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与中华民族繁衍生息息息相关。中华文明在其形成过程中的各种文化，无论是良诸文化,还是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都是由水而生。历史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得以改写。中国历史上的治水英雄无数,从修筑了都江堰的李冰父子，到提出在三峡立坝、开发其水利资源的孙中山,无数志士仁人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而居功最伟者,当为毛泽东。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将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来。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进行大兴水利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就是一个最为雄辩的证明。
一、“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打好新中国成立后治水第一战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尤其是抗美援朝战争，使我们不能不以倾国之力，保障国家的安全。然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治水却作为一个关系治国安邦的大事，摆上了共和国主席的案头。
1950年6—7月间，淮河流域连降大雨，7月18日，淮河中上游先后漫决，全流域被淹农田达3100万亩，华东局电报称，此次灾害“为百年来所未有，淮北20个县，淮南沿岸7个县均被淹……其中不少是全村沉没，由于水势凶猛，群众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毛泽东阅读电报时难过地流下了眼泪，久久不语。他在电报中“不少是全村沉没”、“被毒蛇咬死者”、“今后水灾威胁仍极严重”、“多抱着大哭”等句子下画了重重的粗线，并于8月5日夜给周恩来写下如下批示：“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中央治淮会议即在京召开，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成立了治淮委员会，制定了淮河人海水道方案，落实了人力、财务、物力等保障措施。9 月21日，毛泽东又再次督促周恩来：“治淮开工期不宜久延，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连用三个“早”字，可见毛泽东对治理淮河水患的心情是何等迫切。政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治淮工地出现了“父子齐上阵，兄弟争报名，妇女不示弱，夫妻共出征”的动人景象。在抗美援朝战事正紧的情况下，毛泽东亲自批示，把两个原准备投入抗美援朝的野战师，集体转业，改编为水利一师和水利二师，开上了治淮第一线，直接担任佛子岭水库和薄山水库的建设攻坚任务。
当毛泽东看到一份份从治淮工地传来的捷报时，十分欣慰，他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并制成四面锦旗，让中央治淮慰问团团长邵力子，把这四面锦旗带到治淮第一线，分赠给奋战在工地上的淮委和豫皖苏省的治淮指挥机关。
在毛泽东的亲自关心和指导下，治淮工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1951年，建成168公里的苏北灌溉总渠、可蓄水4700万立方米的石漫滩水库。1952年，兴建了白沙水库和板桥水库，安徽省以修筑淮北大堤为主，实施了淮河干流和主要支流的堤防建设工程。1954年，淮河再次发生特大洪水，这些水利设施发挥了作用，洪水东注黄海，南入长江，没有发生水患。至20世纪60年代，治淮工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建成了佛子岭梅山等10座大型水库及几百座小型水库，建成了4个大的蓄洪工程和18个行洪区。历史上多灾多难的淮河，再也没有发生过大水患。
整治淮河的伟大实践，充分表现了我们党把人民利益置于一切利益之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情怀，它对全国的水利建设具有巨大的示范作用。以治淮工程为标志，新中国由此开始了一场场兴修水利、治理江河的人民战争。
二、毛泽东视察黄河，发出了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
黄河既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哺育了伟大的中华文明；又是中华民族的伤心河，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中黄河三年两决口，多次破堤泛滥，甚至改变河道，改变人海口。黄河“善淤、善决、善徙”。据古文献记载，自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的2540年中黄河下游决口1593 次，大改道26次。到了宋代，黄河更是多次决口泛滥，黄河河道和出海口多次改变。
进人中国近现代，黄河水害愈来愈烈。20 世纪30年代的两次溃堤，给黄河中下游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1933年，黄河决口50多处黄河两岸遍地汪洋，淹没土地6300多平方公里，受灾面积达1200平方公里。而1938年的花园口决堤，更是人为的灾难，国民政府企图用黄河水阻止日军的进攻，制造了花园口决堤事件，顷刻之间，大水淹没了豫、皖、苏三省44个县44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以致上千万人流离失所，死亡近百万人。水灾给生态环境造成致命的破坏，继水灾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旱灾、虫灾。
