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工人的意识更强有力的意识”的批判
——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的理论视野
[摘 要]《神圣家族》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合作撰写的第一部论著，它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同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性文本。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通过不同的角度，对以布鲁诺·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在《文学总汇报》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观点进行了严肃批评，提出了体现历史唯物主义的诸多观点，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新哲学做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
写于1844年9～11月的《神圣家族》，在马克思与恩格斯长达40年的合作历程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此著作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可以说是马克思、恩格斯跨向崭新世界观的第一步。由于《神圣家族》每一章都有特定的论战对象，故马克思与恩格斯是分头撰写的，恩格斯负责撰写了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四节中的前两节即“弗洛拉·特莉斯坦的‘工人联合会’”和“贝罗论娼妓问题”、第六章三节中第二节的第一个问题“绝对批判的第二次征讨(a)辛利克斯，第二号。‘批判’和‘费尔巴哈’。对哲学的谴责”以及第七章三节中第二节“‘非批判的群众’和‘批判的批判’的第二个小问题(b)‘软心肠的’和‘求救的’群众”，共七篇文章。这些文本对于把握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所批判的内容以及在唯物史观创立初期恩格斯的思想及理论贡献意义重大。
一、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政治活动的批判
在《神圣家族》第一章里，恩格斯直接地批评了青年黑格尔派“降低自己的身份”将哲学关注点从离人的物质生活最远的意识形态领域转移到时代弊病和赤贫化问题上的行为。在恩格斯看来，批判哲学表面上要融入群众，实质上并不是其自身要变成群众，而是为了更好地引导群众使用他们“批判的批判”的表达方式。批判哲学之所以要自降身份参与到群众的政治关系当中来，与其自身的政治野心和他们维护宗教统治的客观效果密切相关。神学家布鲁诺·鲍威尔最主要的奋斗目标是要用一个世俗的政权取代当时德国的基督教国家性质，认为信仰要成为理性，必须实现在国家中。他在《犹太人问题》和《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中把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相混淆，认为解放了宗教就是解放政治，从而解放人类，因为他认为基督教的真正基础是异化了的自我意识，只有消除异化的自我意识才能彻底消灭宗教，最终实现人类的解放。当谈论到犹太人问题的政治方面时，我们会发现，鲍威尔先生甚至在政治上研究的也不是政治，而是神学。恰恰是这一点，可以看出鲍威尔先生没有把犹太教及其宗教精神当作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仅仅把犹太精神看作“自我意识”世界中的一部分。
青年黑格尔分子们反对封建皇权专制，反对等级制度，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主张维护私有制，这样一来，失去生产资料占有权的大多数人陷入到生活的窘迫之中，更多的人不但没有被解放，反而被劳动困在了社会底层。在青年黑格尔派看来，这不是阶级导致的，也不是政治导致的，一切历史都是被思维的逻辑所决定了的，思维的逻辑决定了“为什么这一切正是这样发生，为什么无论什么神都无法反对这一点”。恩格斯认为历史规律对批判哲学家们太严格了。资产阶级所主张的自由、平等、民主、个人利益实际上只是被少数的富人所享有，大多数人的个人利益受到损害，“群众”能够享有到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权利是极其有限的。“过分严格的历史规律造成了批判的政治上的弱点……它觉得自己在政治上很糟糕，连它自己也不知道政治是怎么一回事。”
1843年，力图改变普鲁士政治现状的激进运动被当局弹压直至瓦解，布鲁诺·鲍威尔遭受了挫败，一方面因群众对于他们鼓吹的理论兴致不高而感到沮丧，另一方面，他基于激进主义的幻想而做的尝试也失败了，不得不放弃参与政治生活，回归到纯理论批判中去，批判哲学在实际上缺乏有效手段干预现实的弊病也由此暴露无遗，故而衍生出一套专属的辩护词汇为自己辩护:“本来也并不”“只是不被重视”“况且，还有”“还没有完全”“尽管——但是”“不仅，而且主要是”“其实，同样也只是”“批判本应该，只要这是可能的，同时，只要……”“如果……那末还是不能不同时承认”“难道这不是很自然的，难道这不是不可避免的”“同样也不”……诸如此类等等。但实际上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的批判在面对群众时却放不下他们以天父独生子自居来怜悯众人的架子，这便是马克思提到的“批判的批判的秘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不敢反对现存的政治体制，于是便来反对这个体制下的精神支柱——宗教，但他们也不敢公开反对现存的宗教，于是便来反对早期的基督教。
