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鲁迅先生有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在被新冠疫情阴霾笼罩的2020年中，一个个“你”“我”“他”，构成了人民的群像，中国人民展现了“中国的脊梁”的伟大意志与精神。在这场没有硝烟的人民战争中，中国人民用艰苦卓绝的努力交出了一份让世界瞩目的“抗疫答卷”。而在“人民战争”、“全民抗疫”的背后，体现的是20世纪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遗产仍在以某种方式发挥着正面的作用。
2020年12月26日—12月27日，由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外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政治：中国与世界”论坛第三届年会暨“人民：概念与历史”线上学术研讨会。会上，与会学者们重新回顾了“人民”的概念、理论与历史，从“象征性代表”、“人民战争”、“中西比较视野中的人民性”、“中国性与人民性”、“人民的两个身体”等入口多角度地切入“何为‘人民’?‘人民’何为?”这个历史性问题，试图去重新发掘20世纪中国革命与政治的经验。重返“人民”，不仅在于学术，更在于如何去自觉面对我们的时代处境，去思考“中国与世界”的时代命题。
本文转载自“保马”公众号，特此感谢!
何为“人民”？“人民”何为？
——“政治：中国与世界”论坛第三届年会
暨“人民：概念与历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01
“抗疫”之年，重思“人民”
2020年12月26日—12月27日，由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外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政治：中国与世界”论坛第三届年会暨“人民：概念与历史”学术研讨会在线上举行。与会者既涵盖了自“50后”到“80后”的国内外人文社科学者，也在会议的总体性议题之下，囊括了哲学、文史、法政、经济等专业系科。三十余位学者齐聚云上，共同围绕“人民”的概念、理论与历史展开研讨。
12月26日上午9点，会议正式拉开序幕。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吴新文教授主持会议开幕式，并与中国人民大学中外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张广生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主任罗岗教授共同做了开场致辞。
张广生老师回顾了2018年谷雨和2019年寒露时节举办的前两届年会，并引用鲁迅先生的名句“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表达本届年会将“人民”作为主题的用意和关切。他希望，“人民”这个穿越乡野与庙堂、文学与政治、中国与世界的重大课题，能够在2020年的冬至时分，向中国人民哺育的现代国士献上崇高的敬意。
吴新文教授代表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致辞。吴新文老师指出：古今中外的政治运作都要以“人民”的名义来进行。但是，究竟谁是“人民”?为什么是“人民”?在中国和世界的当代格局下，在关于“人民”的思潮、观念激荡纷呈的境况下，“人民”这一概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何才能得到恰切的呈现?他希望，在会议召开的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能够通过讨论产生丰硕的成果，为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历史，献上恰如其分、合乎时宜的纪念。
罗岗教授结合2019年参加论坛第二届年会暨“百年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基本问题”学术研讨会的经历，介绍了以“人民”作为年会主题的缘由。经历了2020年新冠疫情和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伟大斗争，重新回顾“人民”的概念与历史、重新发掘20世纪中国革命与政治的经验，不仅有学术上的意义，更直接与今日“中国与世界”的时代处境紧密相关。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主办方在设计本届年会会议海报时，特别将人民英雄纪念碑作为一个联系历史和现实的代表性意象。“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本着慎终追远的精神，他希望本届会议能够克绍箕裘、再接再厉，为“人民”这个重大议题提供鲜活的思想和学术养料。
“政治：中国与世界”论坛第三届年会暨“人民：概念与历史”学术研讨会海报
02
“人民”、“为人民”与“人民民主”
开幕式结束后，会议进行第一场，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王绍光教授做了题为《“人民”、“为人民”、“人民共和国”》的演讲，并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刘晨光副教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涛副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章永乐副教授展开讨论。
王绍光老师从“象征性代表”切入，指出其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对“意符”(ideographs)也就是意识形态符号的塑造。他认为象征性“意符”具有非常现实的政治性，至少包括“承诺—责任”、“认同—团结”、“倡导—促进”与“赋能—增势”四种功能。任何政治体系都需要配套的“意符”系统，而“人民”、“为人民”、“人民共和国”在当代中国的符号与话语(意符)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
通过系统的概念史梳理，王绍光老师指出，今天使用的“人民”概念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及其第一代领导人。创造“人民”的过程也是认同人民、解放人民、代表人民的过程。从甲骨文、金文资料与前人研究出发，可以发现“人”、“民”二字在古代中国的两种组合“民人”与“人民”，都是指社会底层民众，直到19世纪才出现不带贬义的“人民”一词。不过，即使在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那里，“人民”还是常常和“国民”、“公民”等词混用。自中共成立直至1934年间，在其“意符”谱系当中，“阶级”、“国民”与“人民”三词存在动态的升降变化。1935年瓦窑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人民”概念的适用性出现根本的转折。在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人民”一词出现57次，超过此前7年频次的综合。随后，《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明确了“人民”的概念框架，其核心内涵为“革命的动力”，否则便在人民之外，外延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与其他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主体是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他们是全国人口的“最大多数”，超过百分之九十。这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民”概念的包容性与代表性。