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正东 |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基础
唐正东◆文
摘 要：资本逻辑的最大问题是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劳动者的劳动过程表现为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马克思唯物史观视域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不是立足于这两者中的任何一方，而是去思考导致前者表现为后者的那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这种解读视域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揭示的是一种社会历史过程的批判，其核心在于探索批判对象即资本在现实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内在矛盾运动规律，对资本的超越与扬弃都是建立在自觉地掌握与运用这种内在矛盾运动规律基础上的。这代表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在解读视域、解读内容等方面对他同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真正超越。国外学界的一些左派学者在解读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时并没有真正进入他的唯物史观视域。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内在矛盾
政治经济学批判几乎是与政治经济学本身同步出现的。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过程之本质的不同理解，解读这种政治经济过程的方法论的不同，都会产生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只是其中之一，其特点是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来展开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及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过程的批判性解读。准确地把握这一理论的特点，不仅可以让我们深入地解读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深层内涵，从而使我们找准在当代语境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理论的学理路径，而且也能让我们明白在当代西方左派学术语境中流行的一些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解读，未必真的是马克思理论的本质内容。搞清楚这一点，对于我们建构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体系是很有必要的。
一
资本逻辑的最大问题是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劳动者的劳动过程表现为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不同的学者对此处的“表现为”这三个字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并由此而建构出了不同的资本批判理论或者说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国外学界有些学者把“表现为”解释为“不是”，即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参见广松涉，第68页)，并由此强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核心是物化批判。这种解释虽然有《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货币章”中的相关文字作文本支撑，但显然难于面对马克思在此书“资本章”的一开始就说的如下文字:“既然迄今为止对货币关系的阐述是在其纯粹形式上进行的，并没有同发展程度较高的生产关系联系起来，那么，货币关系的规定的特点就在于:在从简单意义上来理解的货币关系中，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内在的对立在表面上看不见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95页)一种看不见资本主义社会内在对立的批判理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核心内容。从解读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它只是站到了简单交换关系的层面上，而没有站到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所必需的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理论层面上。这导致它只强调了人与人的关系不是物与物的关系，而没有回答为什么前者虽然不是后者、但在现实经济过程中却必然表现为后者。由此而可能带来的理论局限是:这种解读虽然致力于把主体的维度带入社会历史过程的分析之中，却没有避免只是把主观的维度带了进去。
也有些学者把“表现为”解读为“是”，即强调人与人的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是”物与物的关系了，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是”客体性的资本增殖过程了。譬如，法国学者朗西埃就从生产主体的角度来解读马克思视域中的现实主体，“马克思主义－境域，这首先是迫切的生产背景，它像钢筋与混凝土的轮廓那么坚硬与明确，像活塞的作业一样严格，像仆人那么卖力。……坚硬战胜了柔软，直线占有了曲线。在我们的哲学中，几乎处处都在欢呼这些大机器和新材料所带来的对意识软弱无力的消化，对灵魂提供的令人作呕的低俗音乐。生产的背景恢复了意识作为‘事物中的事物’的自由。它证明处处皆‘行得通’。到处都有‘从灵魂的监狱’中被解放出来的生产主体。”(朗西埃，第199页)他由此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其实就是一种“完全辩证法的物质性”(同上，第221页)。虽然朗西埃后来也强调要用政治学和美学的维度来弥补马克思主义学术路径的单一性，但他在对马克思关于生产主体的认识上已经完全沉浸在了物的层面，完全没有意识到马克思所说的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的观点所具有的丰富内涵。朗西埃不知道此处只是“表现为”，而不是真的“是”。
