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黑格尔的“绝对精神”
很多人，包括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对“历史决定论”耿耿于怀，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把“历史决定论”等同于“历史目的论”了。正如列宁所说：
——“主观主义者虽然承认历史现象的规律性，但不能把这些现象的演进看做自然历史过程，这是因为他们只限于指出人的社会思想和目的，而不善于把这些思想和目的归结于物质的社会关系。”
说到“历史目的论”，就不能不提黑格尔这位“历史目的论”的典型代表。
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把“历史目的”看做是“绝对精神”（“世界精神”）的表现，他说：
——“这一大堆的欲望、兴趣和活动，便是‘世界精神’为完成它的目的——使这目的具有意识，并且实现这目的——所用的工具和手段。这个目的只是要发现它自己——完成它自己——并把它自己看做是具体的现实。然而前面所述各个人和各民族的种种生活力的表现，一方面，固然是它们追求和满足它们自己的目的，同时又是一种更崇高、更广大的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关于这一目的，各个人和各民族是无所知的，它们是无意识地或者不自觉地实现了它。”（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 26 页）
在黑格尔看来，历史必然性无非是“绝对精神”演绎出来的“历史目的论”。
对于黑格尔的“历史目的论”，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样看来，历史是不自觉地，但必然是为了实现某种预定的理想目的而努力，例如在黑格尔那里，是为了实现他的绝对观念而努力，而力求达到这个绝对观念的坚定不移的意向就构成了历史事变中的内在联系。这样，人们就用一种新的——不自觉的或逐渐自觉的——神秘的天意来代替现实的、尚未知道的联系。”
在恩格斯看来，黑格尔“神秘的天意”其实并不神秘，因为它不过是“现实的、尚未知道的联系”罢了。
二、马克思不是黑格尔
有意思的是，从黑格尔的历史必然性出发，宫敬才先生得出了如下看法：
——“把黑格尔的思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路加以对比就可发现，二者在思维方式上是相同的，起码是相通的。”“他们二人之间的本质性联系表现在思维方式上，这种联系的例证便是都坚持：个人及其行为的工具化论、工具化个人的非道德论和非人格论。”
就思维方式的逻辑而言，马克思的历史观与黑格尔的历史观的确有着相通之处。但是，二者的区别才是至关重要的。
这种区别不仅在于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唯物”的，而黑格尔的历史观是“唯心”的；更在于黑格尔的“历史决定论”是“历史目的论”，而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与“历史目的论”划清了界限。
必须强调的是，虽然“历史目的论”一定是“历史决定论”，但“历史决定论”未必是“历史目的论”。因为“历史决定论”既可以从“目的论”的前提出发，也可以从“客观规律”的前提出发。
承认历史具有必然性，当然必须认可“历史决定论”；但是，认可“历史决定论”，并不意味着必须认可历史是有“目的性”的。
换言之，人们既可以把历史必然性解释为由某种意志支配的“有目的”的过程，也可以把历史必然性解释为是一个“没有目的”的自然过程。
从本体论的层面讲，有两种逻辑可以解释历史必然性（“历史决定论”）：
一种是“唯物”的逻辑，即唯物的“历史决定论”；
另一种是“唯心”的逻辑，即唯心的“历史决定论”。
前者以唯物史观为代表，后者以黑格尔的唯心史观为代表。
三、唯心的“历史决定论”
唯心的“历史决定论”之所以是唯心的，就在于它总是要把历史必然性与“历史目的论”捆绑在一起。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指出：
——“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然而，事情被思辨地扭曲成这样：好像后期历史是前期历史的目的，例如，好像美洲的发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使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于是历史便具有了自己特殊的目的并成为某个与‘其他人物’(像‘自我意识’、‘批判’、‘唯一者’等等)‘并列的人物’。其实，前期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示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期历史中得出的抽象，不过是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
在唯心的“历史决定论”看来，“好像后期历史是前期历史的目的，例如，好像美洲的发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使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于是历史便具有了自己特殊的目的”。
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却深刻地指出：事情之所以“被思辨地扭曲成这样”，前期的历史之所以有了“特殊的目的”，不过是人们“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罢了。
