动进步教师，争取思想倾向进步的旧派教师，集中打击把持教育权的反动分子。为了确保胜利，庞叔侃等人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群众中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并在进步教师中进行了充分酝酿。
7月12、13日，毛泽东同贺尔康、钟志申在汤氏祠堂、汤家湾召开国民党区党部第4区分部成立大会。
贺尔康在日记中对毛泽东和他的活动曾有过多处记载。他是这样写的：
“7月12日（农历五月二十二日）下午，润之先生来舍，邀我同去行人家。初到唐氏祠公立第3校，今日因星期，未有人在校，头门也关了。又到鸿门前汤家湾，也适未有人在家，约定打转再来，请钟志申在家等候。再到汤氏祠。9点钟，国校开会，成立第4区分部。1点又15分钟时，会才完毕。此时，润之忽要动身回家去歇。他说，因他的神经衰弱，今日又说话太多了，到此定会睡不着。月亮也出来了丈多高，3人就动身走，走了两三里路时，在半途中，就都越来越走不动了，疲倦极了，后就到汤家湾歇了。
“7月21日（阴历六月初一日），写了一封信复朱岳灵，为告暑期在乡做的工作及请假等事。到韶山南岸毛润之家，上午他已它往，未在家。就翻阅最近的报纸，看了半天。下午3时，润之才回来，此时C人也随时到了几个，等到6时，C人还未到齐；世校开会后，天已暗了，我因不能走，就宿了。”
贺尔康日记中所说的C人，是指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他所说的世校，是指共产党、雪耻会、秘密农会负责人。他在日记中还写道：
“7月23日（阴历六月初三日），上午写了对于上七都教育问题宣言2份。”
“7月24日（阴历六月初四日），午后到石洋庞氏开会，为改组教育会和学委会秘密的一个讨论。5时又到郭氏祠，雪耻会宣传部宣传队开会，报告先说七都及县的派上的宣传员现已不得来了，而瓦子坪来6个宣传员也加入雪耻会宣传队，出发去演讲。”
“7月30日（阴历六月初十日），下午到郭家亭郭氏祠，教育会开会员大会。重新改组教育会和学务委员会，到会者有40人，3时许才摇铃开会，因时间的短促，就只讨论得通过两会章程和两会的职员完事，也是到晚10时才闭会。”
贺尔康所记载的7月30日会议是这样的：韶山党支部对唐默斋斗争的一切准备工作和布置都已经就绪了，就以雪耻会的名义，在郭氏祠堂召开了西二区教委会和学委会会议，在教育界多年的李耿候主持了会议。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各族校校长和教师40多人，毛泽东也参加了会议。庞叔侃、钟志申等人抢先发言，当面揭露唐默斋一伙贪污公款、克扣薪饷、反对爱国运动的罪行。进步教师们也纷纷对唐默斋的行为进行谴责。唐默斋一伙气急败坏，却又理屈词穷，半途就溜出了会场。
会议选举共产党员庞叔侃、李耿侯、蒋梯空等分别为教委会、学委会成员。不久，韶山地区各公立学校和族校校长也都改由进步教师们来担任。
此一时期，毛泽东还领导韶山人民在经济方面开展了“平粜、阻禁”的斗争。
原来在7月间，韶山大旱，一个多月滴雨未降，田地龟裂，禾苗枯萎，农民们揭不开锅了，有人已经开始外出讨饭。可那些土豪劣绅们却幸灾乐祸，趁火打劫。起初，他们哄抬粮价，一升米由原来的60文钱涨到160文，后来索性不卖给本地农民，把谷米偷偷运到湘潭城卖高价，牟取暴利，然后再放高利贷，买青苗，残酷压榨农民。
1925年8月初，毛泽东和家乡农民一样心情十分焦急。他每天脚穿草鞋，头戴斗笠，深入田间地头帮助农民车水，了解灾情。他和党支部、雪耻会的干部们一起，研究度过灾荒的办法。据贺尔康日记中记载：
“8月4日（阴历六月十五日），上午在家，非常的疲倦了不得。下午到南岸润之处，是CY（即共产主义青年团——笔者注）的常会期，因同志多未到，会未开成。晚同润之到玉提垇小毛氏祠，民校（国民党）开会，12点钟时才返。”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说：
