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前，军事上的胜利已不可阻挡，但对于共产党人能不能解决中国人的粮食问题，也就是说中国人能不能养活中国人这个问题是心存疑惑的，一些西方的政治人物更是断言共产党人会在这个问题上败下阵来，代表人物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说：
“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毛主席偏不信这个邪，他针对艾奇逊的这一言论驳斥道：
“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要让人民有饭吃，这是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头等大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里，人们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以粮为纲”，这是有历史缘由的，毛主席的一大部分精力，也用在了抓粮食这个方面，他要创造中国人有饭吃的人间奇迹，打破艾奇逊没有一个中国政府能够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的“反革命理论”。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这个肥除了农家肥，就是化学肥料，现代农业粮食产量的提高，根本的原因是化学肥料的广泛使用。
毛主席较早就注意到了化学肥料的重要性，并迅速着手改变中国“贫肥”的落后面貌，使中国的化肥工业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中国人民粮食实现自给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1953年10月31日，毛主席在审阅修改的中央关于统购粮食的宣传要点稿中指出要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他说：
“只有工业发达了，国家才能多造新农具和农业机器来帮助农民发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合作社，才能多修铁路公路把城市和农村联接起来，才能多修水利来发展农业，才能用大量的便宜的化学肥料、杀虫药剂、药品、糖、布匹、自行车、收音机、电影等各种日用东西来供给农民。”
1957年8月2日，毛主席在青岛会见缅甸国会访华代表团，他跟代表团团长德钦登貌谈起人口与粮食问题时说：
“你们的粮食比我们种得好些，我们有些地方产量很低，我们想把粮食增产。许多地方缺水，我们的化肥也不多，要搞些化肥才好。我们国家刚建立不久，事情办得不多，钱又少，人口又多，要吃又要穿，这是个大事情。”
1957年9月7日，毛主席在武昌同湖北省部分地委书记进行座谈，了解大家对新修改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有什么意见，目前农民有些什么要求?在座的地委书记回答说农民需要农药、化肥、拖拉机等，毛主席随即说：
“这些东西，有些要靠你们自己搞。湖北有几千万人，相当于一个大国，不搞化学肥料还行?你们需要发展化学工业、电力工业、煤炭工业等等。”
1957年9月24日，毛主席会见印度尼西亚前副总统哈达和夫人，在回答哈达关于中国怎样解决人多地少等问题时，他说：
“办法是增加单位面积产量。增产的办法是改良土壤和种子，增加肥料，兴修水利，深耕细作等。现在还有二种新办法，即密植法。这都需要进行很大量的组织工作。我们没有化学肥料，现在才开始建立化学肥料工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对化学工业注意不够。我们是农业国，应发展肥料工业，也要发展人造纤维。”
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后，因为认识到在化学肥料工业方面的不足，中共中央决定将化肥工业这一短板尽快补上，从1957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的年份开始，中国加快了化肥工业的发展步伐。这年二月份，化工部提出了大量发展化肥的意见，中央协调各机械工业部，从下半年开始，试制化肥成套设备的标准设计，计划利用一年半的时间，做到批量制造，装配生产。
在1957年9月24日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分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陈云讲话指出，地方资金的主要投放方向是与发展农业生产有关的方面，例如化肥工业、兴修水利、可垦荒地的开垦等。为了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陈云在会上分析了要大力发展化肥的计划，他说：
“我们要从现在开始大规模地发展化学肥料，这是农业增产的最快、最重要的一条。每亩平均化肥施用量：苏联一斤，美国四斤，日本三十三斤，联邦德国二十八斤。今后，我国农业增产的主要出路，在于增加化肥，养猪积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不在开荒。在发展化肥方面，过去以为希望不大。苏联为我国设计一个年产七万二千吨的化肥厂，需要建设五年才能投产，国内还不能制造设备。现在情况变了，化肥厂的重要机器和部件，如高压反应筒和高压压缩机，都试制成功了，只缺一些特殊钢材。”
1957年10月13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谈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修改问题时说：