瓦窑堡会议不仅回答了“人民是谁”，也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了谁”。“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的代表者”。在中国历代领导人那里，“为人民”是一个构词要素和重要理念。比如，红军要“为人民打仗”，“为人民利益工作”，“为人民服务”，“当人民的勤务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执政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等等。为什么要“为人民”?因为党与人民之间是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关系，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都需要“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人民共和国”一词最早也是出现在瓦窑堡会议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具备“人民共和国”性质的政权及其各项政策已经在人民解放区实现。新中国成立前后，围绕国号、国旗、国徽与宪法的政治进程及其最终样态，同样展现出强烈的人民性。
1935年12月25日，在瓦窑堡会议上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部分)，其中“人民”一词出现57次，超过此前7年频次之总和。中央档案馆藏。
因此，王绍光老师认为，除了新中国，世界上很难找到另外一个政治体制，在其话语符号体系中“如此频繁地使用‘人民’一词，对人民的定位如此之高，对人民的承诺如此大张旗鼓、妇孺皆知”。“敢于作出这种承诺，就必须经受历史和人民检验，必须兑现，没有任何退路和弹性。作出这种承诺也是对共产党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响鼓重槌的鞭策，由此形成一个有效的象征性代表机制”。主题发言结束后，本场会议的三位与谈人分别作了评议。
刘晨光老师认为，王绍光老师的研究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内部，是对流俗“民主”观的纠正，有助于增进对“人民民主”概念的理解。同样值得重视的是，“人民”面孔的二重性问题，它可以是已经建构完成的、意识形态化的“人民”，也可以是在革命过程中间不断创造、发现和建构的“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分化的当下，如何避免“人民”概念的空洞化、抽象化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
对此，王涛老师指出，“人民”、“为人民”和“人民共和国”三大意符在今日中国政治的实际运作中至为重要，它们不是空洞的修辞，而是具体体现在基本医疗、养老保险等社会政策中。2020年以来，抗击新冠疫情与调控私人资本的政治举措不断展示着国家、政党的人民立场。与欧美诸国的抗疫表现以及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民粹主义”浪潮相比，这一点显得更为突出。如同墨菲(比利时政治理论家、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所言，目前欧美政治已处在“民粹主义时刻”(populist moment)。而中国对人民利益的重视，植根于党的思想与国家的根基，这是克服新自由主义、资本消极作用的天然药方，能够形成对资本的节制。因此，维护和发扬其人民性对于国家治理与政党自身建设至关重要。同时，只有坚持和张扬人民的意符，才能保持自身的人民性或社会主义属性。
章永乐老师认为，刘晨光老师对“人民”概念空洞化的担忧与王涛老师提出的民粹主义问题或可一并看待，关键在于进一步分析“人民”意符的可能性。与中国革命话语中使用的“人民”概念不同，当代西方使用的“populism”一词具有模糊性，这是其力量来源，也是其天花板。这进一步凸显了激活中国革命中形成的政治区分能力的重要性。随后他结合自身研究，从晚清、北洋时期的法律文本和国内外时势出发，完善了彼时“国民”、“人民”与“公民”概念的使用图谱。“国民”概念的推广离不开梁启超等人对国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理解，“人民”概念的出现必然涉及中共自身的理论基础及其与共产国际的密切关系。较之“国民”，“人民”可以是超地域的、国际主义的。“公民”概念最早出现在晚清，但民国的法律文本极少提及，大规模进入法律体系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针对三位与谈人的发言，王绍光老师作了简要回应。他首先谈到，自己对人民民主的理解是“四位一体”，象征性代表仅为其一。20世纪40年代之后，“人民”一词在西方政治学特别是主流民主理论中不断被消解，在中国却成为意符体系的核心与基础。在各类场合中不断出现的“人民”意符实际意味着一种承诺，一种暗含巨大压力以迫使相关机构与人员不断温习并兑现的承诺，值得警惕的恰恰是“人民”意符的淡化乃至消失。论及当下的西方民粹主义浪潮与各国“抗疫”表现，王绍光老师认为欧美政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大众代表性，“populism”不是人民运动，只是游离在几大党之间的情绪表达。新冠疫情如同一面放大镜，凸显了各国政治体制包括动员能力在内的政治能力差异，为未来三五年的各相关学科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03
作为“中国革命”原创发明的“人民战争”
26日下午两点，会议进行第二场，清华大学中文系/历史系教授汪晖老师做了题为《作为政治过程的“人民战争”》的演讲。
报告伊始，汪晖老师首先阐述了在当代城市化、全球化背景下重新思考“人民战争”的意义。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宝贵的历史经验，“人民战争”诞生于战争和革命的时代，虽然现今时代语境大相径庭，但汪老师从当代政治危机角度切入，指出了对“人民战争”进行重新思考的必要性。在当下全球不同地区的政治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政治危机的症候，一是政党的代表性断裂，一是国家政治形态与社会形式的脱节。如何理解这些政治危机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时代命题。此外，伴随着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终结，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这些运动的共同特征在于对政党及其组织形态的深刻怀疑，由此也缺乏真正的领导力量，明确的政治纲领和与之相匹配的短期和长远的战略。由于不能将抗议行动和持久的社会实验相结合，这些运动难以形成新的主体，种种运动中的“我们”，基本上只是临时聚合的一个群体，无法形成持久的政治过程。这一点恰恰是“人民战争”条件下的群众运动与当代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之间的重要区别之一。重新展开对“人民战争”的思考并非简单地用过去批判现在，或反向为之，而是要在政治条件变化的形势下，从20世纪中国革命实践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汪老师随后以印度早期的庶民研究为例进行了具体的说明。印度早期的庶民研究第二阶段所提出的“庶民能否说话”问题影响深远。若将这一问题置于中国革命的语境里，可以自然地置换为对中国革命大众政治的质询，也即将其视为由精英自上而下操控的结果。针对这一问题，汪老师引入“人民战争”的主要口号“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来予以解释。汪老师指出，口号中的后半句话早已有之，但“从群众中来”却是“人民战争”的独特产物，它表明群众并非自发的存在，而是一种具有主体能动性的政治性存在。群众的形成，也即“我们”的形成，是一个全新的主体。基于此，群众路线不仅改变了大众，也改变了投身大众运动的精英，他们之间的汇合形成了一体的“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来理解当年社会主义运动中产生的分歧，例如罗莎卢森堡对十月革命后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批评。总而言之，重新回顾并讨论“人民战争”以及其中产生出的人民大众政治主体，对当代政治的理解有着重要意义。
