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青年毛泽东对于调查研究的理性认知，为其探索中国革命道路选择确定了逻辑起点，也为其日后解答“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问题提供了行动方案。从理论渊源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多种社会思潮的碰撞、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等，是青年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形成的丰富精神源泉；从实践基础看，湖南一师求学经历、组建新民学会、创建党团组织等大量的实践活动是青年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形成的现实动力；从主体解析看，青年毛泽东自身所具备的外向健谈的性格特点、力行务实的处事风格、独立自主的奋斗精神、心系人民的深厚情感等个人特质是青年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
调查研究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对于事物本质和变化规律的一种主动认识活动。毛泽东一生高度重视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首创者和践行者。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是其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过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关键问题开展持续调查和研究，从而形成的一系列关于调查研究的目的、意义、原则、对象、方法、规范等方面的科学理论。关于调查研究的课题历久弥新，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都是中国共产党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和有效途径。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调查研究这一“传家宝”的重要作用，指出调查研究是“基本功”，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在此背景下，对于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关注和研究进入了一个相对高潮的时期。不少学者把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方面的宝贵思想财富，作为当前条件下开展社会调查和研究工作的指导和借鉴，围绕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的具体开展情况、主要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贡献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邓小平曾指出，毛泽东同志从参加革命之初，就一直提倡和实行调查研究，坚持同各种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由于学术史料相对分散，学界对于毛泽东青年时期（主要界定为１９１０年离开韶山外出求学至１９２７年上井冈山之前的时期）调查研究思想的研究相对较少，尚缺乏系统全面的学术梳理和可信的剖析论证。青年时期是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发生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基本原则、情感认同、路径建立和方式方法上奠定了初步基调。追溯青年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产生的源与流，有助于全面认识和把握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新时代以系统思维透析复兴逻辑、以历史眼光指明发展道路，对于提升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的决策能力，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就在学习和实践中逐步萌发了调查研究思想。他喜读“无字之书”，很早就提出了“闭门求学，其学无用”的观点，认为要“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注重“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强调“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在树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之后，毛泽东注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把开展调查研究由自发行为上升到自觉行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坚持把调查研究作为了解社情、判断形势、制定政策的基础性前提。因此，青年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呈现出成长性和务实性特征，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从宏观层面上看，近代中国的历史演变迫切需要找到一条能够救亡图存、实现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毛泽东青年时期开展调查研究本质上就是以寻求救国道路为主旨的艰辛探索，通过调查研究来掌握国情、总结规律，进而形成清醒认识和科学理论，用于进一步指导革命实践，构成了实践（调查研究）—理论（总结提升）—实践（指导革命）的逻辑闭环，这也成为青年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重要支撑。具体来看，青年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萌发受到精神熏陶、实践塑造、主体特质等方面的共同影响。
一、理论渊源：青年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具有丰富的精神源泉