“当前，农村缺粮，既有天灾，也有人祸。我们不能坐等老天爷下雨，也不能幻想地主财东发慈悲，要想想办法才好。其实谷米多得很，就看大家敢不敢要。地主囤积谷米卖高价，难道我们就没有办法？他们偷运谷米出境，难道我们就无法阻止？农民也有一张嘴，要吃饭，公公道道出钱买他的米，他不卖，我们要组织农民跟他们斗。眼下农民是很容易发动起来的。”
韶山党支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用雪耻会的名义发动群众开展平粜、阻禁斗争。
毛泽东又提出采取了“先礼后兵”的策略。
党支部研究决定，派钟志申、庞叔侃二人先找土豪成胥生、何乔八，和他们交涉平粜的事。钟志申、庞叔侃找到成胥生、何乔八，说明来意，还交给他们一张写着平粜数额的条子。可两个土豪不答应，何乔八说他家没有粮食，成胥生则恶狠狠地说：
“有谷米，我情愿放在仓里喂老鼠，也不拿出来平粜，看你们雪耻会怎么办？”
毛泽东又出了一个主意，他说，文的一手不行，就来武的一手。他要党支部一面发动群众，到银田寺阻止谷米起运；一面派人巡查，拿住土豪劣绅们的把柄，强行平粜。
第3天傍晚，党支部得到消息，成胥生派5个枪手押运，将粮食偷偷运到银田寺镇河边，准备装船外运到湘潭。毛福轩、庞叔侃、钟志申迅速集合了800多名农民，点着火把，挑着箩筐，提着袋子，直奔银田寺，截住了正要装运的谷米，要买粮食。附近的农民也闻讯赶来了，声势越来越大。枪手们在慌乱之际取下“吹火筒”朝天放。当他们看到潮水般涌来的饥民发出“不准谷米出境”的吼声一阵高过一阵，心里更慌了，生怕被愤怒的饥民撕成碎片，只好乖乖地躲到了一边。
成胥生一看大势不好，只得按雪耻会的章程办，开仓平粜。
何乔八和其他土豪听到成胥生被迫平粜谷米的消息，纷纷将谷仓落了锁，外逃他乡。毛福轩等人指挥群众将他们各家的谷仓打开，还宰了他们的猪，一连几天，农民们就地煮大锅饭吃。土豪们闻讯，又纷纷赶回家来，同意平粜了。
这就是韶山历史上有名的“平粜、阻禁”斗争。这一重大胜利，使得农民们欢欣鼓舞，加入雪耻会的人越来越多了。
正当毛泽东领导韶山人民开展如火如荼的思想教育及经济斗争的时候，中国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
8月20日上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中央党部大门前遇刺身亡。这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联合广东反革命势力，向国民党左派发起进攻的重要信号。
廖仲恺逝世后，国民党立即召开军事委员会特别会议，选举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3人组成领导小组。从此，蒋介石走上了中国历史的前台。
在说毛泽东在韶山的革命活动也引起了地主豪绅的恐惧和仇恨，成胥生等“四大宪人”向湖南省长、军阀赵恒惕告密，污蔑毛泽东在韶山组织“过激党”，煽动农民造反。赵恒惕早就领教过毛泽东的手段，怒吼道：
“湖南有毛泽东，就没有我赵恒惕。”
他当即密令湘潭县团防局派兵拿办毛泽东，他还说：捉到毛泽东，就地正法。
湘潭县议员、开明绅士郭麓宾闻之，大吃一惊，立即派来湘潭作客的银田寺老家的侄子、共产党员郭仕逵连夜赶了45公里的山路，到韶山给毛泽东送信。
8月28日，毛泽东正在外面开会，接到郭士逵送来的急信，展开一看，只见郭麓宾在信中写道：
润之兄：
军阀赵恒惕得土豪成胥生的密告，今日已来电示县团防总局，派兵前来捉你，望接信后，火速转移。
毛泽东看罢，从容不迫地向毛福轩交代了工作，这才回到家里。家里人一见毛泽东回来了，急忙催促他说：
“人家派兵捉你来了，你还不收拾一下快走。”
毛泽东微笑着不慌不忙地说：
“急么子嘛，从湘潭城到这里，有90里路，既不通汽车，又不通火车，给我送信的人是得信就派人赶来的。县团防局接着赵恒惕的来电，不会这么快。加上他们路不熟，又不认得我，等他们找到了成胥生，问到这里，最快也要上灯时分了。现在天还没黑哩！”
说完，他转入厨房装了一碗泡饭吃了起来。