其后，汪老师描述了作为“政治范畴”的“人民战争”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将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视为其形成的开端，并且，“人民战争”的形成有五个前提：第一、从城市转向乡村。第二、从中心区域转向边缘区域。第三、从以占据人口少数的工人阶级为中心转向以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民为中心。第四、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治理念，转向以“再分配土地”为号召的土地革命。第五、从先锋政党的政治运动转向以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党军关系，党群关系，党政关系为中轴的“人民”战争。以这些转折为起点，中国革命从1930年前后，开始了一个以割据的边区政府为中心，向全国扩展，由上至下建立新政权的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伴随着抗战全民动员和国共的第二次合作，“人民战争”进入了新阶段。
紧接着，汪老师对“人民战争”进行了理论阐释。第一、“人民战争”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事概念，而是一个政治范畴。在20世纪中国独特的条件下，“人民战争”既了创造新的政治主体，也创造了与这个政治主体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及其自我表达形式。第二、“人民战争”根本地转化了现代政党的代表性关系。以农民为主要内容，以工农联盟为政治外壳的“人民大众”主体的诞生，促成了一切政治形式的产生与转向。第三、“人民战争”改变了政党的阶级基础。中共早期成员多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了大革命时期，政党组织开始与工农运动相结合。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创造了新型的“人民战争”，从而促成了政党和社会关系的转型。
三湾改编
1977年 许宝中、李泽浩 绘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
随后，汪老师详细阐述了“人民战争”形成的主要标志：一、政党与军队的结合。这一点在毛泽东之后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三大法宝中被提炼为“武装斗争”。此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1927年毛泽东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领导的“三湾改编”。“三湾改编”一方面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另一方面在军队内实践了群众路线，从而改造了党的政治基础和组织模式，使得党与军队、群众之间形成了有机的，整体性的关系。二、政党与政权的结合。中国革命从30年代初期开始，革命和政权建设就在同时进行中。“人民战争”的关键成果之一就是根据地红色政权的确立，其主要的政治形式为边区政府。三、政党通过土地革命与农民为主体的大众的结合。在根据地，土地改革和武装斗争成为政党政治转化为大众运动的一个基本的方式。党和军队的结合，党通过军队跟农民运动，土地改革之间的结合，党及其领导下的苏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管理，党在民众工作中展开的文化运动，这些不但改变了革命的具体内容和中心任务，而且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以农民为主要力量的政治主体，这就是“人民战争”的政治基础。
将农民阶级锻造为革命政治主体需要一个持续的政治化过程，这个进程在“人民战争”中展开，同时赋予了“人民战争”与其他战争形式不同的特点。毛泽东所言“兵民乃胜利之本”，就包含了“人民战争”的一般原则：一、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二、战争不但需要强大的正规军，还需要有地方的武装和民兵。三、兵民的范畴意味着和军事斗争密切相关，在以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过程中，不仅兵改造了民，而且民也重构了兵，进而也重构了党和政权的政治基础。四、“人民战争”不仅仅是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同时还是一个文化的过程。作为“文化过程”的“人民战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言非常重要。在汪晖老师看来，无论是30年代末关于“民族形式”的大论争还是此前鲁迅提倡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都是关于“人民战争”文学的讨论。其中要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国际和国内的关系。作为带有国际主义倾向的共产主义运动，其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必须要处理国际和民族之间的关系。因而民族问题成为了“人民战争”特别是“抗日战争”中的主导问题。此外，毛泽东所提出的马克思中国化还涉及政党自身的中国化问题，也即共产党需要在“人民战争”中重建自身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在此过程中，由于从城市到乡村的地理空间转移，势必要与它所依赖的，需要动员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大众发生密切的关联。所谓“人民战争”的文化，正是政党自身发生转变的重要契机。五、新的统一战争思想的出现。在“人民战争”中，社会的主次矛盾，矛盾的主次方面皆发生了转化，过去社会主义运动作为斗争对象的社会群体，成为了需要被团结的对象。
在这之后，作为对上述内容的补充，汪晖老师对两个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解释。其一是为什么“人民战争”必然是“持久战”?汪老师指出，中国革命作为一场漫长的革命，本身就是“持久战”的一个特征。究其原因有战略态势上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因素，但更为重要的，则在于新的战争主体的形成需要时间。这个新的战争主体不仅关涉战争兵源，而且关乎作为政治主体的人民大众的形成。美国学者迈斯纳曾经指出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在于社会各个阶层的软弱性。所以，虽然农民占据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并未形成政治性的阶级，与之相伴随的，是政治军事理论和社会经济力量之间的分离趋势。因此，通过高度组织化和政治化的方式，将原本处于软弱状态的社会阶层转化为远远超出其结构性软弱位置的全新主体，成为中国革命一个基本的路径。其二是“人民战争”与其他战争形态相比，有什么不同之处?在汪晖老师看来，“人民战争”与“总体战”的对立是20世纪革命战争的重要特点。“总体战”是民族国家的政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全面动员的战争形式，于法国大革命之后逐渐形成。