恩格斯提出的“历史合力论”认为，历史是由多种力量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合力导致的结果，每种力量都对最终结果的产生做出了贡献。青年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恰逢中国思想界和文化界在中国社会现实困境下迅猛觉醒的关键时期。因此，青年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形成既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也与其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以及各类社会思潮，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直接影响密切相关。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为青年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注入了鲜亮底色
毛泽东生长于湖南，少年时期接受私塾启蒙教育，对湖湘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有了初步的涉猎和知识积累，为其性格和思想的塑造深深埋下了传统文化因子。熟读经书之余，毛泽东还阅读了大量与传统封建正统思想不一致的古典小说，并从书中得到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初步启发。例如，受《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的启迪，毛泽东明白了情况不明就贸然攻打会吃败仗，只有认真调查之后再采取正确行动才能取胜的道理。少年毛泽东读书不仅勤奋，而且能够独立思考，不囿于书本内容，能够跳出书本联想到整个社会。毛泽东在阅读过程中发现，小说中的主人公只有才子佳人、帝王将相，没有种田的农民，经过深入思考分析得出了结论———原来书中颂扬的都是不必种田的统治者。这样的思考方式使毛泽东把书读“活”了，在思想认识上有了更深层次的提高，为其日后形成“读无字之书”“闭门求学，其学无用”的观念奠定了基础，也为其思想意识中传统文化内核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
青年时期，毛泽东就读的湖南第一师范前身为南宋张栻创办的城南书院，与岳麓书院仅一江之隔，彼此互通、一脉相承。杨昌济等名师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又接受了西方现代思想的熏陶，非常注重将外国文化知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毛泽东得以在中西文化交融的学术环境中研习湘学要义。一方面，毛泽东深度认同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对于湖湘文化中“实事求是”的思想进行了改造和深化。湖湘学派历来注重“求仁履实”。明末顾炎武、王夫之等学者主张“经世致用”的真学问和“以实为宗”的新学风，反对“不究实用”的“空言”，成为近代启蒙思想的重要理论渊源和近代湘学的先祖，并发展成为具有湖湘文化特质的学以致用的务实精神。“实事求是”本是岳麓书院所倡导的治学风尚，后经学人传承，将其由学术方法上升为哲学思想，凸显其所蕴含的“实功”之道，是青年毛泽东形成“求实”观念的重要精神指引。求学期间，毛泽东积极倡导实践躬行，反对坐而论道，毕业之后也始终强调“踏着人生和社会实际说话”，注重“从实际和事实去研究真理”。青年毛泽东曾数次游历和寓居岳麓书院。高悬于书院讲堂前的“实事求是”匾额令青年毛泽东耳濡目染，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独到的见解。在长期的思考和实践过程中，毛泽东对“实事求是”思维理念进行了认识论上的唯物改造，并在日后逐渐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其调查研究思想的重要认识基础。另一方面，毛泽东批判继承了知行合一的传统思维，形成了“重行”的思想特质。从孔子提出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到王夫之讲“知行相资以为用”，在知行关系上强调“行”的重要性，注重调查研究，中国古代学者在知行关系上有着良好的思想传统。在杨昌济的指导下，毛泽东认真研读船山遗著，把“知则必行”的观念认同吸纳为自身思想结构的重要元素和主导意识，作为始终坚持的基本信条和行为准则，并注重对国家政治和社会实际问题的学习和论证，强调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来获得独立性的思想认识。其在《讲堂录》中多次提及“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在青年学子出国热潮中，毛泽东负责组织领导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但关于自己的去留问题，他认为“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最终坚定留在国内。不难看出，青年毛泽东全面接受了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和学贵力行的治学精神，并将其内化为思想结构中的基础元素和底层涵养，为其日后调查研究思想形成发展和实践活动构建了极其重要的“支援意识”。
（二）社会思潮的碰撞丰富了青年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内涵和外延
毛泽东出生于晚清时期，正逢中华民族遭遇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国家，中国社会面临着深重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当时，不少知识分子从列强的坚船利炮中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怀着雄心壮志出国留学，将复兴中华的希望寄托于西学浪潮，并尝试从“器物”学习到“制度”模仿以至于“文化”重建。虽然几度努力均告失败，但实践求真的过程为推动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做出了有益探索。近代中国西学东渐成为社会风尚，西方科学注重客观数据、逻辑和实证分析等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传统文化在强烈冲击之下被迫融入外来要素开展异质重构，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各种新思想新理论层出不穷。毛泽东自小就养成了个人自学的良好习惯，其知识结构始终保持着开放、吸纳、兼容的状态，对各种新的知识信息具有强大的认知兴趣和接受能力。在杨昌济的指导下，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期就阅读《新青年》杂志，广泛学习吸收各类新思想。