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因为《创业史》极具代表性，所以较少有人关注柳青同时期出版的另一部小说—《狠透铁》。最早对此感到不满的是陕籍评论家张长仓，20世纪80年代初他在文章里写道：“《狠透铁》是柳青的一篇短篇小说。这篇小说自诞生二十五年来一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还受到某些评论家的冷漠。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1遗憾的是，张长仓的不平之语在当时并未起到多大作用，继他的论文之后直至近几年才出现了几篇专门研究《狠透铁》的文章。2这些文章切入的角度各不相同，但基本都认可《狠透铁》蕴含着柳青对高级合作化浪潮的批评乃至批判。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持另一种观点。洪子诚在《文学史中的柳青和赵树理（1949—1970）》一文中写道：“在20世纪50到70年代，人们并不知道他（即柳青—引者按）当年对农业合作化运动有过不同的看法。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表的材料（学术论文、回忆文章和传记）才逐渐披露这方面的情况，得以了解他和赵树理一样，自1956年高级社开始，对农村政策，开展的运动就有怀疑、不满。他认为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存在‘冒进’的错误，说‘高级社风一吹是经济走下坡路的起点’，认为‘高级社就不成熟，人民公社就是不应该。公社化后问题更多，导致三年经济困难，党内的不满情绪又引起“反右倾”’。还说，他的《狠透铁》‘是对高级社一步登天的控诉’……读着这些记叙，我们可能感到意外，超出我们的想象。这和我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柳青印象’有很大的距离。不仅这些看法在当时从未公开发表过，就是从《狠透铁》、从《创业史》第一部，从《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中，也难以读出这样的柳青。”3面对这些不同的观点，我们不禁要问，《狠透铁》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作品？
一
要解读《狠透铁》，得先从《咬透铁锹》说起，因为《狠透铁》是在《咬透铁锹》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咬透铁锹》是个篇幅比较长的短篇小说，约有三万字，首刊于《延河》1958年第4期。某种程度而言，它是被外力逼出来的小说，正如时任《延河》主编的胡采所述：“‘咬透铁锹’是在‘延河’编辑部要账式的催讨之下赶出来的。”4柳青从决定写《创业史》起，除了偶尔发表小文章，几乎把全部创作精力放在了他的大部头史诗上，根本无暇顾及中短篇小说。在一次《延河》读者座谈会上，有人替陕北老区读者发声，抱怨柳青给《延河》写文章太少，还说柳青先前刊登在《延河》上的散文《邻居琐事》有应付之嫌。柳青认为这是读者不了解他的实际情况所产生的误会，不过既然存在这种看法，他就不能再拿散文来“应付”，必须得多花点时间写篇小说。另一方面，《咬透铁锹》又是柳青真心想写的东西，“去冬全民整风，三天两头开党支部会，我每回在支部会上碰见‘老汉’，总觉得对他有什么亏欠。我每回碰见他，就想起要写一篇文章歌颂他；但是总怕打断正常的持续很久的工作。这回因为碰见的次数太多，‘延河’又正要稿，就下决心写了”5。于是，柳青计划以他熟悉的这位“老汉”6为人物原型，写个万把字的小说，“只表现他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但能力有限，做下一点点对人民不利的事情，痛苦万状，老泪横流”7。正式动笔后，柳青改变了想法，“决定写阶级敌人利用他的弱点，向农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8。由此不难看出，小说的重心由集中呈现主人公的品质和个性转移到了暴露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上，但这只是根据柳青单方面的叙述得出的结论，具体还是要看文本本身表现的主题是什么。
柳青《咬透铁锹》，发表于《延河》1958年第4期
