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西路军的全军覆没令人扼腕叹息，徐向前在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将西路军失利的根本因素总结为“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是“西路军的行动，步步以河东形势的暂时需要为转移”。
书中详细讲解了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停留、西安事变东返、临高地区停留、倪家营子东返、大通计划没获批准的原因，将这些军事行动的变化，全归结于因为河东红军执行“作战新计划”或西安事变后局势的变化，中央需要西路军配合。
这是非常严重的指责，实质就是在指责中央为了河东，处处牺牲西路军。
历史果真如此吗？
一、建立永凉地区根据地不是配合河东红军
1936年11月11日西路军在大靖会议上，依据徐向前的建议：先接通远方，取得援助，再往回打。制定了放弃《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绕过大靖、凉州，快速西进的部署。在同马步青的谈判代表达成口头协定后，徐、陈在17日才致电中央，把快速西进的策略上报，说“如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我在现地区创造根据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如遇特别情况时，是否我们将去打通远方，请速详示。”
11月18日18时,中央对徐、陈17日请示电做出答复，“十七日电悉：我们已告远方。但恐准备不及，运输也来不及。如使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占去，红军回旋地狭小不利，我们意见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以一部控制方浪险要，远拒毛炳文”，“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安西、哈密间是一千五百里沙漠地，绝无人房，货物要用汽车送，正办交涉中”。
中央18日的这份答复电，非常清楚的告诉徐向前、陈昌浩，他们现在就快速西进，远方援助恐准备不及，运输也来不及。如使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占去，红军回旋地狭小不利，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
中央这份电文中的意见原因，在徐向前回忆录中却被故意抹去，直接写道，“这时，中央军委来电，要我们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陈昌浩满有把握，劲头十足，要建立永凉根据地。我呢？不以为然，对中央要我们停止西进的意图，百思不得其解。”
徐向前在回忆录里向读者隐匿中央要西路军停留一段时间的原因，并不是要为中央扣上瞎指挥的帽子，而是要加强随后得出“百思其解（曲解）”后的结论效果：“中央令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主要企图，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以便河东主力红军东出或南出，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
徐向前先是曲解了11月19日的红军总司令部转述周恩来“永、甘、凉建立根据地；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的意见，再将11月8日中央在《作战新计划》中对河东红军作战方向的安排拉来垫背，得出中央是为了河东红军的脱困，故意牺牲河西红军。
这是非常恶劣的造谣泼污水。
红军总司令部在19日向徐、陈电里转述周恩来的意见，“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门方面活动，在有利条件下消灭由古浪来敌，大部向凉州、永昌前进；同时以一部夺取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地区；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军有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企图。”
在这份电文里，西路军的任务首先是创立巩固根据地，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排在最后，纯粹是一项战术活动。
“民勤活动”要敌人产生的迷惑是“使敌疑我西路军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企图”，简单来说，就是让敌人产生“宁夏战役计划”还在实施，西路军将会从民勤经定远营到达宁夏，与河东红军共取宁夏的假象，减轻西路军向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发展时受到的阻力。
“民勤活动”根本就不是徐向前曲解的“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更不是中央要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停留的原因。