其主要特点有两个。第一，“总体战”不仅针对武装力量，而且针对民众，它是民族国家的战争。第二，在“总体战”的框架下，政治只是战争的实际延续。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中，“人民战争”正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总体战”中形成的，它有着如下特点：一、它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政党类型——包含着“超政党要素”的政党。“超政党要素”指的是党和群众运动，与日常生活及其实践之间紧密的关联。二、它创造了一个以农民为主要成员构成的新型政治主体。三、它探索了一条不同于以城市暴动和革命为主要模式的革命道路。到了六七十年代之后，中国革命的经验对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四、在“人民战争”中，党不再只是作为党来运动，它同时也是军事的、群众性的政治和文化的运动。在人民战争的条件下，党和根据地政府处理的不仅是军事问题，而且还有日常生活的组织问题，由此产生了群众路线。“人民战争”不仅是采用军事斗争的手段消灭敌人，而且也要处理土地，劳动，柴米油盐，妇女，学校，集市贸易，甚至货币金融等人民生活的主要内容。由此，军事和日常生活的相互渗透和转化成为“人民战争”的核心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人民战争”的基本策略，群众路线既是政党的政策，也是一种重构政党的方式。
报告最后，汪晖老师总结道，相对于“政党政治”、“苏维埃政府”等源自19世纪欧洲和20世纪俄国的政治现象和政治概念，“人民战争”是中国革命具有原创性的发明。在这个意义上，不理解“人民战争”就不能理解中国革命的独特性，进而也就无法理解此过程中党的建设与先前政党政治的区别所在，以及诸如“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等政治范畴的历史内涵。
报告结束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梁展老师首先予以回应。梁展老师指出，汪晖老师的“人民战争”理论延续并深化了其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抗美援朝战争》一文中的讨论，相关论述既回应历史质疑，又启发当下难题。一方面，“人民战争”的理论有力回应了20世纪30年代西方左翼将苏联政治视为少数精英专政的指责。另一方面，这一理论也为当代世界范围内的政党代表性危机提供了理论资源。紧接着，通过对世界近代历史进程中革命政治主体发展过程的梳理以及社会主义运动中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分析，梁老师总结了他对汪晖老师主题报告的两点评论：一、相对于无政府主义所迷恋的无组织、反组织的自由人，“人民战争”创造了有组织的政治主体。即便在当下，这一有组织的政治主体仍是对抗资本主义体制肆虐的主体的重要资源。二、不同于列宁主义政党所依赖的灌输政策，“人民战争”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范畴”，在最广大的中国人民中间创造了富有实践经验和智慧的中间环节，从而创造出了一个有自觉政治意志的集体主体。最后，梁展老师结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对越南战争和“中越自卫反击战”的相关看法和汪晖老师的相关研究，提出了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安德森将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以及“中越自卫反击战”均视为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毫无关联的民族主义战争，汪晖老师也曾在《二十世纪中国视野下的抗美援朝战争》一文中提及1978年的“中越自卫反击战”，认为其既不同于朝鲜战争，也不同于解放战争，那么，这种不同之处究竟在何处?它是否能通过“人民战争”得到再一次的思考和解释?进言之，如何看待史学界流行的将邓小平参与决策的这场“中越自卫反击战”看成是中国与苏联决裂，投入美国怀抱的战争的观点，这是否也是一种去政治化的解读方式呢?
其后，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院李放春老师就报告主题发表了看法。从自身的问题关切出发，李放春老师认为汪老师从一个非常独特且深入的角度展示了中国革命在全球革命史范围内的独特性，并且指出，中国革命“独特性”和“原创性”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思考。其次，在李老师看来，毛泽东在思考中国革命道路时所采取的“理一分殊”的思想方法就是以他对战争和战略的思考为文本依据的。同样革命的原则下，不同国家和民族基于相异的历史情境、民族特点，选择了不同的革命形式和道路，甚至是完全相反的道路。毛泽东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已然指出了这一点。之后，李放春老师引入王绍光老师对“人民”概念史的相关梳理，提出了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1935年左右，“人民”取代了过去的中共话语修辞方式，正式跃上了革命政治的舞台。无论是之后提出的“人民共和国”，还是“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其中关键的一点在于如何处理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汪老师阐述的“人民战争”理论强调了政治主体的转换和锻造，侧重于农民阶级长期政治化过程的思考，在“人民战争”的整体思考中要如何安放民族资产阶级的位置?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则有关建国后所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问题。在李放春老师看来，“人民内部矛盾”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一种大于阶级的政治考量和气魄。这种政治气魄正是在抗日战争中，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锻造而成的，是中国革命政治智慧的结晶。
第三位与谈人是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教授张翔老师。张翔老师将汪老师对“人民战争”的理论阐释放置到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脉络中来把握。围绕着汪老师谈及的“人民战争”的创造性展开了详细的论述。在张老师看来，“人民战争”实际上包括了一种新的综合。第一，它与理论和实践本身的创造性问题相关。第二，“人民战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继承。紧接着，张老师分享了自己对新的政治主体锻造过程的理解。一方面，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指出了文化问题不能仅仅以文化的方式来解决。另一方面，新的主体的锻造需要一个代际的延续，这种锻造主体的过程是在一个综合性的政治进程中进行的，20世纪的一个非常状态是“人民战争”，其中是否还有其他的政治精神促成了这一过程值得深思。随后，张老师补充论述了毛泽东在“人民战争”中的创造性体现。毛泽东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超越了青年时期仅看到伦理革命的状态。在此基础上，我们或许能够理解建国之后毛泽东对文化和教育问题的强调，这都与“人民战争”有很密切的关联。教育不仅仅是教育，还牵涉在新的历史情境中新的主体的锻造。同时，它也包含了在和平状态下，如何延续主体锻造过程的的思考。最后，张翔老师将话题延伸至了当下，并追问道，在当下主体锻造的过程中，文化教育是否也需要一个类似的超越?
