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党的话,最多只能信一半

工业党的话,最多只能信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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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还没有面临三体人的入侵,如果依然有人像维德嚷嚷着“不惜一切代价”,那么每一个无产阶级都要审视一下——“代价”究竟是什么呢?避免被某些人带进沟里,成为“代价”的一部分。

  很喜欢戴锦华老师说的一句话:我们可以想象星辰大海,却不能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

  无独有偶,齐泽克也曾经调侃过:我们可以想象世界毁灭,但无法想象资本主义毁灭。  

  戴锦华老师是这样阐述这个问题的:资本主义正逐渐丧失了它的“外部”,换句话说就是,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它所扩张的极限,这个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已经囊括进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中了。中东的石油为它提供原材料,东亚贡献出廉价劳动力,欧洲的工程师设计图纸,再把产品倾销到非洲和拉美市场,最后美国的资本赚到了钱……

  戴锦华老师举了一个例子:北美墨西哥的恰帕斯森林,有一群刀耕火种的原始居民,但是这群居民之所以迁徙到恰帕斯森林,是因为跨国公司侵占了他们的土地,让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走进原始森林。也就是说这些原始部落也是资本主义扩张的结果,资本主义在地球上已经扩无可扩。  

  

  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不断扩张、不断开发、不断征服的过程,并通过不断地扩展“外部”,来缓和其“内部”的矛盾。这个“扩张”的概念,既包括地理和经济意义广延,也包括生产力的发展。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大大缓和社会矛盾,让人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并产生一批新贵阶层,社会流动性得到改善。

  所以这就是工业党或者说生产力党的理念:认为经济发展能够解决最基本问题,我们只需要一切为生产力发展而服务就好了,其细枝末节的问题也都会通过生产力发展而解决。具体到中国,那就是中国工业化进程还远远不够,我们还是要搞基础建设、搞大国大城,这样社会的诸多矛盾就缓解了。

  所以我说工业党的话,只能信一半——换句话说至少有一半是对的。因为我国是一个后发国家,工业化进程仅仅在少数核心城市中实践到了一定程度,从全国范围内来看还有非常非常大的提升空间,所以目前来看发展生产力、提升中西部地区的基建水平与开发水平、让工业化持续深入与扩张,确确实实是能够解决相当多的社会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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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为什么还有一半不能信呢?因为不断地扩张下去,也未必能够解决所有问题,换句话说有些问题不是通过发展生产力能够解决的。现在整个世界都已经被资本主义所“占领”,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扩无可扩,各种社会矛盾也越来越激化。所以现在还有一种说法,继续两个方向的扩张,可以解决社会矛盾:一是宇宙,二是人类的大脑。

  第一个方向就是太空殖民、星辰大海,宇宙中有无穷无尽的资源,只要我们冲出太阳系,当下一切问题都不算什么问题了。第二个方向就是搞元宇宙,黑客帝国里那种“脑后插管”的模式——你底层人不是不满意吗?我给你一个虚拟的世界,让你当皇帝、当上帝,为所欲为。给你脑袋插一个管,胃插一个管,保证你基本生命体征不死,然后在虚拟世界中遨游,这社会矛盾不就解决了吗?

  这就是《三体》中维德的说法:前进!前进!!不择手段地前进!!!一切问题似乎都能靠生产力的发展、工业化的扩张来解决。但是真的如此吗?  

  戴锦华老师还提到过雨果的《九三年》,她老人家批评了我们对《九三年》改编的,认为把高光都给了贵族,就是反动势力——朗德纳克。充满人文关怀的革命者郭文反而相对失色,而坚定、严厉甚至有些不近人情的革命者西穆尔登,则彻底脸谱化、负面化。在某个“去革命化”的特殊历史时期所具有的特殊文艺表达,比如说《雷雨》就删掉了鲁大海工人运动这条线,我在《为什么我们的影视作品中,“人民群众”的形象越来越不堪?》这篇文章中讲过很多类似的问题。  

  当然,本文的重点不是讲资产阶级在文艺界怎样反攻倒算的,而《九三年》中的高潮段落有这样一段情节,主人公郭文与自己的老师西穆尔登展开了辩论,认为在革命之上还有人道主义的存在,而西穆尔登认为现在诸多问题就是没有办法解决,需要通过铁腕的手段来处理。郭文告诉他,很多问题有办法解决,只要未来的人类——

  使每一阵风的吹动,每一道水流,每一下磁力的发出,都为你们服务。地球内部有一个脉管网,这个网里流着大量的水、油和火;请刺穿地球的脉管,使水从你们的井泉里喷出来,把油注入你们的灯里,把火送进火炉里吧。请你们细心思考海水的运动,涨潮和落潮,潮汐的一来一去吧。海洋是什么?是没有被利用的庞大的动力。这世界多么愚蠢啊!竟不知道利用海洋!