主人公“咬透铁锹”9从小给地主熬长工，解放后终于翻身做了主人，先是担任农会小组长、人民代表和互助组长，后又以他为首成立水渠村初级社。在担任社主任期间，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社员办了不少实事。水渠村高级合作化后，咬透铁锹成了管理五十来户人家庄稼事务的生产队长，虽然他比之前更加拼命，却囿于能力不足，最终因“红马事件”失去了队长的职位。继任者王以信当副队长时总是应付差事，但升为队长后像换了一个人，把社里的各项事务料理得井井有条。咬透铁锹不信王以信真的拥护合作化，便主动争取到大社监察委员一职，监督以富裕中农王以信为首的队委会。王以信明里暗里给咬透铁锹使绊子，却讥讽咬透铁锹是“搜事委员”，让社员们觉得老队长专爱找新队长的茬，从而达到破坏咬透铁锹威信的目的。咬透铁锹找大社主任和支部书记反映这一情况，他们同情他的遭遇，却也多少认为是咬透铁锹闹情绪，劝他不要纠缠于其中。尽管咬透铁锹想不通两位上级说的话，但他并没有因此懈怠工作，结果发现王以信一伙有偷盗公粮的嫌疑。为了进一步弄清事实真相，他找过经常和王以信混在一起的保管委员贫农韩老六，找过略知内情的来娃妈，还找过大社监察主任和下乡干部曹同志，但都无济于事。唯一全力支持咬透铁锹的人只有乡党委高书记，在高书记的灵活指导下，咬透铁锹查清楚了粮食偷盗案的内幕。面对真相，参与这个案件的副队长和保管委员立即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漏网富农王以信却毫不服软，最后县公安局以破坏合作化的罪名逮捕了他。水渠村的群众和大社的干部通过这件事受到了教育，他们打心底里佩服老队长的阶级觉悟，咬透铁锹又重新当选为生产队长。
从上述情节来看，《咬透铁锹》既呈现了柳青动笔后设定的主题—揭穿阶级异己分子王以信的破坏活动，同时也在阶级叙事中自然地导入正面人物咬透铁锹同王以信较量的过程。咬透铁锹把党和农业社的利益放在首位，尽心尽力地行使自己的监察职责，特别是在群众不理解的困境下，仍坚持与王以信作斗争，终于在整风鸣放大会上恢复了威信，并成功夺回了农业社的领导权。至此，柳青对咬透铁锹这一人物忠诚、正直的品质的赞美达到了最高点,而这也正是柳青写这篇小说的初衷—“我每回碰见他，就想起要写一篇文章歌颂他”10。
了解了《咬透铁锹》的内容和主题后，会觉得它是个很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小说，然而当时的读者未必完全认同这一结论。《咬透铁锹》发表后不久，《延河》编辑部在长安县皇甫村召开了一场座谈会，参会者有县委干部、县报社编辑、皇甫小学教师、党校副校长、主办方工作人员和柳青本人。座谈会上率先发言的是三位县委干部，他们不约而同地谈及咬透铁锹这一人物的教育意义，认为包括自己在内的党员和干部应向具有高尚的共产主义品德的咬透铁锹学习，而且在以后的农村工作中要多加重视咬透铁锹式的好同志。这说明《咬透铁锹》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农村干部的作用。几位县委干部还和报社编辑一致指出这篇小说的显著优点是真切自然：“文章的写法，故事的情节安排，都非常自然，语言也非常通俗，给人的感觉完全不是一个文学家在硬作文章，而活象一个当地农民在讲述他亲身经历的一场风波。”“我无法来形容这部小说给我的感受，我没有感觉到这是一部小说，我只看到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老监察出现在我的面前。”11但这并不代表《咬透铁锹》达到了令这些读者满意的程度，他们认为这个小说尚存在不少硬伤：（一）小说题目有歧义，很容易让读者产生误解，没看正文前以为咬透铁锹不是个好人；（二）把群众写得过于落后，显得咬透铁锹太孤立；（三）漏网富农王以信偷盗粮食这件事不够典型，建议突出同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的内容。