04
中西比较视野中的“人民”
汪晖教授的主题演讲结束后，下午4时，会议进入第三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老师做题为《人民的概念：中西方区别及其不同的政治结果》的演讲。
在演讲的第一部分，潘维老师比较了中西方“人民”概念的异同。潘维老师认为，“人民”在中国语境中是一个不可分的“强整体”，而在西方则是可以划分为各个等级的“弱整体”。传统中国只有统一的“民”，“民”由小家而至大家，乃至“家国一体”。对于小家来说其职责是育小养老，而对大家和国家来说则是扶危济困、同对自然乃至共御外敌。在传统中国，与“民”相对的是“官”，能够将真正百姓放在心中的官员及政府就会得到人民的信任，相反则会失去民心，从而丧失政权。因此潘维老师指出，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元问题”正是中华传统的“民本”学说。“官本”与“民本”的张力构成了理解中国传统政治兴衰的关键性因素。而在西方，“人民”则区分为不同阶级和等级。西方游牧式的生产方式一方面更容易支持社会分化，另一方面导致了精神生活更依赖于超验宗教。正是在与超验之神的对立中“人民”才能得到理解，因而后者具有“弱整体”的特性。所谓不可分割的人民主权，实际上就是演变自西方的天主“主权”，世俗治权的争夺则演变为利益集团之间的自由竞争和拍卖政府的政治市场机制。
潘维老师进一步指出，西方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是“绝对主义”的，强调自由至上，而中国的基本价值观则是大一统的“治乱兴衰”，对其他价值则采取实用的态度。近代以来，以西方的“人”修饰中国的“民”，就有了“人民”概念的基本范畴：在强调整体性的条件下承认个体性的自由权利。中西方体制各有优缺点，坚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总体视野，是在本民族文化传统前提下实现共同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潘维老师认为，通过对比中西方人民概念的异同，我们会发现整个人类历史实际上是从人类共同体有小到大、由地方向世界的奋斗史，当今中国只有理顺精英与平民之间的复杂关系，才有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延续生存。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潘维老师梳理了中国共产党人民观的变迁。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则靠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成果。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它是理解中共与苏共差异的关键概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在实践中更加强调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而在当下，中国共产党人民观就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也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纲领。潘维老师从四个角度概括了这一历史进程：在历史观上，建党百年的历程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过程;在资本与社会的关系上，强调节制资本，追求共同富裕;在目标任务上，党要实现中国人民美好生活的愿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在党和国家关系，则是在人民整体性基础上，加强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
潘维老师最后总结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思想和价值标准上回归“民本”和“治乱兴衰”，这代表着党在思想上的独立和成熟。我们党既能够动员起全国的力量，也能够扎根基层，以人民利益为中心，“以小为大、以下为上”的精神代表了新时期“党的人民性”。潘维老师认为，正是这种人民性，才能够化解几千年来“民本”与“官本”的张力。
在评议环节，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何建宇老师首先进行评议。何建宇老师认为，潘维老师所提出的以西方个体之“人”来修饰中国整体之“民”的命题是具有高度启发性的，它梳理我们从传统的“民本”思想向现代“人民”概念转换的历程。在中国20世纪的革命历程中，中国传统的“民”实际上面对着“国民”和“人民”的不同解释路向，这也是国共两党不同政治主体建构过程的巨大分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就意味着我们在面对西方现代化冲击时已经选择了自己的道路。何建宇老师高度评价了潘维老师的理论贡献，认为潘维老师在对“人民”概念的比较中和探索新政治主体的锻造过程中，展现了其横贯古今中西的宽广视野，为更深入地理解“人民”概念奠定了坚实基础的同时，也为我们深入理解当今中国政治主体锻造过程提供了帮助。在这个意义上，何建宇老师提示我们，人民作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的主体，其锻造和形成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从“人民战争”到“主人翁精神”最终到“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的理论概念与政治实践始终是密不可分的，如何在当今社会结构不断分化的前提下重新理解“人民”的主体性地位，是我们必须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在何建宇老师的评议基础上，英国埃克塞特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殷之光老师将评议推向了更进一步的层次。