“整个纲要基本上没有改，只是少数条文改了。有些问题已经解决了，如合作化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相应的条文就作了修改。有些过去没有强调的，如农业机械、化学肥料，现在要大搞，条文上就加以强调了。”
毛主席在这里所讲的“大搞”，是这个纲要第（六）部分所讲的“中央和地方都应当积级发展化学肥料的制造工业，争取到1962年生产化学肥料500万吨到700万吨左右，1967年生产1500万吨左右。积级发展细菌肥料。”
1958年1月，毛主席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工作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其中第五十二条是关于化肥工作的，他说：
“化肥工厂，中央、省、专区三级都可以设立。中央化工部门要帮助地方搞中小型化肥工厂的设计，中央机械部门要帮助地方搞中小型化肥工厂的设备。”
1958年2月3日，毛主席阅周恩来报送的化工部关于第二个五年化肥预计发展的报告，对这份报告非常肯定，这份报告中说：“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规划时，曾将一九六二年化肥的生产水平定为七百万吨，最近又重新研究了这个问题，认为根据各方面的条件，到一九六二年有可能进一步提高到一千万吨的水平。”
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关于农业方面的问题给省、地、县、社、生产队、生产小队六级干部写了一封《党内通信》，信中就农业机械化问题指出：
“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1959年7月2日，毛主席在庐山住处召集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开会，提出了十八个要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的问题，关于农业问题，他说：
“现在讲挂帅，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是工业。饲料要有单独的政策。农业问题，一曰机械，二曰化肥，三日饲料。农、轻、重问题，把重放到第三位，放四年，不提口号，不作宣传。工业要支援农业，明年需要多少化肥、多少钢材支援农业，这次会议要定一下。”
1959年12月21日，毛主席与学习小组成员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当读到教科书说“化学化是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最重要的条件。创造丰富的消费品要求国民经济广泛实行化学化”时，他说:
“对农业，我们现在不提化学化。一是因为若干年内还不可能生产很多的化肥，已有的一点化肥，只能集中使用于经济作物；二是因为提了这个，大家的眼睛都看着它，就不注意养猪和充分利用农家肥料了。农业生产必须依靠有机肥料，有机肥料和无机肥料相结合。”
1960年4月13日，毛主席召集会议分析国内外形势，谈到粮食与肥料问题时，他说：
“养猪，绝不能放松，有了化学肥料，也还要大养其猪。粮食很重要，是宝中之宝，要突出出来，不要被棉花、大豆等东西压掉。没有粮食吃会死人，粮食不但决定吃饭，还决定畜牧业发展。”
1960年6月18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闭幕式上对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调整发表讲话，对一些指标较高的生产项目进行了指标下调，其中关于化肥指标，他建议“由七百万吨减成四百五十万吨。”
1960年10月20日，毛主席会见阿（阿尔巴尼亚）中友协代表团，他指出要抓农业，把农业放在第一位，要实现农业过关，他说：
“要解决农业还需要些时间，要机械化，要化肥。”
为了发展中国的化肥工业，一九六○年十月，中共中央成立了化肥小组，陈云任化肥小组组长，领导中国化肥工厂的建设和生产。
1961年3月，毛主席在广州主持会议讨论制定农村人民公社条例，期间同陈云商量用外汇进口一些设备，多搞快搞一些化肥以增产粮食的问题。
为了保证建设化肥工厂的设备质量，国家在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专拨1600万美元外汇，进口相当于25万吨合成氨规模的用料，所进口材料由化工部专管专用，不得挪用。在进口的同时，坚持自力更生，由一机部确定由部直属104家企业定点制造化肥设备、仪表、阀门。上海市在市属300家机械厂中选出100家，定点制造大型化肥厂设备、仪表、阀门。新中国的化肥工业吹响了奋进的号角，全国迅速形成了各部门配套结合、为化肥工业发展保驾护航的化肥工业发展体系。
1961年5月16日，陈云起草中央化肥小组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里提到当时年产二万五千吨或五万吨合成氨的大型氮肥厂，全国共有六个，分别设在大连、南京、吉林、兰州、太原、成都。建设这类大型厂所需要的各种主要设备和配套设备，除个别以外，国内已经试制成功，并且正式生产。到1961年底，可以争取制成三套年产二万五千吨合成氨所需要的设备。报告中还列举了以下数据：
“1950年到1960年十一年中，共建成合成氨的生产能力51万吨。其中1950年到1957年增加十四万五千吨，平均每年一万八千吨；1958年到1960年增加三十六万五千吨，平均每年十二万二千吨。而今后几年，每年将增加二十万到二十五万吨，等于过去十一年每年平均增长量的四到五倍。同解放前相比较，更不可同日而语（解放前合成氨最高的生产能力是五万吨）。”
报告还提出了化肥重要材料进口的建议：