真正对这一问题提出原创性解读的是马克思。马克思没有在简单的形式层面上纠结于“是”还是“不是”，而是去深入地思考为什么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人的关系会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以及为什么劳动者的劳动过程会表现为资本本身的增殖过程。也就是说，他不在人与人的关系或物与物的关系的层面选边站，而是去思考导致前者表现为后者的那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本质内容。这就是马克思在哲学层面的唯物史观给他带来的具体问题分析层面的科学方法论，这种方法论不是一般的学者所能掌握的。马克思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未能掌握这种方法论，当代国外学界的一些左翼学者也未能进入这种方法论的解读视域，因而，我们在他们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解读中当然很难看到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的方法论印迹。
对马克思来说，社会生活中没有孤立的事实，只有处于社会实践过程中的事实。“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1页)而社会实践过程的本质内涵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的历史过程必须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角度来加以正确的解读。当这种历史观被运用到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如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过程的分析中时，我们就要把握住如下的这一重要理论环节:历史观上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解读维度，转化成了或者说具体化为了在生产力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上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的解读视角。譬如，当我们解读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物与物的关系以及劳动者的劳动过程、资本的增殖过程等现象时，我们必须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矛盾运动的角度来展开对这种具体现象的科学解读，而不应该只是从经验事实的角度来加以认知与评判。
这种从具体的、历史的生产关系之内在矛盾的角度来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其实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论。这是因为，既然把具体的经济现象，譬如资本增殖过程，理解为具体的、历史的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运动的结果，那就必须要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整个私有制生产关系发展史上的特点表述清楚，并且还要把这种生产关系为什么是私有制生产关系内在矛盾运动的最终结果阐释清楚。而这只有通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才能做到。作为“抽象”的劳动一般即劳动者的劳动过程，是整个私有制社会形态中都具有的。当它从这一层面上升到资本主义雇佣劳动这一“具体”层面时，所凸显出来的正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这一本质上的资本增殖过程所蕴含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独特的历史性特征。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在分析“具体”时采用从“抽象”处绕一下的办法，并非只是为了凸显各社会形态中相同的东西，而且还是为了不至于有了统一而忘记了差别。也就是说，他最主要的用意恰恰在于凸显“具体”的历史性差异的特征。这种方法远非经验主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能掌握的。当这些经济学家只是关注数量层面的交换关系时，他们势必不可能探究隐藏在数量关系背后的那种历史性的社会矛盾关系。由此，当我们说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矛盾的角度来解读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这种现象时，我们是想凸显马克思的如下思路: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使得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正像在别的私有制经济形态，如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影响，才使得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一样。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只要站在唯物史观的角度，我们就很容易理解马克思为什么要另辟稀径，从生产关系的层面来解读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这一经济现象了。
二
