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挺身而出的列宁
英国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曾写过一本攻击“历史决定论”的书，书名叫：《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仅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是多么地不屑。
改开以来，很多中国人在读到（或听说）这本书以后，从此跟在波普尔的屁股后面，有样学样，轻蔑地指责唯物史观的“历史决定论”，是贫困乏味的“乌托邦”。
然而，攻击“历史决定论”的学者及其理论，并非始于波普尔，而是“由来已久”。
早在19世纪末期，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米海洛夫斯基，就严厉指责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的“历史决定论”把人当成“被动者”，否定了自由意志的作用，导致了“决定论和道德观念之间的冲突、历史必然性和个人作用之间的冲突”……
针对米海洛夫斯基的指责，列宁挺身而出，针锋相对地作出了如下回应：
——“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冲突，冲突完全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因担心(而且是不无根据的)决定论会推翻他所如此酷爱的小市民道德而捏造出来的。决定论思想确认人的行为的必然性，摒弃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动的评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作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什么都推到自由意志上去。”
列宁这段话的意思是：
（1）米海洛夫斯基指责“历史决定论”与“个人作用”之间发生了冲突，这不过是他担心“历史决定论”会推翻他酷爱的小市民道德（即小市民信奉的个人意志自由），而捏造出来的罪名。
（2）“历史决定论”认为任何人的行为都有着客观必然性，而不能“随心所欲”。这就抛弃了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神话，但并没有因此抹杀“人的理性、人的良心”在历史活动中的角色作用，更没有因此否定对人的行动的评价意义。
（3）只有根据“历史决定论”的观点，我们才能对历史作出严格正确的评价；只有根据“历史决定论”的观点，我们才不至于把什么都推到自由意志上去。
列宁为“历史决定论”辩护的这段话（“决定论……确认人的行为的必然性，摒弃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神话”），不仅意思明确，而且很容易理解，无须我们再作更多的解释。
二、何谓“历史决定论”？
列宁为什么要挺身而出，坚定捍卫“历史决定论”呢？
说来话长，容我们慢慢道来。
什么是“决定论”？
“决定论”就是关于事物具有因果联系性、规律性、必然性的学说。
与此相反，否认因果联系的普遍性，否认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和必然性的学说，则是“非决定论”。
据有人考证：
——“‘决定论’一词，源于古希腊，原意是 ‘制约、限定、规定’，意指肯定事物之间具有因果制约关系，事物发展受必然性限定，引申为肯定物质世界存在着客观的因果性、规律性、必然性的学说。”
由此进一步引申，“历史决定论”就是指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具有因果性、规律性和必然性的理论。
“历史决定论”的思想渊源，可以上溯到人类社会古代时期的“神意决定论”。
“历史决定论”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有着复杂的理论样态：
——既有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又有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
——既有辩证决定论，又有机械决定论；
——既有因果决定论，又有统计决定论和系统决定论，等等。
20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演化，尤其是在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的语境下，“历史决定论”遭到了饱学之士的普遍质疑和否定（参：赵晓磊，赵磊《历史决定论被证伪了吗？——基于里贝特实验》，载《天府新论》2020年第6期）
三、马克思“反对任何决定论”吗？
自从卡尔·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等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被介绍到中国以来，从此以后，国内学界对“历史决定论”避之唯恐不及。
有学者“善意”地提出，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历史决定论”划清界限。
有人甚至公开宣称，马克思反对“历史决定论”。比如在中国社科界的顶级刊物上，有学者断言：
——“马克思开创的社会科学传统有其明确的方法论特征。一方面，反对任何决定论的社会科学，既批判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认为李嘉图的‘庸俗经济学’仅从社会生活的经验个体出发，片面观察经济问题，也批判经济决定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究竟是如何“批判了经济决定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或容讨论。
然而，断言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反对任何决定论的社会科学”，这样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这里面的奥妙在于：断言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反对任何决定论的社会科学”，也就意味着唯物史观与“历史决定论”自相矛盾。
于是问题来了：
——难道马克思居然与米海洛夫斯基沆瀣一气，也要反对列宁坚决捍卫的“历史决定论”吗？
——难道列宁捍卫的“历史决定论”，正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所坚决反对的吗？
奇怪的是，对于“马克思反对历史决定论”的理论依据，有关论者基本上都是语焉不详——上面所引的发表在中国社科界顶级刊物上的文献即是一例。
不可思议的是，在这些学者看来，“马克思反对决定论”似乎是一个已经得到确认的预设。
断言“马克思反对决定论”之所以很奇葩，就在于，这个断言显然有悖于唯物史观的基本逻辑。
四、唯物史观是地地道道的“历史决定论”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对唯物史观有过如下广为人知的论述：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大家想一想，马克思为什么主张“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呢？