我们再把11月8日的“新计划”找出来，只看到第十一条“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与西路军相关，在新计划的十一条里，前面十条都是河东红军的步骤和目的，只有最后一条才是有关西路军，纯属顺带提一句。对一心偏向一隅的西路军，此时在中央的全局计划里完全是无足轻重，根本就没有安排西路军配合河东红军的部署。
为了使“中央令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停留，是为了配合河东红军”这结论能成立，我们看到徐向前在回忆录里，将中央11月18日对徐、陈答复电里的“意见原因”隐藏了起来。
徐向前在此处向中央泼的这瓢污水太黑，流传太广了，以至于现在一说中央为什么要西路军在永、凉建根据地，出现的全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调动蒋介石的兵力扼控黄河，以便河东主力红军东出或南出，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
二、毛泽东没有要求西路军在作战不利时仍坚守永昌
徐向前在回忆录中紧接着说，他根据战况在24日起草了一份电文，向中央反映情况，请求重新考虑西路军的行动方针，“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如何速示。”25日中央复电，仍要我们就地坚持，打开局面。“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这样，我们就只好根据中央指示，蹲在永凉地区，同马家军一决雌雄。
此处徐向前也是在欺负读者不熟悉史料。
首先，毛泽东这份11月25日电报不是对徐、陈24日“关于敌我情况电”的复电，而是对徐、陈23日“告指战员书”和“二十五日部署电”的回复。
毛泽东对西路军作战部署致徐向前、陈昌浩电
徐、陈：
一、告指战员书及二十五日部署电收到，甚慰。
二、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
三、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
四、关于作战方面：略（八条战术指导）
泽东
此电第一条就指明了该电对应的是“告指战员书及二十五日部署电”。
23日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告指战员书》是道创建甘北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书，此处略过。
“二十五日部署电”指的是在25日19时，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敌我情况致中央军委电”，他们提出的部署是：现正寻机用伏击战以各个击敌，拟将山丹、甘州敌消灭一部后即乘胜向甘州袭击，我受永昌正面之敌压迫不便灭其一部时，即将三十军直转到甘州以西袭临泽、肃州，五军及九军只留山丹阻敌。
毛泽东电文的第二条：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这是在回应徐、陈、王电里“拟将山丹、甘州敌消灭一部后即乘胜向甘州袭击”的安排。毛泽东认为在将山丹、甘州敌消灭后，主力应置于东部，与河东形成策应。
此时的河东红军已经在11月22日上午取得“山城堡战役”的胜利，迫使国民党军停止了对陕甘苏区的进攻，陕甘苏区已转危为安。而且由于河东红军的胜利，还把准备追剿西路军的毛炳文军吸引走了，实际是河东红军策应减轻了西路军的压力。
徐向前把毛泽东25日24时电说成是对他24日23时电的回复，意在隐匿25日19时徐、陈、王的“敌我情况致中央军委电”，更恶劣的是还对毛泽东的此电文进行篡改。
原电文：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
删减文：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
徐向前把执行“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的前提条件“打破马敌之后”删掉，这完全改变了原意，就使一个将来可能会执行的计划，变成了当下应执行的行动。
另外，西路军“难在甘东地区灭敌”，毛泽东还会强要徐、陈就地坚持，打开局面吗？
不会，此电的第一条就表明了态度，对“二十五日部署电，甚慰”。徐、陈、王在部署电里就有战事不顺的预案：“我受永昌正面之敌压迫不便灭其一部时，即将三十军直转到甘州以西袭临泽、肃州，五军及九军只留山丹阻敌”。
而且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徐、陈在12月6日向中央提出，“移主力向甘州逼进，总要争取在甘、永、凉线过冬。”，中央立即回复说，“你们第一步相机夺取甘州，第二步夺取肃州”，“并计划西路军全部包括五军在内、在甘州地区集中训练一、二星期，休息体力，恢复力气。”
这些电文史料都表明，徐向前通过隐匿徐、陈、王25日19时 “敌我情况致中央军委电”，删减、歪曲毛泽东11月25日24时对此回电的手段，达到指责毛泽东是为了策应河东，才不顾西路军指挥员反映的实际情况，坚持要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
三、西路军向中央提出过高条件，拒绝策应河东
西安事变后，中央趁二马犹豫之机，在18日电告西路军，“你们的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
