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
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
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话说在1925年9月上旬，毛泽东与同去广州参加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5期学员班学习的庞叔侃、周振岳一起由长沙动身，来到了衡阳。这是他第4次到衡阳。
毛泽东在第三师范一侧的东山庙召开会议，指示衡阳党组织把工作重点放在水口山和郴州、衡山等地。由于时间仓促，他没有见到妹妹毛泽建，在衡阳蒸湘中学住了一夜就匆匆离开衡阳南下，途过资兴、耒阳、郴州、宜章等地，一再对地方干部强调说，要多派优秀青年到各县农村秘密组织农民运动。
1925年10月初，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正式建立。
10月上旬，毛泽东到了广州，与六弟毛泽覃会合，住在乐山庙前西街38号。
10月5日，国民党中常委举行第111次会议，以常委兼任宣传部长、同时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以政府事务繁多难于兼顾宣传部工作为由，“提议请以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职务。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期间曾多次接触汪精卫，汪精卫对他所表现出来的卓越才能非常欣赏。他此次来到广州，受到了汪精卫的欢迎。
会议一致通过了汪精卫的提议，决定由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并要求毛泽东“立刻到宣传部视事”，主持宣传部工作。
10月6日，《广州民国日报》报道了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的消息。
毛泽东立刻走马上任，到宣传部主持工作。毛泽覃则被安排在黄埔军校和广东区委工作。
不久，毛泽东应共产党员、杰出的农民运动领导人彭湃之邀，到广州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任兼职教员。
彭湃，原名彭汉育，1896年10月22日出生在广东省海丰县一个大地主家庭里。他曾自述家况说：“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幼不上三十口，平均一人就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彭湃10岁那年丧父，1917年前往日本留学，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1921年夏，他从日本回国，在广州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一个基督教徒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者。不久，他被任命为海丰县教育局局长；发起组织“社会主义研究社”、“劳动者同情会”。1922年7月29日晚上，彭湃与另外5位农民组成一个6人秘密农会，领导农民同地主阶级进行斗争。为此，他的家人痛呼“祖上无德”，出此“逆子”。据彭湃自述：“除了三兄五弟不加可否外，其余男女老幼都是恨我入骨，我的大哥差不多要杀我而甘心。”兄弟们怕他“败家”，便分了家产各自独立。彭湃把他所得的田契送给佃户们，佃户们不敢要，他便把佃户们召集到家里，当众全部烧毁，并宣布说：“日后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谷。”1922年10月，他在海丰县赤山建立中国第一个农会，1923年元旦领导成立海丰县总农会并任会长。不久广东省农会成立，他被推选为执行委员长。1924年初，彭湃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1924年7月3日，广东革命政府在广州创立农民运动讲习所，委任有“农民王”之称的彭湃担任第一届讲习所主任。此后阮啸仙、罗绮园、谭植棠又先后办了3届讲习所。毛泽东来到广州时，彭湃正在筹办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前3届讲习所的学员主要是在两广地区招收，从第四、第五届开始，又招收了两湖及福建的学员。由于毛泽东的大力推荐，在第五届讲习所学员中湖南籍学员就占了40%，毛泽民也在其中。
正是因为毛泽东在党内外都具有重大影响，特别是他早就注重农民问题且富有领导农民运动的经验，所以很快便被彭湃请来了讲习所。
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在韶山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写下了大量的笔记，这些资料自然就成了他在讲习所讲授农民问题的教材。
毛泽东在讲习所讲授的题目是“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着重向学员们介绍湖南韶山等地农民运动的经验。他上的第一课，是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金字塔”，然后指着塔对学员们说：
“你们看，最下层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
毛泽东的激情和新颖的教学方法，一下子就抓住了学员们，使他们大开眼界。他接着说：
“压迫和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他们人数很少。只要大家齐心，团结得紧，劳苦大众起来斗争，压在工农身上的几座大山就可以推翻。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
毛泽东还精辟地阐述了农民革命的原则及策略思想，他说：
“我们组织农民乃系组织自耕农、半自耕农、贫农、雇农及手工业工人于一个组织之下；对于地主阶级，在原则上用斗争的方法；对于反动的土豪劣绅，则须完全打倒他；对于游民无产阶级则劝他们帮忙农民协会一边，加入革命的大运动，以求失业问题的解决，切不可把他们逼到敌人那一边，做了反革命派的力量。”
毛泽东在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学实践，为他后来撰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准备了条件，同时也深深地影响了他，为他后来举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0月20日，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出席会议，发表了演说，并参与起草大会宣言，还为《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撰写了“发刊词”。
