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严重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实行帝国主义制度

当前严重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实行帝国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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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当前严重通货膨胀的根源

  在于实行帝国主义制度

  上面说过,国家滥发钞票是造成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那么会有人问说:国家压缩一下货币量不就可以避免通货膨胀了吗?不,这是不可能的。当前恶性发展的通货膨胀,是帝国主义政府为了争夺世界霸权,缓解国内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推行掠夺、侵略政策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它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制度本身。

  (一)扩军备战的恶果

  列宁指出:“‘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治的内容,而这种政治的继续便是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国家内外矛盾日益尖锐化,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但是,帝国主义者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为了镇压本国人民和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变本加厉地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当前,主要是美苏两个大国争夺霸权(帝国主义和披着社会主义皮的帝国主义),它们在“缓和”的烟幕下,疯狂地进行军备竞赛,频繁地军事演习。扩军备战和国民经济军事化首先是帝国主义争夺霸权的需要,同时也是它们人为地扩大社会需求、刺激生产、妄图缓解经济危机的需要,面临日益严重经济困难的两个大国,都不可避免地要从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军事化寻找出路。扩军备战和国民经济军事化就必然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它是造成帝国主义国家通货膨胀严重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扩军备战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后果,首先是长期保持着庞大的军费开支,而且不断增加。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1950年到1973年,直接军费开支达12540亿美元,平均每年522亿美元,比战前增加52倍,现在每年军费开支已达八、九百亿美元。苏修为了和美国争霸世界,军费开支也大量增加。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一半,而军费开支却和美国差不多,每年达七、八百亿美元。

  伴随军费开支的不断增长,财政支出大量增加,人民捐税负担也日益加重。1973年美国人民平均每100美元的收入中,就有36美元要作为捐税流入联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的库房。尽管赋税增加了,但由于军费支出和财政开支的急剧增加,财政收支仍然是经常入不敷出。长期的财政赤字成为战后帝国主义经济的一个鲜明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直接军费开支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最高时将近60%,最低也在30%以上。1950-1973年全部军费开支相当于同期财政赤字八倍多,也就是说军费开支只要减少八分之一,就足以抵消全部预算赤字。

  在资本主义国家,弥补财政赤字最方便的办法是发行纸币或发行国债。战后时期,主要是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怎样会引起通货膨胀呢?如果国债只在私人资本市场上向资本家或居民出售,吸收资本家的闲置货币资本和居民储蓄,那就不会引起通货膨胀。但是战后以来,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债越来越多,已经不可能完全向私人推销,其中很大一部分必须由银行(特别是发行银行)来承购。在这种情况下发行国债同发行纸币的后果是完全一样的。如果银行用银行券购买国债,这就直接引起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多,即市面上流通的银行券增多了;如果银行把承购国债的金额作为国家的财政存款记入国库的账户,则国家可以随时向银行开出支票,这就会引起支票流通的扩大。无论采取哪种方式,都会造成通货膨胀的后果。还应指出,庞大的国债,只能靠发行新债来还旧债,结果是越滚越多。美国1974年联邦政府的债务已达5000亿美元。每年仅公债利息支出就要占预算支出总额的10%左右,这样,公债利息也成为扩大财政赤字、加剧通货膨胀的一个因素。

  帝国主义国家国民经济军事化的结果,还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巨大浪费,促使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目前,美国工业企业单位有三分之一在不同程度上参加了军事生产。军工生产每年大约要消耗全国75%的镁,50%的锻钢、不锈钢和镍,20%的铝,15-20%的有色金属,10%的石油和33%的工业用电。苏修把工业投资的85%用于生产资料生产,其中许多是用于军火生产,而用于消费品生产的仅占15%左右。大量物资被非生产性浪费掉,势必影响民用生产的发展。生产发展变慢了。而货币量却迅速增加,这又必然从商品供应减少这个侧面加速通货膨胀的发展。

  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制度,它是战争和扩军备战的必然伴侣。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帝国主义要搞扩军备战和国民经济军事化,就得靠通货膨胀,这个事实连垄断资本集团及其代理人也无法否认。1970年4月美国参院外委会在关于《越战对美国经济影响》的证词中就承认:“美国对付军费支出增加的传统办法是通货膨胀。”