由于“历史目的论”必须从主观意志去寻找历史的根源，所以在唯心史观那里，历史必然性被视为外生于历史发展过程的某种神秘意识的结果（如上帝的意志或杰出人物的意志），而不是内生于历史发展过程之中的“自然而然”的矛盾运动过程。
在唯心史观的逻辑中，如果不从神秘的“主观意识”去探寻历史的目的性，那么，人类社会的历史必然性又怎么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呢？
于是，要么“目的论”，要么“不确定”，二者必居其一。
总而言之，在历史唯心主义者看来，“历史目的论”必须嵌入到“历史决定论”的骨髓里，唯心史观才能完胜唯物史观。这就是唯心史观历史决定论的全部秘密之所在。
四、唯物的“历史决定论”
“唯物”的历史决定论则不然。
唯物史观不是从主观目的出发去展开历史必然性，不是从主观意志出发去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而是从“社会存在”出发去寻找历史必然性的依据，从而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
于是，在唯物史观那里，人类社会的历史必然性被看成是内生于发展过程之中的“自然而然”的性质。
自从有了历史唯物主义，人类社会的历史必然性就不再由某种神秘意志或某种主观意志所设定的“目的性”来左右了。正如列宁所说：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即群众的动机是由什么决定的，各种矛盾的思想或意向间的冲突是由什么引起的，一切人类社会中所有这些冲突的总和是怎样的，构成人们全部历史活动基础的、客观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条件是怎样的，这些条件的发展规律是怎样的，——马克思对这一切都注意到了，并且指出了科学地研究历史这一极其复杂、充满矛盾而又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的途径。”
列宁这段话点到了唯物史观的要害：“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创造历史的“人们即群众的动机是由什么决定的”？这才是唯物史观注意到了并搞清楚了的问题。
正是由于唯物史观揭示了人们行为的“动机”和“目的”背后的物质根源（注意，是物质根源，不是精神根源），因而与唯心史观的“历史目的论”划清了界限。
五、“没有目的”的历史必然性何以可能？
遗憾的是，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一边三心二意地言说着人类历史的必然性，一边苦苦思索着历史必然性背后的“目的性”和“行为动机”。
他们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一个不受“目的性”决定的历史必然性何以可能？
他们尤其不能理解的是，这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的历史必然性：一种悬置了主观目的性的历史必然性，一种类似于自然过程的“自然而然”的历史必然性。
于是，他们彷徨于“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两端，摇摆于“必然性”与“不确定性”之间。“我思故我在”的主体饱受着内心冲突的折磨，最终也未能摆脱唯心史观的纠缠。
由此产生的结果，学界中的人们都看到了：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必然性较上了劲，二者从此不共戴天，水火不容，有我无他。
对于这样的内心冲突，我们有必要再重温一下列宁在批判米海洛夫斯基时的那段论述：
——“原来，关于决定论和道德观念之间的冲突、历史必然性和个人作用之间的冲突的思想，正是主观哲学家喜爱的话题之一。关于这个问题，他写了那么一大堆纸张，说了无数的小市民感伤的荒唐话，想把这个冲突解决得使道德观念和个人作用占上风。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冲突，冲突完全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因担心（而且是不无根据的）决定论会推翻他所如此酷爱的小市民道德而捏造出来的。决定论思想确认人的行为的必然性，摒弃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动的评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作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什么都推到自由意志上去。”
事情很清楚，是“决定论思想确认人的行为的必然性”，而不是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目的确认了历史必然性。
为什么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者会如此敌视历史决定论？
因为“决定论思想确定人类行为的必然性，推翻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这就是问题的全部秘密所在！
若马克思在天之灵有知，他或许会冷冷地发出如下质问：难道承认“历史决定论”，就必须接受“历史目的论”吗？难道拒绝“历史目的论”，就必须否弃“历史决定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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