要准确地把握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这种唯物史观基础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国外左派学界的不少马克思思想阐释者就做不到这一点。意大利的奈格里虽然与其他学者相比已经在这一问题的解读上表现出了较为深刻的理论视域，即已经从资本的客体逻辑与阶级的主体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角度来展开论述，但遗憾的是他也没能跃升到生产关系之内在矛盾运动的层面来解读资本与阶级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谈到把对资本的客观性分析与对阶级运动的主体性分析相结合时，奈格里说:“随后我们必须从剩余价值的发现出发，在理论上完善生产与再生产之间，流通与危机之间，社会资本与工人阶级主体性之间，发展、危机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各种关联。我们必须看到这种过程的总体性是如何被资本所持续塑造的，以及这种总体性如何界定剥削。换言之，剩余价值过程的动态统一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消除两个主体之间(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分离，反而会将每种调和(价值形式、货币、劳动或交换的形式等)都推向矛盾并且扬弃这些矛盾。”(奈格里，第26页)应该说，奈格里看到了资本增殖的客体逻辑与工人劳动(或运动)的主体逻辑之间并非是一种简单的物化或异化的关系，而是一种动态的矛盾及斗争关系。他明确地指出，剩余价值的形成过程或资本的增殖过程虽然可以用交换关系或货币形式来建构出一种调和的外在形式，但它始终不可能消解资本家和劳动者这两个主体之间的分离与斗争，始终不可能消除上述调和的外在形式不断走向矛盾及自我扬弃的命运。对奈格里来说，这就是辩证法的核心内涵，即对抗性的辩证法。“作为争议的焦点(对资本的理论分析与政治分析相对立、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相对立、客体性与主体性相对立)的一切形式上的二元论，都将会消融在二元论的实现过程中，二元论的实现过程也就是在对抗中构成了资本主义的进程。”(同上，第27页)
客观地说，奈格里的这种解读思路在别的思想家那儿也有，譬如，英国的克里斯多夫·阿瑟在《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就有类似的思路:“既然工人被资本所‘拥有’(possess)，而物质劳动过程同时也就是价值增殖过程，那么同样的事情也就有了两个分析框架。但这不仅是不同讨论方式的问题，也不仅是可替代现实的共存问题，而且还是规定性的问题，即一方以自身的目的影响另一方的问题。资本决定生产组织而不是劳动的特征，自然资源和机器又限制了资本的这种发展。尽管资本在这方面占据着霸权地位，但是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却不可能被完善化，劳动总是‘处于资本之中并进而反对资本’。”(阿瑟，第60－61页)我们或者可以这样说，大多数从政治的视角切入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之研究的学者，都会采用与此相类似的解读思路，因为政治的解读视角比较偏重于工人主体对资本压榨或剥削的反抗，所以，这些学者一定会强调资本的客体逻辑不可能完全消解工人的斗争意识，而只有把客体性的资本增殖过程与主体性的工人斗争运动结合起来，才可能真正理解资本主义进程的总体性。当奈格里说，客体性与主体性的二元对立会在资本主义对抗进程中消融的时候，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对这种解读思路作评价其实是不容易的，因为一不小心就会掉入因前提的不清晰而导致的对结论的误读之中。譬如，当我们在一般层面上谈论马克思思想中有没有强调主客体统一的时候，答案当然是有的，但如果我们谈论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逻辑线索，那就要另当别论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研究的恰恰是工人运动的历史观基础，即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内在矛盾运动是如何为工人运动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的。因此，我们在这一限定的研究视域中就应该着力去深化对资本的客体逻辑的研究，并把这项研究从经济学的层面上升到社会历史观的层面，从内在矛盾运动的视角去解读出资本增殖过程所蕴含的资本关系之自我扬弃的历史必然性。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专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而较少谈到工人政治斗争的原因。
由于奈格里此处所解读的正是《大纲》(《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文献，因此，我们必须指出，他的基于主客体对抗性辩证法的解读思路其实并没有切中马克思这一文本的核心思想。他把主体性的工人运动的线索直接纳入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解读之中，看似体现了总体性方法论的优势，其实恰恰导致了他对资本增殖之客体性逻辑的解读的弱化。事实上，奈格里像其他许多国外左派学者一样，对社会资本的理解只是站在经济学层面上(由此延伸出来的是政治权力的理论层面)，而没有站到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过程层面上。因此，对他来说，社会资本的增殖逻辑只是物的生产与再生产、统治权力的生产与再生产的逻辑。这种解读路径从表面上看似乎也涉及到了社会关系的维度:“我们不是站在价值面前，而是置身于由货币构成的世界之中。货币表现了社会关系的形式;它表现、认可、组织了它们。这种‘不是对价值而是对在货币形式下的价值’的直接进路———仿佛货币讨论了所有可能的价值，是否可能太幼稚了呢?但是这个世界自身表现为一个商品世界，而货币又以其自身完全表现了、决定了商品的定价。”