“发刊词”全文如次：
本党广东省代表大会开会，发行日刊，应有发刊词。
本党自同盟会以至中国国民党历20年，而有去年1月之改组；自辛亥革命垂成而败历14年，而有现在之领导全国国民反帝国主义反军阀之革命；至于今日，于全国各地惨遭帝国主义屠杀声中，于反动军阀高压爱国运动声中，于东江炮火声中，而有广东全省代表大会之召集。这些都不是个人主观的突现或一时事变的偶然，这些都是察观环境的必然，和历史事实的推进。我们从去年1月全国大会中得到了正确的革命策略。从去年到今年两年来全国高潮的反帝国主义反军阀运动中，由执行我们的正确的革命策略得到了宣传、组织和那遇敌攻守的经验。于这次广东全省代表大会中我们将得到什么？
我们的伟大领袖孙中山先生应乎中国被外力、军阀、买办、地主阶级重重压迫的客观环境，为我们定下了革命的三民主义。我们的伟大领袖虽死，革命的三民主义不死。怎样使革命的三民主义在广东实现，乃是广东同志的唯一工作。
我们的已故领袖孙中山先生看清楚我们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于是定下了革命的民族主义。又看清楚帝国主义借以剥削中国人民的重要工具，是军阀、大商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又定下了革命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革命的民族主义叫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们反抗军阀，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义叫我们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广东的同志，在反抗帝国主义（沙面罢工、省港罢工），反抗军阀（打倒陈、林、打倒杨、刘），反抗大商买办阶级（镇压商团事件），反抗地主阶级（海丰、广宁、顺德、宝安……各县农民与地主阶级的苦斗）各次很大的运动中，都做了人民的领导。在这些反抗运动中间，得到了20万有组织的工人，50万有组织的农人，和数万有训练的军队，还有许多爱国的商人、学生都到了本党旗帜之下，为本党在南方定下了一个革命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建设了指挥全国革命运动的国民政府。在各次运动中，虽然有许多外省同志之参加，然广东同志实做了最大的努力。
打倒英国帝国主义！
打倒陈炯明，肃清一切反革命！
打倒危害广东的买办阶级！
打倒勾结帝国主义和军阀残杀农民的地主阶级！
革命的三民主义万岁！
10月27日，毛泽东在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闭幕会上发表了关于“中间派的问题”的演讲。
原来早在1925年7、8月间，国民党右派“理论家”戴季陶发表了《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反动小册子，攻击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提倡阶级调和，鼓吹所谓的“戴季陶主义”。
关于戴季陶，本传前面已经多次提到。他反共的一面早已为人所知，但他早年宣传马克思，宣传社会主义思潮，曾参加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等活动的另一面，恐怕知之者不多。那还是在五四运动前后，戴季陶受命于孙中山，与李汉俊、沈定一一起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作为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系列中的杂志，由戴季陶任主编。戴季陶撰写了不少文章，着力于宣传爱国思想，宣传社会主义思潮，对共产主义也作了广泛介绍。他尝试用共产主义说明中国伦理问题，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称马克思是“近代经济学的大家”、“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他撰文批判有人企图压制思想解放，认为翻译、研究、评论马克思著作是不可也不能禁止的。朱执信等人创办的《建设杂志》还陆续登载过他由日文转译的考茨基著《马克思资本论解说》。戴季陶曾和陈独秀等早期共产主义者联系密切，并参与了若干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筹备活动，李立三在一次党史报告中甚至说戴季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发起人之一。1920年，陈独秀到上海组建上海共产党小组，戴季陶将自己租住的楼让出来给陈独秀一家住。1920年夏，他曾参加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但不久又退出了。其后，他便同张静江、蒋介石等在上海共同经营交易所的投机生意。后来，他又在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上爬上了党内高层，很快便追随蒋介石走上了反共的道路。
再说“戴季陶主义”的出现，立即引起中国共产党的严重注意。毛泽东在代理宣传部长位置上对“戴季陶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在这次演讲中针对戴季陶的阶级调和论及其扮演的中间派角色，第一次提出“中间派”这一概念，一针见血地批判道：
“依我的观察，这中间派是不能存在的。”“世界上分成两个大本营，一个是大资产阶级领导的反革命大本营，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大本营，两派短兵相接起来，中间派的基础就动摇了。”从中国近代历史看，确曾出现诸如政学系、研究系等颇强大的中间派，但最后都“做了帝国主义军阀的走狗，完全成了民众的公敌，完全成了反革命派了”。
1925 年11 月12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119 次会议，毛泽东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和代理宣传部长身份，被推举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5个成员之一。
11月21日，毛泽东意外地收到了一份来自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
本传前边已经说过，毛泽东是在1920年1月在北京由王光祈介绍，加入了由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本来是要创造充满青春活力的少年中国，然而由于人员成份复杂，思想倾向差异，学会内部很快就走向了分化。他接到的这份调查表，正是濒于解体的少年中国学会对会员的最后一份调查。早已站到共产主义大旗下的毛泽东，不加任何思索，秉笔直抒胸臆。他在表上填写的是：