柳青没有直接回应第一条意见，但他之后改换了小说题目，说明他接受了这条意见。不过，这里的重点不是第一条意见，而是后两条。就第二条意见而言，多数发言者觉得小说中对咬透铁锹和群众关系的描写不符合常情，认为即使再落后的村子，群众也不至于如此落后。柳青理解发言者们的意思，但他关于群众落后状况的描写是建立在自己掌握的农村现实的基础上的：“这两个村的情况是：在上级党的领导采取措施揭露敌人的真面目以前，群众中一部分被利用的忘本分子很活跃，为敌人打掩护；大部分群众是死气沉沉的，奸溜溜的。有些人肚里打转转，嘴里说不出话。”12所以从反映群众的落后面这个角度讲，柳青显然更尊重生活的真实，但柳青的用意并非是要去批判群众，因为在他看来，农民落后的小农意识是几千年个体生产的沉积物，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失，需要一个教育和改造的过程。柳青真正痛恨的是像王以信这样的坏分子利用群众看问题的局限或落后的因素蒙蔽和利用群众，使群众对他们产生盲目信任，从而把群众引向邪路。发言者们在阅读小说时没有充分领会作者的用意，才会觉得柳青对咬透铁锹和群众关系的描写失真，由此也夸大了柳青揭露群众落后面的力度。
如果说第二条意见是多数发言者的看法，那么第三条意见则几乎是除柳青之外所有发言者的共识。他们一致认为《咬透铁锹》在表现同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方面不够充分：“目前农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复杂多样的，小说中所表现的和富裕中农的斗争显得有点简单。特别是王以信最后是个漏网富农，使人看了容易着重我们同富农之间的敌我斗争（当然是对的），而可能忽视我们同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应该把我们同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再突出一些。”“和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过去是艰巨的，今后可能还是长期的。然而这篇小说却是集中在对隐蔽的富农的斗争，对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通过付队长（应为副队长，原文如此—引者注）王学礼这个人物也提了一下，但写的不多，王学礼后来的思想转变也很简单，这就对于富裕中农的改造和教育作用体现得不够。文章中斗争的中心，也许真有其事，但这种代表性是不够大的。”13为什么要特别突出同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这无疑和1957年在农村展开的整风运动有关。1957年7月，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会上印发了毛泽东于会议期间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该文有一项指示，其目标对象是广大农村人口：“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其中的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以后一年一次，进行坚定的说理斗争，配合区乡干部的整风，配合第三类社整社，使合作社逐步巩固起来。”14这个指示清楚地告诉人们，农村整风运动的重心是批判动摇的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同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正式发布，农村随即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大辩论，富裕中农便成为被教育和改造的主要对象。职是之故，发言者们自然觉得柳青没瞄准整风运动的靶心，将过多笔墨用在了对漏网富农的斗争上。然而柳青之所以这么写，是源于他对富裕中农问题的复杂认识。富裕中农这一阶层里有坚决拥护合作化的人，有反对和破坏合作化的人，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摇摆派，柳青所关注的是破坏合作化的富裕中农里的一类特殊群体—漏网地富。由于民主改革不彻底，群众里头保存了漏网地富，他们在土改结束后并没有消停，而是以人民的身份，特别是以富裕中农的身份继续兴风作浪。人们往往把这类问题当成人民内部矛盾，殊不知其实是敌我矛盾，如果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解决这类问题，只会让漏网地富愈发猖狂，不过一旦找准了问题的根子，并且对症下药，矛盾也就不难解决。在《咬透铁锹》的结尾部分，王以信的阴谋被公之于众后，曾经盲目信任王以信的群众瞬间醒悟了过来，有些群众还大胆揭露了王以信以前的不法行为，最终在整风鸣放的洪流中剜掉了王以信这个破坏水渠村团结的毒瘤。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最初发表于1957年7月