１９１８年，毛泽东带着学习和实践的双重渴望北上赴京，利用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契机，大量阅读各种书刊，广泛接触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社会名流、思想新锐和青年学者，主动赴保定、长辛店等地开展调查研究，迅猛汇聚和吸收各种知识、信息，在较短时间内接收了大量的新理论和新观点，理论视野和思想容量得到了极大扩张。为了检验新的理论是否可行，毛泽东积极投身于对各种理论的实践之中，开展了多种带有个人尝试性质的实验设计，例如，１９１８年春开展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１９１９—１９２０年以“驱张运动”为代表的改良主义实验等。这些关于新思想新理论的实验尝试，带有极强的独立思考和自主参与意识，为毛泽东后续开展各类实践和调查研究活动提供了进一步的思想认识和经验积累。在多种思想的碰撞中，毛泽东对胡适及其倡导的实验主义十分赞同，甚至代替了“已经厌弃”的康有为和梁启超，成了他的“楷模”。实验主义具有以解决具体问题为导向的鲜明特征，与湖湘文化中所倡导的反对务虚空谈、崇尚经世致用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共通性。胡适虽然没有关于调查研究思想的具体论述，但是其思想脉络与原则进一步鼓励毛泽东带着问题深入社会，为开展学术研究和谋求救国道路提供全面的数据和信息。毛泽东决定不“出洋”的选择受到了胡适所著《非留学篇》的影响，这也为青年毛泽东确立立足于中国地盘作实地调查研究的思想观念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和理论支撑。
（三）马克思列宁主义为青年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指南
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批判地继承人类以往思想的优秀成果，对大量资料进行了挖掘整理，通过开展调查研究，深刻掌握了工人阶级的经济、政治、思想的真实状况。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调查研究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之上，使之成为科学研究的认识工具和方法及指导学习、研究、实践的重要思想武器。新文化运动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其他外来思想一道传入中国，并很快在中国文化思想领域占据一席之地。１９１８年第一次赴京期间，毛泽东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自身的思维体系中逐步地接纳和渗透马列主义观点。１９１９年底第二次赴京期间，毛泽东在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指引下，大量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著作。在自主学习思考、参与实践活动和反复试验比较中，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认识日益向马克思主义倾斜，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一是在认知领域，逐步摆脱了“心之力”等唯心主义思想，基本实现了向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转换，提出了“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等论断，强调力戒空谈、求真求实，把认识国情上升到了理性高度，自觉把调查研究作为全面系统地把握国情的重要工作。二是在历史观层面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由于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引，毛泽东秉承“圣贤救世”思想，并未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作用所在；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毛泽东坚定地选择了历史唯物论，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感上升到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高度，开始重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明确地提出了“民众大联合”的思想，在日后开展调查研究时十分注重向人民群众学习，实现了调查研究与党的群众路线相统一。三是在方法论层面上，列宁曾指出，如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开展革命是共产主义者没有遇到过的“特殊任务”，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这个任务”。毛泽东从青年时期就清醒地认识到，要想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唯一方法就是开展调查研究，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实际。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毛泽东走上了坚定的革命道路，虽然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引，有外国的经验作参考，但是在中国大地进行革命事业，必须首先准确掌握中国的具体国情。然而，无论是昏庸的晚清政府还是初生的国民政府，都没有能力对中国当时的人口、自然、经济、教育、农业等方面的具体情况进行全面系统的科学统计。由于严重缺乏经验且社会条件十分复杂，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进行革命时，不能盲目照搬外国经验，必须十分谨慎地通过深入实际开展社会调研来“摸清家底”，获得决策所需要的客观事实和基本数据，才能最大化弥补客观条件的不足，从而精准把握形势，制定出有针对性的政策方针。毛泽东在革命之初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具体地、深入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社会和各阶级开展调查研究，取得了对社会各个阶级和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全面掌握了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和地方的真实情况，为最终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奠定了科学基础。