“姓名：毛泽东（润之）；籍贯：湖南省湘潭县；通信地址，最近：广州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永久：长沙文化书社。
1、对于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竟抱何种主义：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所属于帝国主义、军阀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
2、对于本会会务之改进究竟抱何种态度：会员所抱主义，显然有互相冲突之处，且许多会员精神不属于学会，中国少年学会此时实无存在之必要，主张宣布解散。
3、入会以后之经历请简明告知：甲、学业，研究社会科学，现在着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乙、事业，教过1年书，做过2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1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
毛泽东写完后，便将表寄往北京。
后来，这个少年中国学会最终演变成了一个反动组织。
11月27日，毛泽东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中央各部部长第123次联席会议。他在会上作了题目为《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的报告。
早在1925年10月间，直系军阀孙传芳利用全国人民反奉倒段的情绪，起兵发动了反奉战争。11月12日，在直系将领冯玉祥策划下，奉系将领郭松龄于滦州倒戈，引发了北京等各地群众团体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扶植的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大示威运动。毛泽东认为反奉战争关系重大，群众的这种大示威性质是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国民党各地各级党部应指挥同志作广泛的反帝反奉宣传。国民党中央党部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委托他起草反奉战争宣传大纲。
《宣传大纲》共分甲、乙、丙3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反奉战争中各方势力作了具体分析；第二部分阐明国民党对反奉战争的宣传纲领；第三部分提出9个口号。
毛泽东在《宣传大纲》中写道：
“奉直两派军阀，无论那一派胜，均与中国不利，因两派背后均有凶恶的帝国主义。”
他在《宣传大纲》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策略，他说：
“在全国反奉运动中，直系之反奉，自不能不认为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以共同对付目前强敌，奉倒之后，再以国民之力肃清直系，乃系作战策略的必要。”
由此，毛泽东提出了应该着重宣传的几个问题：
“此次反奉运动的主体，应该是全国的革命民众，人民应该是总指挥，人民应该赶快组织起来，主持这次反奉运动。直系之发动，仅仅是一支先发队，不能算作主体。”“全国民众之反奉，即反英、日帝国主义”，“反奉的胜利，即反英日的胜利，这与广东民众讨伐陈炯明即攻击英帝国主义、东征胜利即罢工胜利的观念是一样的。直系反奉，民众可以利用于一时，但不可任其代替奉张执政。直系当国时祸国前例，人民不应忘记。在长江各省商人阶级，欢迎吴佩孚、孙传芳空气极盛的地方，尤应注意宣传此点。”
“人民与敌友之分解，全看其与帝国主义的有无关系。无论何人何时，一与帝国主义发生关系，人民即不认之为友。”一切联系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政派，如安福系、研究系、买办阶级等，人民必须揭其阴私、一律排斥；一切与帝国主义无缘，赞助国民革命的派别，如冯玉祥一派，应与之联合。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乃是反帝国主义的急先锋，人民利益的拥护者。应该广泛宣传民众，唤起民众，以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结束反奉战争，建设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取缔不平等条约，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罢工自由，这是人民结束反奉战争的唯一出路。
联席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这份《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
此时的毛泽东一方面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宣传部工作上，一方面积极加入到党内关于中国社会阶级分析的争论中来。早在中国共产党“四大”前后，瞿秋白、恽代英、蔡和森、邓中夏、李大钊等人都曾经写过关于中国各阶级分析的文章，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路线和张国焘的“左”倾错误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毛泽东根据在城市、在矿山、在农村的社会调查所获取的第一手材料，和在阶级斗争实践中所总结的经验教训，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著作。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开宗明义地写道：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毛泽东在文章中对中国的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及游民无产者，进行了详细的科学的分析，尤其是在关于中产阶级这一部分再一次揭露了戴季陶主义，他写道：“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他最后的结论是：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毛泽东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寄往上海，准备在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却遭到了陈独秀的拒绝。