布鲁诺·鲍威尔在他的政治著作《国家、宗教和政党》中已经透露出要把自己树立成国家的批判家这样一种野心，如此，鲍威尔先生的保守显露无疑。显而易见，批判哲学针对单一宗教的局限性批判是为了维护其所谓的自我意识哲学的主体，所以反宗教斗争，实质上就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政治斗争。通过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论述，我们可以了解到，青年黑格尔派最终走向解体的关键原因就是其反宗教的斗争，因为批判宗教必然会导致政治领域的解放斗争，但“鲍威尔先生不去研究现代国家对于宗教的真正关系，而认为必须给自己设想出一个批判的国家来……当鲍威尔先生陷入政治中的时候，他总是重新把政治当作自己的信仰即批判的信仰的俘虏。”而反对当下宗教的斗争运动和实践活动便形成了一股暗流，将大批先进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推向唯物主义。恩格斯认为当前所需要的批判是另一种性质的批判，这种批判应当是针对实践领域内的批判，应当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更应当是强有力撼动资本主义根基的批判。他意识到政治解放是不够的，实现了政治解放的英法等国，底层人民生活依然困顿，尤其是在工人阶级中，出现了极度贫困的现象，国家逐渐分化为物质财产丰富的资产阶级和贫苦的工人阶级两个部分，因此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使人都成为自由的人，就不单单是追求政治解放，而应该从政治解放推进至社会解放。
二、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工人无用论的批判
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实质上还涉及人类历史发展动力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与马克思由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开始转变世界观(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不同，恩格斯是从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实现世界观的转变(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1844年初，恩格斯完成了他的首部政治经济学著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这篇被马克思称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的著作，成为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山之作。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曾根据日益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唯心主义的宗教观和英雄史观进行了严肃批判，他以英国这个经济和政治制度最发达的国家为例，揭露资产阶级的剥削实质，点明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或许我们可以说，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启发了马克思，推动着马克思的历史思索。尽管早在马克思主编《莱茵报》的时期就感受到了利益问题带来的困扰，但由于他当时认为政治领域是国家等级中的最高层次，加之他在经济学知识方面的缺乏，所以马克思在那时候还是偏向从政治视角分析经济问题。且19世纪40年代时，跟英法等国比起来经济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的德国，还没有摆脱封建制度的影响，工业并不发达，这也降低了马克思对社会经济状况和经济学的关注度。
恩格斯则在1842年11月下旬，到达了工业革命圣地——曼彻斯特，这个资本主义工业最为发达、社会阶级最为明朗的地方，由此较早地接触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经济学的研究，进行工人现状的调研，参加工人运动，开展科学的研究，发现国民经济学内在矛盾核心，写出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也正是由于恩格斯有着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秉承的无产阶级立场，才能够洞见布鲁诺·鲍威尔及青年黑格尔派关于德国意识形态的虚幻之处;也正是通过研究政治经济学，系统阐释了资本主义的实际运作，从生产劳动层面说明了历史发展的本质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他才得以摆脱“德意志意识形态”观念的束缚，在历史观上实现重大突破，最终抵达唯物主义的场地。也正是这种突破，才能够使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越过了“费尔巴哈阶段”，在唯物史观一系列的重大理论问题上超越了费尔巴哈，在《神圣家族》里开始了极其关键的转型。