由于张学良估计胡宗南有乘虚袭击兰州可能，周恩来根据张学良的提议，于12月20日向中央电告，“王、张并希望河西四方面军能以一部击靖远，威胁胡敌，并协同河东各军侧击胡敌。我意徐、陈目前应立即出一部绕过凉州，逼近兰州与于军打通。张答应令于军援助子弹，同时以一部骑兵向靖远游击”。
毛泽东在收到周恩来电文后，应该是随后就向周恩来发去了复电，目前这份电文并没公开，但我们可以推测该电内容为毛泽东担心命徐、陈东返会遇有困难，协商于学忠从兰州西出策应西路军。因此我们看到了周恩来在22日的回电：
周恩来等关于西路军可否待春暖后西进致毛泽东电
（1936 年 12 月 22 日）
毛：
一、于学忠对四马关系较我方犹坏，其兵力只能退保兰州，不能西出策应我们。
二、可否暂留西路军在原地，待春暖后西进，东进是否能达到凉州以东，待到古
浪、永登后尚可设法要于策应。
周、林、王
正在计划西移的徐、陈在22日接到了中央征求他们对东返的意见，经过开会讨论，徐、陈在23日12时，向中央复电：
“由山丹到兰州九二○里，战备行军须十七日，由永昌到凉州只一条大路，凉以下可采古浪两条路。沿途多堡，天寒零下二十度，白天有零下十余度。敌骑有数千，行动速。而我军必采夜行军，病员已二千，如我们单独向兰州进，伤亡掉队必大，如绕道，则因为天气寒冷雪山路远更不可能。
即令我们在二十天内到兰，至多只能达到巩固兰州作用，策应主力行动其作用不大， 且需很大代价，而基地放弃，再打通远方，时机又过，若二马退，我进迫兰州更不合算。
我们建议西路军仍首先坚决按期执行打通远方任务，不过为牵制二马，可以设法在兰、丹线上多活动一时。永昌城重要，惟现存粮极少，只要粮食有法，可尽力控制。如果必须我们东开，则必可东移。
兰州友军至少以六个团及其骑兵进到古浪，与我方先夹击消灭两马于凉州一带。
促新疆以抗日名义至少出六个团，并带货物一直进到甘州，以维持后方及远方交通，如何速示。”
周恩来24日再次向毛泽东提出“四方面军主力即向兰州进，但请留一部于永昌，以便打通安西。”
毛泽东在24日24时向周恩来转述了徐、陈对东返的意见，“徐、陈因永昌至古浪只一条路，气候白天零下三度，夜间零下三十度，马敌集中主 力在凉州、永昌线，东下有许多困难，子弹又极少，提议仍执行打通新疆计划，否则要求于学忠在古浪与之夹击马敌，并问兰州究竟（有）弹药、被服补否。”
同时也向徐、陈去电，说“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二十天至三十天内到达静宁、 德隆地区，便可与于学忠、王以哲之八个师配合作战，至少可以箝制胡、毛、曾、关，而利 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张学良极盼望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你们在接电后两天内，准备一切意见电告。正式决定的命令，明天或后天电达。”
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写到：“次日，我们复电明确表示：坚决执行中央决定，准备东返。”
徐向前在此隐瞒了更重要的史实，他把1936年12月25日10时西路军政委员会回复军委主席团的“关于西路军行动的意见电”进行了部分隐匿，只向读者披露了对徐、陈有利的第一条，隐匿了该电中对徐、陈不利的第二条、第三条。
请看该电原貌。
徐向前、陈昌浩等关于西路军行动的意见致军委主席团电
（1936年12月25日10时）
万万火急
军委主席团：
二十四号二十四时电悉，经过郑重考虑后，我们提出如下意见：
一、目前时局的开展，西路军利于东进，我们当坚决执行此任务。
二、估计到国内战争的长期性及目前西路军实际情况，此间二十三号十二时致军委电中所述各节请予考虑。
三、为尽量保持我们有生力量，新的战斗，西路军东进前建议由友军方面派兵力运送一批弹药到永昌城，同时由兰州友军最少出二、三团兵力配合一部炮骑向古浪出动，配合我们东进，使我们减员更少。速详复。
徐、陈、李、李、曾
徐、陈虽然在第一条里表态“西路军利于东进，我们当坚决执行此任务。”，但他们紧接着就在第二条里还是请中央考虑他们在23日主张西进的理由：敌主力在东边，永昌到凉州只一条大路，夜行军伤亡掉队必大，只能达到巩固兰州作用，不合算。
最过分的是该电的第三条：西路军东进前建议由友军方面派兵力运送一批弹药到永昌城，同时由兰州友军最少出二、三团兵力配合一部炮骑向古浪出动。
如果说“摆困难、估得失”还有一定的道理，那第三条的“友军接应”是中央根本办不了的事：于学忠其兵力只能退保兰州，不能西出策应；特别是建议“友军方面派兵力运送一批弹药到永昌城”就更是异想天开了，这种荒唐建议以至于徐向前在回忆录里都没脸写出。
周恩来在得知徐、陈的困难、建议以及要求友军接应的条件后，只得放弃，于25日24时致电中央，“四方面军主力既不便东下，仍以留原地并打通安西为妥。”
从以上来往电文来往脉络看，西路军东返兰州插曲，是起于周恩来电，也结束于周恩来电，周恩来之所以最后放弃西路军东返兰州的提议，是因为徐、陈讲了许多东返困难以及提出无法达成的友军支援。
我们看到，当河东局势真需要西路军的策应时，西路军的领导们却是向中央讲困难、权得失和提条件，致使中央只能放弃命西路军东返。
四、在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与河东形势无关。
由于西路军不愿东返，中央于是只得在12月27日再次部署西进，“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
1937年1月1日，五军攻占高台，九军进驻临泽东南的沙和堡。总指挥部及三十军离九军不远，驻倪家营子。总部直属队和五军一部，驻临泽县城。
徐向前写到，“多事之秋，变幻难测。军委这时又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后来才知道，当时军委令西路军停止西进，是因为河东形势又发生变化。蒋介石出尔反尔，破坏和谈，调集四十个师的兵力，拟进攻西安。局势异常紧张，需要西路军待机策应”。