他只得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发表在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12月1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上。后来，该文又刊登在1926年2月1日出版的《中国农民》第6期上；1926年3月13日，主持团中央工作的任弼时不顾陈独秀的反对，在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第5集第116—117期合刊上重新发表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任弼时是在1920年由毛泽东等人创立的俄罗斯研究会介绍，与刘少奇、萧劲光等人一起在1921年春赴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的。后来，他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秋回到上海，在青年团工作。
且说1925年12月初，国民党中央党部决定向党内出现的“西山会议派”发起反击，“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
中共中央也发出67号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都要积极地推动国民党各级党部发出通告，声讨“西山会议派”。
原来早在11月1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林森、邹鲁、戴季陶等人在北京集会，联名写信给国民党中央及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要求“清党”。11月2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急电李大钊、王法勤、于右任等，指斥林森等人的分裂行为，要求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切实查明。11月2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再次急电李大钊等人，取消国民政府外交代表团邹鲁的代表职权及名义，并将他交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查办。这一切措施并没有阻止住林森、邹鲁等人的反革命分裂活动。11月23日，由林森、邹鲁分别担任主席，在北京西山碧云寺擅自盗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史称“西山会议”。与会人员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居正、邵元冲、覃振、石青阳、石瑛、叶楚伧，候补委员茅祖权、傅汝霖、沈定一（共产党的叛徒），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共计13人。这些国民党右派分子及其支持者被称之为“西山会议派”。
西山会议以反苏反共、破坏国共合作为中心，公开打出分裂旗帜，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攻击“汪精卫重用毛泽东，委派在沪任事，18个月中请假14个月，赴湖南各地为发展共产党之运动，而汪精卫反任为宣传部长。”
会议通过了一系列议案，其中包括《取消共产党在本党党籍》、《鲍罗庭顾问解雇案》、《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谭平山李大钊等案》、《取消政治委员会案》；公然宣布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共产党员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张国焘、韩麟符9人的国民党员党籍。
会议结束后，“西山会议派”在上海成立伪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北京等地设立伪国民党地方分部。“西山会议派”还利用叶楚伧主编的《民国日报》，以所谓不偏不倚的中派立场，声援积极反共的国民党右派，大造反革命舆论，公开宣布反共、反苏、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国民党的“一大”宣言和决议。
国民党中央党部为反击“西山会议派”和由他们操纵的《民国日报》，委派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兼任主编，在广州市东山庙前西街38号组织《政治周报》通讯社，创办《政治周报》。
毛泽东立即邀请他的老师李漱清前来协助他创办《政治周报》。
12月5日，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在广州出版了创刊号。《政治周报》把反对“西山会议派”分裂国民党的反革命活动、捍卫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维护革命的团结作为首要任务，刊载国民党各级党部的决议、通电；开辟“反攻”专栏，发表文章、短评、杂文，回击“西山会议派”逆流。
毛泽东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他写道：
“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上幸福。我们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敌人——全世界帝国主义，全国大小军阀，各地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安福系、研究系、联治派、国家主义派等一切反动政派。这些敌人，跟着我们革命势力的发展而增强对于我们的压迫，调动他们所有的力量企图消灭我们。”
毛泽东还写道：
“我们在广东的工作，在扫平杨刘、肃清郑莫以后，划然开一新时代。”“香港英国帝国主义，陈炯明、邓本殷等一班反革命余孽，无数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不免一齐向我们发抖。彼辈怨愤之余，凡所以咒诅、污蔑、中伤我们者，无所不用其极。京、津、沪、汉各地反革命派宣传机关，惶然起哄，肆其恶嘴毒舌，凡所以咒诅、污蔑、中伤我们者，亦无所不用其极。全国国民尤其是北方及长江各地各界人民，所在被其迷惑。对于广东真相完全隔绝。乃至同志之间，亦不免发生疑虑。即无疑虑分子亦无由根据事实以为切实的辩论。‘内哄’、‘共党’等等名词到处流传，好像广东真变成了地狱。我们现在不能再放任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老实的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政治周报》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