因此，恩格斯在第四章一开始就针对青年黑格尔派提出的“为了创造一切，就需要某种比工人的意识更强有力的意识”，进行了坚决的批判。青年黑格尔派认为，之所以需要高于工人的黑格尔精神，是因为工人除了只会做单一的平凡的工作，其他什么也没有创造，以致于什么权利、财产也没有。只有用高于工人的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注入工人的大脑中才能升华工人，改变工人命运。对此，恩格斯指出:“这种论点简直就是疯话。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恩格斯用最直观的感性对青年黑格尔派“高度的抽象”进行了“批判的批判”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我们只需要对批判哲学关于宗教和政治批判的主题稍作思考就会发现:不是由国家与法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与法，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只能到政治经济学里去寻找。如果说过去的批判是靠贬低、否定部分群众的事物和人物来获取自己的身份地位和相对荣誉，那么现在，批判就是靠贬低、否定全部群众来获取自己的绝对荣誉。《神圣家族》第四章“弗洛拉·特莉斯坦的‘工人联合会’”一节中，针对埃德加尔对工人阶级社会作用的溢于言表的蔑视，及其妄图用批判哲学来改造工人阶级的立场，恩格斯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在批判哲学看来，只有来自“自我意识”的创造以及与任何现实都相互矛盾的普遍性才是能够创造一切的力量，他们认为工人创造的是单一的、群众的、“可以感触到的、非精神的和非批判的对象”不是“概念的创造”，而概念的创造正是批判哲学的核心。对于批判哲学而言，一切未能创造抽象概念的行为都不具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所以埃德加尔才想用批判哲学改造工人阶级，如马克思所言，批判哲学不愿意去了解最基本经济关系的原因就在于其思辨的本性。至于工人及其生产到底为市民社会带来怎么样的促进，恩格斯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做了系统深刻的阐述——科学技术的进步、机器的发明应用在社会生活、生产领域，破坏了以往的阶级和社会阶层赖以生存的基础条件与关系，使传统所有制关系、阶级关系在主要的层面产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于是诞生了新的社会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换句话说，恩格斯此时不仅提出了生产资料是社会进步动力的思想，还萌生了阶级和政党之间的矛盾也是社会发展动力这样的思想。在此处，我们要注意到恩格斯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尽管工人创造了整个社会赖以存在的物质财富，但由于他们缺乏组织，导致各个本应相互联系的劳动部门之间互相分隔开来，所以不能发挥工人的社会阶级作用。也就是说，“工人什么东西也没有制造”这种观点只在工人的“劳动没有组织起来”这一层面上才部分成立。恩格斯甚至认为什么都没有创造的是批判的批判，创造一切的正是工人，“工人甚至创造了人，批判家却永远是不通人性的人”。
而在第四节的第二个问题“贝罗娼妓问题”中，恩格斯也提到了埃德加尔降低自己批判哲学家的身份来讨论娼妓制度的问题，他惊异于埃德加尔居然批评贝罗警官针对娼妓制度提出的观点，认为批判哲学家“也有责任干预‘淫乱的关系’”。在恩格斯看来，埃德加尔批评贝罗警官的理由只是因为贝罗的观点使他不安，但实际上批判对于这种社会问题束手无策，纯属纸上谈兵，与此同时，这种反对并不影响他们“跟娼妓在一起鬼混”。对此，恩格斯毫不留情地讽刺了批判哲学家目空一切、居高临下的姿态，揭示了批判哲学家一伙人学术的虚伪性。
透过这一系列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恩格斯已经确定了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人，而不是批判哲学所谓的“概念”，就像他在第六章第二节“绝对批判的第二次征讨”中写的那样:“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他在这里也暗示了工人阶级进行阶级转变的必要性——从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并且明确指出:“费尔巴哈没有走的一步，必定会有人走的。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列宁在谈到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讲:“在恩格斯以前有很多人描写过无产阶级的痛苦，并且指出了帮助无产阶级的必要。但是，恩格斯第一个说明了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说明了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使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而战斗中的无产阶级是能够自己帮助自己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及无产阶级政党理论预先打下了基础。
三、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唯心主义的批判
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哲学使恩格斯和马克思准确捕捉到了黑格尔之后的德国时代思想脉搏。“从前的目的论者认为，植物所以存在，是为了给动物充饥，动物所以存在，是为了给人类充饥，同样，历史所以存在，是为了给理论的充饥(即证明)这种消费行为服务。”施特劳斯由客观唯心主义的立场出发，率先批判基督教，他在《耶稣传》中提出:耶稣的存在、耶稣的复活等是不可能有的，这一切都是基督教徒们集体无意识的创作。而针对《耶稣传》，布鲁诺·鲍威尔先生则认为耶稣是个别人有意识凭空杜撰的，于是他便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就是“自我意识”，即杰出的个别人的意识。布鲁诺·鲍威尔在1840年发表的《约翰福音批判》指出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分裂，但却没能克服黑格尔学派的缺陷，恩格斯表示:“黑格尔学派虽然解体了，但是黑格尔哲学并没有被批判地克服。”在恩格斯看来，已经庸俗化了的批判的形式，只是在不断重复思辨的“高见”——任何历史的存在，是为了使真理达到自我意识。