(奈格里，第42－43页)但问题的关键是:奈格里所讲的社会关系只是实证层面上的社会关系，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具有内在矛盾性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他想阐述的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一体性，而不是这种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性。虽然奈格里所持有的批判的视角使他不可能像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那样，完全认同这种一体性的社会关系，但他的问题是并没有去实实在在地剖析这种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而只是站在政治斗争的角度强调了这种一体性的社会关系中还隐藏着不平等的、剥削的东西。“货币隐藏了一个内容，即它是最不平等的、剥削的东西。剥削的关系是货币均价的一个内容:更重要的是，这一内容不能被发现。而马克思揭示了它。但这一揭示并没有结束:依然有必要强调货币所隐藏之内容的形式，有时候最终这是比内容自身更为重要的。”(同上，第46页)奈格里说，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背后的剥削的内容，这是对的。但他并没有进一步去阐述马克思是如何揭示这一点的。单一的政治学解读思路限制了奈格里向马克思的靠近。于是，他便只能一方面强调资本主义统治的一体性和总体性，另一方面又高扬主体性的工人运动的重要性了。马克思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深刻地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社会历史基础，而奈格里此处的分析显然没有达到这一理论高度。
法国的雅克·比岱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解读在此也值得一提。他不像奈格里那样把工人主体的阶级斗争的线索直接纳入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解读，而是专注于对客体性的资本逻辑线索之复杂性的剖析。这使他在对资本关系的结构性特征的解读上明显比奈格里要全面一些:“我们看到，最好是摒弃传统的诠释，根据这种诠释，《资本论》的论述是从‘表面’、从‘流通’出发的。因此，马克思是从出现在表面的交换关系入手对资本主义关系进行了分析的，其目的是为了指明这些交换关系并不能反映资本主义和其运动原理的实质，这一原理只有从作为剩余价值生产的生产开始才是可理解的。这种解释是最‘容易的’。它表面上并不会遇到棘手的概念问题。实际上，它事先悄悄地解决了商品和资本主义关系之间的关系问题，它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商品关系变成了资本主义关系的一部分。它预先接受市场和资本是同质的论点。”(比岱，第198－199页)奈格里的那种货币关系隐藏了剥削的本质的观点，就是比岱在这里批评的传统诠释。在比岱看来，市场关系决不仅仅是经济学上的商品交换关系，它还是一种基于强制性组织权力的生产关系。“把商品关系指定为‘生产关系’，就等于把它指定为可能随时被责难的社会约束。……当我们明白把市场和组织放在同一层次上并作为阶级的因素来考虑时，我们就可以这样回到马克思关于‘商品崇拜’上来，而且我们可以在他清楚阐明的东西的背后发现其他的东西:一个关于剥削理论的类似物。”(同上，第167页，注释①)正因为如此，他指出，资本主义的剥削和统治关系是包含着市场与组织双重维度的结构性关系。更为吊诡的是，这种社会结构还是以宣称实现了平等与理性的契约关系为前提的。因此，比岱认为，只要把真正体现了个体间契约与中央契约的元结构，向宣称实现了元结构的内涵但实质上只是体现了剥削与统治关系的现实社会结构的转化过程揭示出来，我们就不仅可以完成对现实社会结构的批判，而且还能深刻地领会到这种把元结构与结构联系起来的社会过程，其实就是阶级斗争的过程，即那些宣称实现了平等、理性契约的阶级与现实社会结构中遭受着剥削与统治的阶级之间的斗争。“实际上，辩证的‘过渡’指的是把元结构和结构联结在一起的社会过程，而非‘简单的’资本—市场过程，这一过程只代表其中一个‘极’。我们会看到，这一社会过程指的是阶级斗争”。(同上，第77页)
客观地说，在对资本逻辑之丰富性的解读上，比岱要比奈格里深刻得多。他最起码已经触及了资本主义统治逻辑的经济维度与政治维度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不是像奈格里那样只是强调资本统治在经济学维度上的一体性。当比岱从市场－组织的双重维度来建构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式理解时，他是想凸显资本主义市场关系的历史性特征的。但问题是，他以为只要把政治组织的维度加进市场的维度之中，并把它们两者放在同一个结构的框架中来加以考虑，就可以把资本主义的市场关系提升到生产关系的层面上来加以呈现，并以此来凸显资本主义市场关系的历史独特性了。他恰恰没有意识到，他把握住的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其实只是实证的、经验层面上的生产关系，即有组织权力支撑的商品生产过程中的那些经济关系。比岱没有认识到，真正能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历史性特征的，恰恰是具有内在矛盾性的那种生产关系，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性。马克思就是在这个维度上来把握生产关系概念的内涵的。对这种基于所有制关系的生产关系来说，组织权力的维度是内化在生产关系之具体的、历史性特征之中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展开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思路时，没有像比岱那样只是把市场与组织的维度绑缚在一起，而是专注于从生产关系内在矛盾性的角度去探讨主体性的劳动过程与客体性的资本增殖过程之间的悖论式关系的来龙去脉。在马克思看来，从历史性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解读的资本逻辑，其实就是包含着经济与政治的双重维度的。只不过马克思所讲的这种双重维度，是具体的、历史的经济及政治的维度，而不是在笼统的、一般的理论层面上来讲的。或者说，马克思透过具有内在矛盾的生产关系的解读视角所凸显的，是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经济维度与政治维度的关注，而不是对一般意义上的这两重维度的重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基础的确使马克思具备了一般人所没有的理论深度。