此处又将河东局势扯进来，这其实还是指责中央在牺牲西路军。这个指责没有证据支持，查遍已公开1936年12月27日到1937年1月9日的电文，都找不到需要西路军配合河东的安排和文字。
此时西安的局势虽然因张学良被扣押出现混乱，但矛盾还远没激化，更何况，中央才在徐、陈那里碰了软钉子，怎可能再因河东局势而叫停西路军的西进？
西路军的计划本来就是在临高地区筹粮休整过冬，等到开春后再西进，那么利用这段时间消灭尾追的二马军，建立根据地也是可以理解的。1月8日的两份电报，就是中央要西路军在临高地区创建根据地的原因。
1月8日中央根据敌情变化，致电徐、陈“西路军仅二马大部尾追，已离其策源地甚远，粮、弹、人、马、接济均必困难，趁此时机已占高台临（泽）有粮地区集中全力反攻追敌，消灭其一部，即可创肃、甘、安根据地，远方亦自然打通、寒候亦渡过、接济亦必到手，否则不乘此良机决心消灭敌人，前途困难更增。望你们早下决心，集中全力击退尾追之敌，决定创造肃、甘、安根据地。”
随后中央又致电徐、陈，坚定他们在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信心，“你们应从信赖本身力量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以消灭敌人来完成创造根据地的任务，因为消灭敌人创造根据地，正是接通远方建立抗日后方的实际行动”，并进行了一些战术指导。
中央要求西路军在临高地带创建根据地，固然有错误估计了西路军与马匪军的力量对比，但与河东局势紧张没有丝毫关系，根本不是策应河东。
五、“东返”应是徐、陈提出，中央“同意”
徐向前在回忆录明确的写出“从十六日起，中央即连续来电，指示西路军准备东进”，“中央指示西路军东进，与西安的紧张局势，密切相关。”，“党中央估计，如内战再起，西安难以固守，友军和红军必须准备广阔而机动的战略退路，方保无虞。第一步，退向陕甘宁边；第二步，退向河西地带。这时调西路军东进，占领永、凉一带，正是策应河东部队实行战略退却的重要一环。”
徐向前把1月16日中央指示西路军东返，说成为“策应河东部队实行战略退”，这是一派胡言，查此电前后，中央都无相关计划或部署：
1月8日毛泽东致彭德怀、任弼时电文中的布置是“如敌决心开战，红军主力应以第一步出商洛，第二步出豫西，第三步出京汉路为上策。”；1月2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无论和战，红军主力应按前定计划出至陕南，处在川、陕之间，除二方面军留渭北外，其余应准备在数日内向南出动，请即调查山阳、柞水、镇安、询阳、安康、紫水、汉阳、万泉等城驻军情形，并要求杨同意让出各该县。”
我们再看1月16日的这道电文，“同意西路军在现地休息一个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在这种条件下，并大大向东扩张甘北根据地。”
细品此段电文以“同意”开头，就曾有人分析过在这封电报之前，可能有一份西路军领导人就行动方针向军委请示的电报，提出向东打的建议，而这封电报是军委对西路军的复电。
中央“同意”谁的建议？显然不会是“同意”自己的建议或指示。
1936年12月22日中央建议西路军的东返，与这次1937年1月16日同意西路军的东返，虽然都是东返，但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第一次是河东局势紧张时，徐、陈担心二马军阻碍，造成“伤亡掉队必大”，实质是拒绝东返；第二次则是河东局势缓和，判断二马可能难于积极阻碍西路军东返。
六、“大通东进计划”的放弃与河东局势无关
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说，二月中旬，“党中央为避免加剧西安地区的危急局势，争取与蒋介石达成和平谈判协议，电令我军放弃东进计划”，又在17日电示中“中央不同意西路军东出青海大通的意见。”
首先从已公开的史料中，没找到中央命令西路军放弃东进计划的电令。
其次二月中旬的西安地区，根本不存在“危急局势”。在西安“二、二事件”后，“三位一体”就迅速解体，2月8日国民党中央军就进入西安，次日，顾祝同正式进驻西安。随后，中共就与顾祝同开始谈判有关改编、驻地、费用等，局势迅速缓和。
徐向前将“南下”翻越祁连山的大通计划，瞎扯为“东出”，中央对于这个方案，是必须要清楚他们的意图，所以在2月17日来电中的第六条对此进行了询问，“你们春暖后向大通行动的提议战略目的何在呢？是把向大通当作调动敌人回守青海，以便自己尔后仍然回到甘州、肃州区域，并向安西呢？还是想占领青海呢？”
中央的询问是在否定“东出”吗？
中央在此电中只是想知道徐、陈依据什么样的战略目的制定南下大通计划，故有此询问，甚至还试图站在徐、陈的角度考虑出两种企图：调动敌人回守青海，以便自己仍然回到甘州、肃州和安西；占领青海。中央并没有对大通计划进行否定，若徐、陈的答复能说服中央，南下方案未必不会得到批准。
总结
通过以上分析，徐向前说造成西路军失利的根本因素是“西路军的行动，步步以河东形势的暂时需要为转移”，这一结论是站不住脚的。从1936年11月18日至1937年2月17日之间，只有西安事变后的东返插曲是在配合河东局势（时间大约是5天，而且被实质拒绝）,其余的都不是在配合河东局势。
我们看到徐向前通过一系列的曲解、隐匿、捏造手段，把河东局势（作战新计划、西安事变）打造成了万用背锅侠，将自身应负的指挥失败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
www.haizi.na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