总而言之，《咬透铁锹》与座谈会发言者们的评价标准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正是这个差距让我们感受到了柳青的主观能动性。柳青在小说中并非机械地图解国家政策，他对直至农村整风开始后才被正视的民主改革不彻底问题有自己的思考，可以说在这个问题的范畴内他尽可能地做到了追求真实，不过，柳青追求的真实属于一种次要的真实。换句话说，柳青的《咬透铁锹》抓取了农村现实中相对次要的现象展开深入探讨，却对当时最严重的高级社冒进问题持回避态度，那么也就谈不上真实反映这一严重问题，即便他自认为已经放开了手脚，“文章写到一万字以后，就失掉了控制，任情节自己发展了”15。所以，从《咬透铁锹》中很难读出柳青对高级合作化浪潮有怀疑、不满。
二
《咬透铁锹》是短时间内突击而成的作品，难免有些粗糙，所以柳青在座谈会上承诺会认真修改小说，把“窟窿”给补上。次年，柳青于延安躲病期间两次修改《咬透铁锹》，回到皇甫村后又作了最后一次修改，共为《咬透铁锹》增补了近万字，同时还把小说题目改为《狠透铁》，把主人公的外号统一换成了“狠透铁”。另外，他还为小说添加了副标题—1957年纪事。令人好奇的是，除了标题和人物外号这些显而易见的改动外，柳青填补了《咬透铁锹》的哪些窟窿？他为什么要补这些窟窿？其效果又如何？会不会因此改变了《咬透铁锹》的主题？
《咬透铁锹》第二节曾提到水渠村除咬透铁锹外还有个党员，他唯一起到的作用是向咬透铁锹透露了“搜事委员”这个称号出自王以信之口，在这之后就再也没露面，但到了《狠透铁》里，这个党员变成了一个承载着故事情节且有姓名的角色。共产党员兼水渠村第一生产组组长吴有银和其他几个生产组干部半夜去狠透铁家，代表贫农占多数的村西头社员以及村中间的部分社员提出分队的想法，并表示仍拥护狠透铁当队长。狠透铁认为这是闹分裂，应坚决予以抵制，还特别斥责吴有银：“有银！咱一个共产党员，要站稳党的立场，不应该闹分裂！有人想分裂，咱应该说服社员。”16吴有银反过来质问狠透铁在王以信问题上的立场，狠透铁表示自己已经给王以信提了意见，提醒吴有银他们不能瞎说没根据的事，还叮嘱他们要服从王以信在社务工作上弄得对的地方，如果王以信弄得不对，可以交给群众和上级处理。虽然吴有银和其他几个干部最后答应了狠透铁的要求，心里面却感到很失望。这个新添加的“夜访老队长”情节无疑彰显了狠透铁忠于党和社的品质，而且狠透铁开始逐渐向“心回肠转”变化，不再像以前那么“直杠子”。有意思的是，作者在褒扬狠透铁的同时，并没有因此让人觉得他有贬低吴有银们和他们所代表的社员的意图。事实上，柳青在这个新情节里赋予了生产组干部和多数贫下中农一定程度的政治觉悟，他们打破了沉默并主动拥护狠透铁，从而使得狠透铁不再处于完全孤立的状态，尽管他们的支持方式不太合理。这样看来，柳青是在补群众太落后这个窟窿，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补这个窟窿以及效果如何？第一，柳青不能不重视座谈会发言者提出的“群众太落后”的意见，因为它关涉到政治正确与否。如果柳青就《咬透铁锹》的相关内容不做丝毫调整，指不定某些读者会继续质疑—难道群众和干部的关系是这样的吗？所以，柳青必须拉近群众和老队长的关系，让群众显得不那么落后，也让老队长显得不那么孤立无援。第二，贫下中农愿意继续拥护狠透铁当队长，说明他们有辨别好人和坏人的能力，只不过他们支持狠透铁的方式和狠透铁的党性原则发生了冲突，得不到回应的他们才又退回到先前的不介入状态。从表面上看，贫下中农似乎重回原点，但其实他们的落后与上中农的落后有质的区别，毕竟他们内心和狠透铁靠得近。如此，柳青既没有破坏原小说文本前后逻辑的连贯，又成功地把座谈会发言者的意见融进了小说。
除群众太落后外，座谈会发言者还曾指出王以信偷粮这件事不够典型，理由是农村的资本主义活动更多地体现在压产、瞒产和粮食的分配问题上。柳青适度采纳了发言者的意见，在《狠透铁》里加上了瞒产的内容：王以信带头瞒下三十石稻谷，打算暗地里私分给村里的社员，狠透铁知道后把王以信训了一顿，然后去大社补报了这些稻谷，大社干部称赞他是大公无私的好同志。这个新情节明显补的是《咬透铁锹》表现农村资本主义活动不够典型的窟窿，因为瞒产比偷粮更符合当时主流政治的判断，但如果我们结合历史事实看瞒产现象的话，可能会有不同的认识。以柳青所在的长安县胜利合作社为例，“1957年查出夏粮瞒产4万多斤，占全社夏粮总产的6.4%”，其主要原因是“高级社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大锅饭’，特别是按人分配口粮，加之奖惩比例不合理，即生产队超产部分社队四六分配，减产部分罚队二成，形成超产队不能多分，多劳不能多吃，引起一些干部和社员不满，出现瞒产私分”。17可是我们从柳青添加的瞒产情节里看不到这层意思，所以毋宁说狠透铁讲给乡党委高书记的话更能总结这个新段落的主旨：“咱领导人只能往正路上领他们，不能帮助他们发展私心嘛，可是王以信他们，千方百计，帮助社员发展私心！你说他们是拥护合作化，还是破坏合作化？你说！”18