殷之光老师认为，这次讲座通过梳理中西人民观的差异，首先将流行的普遍历史还原为欧洲内部复杂的斗争历史，有助于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史观崇拜。殷之光老师认为，西方一些很有影响力的观念和话语是19世纪英国帝国主义政治扩张过程中的自我叙事，其普遍性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形态和历史过程的虚假倒叙。在这个意义上，有必要研究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概念的独特内涵;其次，结合帝国史方面的研究，他补充讨论了不同政治文明的危机、演进特点及其交融。欧洲近现代诞生的民族国家形态及其理论创造，其本质是霸权主义，立足于明确私有财产权，服务于帝国主义的殖民行为和领土扩张，造成不间断的国际冲突与同质化的世界秩序想象。欧洲方案并不是解决世界问题的出路，而中国自古以来强调多元一体与差序格局，形成的具有包容性的政治图景值得发扬;最后，如何来理解革命在同心圆大一统的历史叙事中的角色，特别是如何理解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即帝国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汪卫华老师对前几位教授的发言进行了总结。他认为潘维老师探讨了人民概念在古今中西比较语境下的实质内涵、张力和发展前景。首先，依据中国的古典文献，人民作为整体仍是一个本土概念，可被视作中国整体意识的历史延续。而对比来看，中国古代的人民观念呈现出分散化的家庭和小农化的社会共同体意识，但缺乏典型的政治共同体含义。西方的人民观既将实在的人分成不同的群体，又将他们组织起来形成单一的政治共同体意识，体现出显明的政治属性。在近代中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中，人民概念才具备了真正的政治共同体含义。在这一基础上，他接着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使用人民概念的基本语法、战略目的与指涉对象，强调中国的政治概念对应着特定的情景与问题。他指出，回到历史情境，人民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对应着如何争取团结的问题。最后，汪老师呼吁跳出本质主义以及偏狭的唯本国视野，更应有世界之中国的语境，站在世界发展的方向上思考人民概念的意义及其发展。
在讨论环节，潘维老师对相关问题作出了详细回应和补充。他指出，对于中国大一统的认识有利于在碎片化时代重建整体性，将大家团结组织起来应对人类群体的困境。这实际上是重新理解中国与西方在“人民”概念异同的重要理论价值。
05
“中国性”与“人民性”的缠绕
会议第四场于26日晚上7点举行。上海大学中文系的周展安老师围绕《中国当前思想状况与“中国性”问题》进行了主题演讲。
周展安老师在主题演讲的开始，首先对“中国性”问题做出了界定。在周老师的定义中，“中国性”指向的是一个问题论域，是指不同的研究者从各自的视角深入中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实践，以中国观中国，致力于对中国自身历史脉动的挖掘和总结，并尝试最终将“中国”提炼为一个具有阐释力的理论概念。周老师认为，与八九十年代不同，在今天的语境中，“思想状况”并非仅仅只是知识分子的专属领地，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是以整个社会的思想状况为前提而逐步展开的。因此，在讨论中国当前的“思想状况”时，我们需要首先考察整个社会的思想状况，其中包括执政党和民众的思想表达状况两个层面。在周老师的观察中，近些年以来，执政党的思想表达展现出一些新的面貌。譬如，执政党对于九十年代以来知识界所聚焦争论的一些社会议题和思想议题如三农问题、发展主义问题、环保问题、贫困差距问题等有积极的回应和吸纳;其次，执政党表现出难能可贵的自我革新精神，这种精神除落实在反腐败、反“四风”等一系列制度建设外，思想建党和理论建党也得到了突出强调;最后，以“文化自信”、“中国梦”为关键要素的表达和诉求为重建连续的中国叙事、为“中国性”的阐发提供了实践和理论的维度。同时，民众的思想表达也呈现出积极主动的姿态。其一，民众在多种短视频平台上的亮相，客观上展现了现时代“中国”的状态;其二，民众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通讯工具上对社会热点问题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看法，与执政党在新媒体上的表达形成良性的互动;其三，随着交通技术和通讯技术的提高，民众以一国乃至世界为视野来认识和判断现实已成常事。周老师认为，中国的发展和民众认识的扩展之间所形成的互动结构共同呈现了“中国”的形象，而“中国形象”越来越清晰的显示，就构成中国当前思想状况聚焦“中国性”问题的“存在境域”。