二、实践基础：大量的社会实践活动是青年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形成的现实动力
实践是由知识内化到理论外化的重要桥梁。在激烈变动的社会环境下，青年毛泽东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推动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实现了在实践中对理论的考察鉴别，对国情社情的理解和对人民生存现状的关注持续加深。他力求通过实践寻求能够正确指引中国革命的科学道路和行动指南，让自身的思维能力、组织能力、表达能力、动员能力也得到了显著提升。其开展调查研究活动从无意识的自发行为转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开展调查研究意识逐渐加深，调查内容不断丰富，方式方法日渐完善。
（一）湖南第一师范求学经历为青年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形成积累了重要的初步经验
受战乱纷争、动荡不安的时代环境影响，毛泽东从少年时期就萌生了爱国情感和救国志向，求学期间始终心怀救国救民的伟大志向，把为救国救民而储才蓄能作为读书求学的根本目的。１９１３年春至１９１８年夏近五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在湖南第四师范（后并入第一师范）、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湖南第一师范文化底蕴深厚，师资条件相对优越，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和自学能力，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实践活动。学校的群体规范、管理模式、集体舆论、人际环境、信息环境等要素，对于学生的心理品德修养和社会行为具有巨大的潜在影响。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求学经历对其思想结构的形成具有极强的塑造性。湖南第一师范的教育环境与毛泽东少年期间接触的私塾教育环境有很大的区别，对青年毛泽东的快速成长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毛泽东曾回忆道：“我的政治观念在这个时候开始确定，并且在校中初次得到了社会行动的经验。”湖南第一师范延续了湖湘文化学统，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实学思想，其先进的教育理念、优秀的师资队伍和共同进步的青年学子对于毛泽东的成长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特别是在日常学习生活中与老师和同学之间密切的谈话、通信、讨论等思想交流，丰富了其思想认知的多样性，并在交流中加深了对国家和社会问题的思考，也更加坚定了投身于救亡图存大业的志向和信念。在历史教员黎锦熙的指导下，毛泽东开始有计划有选择地读书，注重各个学科与社会实际的联系。在二人书信往来中，黎锦熙曾与毛泽东交流“学与政”，并提出以“易导（谓易于引导群众）为佳”，从学习方法的角度，为毛泽东的思想结构注入了对于人民群众重要性的初步认识。
毛泽东毕生注重实践调研，也离不开杨昌济先生的熏陶和教导。杨昌济非常注重将外国的文化知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提出：“善治国者，必审国家特异之情形……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１９１９年，在《告学生》一文中，杨昌济明确地提出了“知行合一”“实践为本”的理念，论述了博学、深思、力行之间的辩证关系，明确了“力行”的关键地位，强调“学者尤不可不置重于实行也”。青年毛泽东对杨昌济的教诲服膺于心，这些理念为青年毛泽东探寻如何认识社会、把握国情构建了最初的认识遵循，也为其后来强调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进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在求学期间，毛泽东将调查研究与知识学习、游历风光、锻炼胆识、体察民情和培养能力相结合，朴素地意识到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性。通过组织和参与一系列实践活动，毛泽东在主观认知和实践能力上都有了显著提升：在爱国认识方面，能够超越单纯朴素的爱国情感，开始从前景和道路上思考如何能够救亡图存；在对于实践的认识上，愈发关注社会现实情况和人民生存现状，主动深入工农群众中体察民情，了解底层社会现实；在个人发展方面，把改造中国确立为自己的社会理想和远大志向，立志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层面探求本源、寻求方向。这些收获，对于青年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及其日后开展中国革命活动的具体实践来说，无疑是极其重要的思想奠基。
（二）组建新民学会推动青年毛泽东形成科学的认识立场
１９１８年４月，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共同牵头发起成立了学术团体———新民学会，矢志探索新的救国救民道路。此时，留法勤工俭学在国内兴起。毛泽东认为，中国青年远赴法国务工，能够经常接触穷苦工人，从而与工人建立深厚的感情，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知晓穷苦大众的问题所在，也才能承担起将来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重任。一些新民学会会员抵法后，毛泽东与他们保持密切的通信往来，并将信件内容编辑成《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和《会务报告》刊印发放。可见，这个过程中已经包含了毛泽东利用一切时机在各地广泛开展调查研究的思想认识和实践准备。从实践效用上来看，组建新民学会对于青年毛泽东树立并坚持调查研究的思想具有重要的价值：一是进一步坚定了唯物立场。赴法会友罗学瓒在信中谈及感情迷、部分迷、一时迷、主观迷等“四种迷”的问题，揭示了国人思想观念中感情用事、无普遍观察“总是挪一部分推断全体”、无因果观察“总是拿一时现象推断全局”、“每以主观去笼罩一切”等问题，并对此提出了深刻批判。毛泽东认为罗学瓒的批判“最透彻”，要“印刷四万万张遍中国每人给一张就好”，直观地表现出其所坚持的唯物立场。二是进一步凸显了鲜明的问题导向。