  这段话最大的亮点在于雨果作为一个文学家,借郭文之口准确的预言了电力与石油时代的到来。他所说的应用“磁力”,就是让电力为人类服务。而那个“地球的血管”,就是石油。所以郭文(或者说雨果)是非常有水准思想家,电力和石油的应用确实让你人类迎来了一个新时代。而郭文这个设想就非常的“工业党”:只要把地球的血管剖开,把磁力化为动力,那么人类的生存问题就基本解决了,平等、公平、正义的社会也指日可待,到时候男人不需要来剥削女人来做家务了,因为有这么多资源女人都能解放了。

  简而言之,郭文的观点就是十九世纪的“星辰大海”。我们现在出了很多社会问题,大家也会半调侃半认真地表示:只要可控核聚变实现了,一切就不成问题了;只要星际殖民时代到来了,地球上的矛盾都能迎刃而解了;只要AI+机械臂技术成熟了,我们就可以剥削机器人了。但是真的会这样理想吗?  

  就好像十九世纪的郭文认为,只要把地球“黑色的血液”开采出来,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工人也都自由了,妇女也都解放了。但事实上,电磁与石油的广泛应用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种种问题如——贫富差距、阶级压迫、种族歧视、性别不平等依然存在。生产力发展确实解决了很多很多问题,但是有一些问题也确实没有解决。

  工业党的办法就是通过不断地扩张与进步,来解决一切问题。有一些问题确实能解决,但有一些问题属于扩张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必须要跳出这个固有结构才能够解决。简而言之,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关系也要随之改变,这是两个维度的、相对独立的进程——并不是说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就一定会进步。

  《我爱我家》中傅明老人有一句调侃:“解放之前我给人家扛活,解放之后我还给人家扛活,那不就是白解放了吗?”这句话的重点不是老革命傅明同志拒绝扛活,而是“给别人”扛活。话糙理不糙,即便人类进行了几次翻天覆地的生产力革命,“扛活”模式依然没有改变。那么在现代性已经渐渐走入死胡同的当下,我们是不是要研究一下如何让人类走出“扛活”模式呢?我们也并不是没有过这样的实践对不对?  

  如果不会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互动,就是一条腿走路。比如有些工业党点评996和打工人猝死事件的时候,呼吁要无产阶级多加班,要“卷”过资本家,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甚至暗示不愿意加班的人就等于不愿意进步,不进步就属于“流氓无产阶级”。讲道理,打工人不学习不进步,还不是因为生活时间大量被工作侵占,导致放松与恢复劳动力的时间都缺乏,更何谈学习、提升与进步?

  反正就我看来,中国的无产阶级是最吃苦耐劳、勤勤恳恳的群体,从外卖小哥到程序员,从农民工到基层公务员,只要给他们的生活一点希望,无一不是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相反,垄断巨头和资本家们则往往表现的贪婪而短视。所以主要矛盾是打工人不愿意加班吗?我们国家有着最好最朴实的无产阶级,也有着最贪得无厌的既得利益者,以及最会装糊涂的师爷们。

  这就是某些工业党们偷换的概念,说无产阶级不加班就不能掌握先进生产力方向,但是变量不带你这样控制的啊——资本家掌握了生产资料,设计了生产模式,占有了劳动者的生产成果;你真要比的话,也得让无产阶级掌握一下生产资料、设计一下生产模式啊。所以你在呼吁“不加班就不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时候,怎么也得先把资本家“共产”一下,让无产阶级掌握了生产资料,再看看他们能不能引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吧?  

  现在网络上工业党的许多理念,跟毛泽东主席所批判的“生产力党”如出一辙,他们都坚信“前进、不择手段的前进”是对于诸多社会经济问题的最优解。大跃进期间的共产风、浮夸风,就是很多“生产力党”吹起来的——因为数字要好看嘛,数字好看就说明你工作好、你有政绩,所以非常对文官们的胃口,关于大生产的一系列统计数据就被“放卫星”吹上去了。

  我在《毛主席是怎样反对“浮夸风”“共产风”的?》这篇文章中讲过毛主席是怎样与这种现象作斗争的。后来社会经济遭受了普遍挫折,老人家就说我们必须得学习了。正所谓“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小猪佩奇”,于是就拉了一波人去杭州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材。苏联的教材,其实就有相当部分的“生产力党”的立场——后来苏共的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各种钢铁洪流、核武器、太空探索……这不就是标准的“星辰大海”路线么,结果最后苏联解体了。