周老师认为，思考中国问题，首先意味着对西方学术和价值体系的反思。目前看来，这种反思不仅存在于西学外部，也存在于西学内部。就后者而言，较有代表性的反思知识有以后殖民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知识、全球史的知识以及古典西学的视野。但周老师指出，这些知识视野只有提示和导引的作用，有的甚至会再次强化“西方”的概念。因而近年来知识界对“学术自主性”探索的背后涌动着对“中国性”本身能否确立的思考。而在当前知识界所呈现出来的思想状况中，直接围绕“中国性”问题展开的学术倾向可以从“传统中国”研究、“革命中国”研究和“现实中国”研究三个角度展开讨论。周老师认为，以体察“中国之为原理”为旨归的“传统中国”研究表现为经学研究的复兴和对“中国哲学”或“中国形而上学”的探求;对“革命中国”的研究更重视实证性、学理性的探讨，并在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基础上带出“文明史”的研究视角。而这些实证性、史实性方面的研究将导向对“革命中国”所蕴含的原理、特质及其当前和未来意义的研究，这也意味着将“革命中国”把握为一个“思想对象”;对“现实中国”的研究则逐步摆脱过分经验性和意识形态性笼罩的局面，自觉对“现实”本身进行理论探讨，“把现实的世界提升为哲学的内容”，将“现实”把握为“思想”。在周老师看来，目前知识界对“传统中国”、“革命中国”、“现实中国”的研究大体有以“传统中国”阐释“革命中国”;以“传统中国”阐释“现实中国”;以“革命中国”阐释“现实中国”三条道路。而以上问题的讨论构成了“中国性”与中国当前思想状况的问题论域。
周老师认为，重建连续统一的中国叙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呈现为一种论辩的状态。“中国性”不是已然完成的、既定的、可供我们去“发现”的东西，而是一个通过不断地论辩和实践而逐步彰显的动态过程，因而是被“发明”的。对“中国性”问题的讨论不只是修辞或历史层面的分析，而应面向现实，回应现实的问题。因此，无论对“传统中国”还是“革命中国”的研究，都应该尝试摸索处于观念要素背后或底部的现实动因，在“理念—现实”互动形成的“问答结构”中来把握“理念”的位置、效应和限度。在此问题意识的驱动下，周老师转向对“革命中国”的讨论，力图从“革命中国”所提出的“问题结构”出发，考察其与“传统中国”和“现实中国”的内在关联。周老师考察了20世纪中国的各种激进“主义”的兴衰后提出，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革命之在中国落地生根，不是因为主义学说本身的激烈性或先进性，而是由于其和中国现实的契合程度。革命起初是基于对“现实”的正视和把握，在革命的深化中，对“现实”的重视更汇成一种底色，“革命”的过程即是“现实”敞开自身的过程。周老师将这种向着“现实”无限敞开、在敞开中不断进行否定和自我否定，即“在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态势称为“向下超越”。周老师提出，“向下超越”，是指眼光向下、向内、向着自身以克服危机、开辟新的生路的尝试。就20世纪中国而言，则是对于中国自身情况，对中国的内地、中国的农民、中国的“落后性”等等的主体性理解。在此理论界定的基础上，周老师指出“向下超越”贯穿着中国共产革命的始终，并在其中有两次界碑性的突破。第一次突破是在1928年前后，即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以大革命失败为契机，通过对资产阶级的扬弃而确立了工农阶级的主体地位，又通过对概念化的“无产阶级”的扬弃而确立了农民的革命性。这一持续下沉的过程不仅带来了“农村包围城市”为标志的军事和政治的大变动，而且影响及于社会、文化的一般领域，形成广泛的“大众化”运动。第二次突破则是在1958年前后。在内，通过对自身社会主义建设产生的问题进行思考，突破种种“条件论”的理论框架;在外，则是由于与苏联关系产生危机而不断进行的理论思考，如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理论的持续发展。周老师认为，若舍弃了对于“现实”的尊重并持续开掘的努力，而只纠缠于“革命”或“社会主义”的文字差异，那么对两者的讨论就仅成为第二义的。因此，周老师认为，持续地“向下超越”即持续地、普遍地尊重现实、尊重现实的“落后性”，并不断锤炼这种“落后性”直至将其反客为主。而这必然带来对所有暗哑无告者的发现和尊重，对所有等级制度的破毁和对所有蒙昧、虚假意识的扫除，这一过程就是“革命”，也就是“社会主义”。
王阳明，他开创的“阳明学”为明末清初中国思想的“下沉”开启了一道“闸门”
周老师认为，如果我们以“向下超越”而非“革命”、“社会主义”这些名目为视点来观察“革命中国”，我们会发现“革命中国”其来有自。它实际是中国史自身所具有的向着“现实”不断下沉、趋近之态势的延伸，而这一态势可追溯至明末。周老师指出，中国的思想从根本上是一种注重现实的思想，但在秦汉以后的发展中，尤其是从宋到明这近七百年的时间里，中国思想的超越性一面得到了突出的发扬。对于宋明理学而言，历史、现实是他们以“天理”、“义理”为立脚点加以审视的对象，其超越性贯通于为学、为人、为事三个层次。而宋明理学这种“激昂向上”的趋势至王阳明达到高峰。王阳明对宋明理学的推进不单是个人义理与工夫精进的表现，更是为了回应明代“庶民社会”的形成这一新的社会变动。周老师认为，阳明学是宋明理学“激昂向上”学脉的高峰，同时也显示了其极限。而清初儒者的“反理学”并不只是一个学术内部取向的扭转，而是在学术外部对学术与现实、学术与政治之关系的突破性思考。他们对于“现实”更加重视，更加清晰地采取向下的态度来趋近“现实”，并尝试立足乃至内在于“现实”来展开思考。虽然进入清朝中期以后，学界逐渐为考据学的风气所掩，但清初儒者开创的向着“现实”下沉的趋势却未尝断绝，并在戴震、章学诚以及常州学派开辟的今文经学潮流中得到历史的回应。周老师将明末至今这近四百年向着“现实”不断下沉、趋近的态势称为“质的态势”，这一时代称为“质的时代”;将中国思想中尤其是上文所述宋明理学中那种“激昂向上”的态势称为“文的态势”，这一时代称为“文的时代”。在周老师的理论框架中，“质”，就是向着现实下沉、力求解决现实难题的状况;“文”，就是超越现实、不是由现实难题导引而是在现实前头自主设置议题的状况。周老师认为，过去百年的革命实践以“向下超越”的卓绝姿态对于中国现实难题的把握与解决并由此彰显出来的“中国性”属于“质的时代”之“中国性”。但若要把握光辉灿烂的中国史的全幅精神，还需要由此上溯去追寻那“文的时代”，体认“文的时代”之“中国性”。由此，周老师在演讲的最后展望，希望当下在对作为原理的“中国”进行思考时，接续、启动在“革命中国”曾有过的追想，在“文”与“质”的交相辉映中探求一种“文质彬彬”的“中国性”。