《政治周报》创刊号刊登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严驳北京党员之违法会议》、《致北京电》、《致各级党部电》等文告，驳斥“西山会议派”的反革命言论，要求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查明“西山会议”事实，惩戒主谋。
毛泽东还在创刊号上发表了由他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广州《国民新闻》等报刊都以醒目标题予以转载。
毛泽东针对“西山会议派”在反革命宣传中提出的反“共产”、反“赤色帝国主义”谬论，又分别以“子任”和“润”为笔名，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三三三一制》、《杨坤如的布告与刘志陆的电报》、《如果讨赤志同仇雠亦吾良友》、《颂声来于万国》、《“反共产中国国民军大同盟万岁”》、《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邹鲁与革命》7篇杂文，以犀利的笔锋揭露批判右派们制造的谎言及其与帝国主义同气相求的反革命实质。
12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代理部长”名义，向各地宣传部发出《中央宣传部对反奉宣传之通告》，通告中说：
“全国各地高级党部亟宜指挥所属全体同志为广大之宣传，引起民众之革命高潮”，以夺取“中国国民革命”的“部分成功进而至于全部成功”。
12月13日，《政治周报》第二期出版，发表了毛泽东以“子任”为笔名编写的《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的长篇报道。他在报道导言中写道：
“一周以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接到各地反对北京会议之文电已有20起，继起反对者必遍全国。因在现在的中国，除了革命，决无出路，凡属革命性强固的党员，决不愿附和右派抛弃光荣的革命地位，以助帝国主义军阀张目。”
毛泽东在报道中写道：
“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体中央会议之争，实乃继续革命与放弃革命之争。”
他在文章中质问道：
“‘西山会议派’不愿在革命高潮之广州开会，而愿在段祺瑞肘下之北京开会，请问是什么意思？”
文章详细报道了全国各地党部声讨“西山会议派”罪行的电文，尤其将北京执行部写给国民党中央的报告书全文刊发，以大量的事实把谢持、邹鲁、林森等右派分子组织的“同志俱乐部”，一个个气势汹汹“持铁手杖”、“若强盗入室”，冲击北京执行部，散布攻击共产党和国民政府言论的罪行，一一揭露了出来，以便让社会各界“请看事实”。
毛泽东在其它党部的声讨电文前也分别冠以醒目标题予以报道，其中有：
“上海市第1区第54分部请中央严行制止，勿使非革命分子假名累党；勿使我总理灵前庄严之地，有违反党律之非法会议”
“广东各级党部代表会议，谓苟任少数党员，各逞私见，置纪律于不顾，其危险甚于反革命敌人”
“国民革命军第2军特别党部谓谬然以三数人之阴私，欲召集全体会议，非请从严惩办，将本党之纪律尽为彼等破坏无余”
“宁波市党部谓戴季陶、沈定一、叶楚伧等与北京同志俱乐部反革命分子互相勾结，司马昭之心不问可知”
12月20日，毛泽东在《政治周报》第三期上仍以“子任”为笔名，发表了《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一文，他写道：
“在中国现在时候一切中立派的人和中立派的报都一定迅速变化其态度，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明白了这点，我们便可以明白上海《民国日报》何以要反动。”
接着，毛泽东在文章中转引了国民党中央决定查办该报的消息。
在这一期的“反攻”专栏中，毛泽东还以“润”为笔名，发表了《北京右派会议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工具》、《右派的最大本领》3篇短文，揭露“西山会议派”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关系。他写道：
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做了全国反帝运动的总指挥，使一切帝国主义栗栗危惧，北京右派会议议决停止广州中央执委会的职权；国民党政治委员会集中权力，指挥省港罢工和扫除帝国主义有用的工具——杨希闵、刘震寰、陈炯明、林虎等，北京右派会议议决取消了政治委员会；苏俄顾问帮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增加了攻击帝国主义的力量，北京右派会议议决辞退俄顾问鲍罗廷；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成为一支反帝国主义的生力军，北京右派会议议决开除李大钊、谭平山的党籍。“观此，我们可以知道，北京右派会议替帝国主义做了些什么工作。”
右派会议是帝国主义反对中国革命穷途末路中的“最后工具”。不是吗？帝国主义工具杨希闵、刘震寰企图推翻广州，无效；帝国主义工具段祺瑞派遣兵舰企图从虎门袭击广州，又无效；帝国主义工具陈炯明、邓本殷，从东南两方打到广州，又无效。“帝国主义这些工具所做的工作都没有效。国民党右派愤激起来了，于是有北京会议之召集。由‘枪炮袭击’的方法，改用了‘议决案’的方法。”“帝国主义于一切工具用尽之后，找到了这个最后的工具，使他于失败之余忽然得到了一点小安慰。”“即使他们怎样不承认自己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然而在事实上是大大帮了帝国主义的忙，事实上是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因为他们的工作，适合了帝国主义的需要。”
毛泽东的一系列文章从思想上武装了革命人民，从而使革命者不至于因国民党右派分离出去而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
这正是：讲学办报是高手，策划著文拔头筹。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将如何斗争，请看下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创办《政治周报》，政论妙文迭出，如匕首，似投枪，将“西山会议派”批驳得体无完肤。后来的专业报人尚能为此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条分缕析，光辉四射，像灯塔，如阳光，启蒙开塞。后来不知有“阶级”、不知有“阶级斗争”为何物者，不可不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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