上面提到的高书记在《咬透铁锹》里是个比较重要的人物，他支持并指导咬透铁锹查清了偷粮案的真相，但因小说结尾部分比较仓促，高书记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被一笔带过了，等到修改《咬透铁锹》时，柳青为高书记补上了讲话的具体内容。耐人寻味的是，这段讲话内容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了柳青自己在座谈会上的部分发言。换言之，高书记是代柳青重申水渠村落后的主要原因，即民主改革的漏网富农本是阶级敌人，却被当成人民内部矛盾，所以他告诫基层干部和群众要从本质看问题，只有找到了问题的根子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当然水渠村的问题最后是解决了，而且相较《咬透铁锹》的结局，《狠透铁》的结局看似更美好：“水渠村的群众运动，很快地转变成为生产高潮。社员们鸡一叫就起来了，往稻地里担粪，给复种的小麦盖被窝。天亮的时候，人们互相看见，出了汗水的头上，都冒热气。早饭以后，温暖的太阳照着平原的时候，全部劳动力又拉到打井的地方去了。因为狠心叔叔提出：要把水渠村剩余的旱地，全部变成稻地。要这样，全仗河水是不行的，必须寻地下水！……高书记抱着水渠村变成先进队的强烈希望，看老队长……一九五八年，你看咱水渠村是什么样子吧！”19
另外，还要谈谈小说的副标题。在《咬透铁锹》里，我们需要通过一些线索，才能推测出小说主体故事的时间背景是1957年，而《狠透铁》则开门见山地点明这是一个发生在1957年的故事。不过这个副标题似乎又没这么简单，曾负责《狠透铁》出版事宜的编辑陈策贤在纪念柳青的文章里写道：“给我印象极深的是，在发稿和付印时，柳青同志都再三叮咛我在扉页上千万不要漏掉‘一九五七年纪事’几个字。这个‘立此存照’，不仅是为了尊重历史，忠于生活，而且也包含了对当时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己见，是很不寻常的。”20柳青的女儿刘可风也提醒读者注意这个标题：“请注意！《狠透铁》有个副标题：一九五七年纪事。这正是高级农业合作社成立的第二年。”21因此，有论者认为：“柳青固执地坚持保留‘1957年纪事’这样一行带有说明意味的小说注释，正好反映出柳青创作的意图，表达了自己对冒进高级社的委婉含蓄的批评。”22但在笔者看来，柳青当时为小说添加副标题可能并没有这层用意，因为1957年这个年份和全民整风运动的关系更密切，而《狠透铁》所反映的正是柳青当时亲自参与处理过的真实事件。
柳青《狠透铁》东风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
总的来讲，以上提到的这些增补内容使得《狠透铁》比《咬透铁锹》更周密更安全,但这绝不是说柳青毫无原则地主动屈服于现时的政治和政策。事实上，柳青非常坚持自己对“民主改革不彻底”这个命题的判断，再加上他特别注意补“窟窿”的技巧和分寸，所以总体上并没有动摇原小说《咬透铁锹》的主旨。如果柳青的修补工程只止于此的话，那么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单行本附带的“内容说明”对《狠透铁》的概括大致是恰当的：
本书写外号“狠透铁”的生产队长，日夜为社员服务，操心过度，记忆力衰退，在工作中发生了差错。付队长王以信，是混进人民内部的阶级异己份子。他即利用这个机会，散布谣言，打击“狠透铁”；并利用小恩小惠，笼络部份落后群众，暗地里进行反党反社活动。“狠透铁”虽然一时孤立，但他从不灰心气馁。他紧密地依靠上级党和左派群众，终于粉碎了敌人的猖狂进攻。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塑造了一个对党无限忠心、个性非常鲜明的老农民形象。23