  毛主席主持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一边带大家读一边点评,前前后后说了好几万字,现在网上都查得到,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批评了这些“生产力党”的路线。首先毛主席肯定了生产力是首要的、是第一位的“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但是,最重要的因素之后,我们还必须生产关系的改变,并指出了苏联问题所在——“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就好像现在有些人提《共产党宣言》,只讲前面的肯定资本生产力发展的部分,不讲后面的资本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内容,也不讲改变生产关系的重要性,更不讲“资本否定自身产生无产阶级——最先进、最有战斗力的阶级”这种贯穿始终辩证法思想的精髓,实在是“半本宣言治天下”,也就是糊弄糊弄没有读过经典的人了。  

  再回到本文的题目:“工业党的话,只能信一半”,也就是说确实有一半是要信的,我们从不否认生产力进步的决定性、首要性的意义。我们国家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共同体,有的地方还在前现代的封建残余的势力之下——比如像丰县这样的地方,不在少数。有些地方已经在现代性中走向尽头了,比如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就像杭州成都这样的区域中心城市,也已经跑步进入后现代了。还有的地方曾经是现代性灯塔,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发生了倒退,比如东北和华北的工业区。《杀死那个石家庄人》唱的就是这种倒退给人带来的迷惘与惆怅。

  所以说现代性的扩张在中国许多地方是不足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确确实实能解决很多问题。但是有些地方的问题是现代化过剩了,比如一线城市,比如互联网垄断巨头,再用工业党一贯扩张的思路,就会产生“不加班就不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荒谬结论。

  本文的核心思想很简单:技术进步与社会进步是并行的两条线,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必须要改变生产关系,这样才能保证技术的进步为绝大多数人所享有。有时候生产力发展到了一个瓶颈,我们也不用坐等着星际殖民、可控核聚变的到来,去尝试改变生产关系也应该是一个思路。  

  更进一步,生产力发展不一定带来全社会的进步,甚至有可能会造成某些群体处境的倒退,比如说自动化机械的应用,会导致大量无产阶级失业,而资本家坐享生产效率提升带来的巨大利润,失业无产阶级要靠政府救济、培训、再就业——花的是全体纳税人的钱。如此一来就意味着技术进步的红利会被少数特权阶级所享有,整个社会承担了其负外部性,多数人的境遇甚至变差了。

  布雷弗曼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批判当代企业的体制,对于泰勒制最深入的批判就是他最先开始的。他提炼出了“科学管理”的几大本质:第一,将劳动过程与工人技能分离;第二,将概念与执行分离;第三,利用垄断权力对知识和劳动的控制——控制劳动过程的每一步,控制知识的执行方式。他这样评价“科学管理”理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明确的表达”。

  布雷弗曼认为技术的进步非但没有改变无产阶级的命运,反而成为了限制无产阶级的新枷锁。先进的技术让无产阶级工作更加“去技能化”,让他们丧失了与资方议价的能力;无论在工厂流水线上,还是在白领办公室中,劳动者的工作整体性在退化,工厂和企业需要的只是不用思考与反思、不停重复执行去技能化任务的“身体”而已。

  布雷弗曼指出,虽然管理学和技术进步都是“中性”的,但是在资本主义剥削体制下,它们都成为了助长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工具。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者们根本无法享受到技术进步、组织优化所带来的福利,反而往往是受害者。布雷弗曼无不忧虑地指出,曾经劳动者们只是借助机器进行生产,在当今工人的技能转变为照料机器。  

  有些“生产力党”坚信只要科学技术发展了,那就一定是进步。布雷弗曼用一个非常俏皮的比喻,来讽刺这种观点:“社会水平……‘平均’提高了,那就是接受了统计学家的逻辑——统计学家们把一只脚放在火中,而另一只脚放在冰水里,然后告诉你:‘平均而言’,他感到非常舒服。”上面说过了,统计数字党往往就是生产力党——只看纸面上的盈亏,不考虑个人的境遇。触类旁通,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的“平均工资”“平均消费”“评级年终奖”都是一个道理,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属于“被平均”的那一部分。

  所以说大家要好好学习辩证法,学会从多角度看待问题。《三体》中的维德说出“不择手段的前进”那是有特定背景的,那时候人类面临着亡族灭种的大危机,不前进大家都玩完,这个文艺形象是严谨且能让读者接受的。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面临三体人的入侵,如果依然有人像维德嚷嚷着“不惜一切代价”,那么每一个无产阶级都要审视一下——“代价”究竟是什么呢?避免被某些人带进沟里,成为“代价”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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