１９２１年，毛泽东在学会会议上交流的主要内容涉及“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采用什么方法”“即刻如何着手”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带有鲜明导向的问题清单，体现了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结构中注重研究的强烈意愿。此后，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深入探索，确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革命目标和新的学会宗旨，体现了毛泽东与新民学会成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在思想上发生的重大转变。三是进一步营造了注重调查研究的学会氛围。１９２０年，罗学瓒在信中提出，赴法会友约定就法国的工厂情形、工人生活、华工情况、勤工俭学情况、法国社会各种状况、旅法感想等主题每月写信或撰稿，再寄回国内刊登发表，要求会员“尽调查留心的责任”。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建议组织“调查统计部”，研究宣传部、调查统计部与出版物三者可“打成一片而潜在从事”，并谈及可利用身处外国的便利条件调研俄国及各国情形，毛泽东在国内可调查各省情形，将人口、土地、产业、交通、劳动状况、经济、教育等列入统计，并将调查与研究的著作出版发表。蔡和森的提议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认同，在回信中表示“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在此期间，赴法勤工俭学的学子多次在国内报纸上发表在法国的见闻和调研实况，为毛泽东坚定地在国内开展调查研究提供了思想支撑。
（三）创建党团组织进一步促进了青年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实际运用
随着自身政治觉悟的不断提高，以及湖南自治运动所遭受的实践挫折，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建立政党的重要性。马克思曾指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释和发挥。”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来看，当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经验引发毛泽东的强烈关注，但是国外的革命经验难免会存在着“外来”与“本土”的适应性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下的十月革命的胜利经验能否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能否直接引入并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还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推论，缺乏实践层面的调研、证明和检验。在创建党团组织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注重理论和主义的传播，也非常重视对中国特别是湖南实际的调查研究。从１９２０年５月到１９２１年１月的大半年时间里，毛泽东在与蔡和森的往来信件经常讨论革命的道路问题，其中多次提及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共产党的设想，把共产党定性为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和“作战部”。毛泽东在信中也明确指出要做“根本改造之计划”，要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并提出了“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的论断，对蔡和森信中提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总结和拔高。毛泽东深知，马克思主义只有与工人阶级相结合才能成为物质的力量，但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在语言、习惯、生活状态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要迅速地团结工人阶级并非易事。于是，毛泽东从基层做调查研究开始，主动深入工厂和工人集聚地与工人接近，用最简单朴素的语言，了解工人群众的真实生活状态和工作状态；积极创办工人夜校，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广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也借此与前来学习的工人、店员谈话交流，了解其真实的生活和思想状况，开展了马列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有效探索。此外，毛泽东于１９２１年在环洞庭湖开展农村调查研究；１９２１年夏秋之交深入安源煤矿调查，并组织领导了安源大罢工；调查“湖南劳工会”组织，成功转变了黄爱、庞人铨等人的思想认识，让其放弃无政府主义投入马克思主义信仰；１９２１年冬季深入衡阳调研，选定湖南第三师范建立党团组织等，为其日后开展更加丰富而深入的调查研究积累了实践经验，奠定了方法基础。
三、主体解析：鲜明的个人特质是青年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
共性的知识环境如何转化为个人的思想积淀，与个人的处事风格、精神取向、情感认同、性格特征等有着密切的关联。作为开展调查研究的主体，青年毛泽东与众不同的个人特质无疑起到了“催化剂”和“助推器”的重要作用，推动了其青年时期调查研究思想认识的加速形成和调研实践的持续开展。
（一）外向健谈的性格特点是青年毛泽东注重开展调查研究的天然优势