三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基础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之特性的准确把握上。如果不能搞清楚所要把握的对象之本质，那就别谈建构起对它的正确的批判理论了。譬如，当自由竞争的商业社会兴起的时候，当时的理论界对商业在广泛意义上(即经济发展与社会道德进步的综合评价意义上)的得失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争论双方的关键在于能否看出新出现的资本主义商业社会与传统的重商主义社会的区别。看到这种区别的人(如亚当·斯密)就会承认商业社会在推动自由交换及新社会秩序建构上的进步作用;看不到这种区别的人往往会从重商主义者尔虞我诈的角度来建构起对资本主义商业过程之假象与谎言性的批判。当德国青年黑格尔派的赫斯在《论货币的本质》中说“在实践的意义上，小商人的世界是假象和谎言的世界”(赫斯，第159页)时，他所针对的其实只是德国式的资本主义商业社会，即资本主义商品关系还只是局限在较小范围内的那种商业社会，而不是商品关系已经普及化的英国式的资本主义商业社会。
赫斯从小就跟着他的父亲经商，但又痛恨经商。在搞清楚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商品关系之社会历史本质之前，他就在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展开了对商业社会的批判，其结果便是基于抽象人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维度来看，这种解读的关键在于没能认清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意义。对赫斯等人来说，财富的性质是物而不是劳动，因而在商业社会中，财富的价值直接来自于交换者的主观评价，而不是经济过程中的市场竞争。正是这种主观评价推动了商品交换者之间的谎言与尔虞我诈。赫斯对小商人世界的批判就是从这一角度切入的。其实，李嘉图在批判马尔萨斯的经济学观点时已经把这一点说清楚了:“假使来自各个地区的人们相遇在一个市集，都带着种种产品，而且各自所有的内容不同，又没有受到任何别的卖主竞争的干扰，那么他的说法是对的。在这种情况下，商品将按照到场的人的相对需要进行买卖。可是，如果社会的需要是众所周知的，有着许许多多竞争者，他们只要获得已知的和通常的利润，就愿意满足这种需要，那就不会有这样的支配商品价值的规律。在我所假设的这样一个市集中，也许有人会在了解铁的种种用途的情况下，愿意付出一磅黄金，换取一磅铁。但是，当竞争在自由地起作用的时候，他就不会付出那样的价值来换取铁。为什么?因为铁将无可避免地下降到它的生产成本。”(李嘉图，第32页)显然，李嘉图谈论的是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遍化了的那种竞争关系，而马尔萨斯则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再来看看法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当他在《什么是所有权》中说“所有权确是一切现存事物的基石，但它又是一切应该存在的事物的绊脚石”(蒲鲁东，第107页)时，他对资本主义所有权的批判不可谓不激烈。蒲鲁东明确地指出，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仅足以和工人们放弃给您的永远占有的几年中的所得相抵。工资是劳动者维持每天生活和补充精力所必需的费用;而您把它当作是一项出让所生产出来的价值的代价，那就错了”。(同上，第136页)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剥削的根源在于资本家用欺骗的手段独占了劳动产品的所有权。蒲鲁东对这一问题开出的药方是劳动者除了工资之外还必须与雇主分享劳动产品。粗看起来，这里似乎没有问题，但仔细分析便会发现，作为蒲鲁东解读对象的其实只是手工业资本主义，或者说还只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而不是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即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蒲鲁东在说明资本家在所有权上对工人的欺诈与剥夺时所举的例子是资本家“雇佣一些工人来弄干水草地、拔去地上的树木和小树丛;总之，就是清理土地”(蒲鲁东，第135页)。他没有也不可能举出在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之条件下资本增殖逻辑的例子。难怪他不会发现社会历史观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只会盯住法权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所有权了。因为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所有问题都只是出在资本家独占了劳动产品的所有权上。正是这种独占才导致了工人的劳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货币报酬。当我们在达里蒙等蒲鲁东主义者那儿看到试图不通过改变生产关系而只通过改变货币体制等流通组织，来解决资本主义的分配不平等现象时，我们也就能理解这种观点其实在蒲鲁东那儿就已经有了思想的铺垫了。把手工业资本主义当作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本质内涵，决定了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必然是形而上学的了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必然是形而上学的。
