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历史车轮的滚滚前行途中，到处是“伤痕”。
就近一点看，中华民族有两大重伤。一个是“9·18事变”，1931年秋季，沈阳，近20万中国军队面对不足2万的日军，不抵抗，造成东北沦丧。另一个是“南京大屠杀”，1937年12月中旬，国民党军的“南京保卫战”失败，日本侵略军在南京疯狂作恶，残杀30万平民及战俘。
这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惨烈伤痕。但是，性质完全不同。如何认识？柳宗元《封建论》中的两句对比，很有启示。
原文：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白话翻译过来就是：
周朝的情况，毫无疑问地可以看清楚了：诸侯骄横，贪财好战，大致是政治混乱的国家多，治理得好的国家少。诸侯的霸主不能改变乱国的政治措施，天子无法撤换不称职的诸侯国的君主，真正爱惜土地爱护人民的诸侯，一百个中间也没有一个。造成这种弊病的原因在于封建制，不在于政治方面。周朝的情况就是如此。
秦朝的情况，也完全可以看清楚了：朝廷有治理百姓的制度，而不让郡县专权，这是正确的；中央有管理政务的大臣，不让地方官自行其是，这也是正确的。但是郡县不能正确发挥郡县制的作用，郡守、县令不能很好地治理人民。残酷的刑罚、繁重的劳役，使万民怨恨。这种过失在于政治方面，不在于郡县制本身。秦朝的情况便是这样。
一大启示就是两句对比，“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启发就是，出问题了，有两大层面的原因，一是“制”，即国策层次的原因。如周朝的封建制，弱化了体现公义的中央权力，强化了诸侯私利的势力。导致的各种问题，背后是国策层次的原因。
另一个是“政”，即国策层次没有错，但是具体的政策、措施、方法，也就是战术和执行层面出问题了。如秦朝的郡县制，比起周朝的封建制更先进、公权力量更大、私人家族牟利的势力得到控制。社会上的各种问题，背后是治理层次的原因。
回到“9·18事变”和“南京大屠杀”。简单对比一下就知道，“9·18事变”之痛，背后是“不抵抗”的国策，是“失在于制，不在于政”。而“南京大屠杀”之痛，背后是南京保卫战的失败，是国民党军防卫策略和执行的失败，不是抗日国策有问题，是“失在于政，不在于制”。
借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元素，将“9·18事变”和“南京大屠杀”拿出来对比，我们对历史上大大小小的累累伤痕，就不容易混为一谈了。在铭记历史、反思教训的时候，就不容易陷入一团乱麻了。
记住，违背国家和人民大众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根本利益的国策、纲领、路线，造成的伤痛，那是“失在于制”，需要从战略层面进行反思和批判。反之，以国家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根本利益为中心的国策、纲领、路线，在谋划和实施过程中造成的伤痛，那是“失在于政”，需要就事论事地反思和批评，不可把问题简单推到国策层面。
当然，这都是浅显的道理，不高深。有的人经常拿共和国创业探索阶段的“伤痕”做文章，什么都上纲上线，不是装糊涂就是真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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