因此，治理黄河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安民兴邦的大事。但真正治理黄河的伟大时代，是从新中国开始的。新中国刚刚诞生不久，抗美援朝战火正烈，国家百废待兴，毛泽东就把治理黄河摆到了日程上。1952年10月，毛泽东到郑州、兰考、开封、新乡等地视察黄河。1952年底，河南新乡建成人民胜利渠引黄灌区。该灌区共建成渠道4945公里，可灌溉农田72万亩，使饱受洪水之灾的黄河下游人民，首次得到了引黄河水灌溉之利。毛泽东专程来到引黄灌溉济卫工程渠首闸，详细询问了工程建设情况和灌溉效果，并亲自摇动摇把开启了一孔闸门，当看到黄河水通过闸门注人干渠时，毛泽东十分高兴地说：沿黄每一个县都修一座这样的引水浇地闸就好了。在视察灌区的过程中，毛泽东还把渠灌和井灌形象地比喻为阵地战和游击战，生动地阐明了井渠结合的农业水利建设方向。1959年，毛泽东又到济南泺口视察黄河，他说黄河是伟大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起源。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但我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毛泽东对治理黄河的急切心情，溢于言表。
1958年夏天，黄河下游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然而，在党中央正确指挥下，河南、山东军民全力以赴，终于在没有分洪的情况下，使黄河洪水全部泄入大海。1982年，黄河又一次遭遇特大洪峰，据花园口水文站记录，洪峰达15300立方米每秒，黄河大堤再一次经受了考验。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自规划对黄河的治理，进行了一系列水利建设工程，在黄河整个干流上的水利工程设施建设，不仅根除了洪灾，为黄河沿岸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保障，而且开发了水力发电资源，改善了生态环境，对黄河流域的整个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黄河三门峡截流工程，1953年开工，1958年截流成功，成为根治黄河水患和综合开发黄河的骨干主体工程，它拥有647亿立方米的库容，可灌溉农田4000万亩，发电效益显着。黄河刘家峡水利枢纽工程截流后，形成蓄水49亿立方米的水库，可灌溉农田1500万亩。黄河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截流后，有效控制了宁夏、内蒙古等地的黄河凌汛，在宁夏地区形成了一个面积达1000万亩的灌溉网。黄河上、中、下游地区建成了工业、农业、科技和教育的重要基地。以黄河泛区的花园口为例，这里的4万亩盐碱地已改造成肥沃的良田粮食产量比新中国成立前增长了10倍。
三、充分开发长江水利资源，使中国第一大河造福中华民族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流域面积180多万平方公里，它养育了两岸的亿万人民，也哺育了伟大的中华文明。然而长江也有不羁的性格，特别是长江中游荆江地区经常泛滥成灾。1949 年，长江发生大洪水，刚刚欢庆解放的人民就投人了抗击大洪水的奋战，并战胜了大洪水。汛期过后，长江水利委正式提出了兴建荆江分洪工程的计划。毛泽东专门听取了汇报，亲自审查了工程设计书，并立即批准了工程的兴建。毛泽东亲自题词：“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1952年汛前，30万军民投人治理长江的第一仗，荆江分洪第一期主体工程以75天的速度建成，并经受了1954年特大洪水的考验。这项工程的成功，震惊了世界，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具有管理国家、造福人民的能力。紧接着长江上又一项大型水利工程——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于1958年动工。这是我国自行勘测、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建造，具有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等综合效益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它由拦洪大坝、水力发电厂、升船机以及湖北和河南两座灌溉引水渠等四个部分组成。拦河大坝长近2500米，坝高162米最大蓄水量290亿立方米。建成后，汉江中下游洪涝灾害频繁，即坝防三年两溃，所谓“河湖渠阳洲，十年九不收”的状况就此结束。两条引丹灌渠，年引水9亿立方米，常年灌溉耕地360多万亩，使素来干旱贫瘠的鄂西北豫西南成为国家商品粮基地。水力发电年均40万千瓦时。毛泽东对这项工程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对整个工程的设计施工未来的发展前景，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毛泽东之所以选择丹江口，这不仅考虑到长江中游的防洪，而且颇有见地与未来的南水北调路线联系起来。据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回忆，这个项目的提出和选点，到最后敲定都是毛泽东的创意。