  (二)国家人为地刺激经济和“反危机”的产物

  列宁指出:“发展到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在战争的影响下已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加强对经济的干预,严重发展的通货膨胀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人为地刺激经济和“反危机”的必然产物。

  我们知道,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这个基本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趋势:一方面是资本家为追逐利润而盲目扩大生产,另一方面则是劳动人民日益贫困,社会购买力相对缩小。这就造成生产和市场的矛盾。“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恩格斯,《反杜林论》)。到了帝国主义时期,由于内外矛盾急剧尖锐化,资本主义经济更加动荡不稳,市场问题更加尖锐,企业开工不足和大批失业成为经常现象,经济危机更加频繁和深刻。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次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了约44%,国际贸易数量减少约三分之二,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全失业人数总计达三千万人之多。随着工人阶级贫困化的加剧,阶级矛盾大大激化,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面临着崩溃的威胁。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了所谓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日益加深的产物。它大力提倡国家通过财政赤字和信用扩张等手段,人为地增加社会需求,妄图借以维持经济“繁荣”,延缓经济危机,挽救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更加尖锐,国内国际市场日趋缩小,腐朽的帝国主义制度越来越没有能力支配现有的生产力,于是凯恩斯主义被垄断统治集团视为灵丹妙药广泛地加以应用。

  资本主义国家人为刺激经济经常采取的措施不外乎是以下几个方面:增加财政开支,实行扩军备战;兴办“公共事业”(如大修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或国家直接投资兴办国企,以扩大国家对商品的需求;对垄断资本减税、国家补助和扩大信用,以刺激私人企业投资;加速折旧,加速固定资本更新,以刺激工业生产;扩大对私人的消费信用,以增加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如此等等。所有这些措施,总的来说,就是通过财政和信用渠道大量投放货币资金,给萧条的经济打“强心针”。实行这些措施的结果,不是造成庞大的财政赤字,就是造成信用的过度扩张,或者两者同时出现。因此,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刺激经济和“反危机”的措施,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战后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日益频繁和深化,这就迫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断加强对经济的干预,所以通货膨胀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政府长期的既定政策。

  上面说过,美国在战后长期存在着巨额财政赤字,这不仅和扩军备战有关,而且是美国政府采取赤字政策刺激经济的后果。美国在1960-1961年危机以前,一般是在危机爆发时或危机过后的复苏时期,由于增加财政支出刺激经济而出现赤字,在经济扩展时则有盈余。从1960-1961年危机以后,除1969年有数量不大的盈余外,连年都有赤字。这和国家加强对经济的刺激有密切关系。美国政府用于采购商品和劳务的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1947年为10.9%,1972年已增至22.1%。所以,庞大的财政开支,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支柱,财政开支稍已削减,就会对经济产生影响。

  美国政府还广泛利用扩大企业信用、放宽私人消费信贷和住房抵押贷款等办法来刺激企业扩大生产和增加私人消费。由于利用信用作为“反危机”的手段,即使在危机时期,信用也没有紧缩,反而继续扩大。从1945年到1974年银行对工商企业贷款扩大了近20倍,对私人消费信用则增加30多倍。据估计,目前美国家庭负债总额已占个人一年中可以支配收入的93%。由于信用膨胀远远超过生产的增长,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用于非生产性的,这就必然引起通货膨胀。

  由于国家采取刺激经济和“反危机”的措施而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并不是美国特有的现象,其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全都如此,中国的邻国——日本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日本在战后已经发生过六次经济危机,每次危机都是靠政府的财政赤字和信用扩张渡过难关的。