毛锡臣听说团防局要来抓毛泽东，急忙赶来上屋场。他比毛泽东年长1岁，是毛泽东的少年同学和远房叔祖。他掏出家中仅有的卖猪钱塞给毛泽东，说是让毛泽东做盘缠。
毛福轩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赶来了，见毛泽东尚未动身，还四平八稳地坐在堂屋里吃饭，着急地说：
“赵恒惕的快兵已经来了，你还不快走？”
毛泽东平静地问：
“你真的看见了那些快兵？”
他放下碗筷，把毛福轩叫到自己的房间里，对今后韶山的斗争又作了一番交代。毛福轩等人一再催促，毛泽东这才装扮成郎中的模样，由七舅家表哥文涧泉和二姑家表弟贺晓秋抬着小轿做掩护，离开了上屋场。
在家休假的毛泽民与毛泽覃、杨开慧带着毛岸英、毛岸青也即将随着接应的农民转移。王淑兰是小脚，又有孩子拖累，不便行走，只好留在韶山继续参加韶山的农民运动。毛泽民深情地对她说：
“淑兰，我要出远门了，生死未卜，你就带着伢子别等我了。”
毛泽民所说的伢子就是他的女儿毛远志。王淑兰满怀愁绪，强忍着眼泪只说了一句：
“你就放心去吧。”
没想到夫妻俩这一别竟成永诀。1926年王淑兰在韶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马日事变”后，转入地下活动，1929年因叛徒出卖，被关押到长沙陆军监狱里。1930年彭德怀攻克长沙，王淑兰和难友们被解救出狱。后来她的难友、女共产党员罗醒牺牲后，她把烈士遗孤王华初收为养子，改名为毛华初，谱名毛远怀。毛华初生于1921年3月，这样毛远志就有了一个哥哥。1931年冬，王淑兰带着女儿毛远志、儿子毛华初到上海找毛泽民，不料毛泽民已经去了中央根据地，母子3人千辛万苦又回到了湖南，在南县丁字堤找到了在那里避难的表哥贺晓秋，这才安顿下来。为了寻找党组织，王淑兰开始了“讨米干革命”的经历，直到1937年才与组织接上了头。1938年，王淑兰先后把女儿毛远志、养子毛华初送到延安。她根据组织的安排，和范卓在桂阳以假夫妻名义建立了一个地下交通站，一干就是三四年。
且说毛泽东和文涧泉、贺晓秋趁着朦胧的夜色，匆匆向前赶路，刚走到湖堤沟附近，负责放哨的农民郭士透跑过来报信说，前面有灯笼朝这边走来，一定是赵恒惕的快兵。毛泽东打量了一下右边树木葱茏的山头，说了声：
“走，上山！”
他在前边走，文涧泉、贺晓秋跟在后面，爬上山坡，隐蔽在一片松树林中。眼看着一队快兵向韶山冲扑去，毛泽东和文涧泉、贺晓秋又登上了大路。
从县城赶来的24名士兵气势汹汹地来到上屋场，见这里早已是人去楼空，只好无功而返。
8月29日凌晨，毛泽东悄悄来到岳麓山下刘揆一的家里，和刘揆一抵足而眠。
说起这位刘揆一，可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曾是华兴会的发起人之一，又是辛亥革命时期重要的领导人；五四运动，赋闲家中，为留法勤工俭学筹集过经费，与毛泽东过从甚密。他的胞弟刘道一也曾先后参加华兴会和同盟会，在1906年因参与领导萍浏醴起义，被清政府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年仅22岁，成为留日学生中和同盟会会员中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第一个烈士。1912年，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优恤刘道一令”，葬刘道一于长沙岳麓山青枫峡。
再说毛泽东刚刚睡下，又翻身欲起。刘揆一问道：
“润之，你起身干什么？”
毛泽东说：
“我刚才进祠时，看到令弟刘道一烈士遗像两侧，有孙中山先生和黄克强先生的挽诗。没有看完，你就出来了。这是两首十分悲壮的诗，我想再去看看，将它记下来。”
刘揆一说：
“你不要去看了，这是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两首挽诗，我背给你听。希望你能将它记下来，成为今后行动和做革命工作的指南。”
毛泽东轻轻地“嗯”了一声，只听刘揆一背诵道：