1953年初，毛泽东登上长江舰沿江视察，让林一山带上地图，边听汇报、边研究，从战略的高度，对长江的防洪、水资源利用及南水北调等，作了一系列的指示。毛泽东早在视察黄河时就曾经说过：“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水来是可以的。”在这次视察中，毛泽东再次向林一山提出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几条可能的引水路线，最后毛泽东把铅笔指到汉江，问：“引汉江水行不行？”林一山回答：“有可能”。因为汉江与黄河平行，中间只有秦岭、伏牛山之隔，越到下游，地势越低，有可能找到一个合适地点兴建引水工程，将汉江水通过黄河引向华北。毛泽东当即指示林一山：立即组织查勘，有资料，立即给我写信。南水北调设想的伟大工程就是这样启动的。林一山在回忆录中说：“毛主席是这样熟悉祖国的山山水水，红色铅笔指的地方，其中就包括了日后建成丹江口水利枢纽的位置。后来，我们在查勘过程中，找到丹江口最为理想的引水到华北的地段。”
林一山回忆说，在以后的若干年里，他随时把查勘、规划和研究过程中的最新成果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多次指示，要驯服这条大江，一定要认真研究长江水文资料。毛泽东十分清楚水文资料的意义，1962年6月，当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资料大楼因偶然事故发生爆炸，毛泽东立即询问大楼所存资料情况，当他得知无损时，十分高兴，并立即指示，水文资料要复制四份，分藏几处，以确保安全。毛泽东也十分关心水利科技队伍力量的建设，当他听到科技队伍有很大加强时，高兴地说：“你们工程师讲百啊”、“技术员讲千啊”！
对三峡工程这一关系中华民族千年大计的建设，毛泽东更是既积极又慎重，千思百虑慎之又慎。最早提出开发三峡设想的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他在《建国方略》中描绘了在三峡建坝的设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外国专家也作过考察，并有种种设想。毛泽东在乘长江舰视察长江时，询问林一山怎样才能根除长江的洪水灾害，林一山指着在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兴建一系列梯级水库实现拦洪的规划图，汇报了以此解除洪水威胁，开发水电、发展灌溉、开通航道的计划。毛泽东问：“修这么多支流水库，都加起来，能不能抵上三峡这个大水库。”“林一山回答，抵不上。1954年长江发生全流域特大洪水后，毛泽东从武汉返京，专门在火车上听取林一山汇报，详细询问了三峡工程规划设计中的许多重要问题。从1953年到 1958年，在三峡工程建设酝酿过程中，毛泽东曾六次召见林一山，详细了解各方面情况。在毛泽东的全力支持和推动下，长江全流域的查勘顺利完成，长江建设的总体规划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1956年，毛泽东根据他对三峡工程的深思熟虑，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这首千古名篇，为中华民族勾勒出了“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的宏伟蓝图。
1958年2月召开的党中央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仔细审阅了三峡工程的主要研究成果，对工程的设计、造价等进行了初步的审议。3月，在成都会议上，周恩来作了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的报告。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决议》。毛泽东对三峡工程建设提出了“积极慎重，充分可靠”的方针。在南宁会议时，毛泽东专门让林一山、李锐到会，让他们各自发表不同意见。即使是在1966年3月，三峡工程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毛泽东仍在林一山给中央的报告上批示，需要一个反面报告。毛泽东始终强调，在三峡工程的决策上，要充分听取并分析、吸收不同意见，避免片面性和决策失误。1958年武昌会议时，毛泽东专门听取了三峡水库寿命的问题。当得知因泥沙淤积，水库寿命只有二三百年时，毛泽东强调，三峡不是百年大计，而是千年大计，千年大计的工程只几百年就淤死了，太可惜；强调要加强泥沙淤积问题的研究。在工程造价的预算上，毛泽东也亲自过问，参与大的核算的讨论，提出预算太高，国家财力难以承受，担心搞“上马预算”。毛泽东最担心的是三峡工程建设与国家安全，当1969年9月，湖北省向毛泽东提出三峡工程上马时，毛泽东说，要考虑脑壳上顶着200亿立方米水的问题。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三峡工程建设这项千年大计，是慎之又慎的。今天，毛泽东当今“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宏伟蓝图，已经变为现实，长江的水患己成了水利，三峡工程巨大库容的调蓄能力将使长江中下游免除百年一遇特大洪水之忧，三峡工程水力发电的效益巨大，成为西电东输工程的巨型电源点，特别是在中国出现电力供应紧张的形势下，峡电站的发电量至今均超过预定计划；从航运来看，过去宜昌至重庆仅可通行3000吨以下的船舶，而现在万吨轮可由上海直抵重庆。为此，我们不能不深深地缅怀毛泽东。