性格是一个人在现实稳定态度和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中所表现出来的个性心理特征。毛泽东从青年时期就十分健谈，其日常口头谈话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语言之生动，甚至比诸多公开发表的文章论著更为精彩。早在１９２１年初，他曾在计划个人未来发展时选择了“教书”和“新闻记者”两个职业方向，体现出毛泽东在性格上乐于且善于与人打交道，并有意愿将自己的性格优势转化为职业道路。个体的性格偏向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体的工作风格和行为模式，外向健谈的性格特点是毛泽东注重并热衷开展调查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观因素。在写给萧子升的信中，毛泽东指出：“不先有言，何以知失？知失则得，非言之功乎？”求学期间，毛泽东主动发出启事征友、千方百计拜访求教知名学者、积极参加诸多社团组织，并经常就重大的时事问题面向同学进行演讲，话语极富煽动性和感染力。在组织工人夜学时，毛泽东采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撰写夜学广告，用工人们的语言授课，进一步加深了与工人群体的直接联系。为组织领导工人运动，毛泽东多次亲自深入工人聚集地，向工人介绍俄国工人阶级推翻统治剥削的事迹。１９２５年，毛泽东在韶山开展农村调查期间，一边养病，一边串门走亲戚，主动深入群众，甘当群众的学生，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情况、农民革命状况等进行详细调查研究，“走亲戚”“拉家常”的方式是打开调查研究突破口十分重要且非常有效的方式。毛泽东之所以愿意主动走近师生和工农群众，做群众的贴心人，与其与生俱来的外向健谈的性格特点有密切的关联。
（二）力行务实的处事风格是青年毛泽东重视调查研究的精神内核
受到司马迁、徐霞客、顾炎武等人的思想的影响，毛泽东从青年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力行务实的处事风格，始终秉持“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的信念。毛泽东不仅善于提出问题，更注重以实践去解决问题。他曾认为学校与社会联系不够紧密，批评“现时学校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橛，犹鸿沟之分东西”。１９２０年２月，在写给陶毅的信中，毛泽东提出了对于“空泛”改造的困惑，认为当前对于改造的终极目的、采用什么方法，以及从哪个地方入手等问题很少有个人或者团体进行详细研究。他还认为个人的研究成立于冥想，因此对于“怎样研究”“怎样准备”“怎样破坏”“怎样建设”等问题“多有陷入错误”，也经不起社会的检验，体现出其改造中国的强烈渴望。在听闻赴法勤工俭学项目之时，毛泽东提出了“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的建议，体现了对开展“考察”的高度重视。在投身革命之后，毛泽东对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特别是中国农村的环境进行了大量详细具体的实地调查研究，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反对本本主义》等诸多影响深远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著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的最终确立提供了科学有效的现实依据。
（三）独立自主的奋斗精神是青年毛泽东坚持通过调查研究获得独立性认知的内驱动力
在领导湖南人民自治运动时，毛泽东曾撰文“湖南人素来有点倔强性、反抗性和破坏性”，并骄傲地认为“曾、左吾之先民”，体现了对于曾国藩、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湖湘人士独立性格的深深推崇。受地域特征和家庭环境的影响，毛泽东在少年时期就表现出强烈的独立个性和自由性格，曾表示“吾好独立蹊径”，早年经常不满于父亲的严厉和压制，产生了逆反心理和反抗言行，表现出了斗争精神的最初萌芽。在求学道路上，毛泽东也表现出自由独立的个性和鲜明的批判态度，甚至带头组织了驱逐校长的活动。当学校的系统教学与自身的知识诉求发生冲突时，毛泽东并不全盘接受学校的知识传授，而是大力提倡个人的独立钻研和相互之间的自由讨论，认为“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体现了其独立自主的学习习惯和性格特征。从思想源头上看，毛泽东青年时期开展的调查研究实践无一例外都是在独立自主的精神力量指引下，由思想认识转化为实际行动，再由实际行动上升为先进理论，从而指导中国革命走上正确的道路。走上革命道路之后，毛泽东不跟随政客人云亦云，也不盲目跟随党内的右倾和“左”倾的思想开展行动，而是在深入社会实际，观察了解和汇总整理大量统计数据的基础上，依据唯物史观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倾向、革命态度等进行科学分析，解决了中国革命中敌、我、友的问题。
（四）心系人民的深厚情感是青年毛泽东坚持开展调查研究的力量源泉
在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感情因素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思想倾向。毛泽东出身于农民家庭，自幼就与人民群众建立了天然的情感认同，经常主动接济穷困、帮助乡亲。在湘乡东山学校和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毛泽东经常深入学校附近帮助贫苦农民一同劳动，了解民情。他多次采取“游学”的形式深入洞庭湖周边农村进行考察，把人民群众作为掌握国情社情的主要研究对象。在经历了一系列革命实践之后，毛泽东逐步树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导地位，对于人民群众从单纯的情感认同上升到高度关注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上来，确立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１９１９年，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毛泽东明确提出只有依靠民众的大联合才能使“改造中国”取得实效。在其后续开展的一系列调查研究过程中，毛泽东把人民群众作为解决问题的智慧来源，虚心向工农群众学习，多次召集工人和农民代表开调研会和“拉家常”，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通过长达３２天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他撰写了影响深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赞扬农民打倒土豪劣绅的行为，认为农民运动是广大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在开展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毛泽东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真正做到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包含了十分丰富的群众路线的思想雏形。
www.haizi.na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