其中的道理很“唯物”：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个人意志改变不了历史规律的作用方向。
不言而喻，“历史有规律”与“历史决定论”是一回事情。
既然历史“有规律”，那么历史就必然是被规律所“决定”的；既然客观规律是事物内在的必然因果联系，那么承认历史是受到规律制约的“自然过程”，就必须承认“历史决定论”。
由此可见，“历史决定论”只能是唯物史观的必然结论。这也正如列宁所说：
——“决定论……确认人的行为的必然性，摒弃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神话”，“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作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什么都推到自由意志上去。”
在历史进程中，决定论的含义就如同斯多噶派哲学家辛尼加所说：
——“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
不论你愿不愿意，历史走向既定的方向乃是“必然的”，是“不可抗拒的”。
五、若历史是“非决定”的，历史“必然性”又在哪里？
所谓历史是“非决定”的，也就是说：历史发展方向是“不确定”的。
显而易见的是，倘若唯物史观必须与“历史决定论”划清界限，那么，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的必然性也就失去了存在基础。
换言之，一个“非决定论”的历史观，必然是一个具有“不确定性”的历史观；一个“不确定”的历史观，又何来历史的“必然性”可言？
如此一来，马克思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岂不就成了无稽之谈？难怪马克思要明确强调：
——“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
——因为，“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
什么是“铁的必然性”？马克思说的“铁的必然性”，就是“历史决定论”。所以马克思说：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如此“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难道不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决定论”吗？！
同志们想一想，面对否定“历史决定论”的唯心史观，作为一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同志能不挺身而出地与之战斗吗？
六、难以释怀的“心结”
马克思用“铁的必然性”去解释人类社会的“历史决定论”，很多人是难以接受的。因为他们心中有一个解不开的心结：
——既然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历史看作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那么人类社会也就同自然界一样，具有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被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客观必然性。
——问题是，如果决定人类历史进程的规律是由人的活动来实现的，那么又如何看待历史过程中人的“目的性”呢？
换言之，如果唯物史观是“历史决定论”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借助人的主观意志和行为的“目的性”，才能说清历史是如何被人的活动所“决定”的。
——这里插一句。“目的论”不仅有内在目的论与外在目的论之分（比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就是典型的外在目的论），而且有广义目的论和狭义目的论之分。按照广义目的论的定义，但凡具有“机制”“因果关系”以及“负反馈”的事物（比如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所定义的“目的”），都存在“目的性”。按照狭义目的论的定义，“意向性”（intentionality）是“目的性”的基本前提，只有那些具有“意志”或“意识”的事物，才存在“目的性”。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目的”，不是广义目的，而是狭义目的。
在很多人看来，若不把“目的性”引入“历史决定论”，“历史决定论”就不能自圆其说。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唯物史观是“历史决定论”，那么它所描述的历史就必定具有主观“目的性”。比如：
——张盾认为：“对于马克思，历史不仅仅是被科学规律决定的客观的‘自然史’，它同时也是被最高目的引导而通向自由的过程……”
——徐长福认为：“按马克思的推论，历史的终极目的是共产主义，这也是价值上最理想的状态。这种状态既是历史必然性的终点，又是人类普遍自由的起点，是历史本身的满全。”
——周书俊认为：“福山看到了马克思与黑格尔都是目的论，都承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就这一点来看，福山并没有错”。
大家请看：“历史被最高目的引导”“历史的终极目的是共产主义”“马克思与黑格尔都是目的论”……在这些值得尊敬的学者的心目中，马克思的历史观成了典型的“历史目的论”。
七、“历史目的论”绑架“历史决定论”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学者会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历史目的论“呢？
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如果承认历史是人的历史，那么就必须承认“历史有目的”（“历史目的论”），即必须把历史看作是受某种主观目的支配和决定的产物。
问题的关键在于，“目的”与“意志”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认可“历史目的论”，那么就很难与“唯意志论”（唯心论）撇清关系。
由此引申出来的逻辑是：只有接受“非决定论”（过去称为“不可知论”，今天称为“不确定性”），唯物史观才能摆脱“唯心论”的纠缠。
换言之，只有让唯物史观与“历史决定论”一刀两断，并投入到“历史不确定性”的怀抱，唯物史观才能获得新生。
为了把唯物史观从“唯意志论”的纠缠中拯救出来，唯物史观被重新定义为“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被解读成了“历史目的论”或“历史选择论”。
有人甚至以为，只要用“历史选择论”的名称替换掉“历史决定论”，就可以从此超越“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分歧。
滑稽的是，“历史选择论”看似摆脱了“目的论”的窠臼，其实仍然深陷于“历史目的论”中不能自拔。
因为，“历史选择论”的前提是人们可以基于不同目的作出选择。既然选择是“有目的”的，那么“历史选择论”在本质上仍然是“历史目的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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