“据化工部计算，一个年产五万吨合成氨厂需要的重要材料，约需外汇三百二十万美元，五个厂共需一千六百万美元。进口这些重要材料建设氮肥厂，比进口粮食有利得多。三百二十万美元只能购买四万五千吨粮食，很快就吃完了。而用来购买重要材料建设一个年产五万吨的合成氨厂，生产的化肥每年可以增产粮食五六十万吨。为了组织这些重要材料的进口，建议由化工部、一机部、外贸部成立专门的进口小组，决定进口的详细货单，并进行其他各种准备工作，争取于五月底六月初派人出国订货，根据品种规格成套分批定足。进口重要材料的数量，除保证本年度的需要外，要逐步做到有一年的储备。这些进口的材料，由化工部设立专门仓库保管，保证专材专用，以便氮肥厂的设备制造和建设工程能够按计划进行。”
1962年9月24日，毛主席主持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开幕会议，会议期间，陈伯达作《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的说明时，毛主席插话说：
“我们农业要过关，就是要化学肥料，要拖拉机、农药、种子等，要靠科学。”
1971年8月25日，毛主席在武昌同华国锋谈话，华国锋汇报农业生产情况，讲到正在召开的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反映全国化肥生产情况不好时，毛主席说:
“要抓化肥的生产建设。讲下放十几年了，下放不了，条条专政就是改不了，地方生产的钢也不分成，统统拿走，拖拉机也不让省里搞，这样大的国家，这样多的人，部里能管得了？条条专政害死人，我就主张靠省里管。”
1972年2月6日，毛主席圈阅周恩来报送的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报告说：
“根据国外经验，必须大力发展石油化工，把化纤、化肥工业搞上去。因此，经国家计委与有关部门商量，拟引进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四套，化肥设备两套，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约需四亿美元，争取五六年内全部建成投产。技产后，一年可生产化纤二十四万吨、化肥四百万吨。”
国家计委的这一报告，被称为“四三方案”。根据这一方案，从1973年到1976年，国家利用自有外汇从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荷兰、瑞士、意大利等西方国家大规模引进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 13套年产30万吨大型合成氨、尿素装置，分别建设在四川、黑龙江、辽宁、山东、湖南和湖北等地，如辽宁省的辽河化肥厂、黑龙江省的大庆石化公司化肥厂、四川泸州天然气化工厂、江苏省栖霞山化肥厂、安徽省的安庆化肥厂、山东的齐鲁第二化肥厂、湖北省的湖北化肥厂、湖南省的洞庭化肥厂、贵州的赤水河天然气化肥厂、广东的广州化肥厂等，这些大型化肥厂到1979年全部建成投产。加上50年代中期前苏联援助建设的吉林、兰州、太原规模5万吨合成氨、9万吨硝铵装置，以及从60年代初开始，我国陆续自主建设成功的一大批年产5万吨合成氨的中型化肥厂、各地建设的一千多个小型化肥厂，我国化肥总产量实现了跨跃式的发展，年产量超过1亿吨，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从一个化肥极度短缺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占世界第二位的化肥生产大国。
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在他的著作《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这样记述当时中国的化肥生产，他说：
“到1976年毛泽东时代结束时，中国的化肥有一半是农村地方工业生产的。”
莫里斯的话是可信的，那个时候，哪个县里没有一家化肥厂呢？
1965年10月12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过一句话：“哪一天能做到一颗粮食也不进口了。”十年之后，1975年1月，周恩来在第四届人代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1975年9 月 15 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会上发表的讲话中说:“二十五年来，在农业方面，我们由过去旧中国的半饥饿状态做到了粮食刚够吃，这件事情不可小视，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
中国粮食的自给自足，中国解决了人口大幅增长基础上的吃饭问题，是一件大事情，它让那些西方政治家们关于中国政府解决不了人民吃饭问题的预言统统破了产。
从1964年到1975年，中国农业连续丰收，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五十多，从一个“外粮中调”的粮食进口国，实现了粮食的基本自给，这其间，耕地总面积是基本固定的；农民的积极性是基本固定的，因为都是稳定的人民公社体制，没有制度上的重大变革，不会对农民积极性产生重大影响；气侯因素也是基本固定的，这期间没有连续的全国性自然灾害。影响粮食的诸多因素中，惟一发生重大变化的“变量”是化肥的大幅增长，可以说，这一时期粮食产量的大幅增长，跟化肥的广泛使用是密不可分的，这也与毛主席于六十年代初期指出的“农业要过关，就是要化学肥料，要拖拉机、农药、种子等，要靠科学”的论断实现了完全吻合。
而国家“四三方案”引进的大型化肥厂在1979年的全部建成投产，将中国的化肥生产推上了高峰，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粮食生产的高峰，让中国人民在粮食基本自给的基础上，迈上了“吃饱吃好”的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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