  在战后1950-1973年的24年间,日本的财政收支只有6年是盈余,其余18年都有赤字。日本的国债从1965年开始发行,到1972年就增长了近9倍,尤其是在危机时,国债的增长更加明显。例如1964-1965年发生危机,1966年的国债发行就从前一年的1972亿日元骤增为6656亿日元,增长近2.4倍。1970-1971年发生危机,1972年发行国债19500亿日元,比1970年增加4.6倍。近十年来,日本政府推行“高速度发展”政策,急剧增加固定资本投资,盲目扩大生产。特别是在危机期间,一方面大量增加政府投资来抵补私人投资的下降,另一方面又积极地向私人企业提供贷款以减缓私人投资下降。例如,在1970-1971年的危机期间,总投资额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比上年增长1%,其中政府投资比上年增长了20.6%,私人企业的库存投资虽比上年减少54.7%,但设备投资仍增长3.2%。

  日本的信用扩张也是异常迅速的。例如在1950-1972年间,商业银行对私人的贷款总额从9947亿日元增至615993亿日元,即增长将近61倍。而商业银行又是受国家银行支配的,国家银行的贷款是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一项重要来源。战后,日本私人企业投资越来越依赖于信用扩张。在1970年危机那一年,国家银行对企业贷款占企业设备投资中外来资本的15.9%,私人银行贷款占全部产业资本的39.9%。目前日本企业的自有资金只占16%,其余84%要靠银行贷款,这充分说明日本经济的脆弱性。

  总之,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的,用人为刺激经济的办法非但解决不了这个矛盾反而导致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成为促使经济危机更加深刻频繁的因素,使帝国主义更加陷入不可解脱的危机中。

  (三)“欧洲美元”火上浇油

  当前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是帝国主义各种矛盾激化的结果。因此,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国内原因是主要的、根本的。但是,应当指出,由于美国对外输出大量美元,在国际市场上横冲直撞,兴风作浪,对当前世界性通货膨胀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凭借它的政治、经济实力,迫使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接受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这个制度规定,美元与黄金挂钩,确定固定比价;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建立固定比价。这种双挂钩制度使美元凌驾于其他国家货币之上,享有特殊的权力,美元就如同黄金一样,可以充当“国际货币”,即美元可以代替黄金作为国际间的支付手段。这对于美国对外扩张和掠夺当然是极其有利的。美国就是利用美元的这种特殊地位,到处扩张、侵略,把大量美元输出国外。

  那么,大量美元又是怎样输出的呢?这又是和美国庞大的国际收支逆差分不开的。战后以来,美国由于大量资本输出、对外“援助”、巨额的海外军事开支以及近年来大量的贸易逆差,因而国际收支出现大量赤字。从1950年到现在,美国国际收支逆差总数已达近千亿美元。一个国家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就是意味着对外负了债,一般是要用黄金和外汇来偿还。但由于美元的特殊地位,长期以来,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都是用美元来抵偿的。这样,在美国境外就积存着大量美元。这部分境外美元主要是存放在西欧国家的银行里,所以也叫“欧洲美元”。随着“欧洲美元”的逐年增加,在欧洲,以商业银行经营美元存放款业务的形式,形成了“欧洲美元”市场。据估计,到1974年上半年,“欧洲美元”已达1600亿美元。

  由于“欧洲美元”的借贷不受所在国法令的约束,可以在国际间自由流动,所以,它在国际货币金融市场上成为一股巨大的冲击力量。特别是近年来美国国内通货膨胀日趋严重,美元对内价值不断贬低,美国的对外信用也日益下降,美元危机频繁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一有风吹草动,这股庞大的投机性的“欧洲美元”就横冲直撞,冲击外汇、黄金和商品市场。有的时候抢购黄金或商品;有的时候抢购西德马克等其它国家的货币,迫使这些国家不得不用大量本国货币换进美元,从而扩大本国货币的流通量。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会加剧这些国家本已存在的通货膨胀,这种情况实际上是美国把通货膨胀输出到其他国家,嫁祸于人。

  1971年8月,美国政府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实行“新的经济政策”,宣布外国持有的美元停止兑换黄金。这实际上是美国采取赖账的办法,让境外美元泛滥成灾,撒手不管。这种损人利己的措施尽管遭到其他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对,但是,在美国国际收支进一步恶化、黄金储备日益枯竭的情况下,美国不仅根本无力收回“欧洲美元”,而且随着美国通货膨胀的加剧,流向境外市场的美元还在进一步增加,这必然要加剧世界性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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