以布鲁诺·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将这种“自我意识”极端地发展成为绝对抽象的东西，即同自然相脱离的绝对实在，并用此概念来代替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这个“自我意识”也就变成了不依赖于具体客观世界的、精神性的、任意的活动，那么批判就是所谓的“绝对精神”。而鲍威尔·布鲁诺先生认为他自己就是批判本身，同样，群众的因素也被排除在批判之外。正如恩格斯在《神圣家族》第二章中写的那样:“自满自足、自圆其说和自成一家的批判当然不会承认历史的真实的发展，因为这无异于承认卑贱的群众的全部群众的群众性，而事实上这里所涉及的正是要使群众摆脱这种群众性。”所以，批判认为自己并不是通过群众体现出来，而仅仅是通过关键杰出人物即鲍威尔先生及其门徒体现出来的。这也就是说，批判的批判认为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已经被思维发展的逻辑“充分认识”，他们宣称“自我意识”是最强大的历史创造力。但在恩格斯看来，一旦人们开始用“自我意识”来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就会发现，这种思维方式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因为批判只是“用现存事物的范畴来制定公式”，也就是用现存的黑格尔哲学和现存的社会意向来制定公式。即批判哲学所做的这些都只是徒劳，或者说是自欺欺人，并不是真正的批判哲学。
如果说在《德国年鉴》中，青年黑格尔派主要还是穿着哲学的外衣出场，那么到了1842年时，青年黑格尔派在《莱茵报》上就已经直接作为努力又向上的激进资产阶级的哲学出现，哲学只是他们用来迷惑书报检查机关的手段。如此为了批判而批判带来的后果就是，批判从一种手段变为一种目的，所以，“批判的批判的秘密”就是批判的教条。恩格斯戏谑地讽刺道:“它是一个老太婆，而且将来仍然是一个老太婆;它是年老色衰、孀居无靠的黑格尔哲学。这个哲学搽胭抹粉，把她那干瘪得令人厌恶的抽象的身体打扮起来，在德国的各个角落如饥似渴地物色求婚者。”在《神圣家族》第八章第一节“屠夫批判地变成了狗，或刺客”中，马克思也明确地表示，作为批判哲学代言人的鲁道夫使“刺客”变成“狗”的教化过程其实并不是教人向善，也不是对人的解放，相反地，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一种以资产阶级道德来禁锢人的目的。批判哲学高扬一种愚民教育，使像“刺客”这样原本具有反抗精神的下层社会人士被教化成为了旧制度、旧道德辩护和殉葬的“卫道士”，这种道德感化论在恩格斯和马克思看来是极其有害并且反动的，因为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而青年黑格尔派“绝对的批判”推翻群众的历史并打算用批判的历史取而代之。然而，能够推动哲学发展的，归根结底是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需要。
在同封建政治制度和正统宗教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只有唯物主义可以解决关于世界本原究竟是自然界还是观念的问题，且不会产生自相矛盾的结论。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很好地消除了绝对精神如何“外化”为自然界这个矛盾，“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这就一下子消除了这个矛盾。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赖以生长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魔法被破除了;‘体系’被炸开并被抛在一旁了，矛盾既然仅仅是存在于想象之中，也就解决了。”这个理论对德国思想界的影响是巨大的，使人们的思想豁然开朗，成为了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转站”，大批最坚决的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在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分化中，回到了英国和法国唯物主义的阵营。批判哲学曾两次通过鲁道夫来拯救这个世界于灭亡边缘，但他们也只是为了现在能够亲自来宣告这个世界的灭亡。但历史会证明，灭亡的不是这个世界，而是批判哲学家们和他们的《文学总汇报》，这是恩格斯和马克思在《神圣家族》的结语中发出的预言和宣告。
四、结语
可以说《神圣家族》是一部旗帜鲜明且蕴含了诸多重大创新理论的论战型著作，而非一部正面阐述的理论著作，作为一个中介，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实现了政治立场的转向，即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观察、分析当前社会的弊病;哲学立场的转向，即反对唯心主义对社会作思辨理解的立场;理论方法的更新，即主张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不可化解的社会矛盾会最终发展至社会主义社会。而我们透过恩格斯的《乌培河谷来信》、《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以及后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这些材料，不难发现，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考不仅早就开始了，并且细密地渗透进了他与马克思合作的每一个时期。特别是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的理论视野，更是为唯物史观的创立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做出了独特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