柳青《狠透铁》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封底
不过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段落尚未解读，所以不能断然说上述总结就完全准确地概括了《狠透铁》的主要内容。这个添加在《狠透铁》第三节开头的新段落先是介绍了狠透铁在初级社成立之初时的设想：根据全县和全乡的合作化进度，计划用三到五年的时间逐次将村里剩下的贫农、下中农和比较进步的上中农吸收进初级社，等到至少五年后再考虑王以信的入社问题。五年以后，狠透铁经过了一个锻炼和积累经验的过程，管理社务的能力和在群众中的威信势必得到提高，加上社里的党员增多，也就不用怕破坏分子或集团捣乱了。追根溯源，狠透铁绘制的蓝图其实依托的是国家在过渡时期针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针，即按照农民自愿的原则，大约用三个五年左右的时间逐步引导农业过渡到社会主义。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水渠村的初级社才发展了一年多，便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形势的发展转为了高级社。全村除地主和富农外，其余农户全都涌进了原先只有十一户贫下中农的农业社，按照村东头富裕中农和村中间部分中农的意思，想推选王以信为队长，最后多亏了乡党委的坚决反对才没让他们的企图得逞。这个新段落算是部分参考了座谈会发言者的意见，即以富裕中农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势力的破坏行为也突出地表现为篡夺农业社的领导权，不过这不是重点，更值得注意的是柳青在其中注入了他对农业合作化，特别是高级社的看法。本来狠透铁关于初级社发展的计划颇具可行性，他可以在相对充裕的时间内夯实初级社的基础并提高自己的管理能力，可以分批分次地把不同成分的村民吸收进初级社，“但革命形势发展的迅速出乎一切人的预计，当然也出乎狠透铁的预计了。一年以后，一九五五年秋天，平地一声雷，全水渠村除过地主、富农，一股脑儿涌进了十一户的小小农业社。那是一种真正的群众浪潮，任何人拿任何理由也阻挡不住他们。到这时，原来十一户的初级社的基础，比起七八十户的新社来，算得了什么呢？”24小说中这几句话的感情色彩似乎有些难以判断，但联系上下文，明白“群众浪潮”的主体是水渠村未经初级社教育和改造过的群众，而且他们还造成了农业社领导权的危机，然后再看引号里的话，恐怕不会将之理解为是作者对高级合作化浪潮的肯定和赞美。所以说，柳青确实对高级社的冒进有意见，不过他的不满是融入以狠透铁和王以信的矛盾为主的阶级矛盾的总体叙事框架内的。换言之，在阶级斗争总主题的庇护下，新添加的这个段落着实反映了柳青对初级社快速过渡到高级社的不满。
从《咬透铁锹》到《狠透铁》，我们看到柳青一边向主流政治意识形态靠拢，一边又微弱地反抗。与其说这是他复杂的思想所致，不如说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尺度的限制。向主流政治意识形态靠拢意味着尽量和主流政治保持一致，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也并非完全不容纳真正的批评声音，但作家必须权衡让不让这样的声音进入文学空间，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表现它，如果控制不好分寸，结果难以预料。明知如此，柳青还是选择加上批评高级社冒进的内容，但为了避免被直接抓住“辫子”，他又不得不采取相当委婉的叙述方式，可以说是在夹缝中尽最大努力表达了对初级社过快转成高级社的不满。这是《狠透铁》最有价值的地方，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篇小说里所能达到的限度。
三
在20世纪50年代末并不宽松的创作环境下，柳青敢表达对高级社冒进的不满，确实需要一定的勇气，即使这种批评只局限于小说的个别段落。颇有意味的是，柳青本人对《狠透铁》的解释更为犀利，据和柳青关系非常密切的两位长安县干部回忆：“七七年一年中他经常和我谈到这问题。有一次我去看他，他问我把《狠透铁》看了没有。问：‘孟维刚，你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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