四、在全国各地兴修水利，造福广大人民群众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深知水利对农业、对农民的重要。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针对赣南水土流失严重、水旱成灾，他在著名的《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中就明确提出：乡苏维埃政府要抓水利，设立水利委员会，乡苏维埃主席兼任水利委员会主任，每村要有一名水利委员，兴修水利时要发挥互助协作精神。1934年1月，毛泽东在瑞金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作了《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正是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一科学论断，对水利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作了最为准确的概括。即使在战争条件下，苏维埃政权依然高度重视水利建设，反映了我们党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的宗旨和本质。新中国成立后，它更成了我们党进行水利建设的指导思想，奠定了水利事业在新中国建设中的地位。毛泽东把水利建设当作全体人民的事，强调要依靠群众、动员群众，打一场治理江河、兴修水利的人民战争。从此，兴修水利运动蓬蓬勃勃地在全国各地展开。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只有大中型水库23座，而新中国成立后至1976年，全国建成大、中、小型水库85000多座，建成万亩以上的灌区5000多处，灌溉面积8亿亩，全国的治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几千年靠天吃饭以及洪水泛滥或大面积干旱的局面基本结束。
随着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农村生产合作化得以在全国实现，在党中央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鼓舞下，全国农村的水利化建设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特别是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的普遍建立，使大型水利 工程能够统一规划、统一部署，劳动力资源能够打破原来的县乡区划局限，有可能实现大协作，这就进一步促进了全国的水利建设。新中国水利建设史上的许多大工程、大建设，大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北京历史上是一个干旱少雨、十分缺水的城市，而潮河、白河又屡屡泛滥，造成水患。为解决北京的工业和生活用水，杜绝水患，调整配备水资源，1958年，北京市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开始大兴水利，兴建水库。1958年，毛泽东带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以及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来到十三陵水库义务劳动，铲下了第一铲土，并为十三陵水库亲笔题词。这段时间，北京还兴建了怀柔水库、密云水库。这两座水库的建设都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关怀。密云水库建于1958年9月至1960年9
1958年开始的群众性兴修水利中，有一个至今仍被全世界称为人类征服自然奇迹的“红旗渠”工程。红旗渠工程在1958年开始酝酿，1960年开工建设，1969年以红旗渠为主体的灌溉体系基本形成。原林县县委书记、红旗渠工程指挥杨贵曾在回忆录里多次动情地谈到毛泽东对红旗渠的关心和支持。林县人民在巍巍太行山的悬崖峭壁、险滩狭谷中开凿出一条河道，施工中共削平1250座山头，斩断山崖 264座，凿通隧洞211个，架设渡漕152座，动用土石方2229万立方米，全渠由总干渠及3 条干渠、数百条支渠组成，总干渠长70.6公里，加支渠总长度达1500公里，灌溉面积达到60万亩。红旗渠灌溉体系的基本形成结束了林县上千年缺水的历史。
这一时期，在全国完成的大型水利工程数不胜数。江都水利枢纽工程，把长江淮南、大运河和里下河连结起来，通过自流和机动引水相结合，可灌溉农田250多万亩。海河治理工程，修筑防洪大堤4300公里，所建大小型水库80多座，总库容达130多亿立方米，使海河的排洪能力提高了10多倍，实现了全流域人均1亩水浇地。横跨皖豫两省的淠史杭水利工程，是一座以防洪灌溉为主，综合发电航运、水产养殖的大型水利工程，它使安徽西北部10多个县的900多万亩土地得到灌溉，被认为是可与都江堰齐名的伟大壮举。
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水利建设，遍布全国，举不胜举。豫皖苏三省进行开挖新汴河、治理汴河的大型水利工程；使天津保定、徐州免除水患，确保天津和津浦线安全的河北治理大清河工程；海河水系改造工程等，都非常成功，它们都是使人民群众世世代代受益的工程。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的水利工程，如内蒙古自治区哈桑海水利主体工程、巴彦卓尔盟河套灌区总排干渠，以及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所进行的诸多水利建设工程，对增强民族团结、军民团结、巩固边疆，都起到了极好的示范作用。
总之，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治理江河、大修水利的丰功伟绩将永远留在全国人民的心中。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毛泽东对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所作出的伟大贡献。伟哉！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