“孙先生的《挽刘道一》云：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
黄先生的《吊刘道一烈士》云：英雄无命哭刘郎，惨淡中原侠骨香。我未吞胡恢汉业， 君先悬首看吴荒。啾啾赤子天何意，猎猎黄旗日有光。眼底人才思国士，万方多难立苍茫。”
翌日晚，毛泽东躲避到长沙三泰街“彭富泰棉絮店”堂姑妈毛贵英家里暂住。这里曾是他早年和青年朋友们常来常往的地方。
毛泽东在茶余饭后和姑妈、姑爹、表妹毛福清讲一些革命的道理。彭华问：
“润之呀，军阀这么强大，有权有势，你们这些年轻人能把他们打倒吗？”
毛泽东坚定地说：
“能打倒。只要大家齐心，慢慢总是会打倒的。”
一天傍晚，毛泽东吃完饭正准备睡觉，外面突然来了一帮人，捶门打户。毛福清心想，这些人来势汹汹，一定与三哥有关。于是灵机一动大声嚷道：
“你们会哪个，你们会哪个？”
她是故意向三哥传递信息，等了一刻才慢慢把门打开。彭华也赶紧出来装烟、泡茶，故意问道：
“老总来弊舍有何贵干？”
来人一直往里边闯，到处搜查。房子里堆满了棉絮，只有一盏昏暗的马灯。那些人一连掀开了几床棉絮，搜查一遍，一无所获，只好骂骂咧咧地走了。毛泽东忽然从一堆棉絮底下钻了出来，拍打着身上的衣服，笑呵呵地说：
“真险呀，再揭两床，他们就可以请功了。”
第二天，毛泽东穿上一身便衣，系上围裙，扎着头巾，混在工人中间，挑着棉絮离开了“彭富泰棉絮店”。
有一次，毛泽东到了杨开慧的六舅向明卿位于长沙郊区的家里，这是一栋较为偏僻的旧房子。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以前和向明卿时有来往。向明卿在长沙同国民党中上层人士有接触，对时局比较了解。他时常把自己在国民党友人那里了解到的一些信息，告诉给毛泽东。毛泽东在担任湘区委书记期间，向明卿也时常到清水塘看望毛泽东和杨开慧。
向明卿的妻子毕业于长沙稻田女子师范学校，也是一位老实人，为人贤淑、正直。她一见毛泽东风尘仆仆的样子，便问：
“你是不是吃饭了？”
“没吃。”
毛泽东如实回答。向明卿的妻子转身到附近一家饭馆里买回了一碗面，端给毛泽东充饥。毛泽东道了声谢谢，便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当向明卿的妻子从厨房里端来茶水时，他已经不辞而别了。后来向明卿夫妇才知道毛泽东正在军阀赵恒惕的追捕中。
此时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已经没有了任何职务，上海自然是不能去的，可他依然有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的头衔，便决定到广州去工作。他让六弟毛泽覃先行去广州与有关方面接洽，又先后与湘区委、省工团联合会、文化书社的李维汉、郭亮等人谈了话。他建议湘区委多派党团骨干前往广州农讲所、政治讲习所学习，多派优秀工人干部深入各县农村，发展国民党组织和秘密农民协会，以便培养工农活动的骨干，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恰在此时，毛泽东的恩师、国会议员符定一从北京回长沙省亲，得知毛泽东正在被赵恒惕追捕，立即凭借他的特殊身份和老关系，从中疏通，力陈他与毛泽东的师生情谊，竭力保护，直到毛泽东化险为夷。这样，毛泽东在长沙逗留期间重游了岳麓山、橘子洲，写下了本传开篇所引用的那一脍炙人口的著名辞章——《沁园春·长沙》。
欲知毛泽东到广州后的情况如何？且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乃大地之子，民众之友，他一入乡里，便如鱼得水。历来成大事者不能不如此也！毛泽东在韶山和长沙两次遇险，每每临危不惧，镇定自若，非冒险而实有妙算，非天佑而人自为之也。后人切不可以天命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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