在与马克思差不多同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家中，英国的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如威廉·汤普逊、约翰·布雷等)所认识的资本主义经济过程，是最接近于它的本质内涵的。他们由于是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出发的，因而都接受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是一种普遍化的商品交换关系的观点。也就是说，他们的批判对象已经不局限于法权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所有权，而是提升到了资本主义交换关系的层面。不仅如此，汤普逊等人在观点上甚至还走得更远，他们接近于认识到资本是那种通过便宜地购买劳动力而使自身获得增殖的观点。“资本的最准确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呢?它就是那一部分能够作为谋利手段的劳动产品，不管它是不是具有耐久性。这就是把劳动产品一部分划分出来作为资本的真正条件。……资本家凭借着没有保障和强力来统治，把许多劳动者来年的消费资料、生产所必须使用的工具和机器和他们必须居住的房屋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且最好地利用它们，用它们尽可能便宜地来购买劳动者们的劳动力和未来的劳动产品。”(汤普逊，第193－194页)当然，他们毕竟还没有真正把握住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本质内容，或者说，他们只是在这一本质内容的外围绕了一下但没有真正进去。导致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思想家只是看到了劳资之间的交换与劳动价值论之间的矛盾性，但并不能理解这些矛盾。他们看不到这些矛盾其实道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本质矛盾，而不只是由于外在因素的干预而出现的偶然性的矛盾。从根本上说，他们在理论前提上与李嘉图等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一样，把社会劳动在资本主义阶段所表现出的历史的、特殊的形式当作了一般的、永恒的形式，从而只是致力于解构资本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对这一点有深刻的剖析:“这实际上是从李嘉图的观点出发，依据李嘉图自己的前提来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一切著作中的结论性的东西。李嘉图不懂得他的体系中所论述的资本和劳动的等同，同样，这些著作的作者也不懂得他们所论述的矛盾。因此，即使是他们中间最出色的人物，如霍吉斯金，也把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一切经济前提作为永恒的形式接受下来，只是希望消灭既是［这些前提的］基础而同时也是［它们的］必然结果的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34页)
汤普逊等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中存在着理论深度不够的问题，其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方法论基础没有达到唯物史观的水平。如果从唯物史观出发，他们就不至于把历史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作永恒的生产关系形式来接受，从而就不会把资本的物质形式与社会形式混淆起来;如果从唯物史观出发，他们就不至于只知道资本是怎么进行生产的而不知道资本本身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从而就不会只关注消灭资本而不关注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果从唯物史观出发，他们就不至于只知道劳动价值论与劳动者失去一切这两者之间的对立与矛盾，而不知道这种矛盾在现实社会历史过程中的源由，从而就不会简单地站在交换关系的层面来提出工人的历史性诉求。
由此，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唯物史观视域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种社会历史过程的批判，而不是简单的物的批判或笼统的社会关系的批判。它所揭示的“批判”本身，是一种源自于内在矛盾运动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自我扬弃，而不是一种外在的、抽象的否定。对马克思来说，这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创新。在他眼里，资本决非只是经济学上的物，而是包含着物、社会关系、基于内在矛盾的运动过程这三个层面之内涵的客观对象;资本运动所具有的意义也决不只是经济学上的自我增殖，而是它所推动的社会内在矛盾的运动与发展，并由此而带来的社会历史观层面的自我扬弃。这是马克思从哲学的高度所指认的资本的真正本质，也是他超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地方。当我们在这一层面上再来看资本逻辑中所具有的人与人的关系和物与物的关系以及劳动者的劳动过程与资本的增殖过程之间的悖论式关系时，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其实是前者“通过它本身的、内在的、不可避免的辩证法转变为自己的直接对立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673页)的关系。更进一步，我们还应看到，这种解读视域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核心在于探索批判对象即资本在现实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内在矛盾运动规律，对资本的超越与扬弃都是建立在自觉地掌握与运用这种内在矛盾运动规律之基础上的。在我看来，这代表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在解读视域、解读内容、解读之意义等方面对他同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真正超越。对这一点的强调，也是我们今天来研究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唯物史观基础的学术意义之所在。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19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