在周展安老师的演讲后，三位与谈人围绕周老师的演讲内容分别进行了发言。李磊老师指出，“中国性”作为今天中国思想的一个核心命题的提出，在某种意义上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变动的重要产物。李老师认为，若我们将“中国性”置于国际话语中去予以重新解读的话，“中国”其实是被瓦解了。因为在不同的政治话语的叙事中，“中国”其实是被碎片化了，成为西方解决内部问题的一个意象。无论是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全球史的角度、民族国家主权观念角度出发，“中国性”在现代国际话语中完整性地保留是很困难的，这是我们不得不做出思考的非常迫切的背景。李老师认为，“中国性”问题的出路在于，必须将“中国性”置于“人民性”这个维度上去考虑。而对于“中国性”的“内在性”则有两种思考模式，一种是将中国视为实体性的中国，另一种则是视作建构性的中国。在建构主义的思考模式中，“天下性”成为关键的概念。这个概念包含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面对未来的世界安排;另一个层面是面对历史中的“天下性”的不同形态。在后者的论域中，“天下性”将与日韩的“亚洲主义”产生对话。而当中国尝试从“天下”的话语中去解读与未来的关系时，首先就将面对冷战所遗留下来的东亚的历史现场。如果与这个历史现场的关系无法解决的话，中国也就无法在真正意义上阐明“天下主义”，那么世界关系下的“中国性”问题也会因此遭遇困境。
江湄老师认为，周展安老师的研究是在“通三统”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试图贯通“传统中国”、“革命中国”与“现实中国”的历史大势，而这种“历史大势”并不是表层意义上的，而是内在的、精神性的，有着某种未来指向性的思想原理。在江老师看来，周展安老师之“通三统”是用中国近世的左翼思想传统来贯通三个传统，也即用王阳明、章太炎、鲁迅、毛泽东的人格、革命精神来概括和提炼近世的“历史大势”，这也指示了我们中国文明主体性的基本确立方向。而周老师意义上的这种左翼思想、革命精神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精神，而是在新的时代，对革命精神的一种新的体认和阐发。江老师对此提出商榷，即用近世的左翼思想是否能在真正意义上“通三统”?江老师认为，如何在“中国性”问题的这个论域中纳入“宽容性”，对世界、他者以及新的文明原则更为宽容，或许是研究者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白钢老师认为，“向下超越”和“向内超越”是处于一种怎样的关系之中应该进行更深层次的阐述，并在此基础之上去理解自春秋以来不断“损文益质”的过程跟中国革命之间内在逻辑的关联。白老师认为，周老师的研究从理论上展示出通过“革命中国”去沟通“现实中国”的可能性方式，即“向下超越”。而同样的“融合”工作也可以从“现实中国”出发，经由现实中国“向上”导寻到使得现实中国之为“现实”的革命传统和前现代传统。并且，我们同样也可以从“传统中国”出发，钩沉出“传统中国”内在具有决定性的理路，并与“革命中国”的创造性因素相结合，从而创造具有生命力的“现实”。白老师认为，我们所讨论的“传统中国”、“革命中国”与“现实中国”三者只存在理论入口处的差别，当境地足够深彻时，三者最终都将和合为一，构成和而不同、内在包含巨大张力但又具有整全性和统一性的理论建构。
06
“人民”的两个身体
12月27日上午9时，会议第四场准时举行。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韩潮老师以《马基雅维利笔下作为“自由保卫者”的人民》为题发表演讲。
韩潮老师从剑桥学派和麦考米克关于马基雅维利的争论切入“自由护卫者”的主题。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将马基雅维利看作共和主义者，而麦考米克则针锋相对地认为马基雅维利的真实立场趋向平民主义。双方论证的焦点集中在对《李维史论》第一卷第五节的理解。该节标题中出现的“自由的护卫”的表述在马基雅维利身后引起诸多疑惑和误解，无论是圭恰迪尼还是哈林顿，都将“自由的护卫”看成主权归属问题，从而对马基雅维利究竟持共和主义还是平民主义立场产生怀疑。对此，韩潮老师借助Gabriele Pedullà和CH. Wirszubski的既有研究指出，“自由的护卫”在最初的语境中指向罗马公民的“个人权利”保护制度，即人民的上诉权和保民官的救助权。马基雅维利对“自由的护卫”的使用可以溯源于此。从考证角度看，《李维史论》中“自由的护卫”有两个来源：其一是李维的《建城以来史》，因为涉及“十人团”通过十二铜表法取消平民个人权利，李维在该书第三卷频繁使用“自由的护卫”等相关表述，用以指称保民官或上诉权与救助权;其二是西塞罗的《论演说家》，该书中第一次出现了一种为西塞罗所批评的、鼓吹城邦内部骚乱的观念，即认为向人民申诉作为维护自由的手段，总体上说对城邦有益。
考证了“自由的护卫”与上诉权和救助权相关后，韩潮老师进而考察了上诉权和救助权的权力性质问题。从撒路斯特和西塞罗对苏拉废止保民官各种权力而只保留其救助权的记载中可以发现，救助权实际上是一种非政治性的权力，被苏拉废止各种权力的保民官近乎一个司法援助的职官。苏拉死后推动保民官恢复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盖乌斯·李锡尼·马克尔在其演说辞中指责平民安于政治消极状态，只追求自己不受贵族鞭笞的个人自由。这说明在罗马共和国晚期，自由的观念已然发生了分化，平民所持的不受压迫的自由观念几乎与消极自由如出一辙，共和主义与个人自由开始分道扬镳。马基雅维利虽然主要讨论的是《建城以来史》前十卷，但其真正关心的是罗马共和国晚期和他所身处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晚期，此时，消极自由作为一个问题凸显出来。斯金纳认为近代消极自由的观念源自马基雅维利有其合理性，但争取政治参与(积极自由)作为实现消极自由的工具的“工具性共和主义”的解释是错误的，这是一种适应于当代意识形态的建构，而非历史的真相。实际的情形恰恰相反，马基雅维利认为“自由人民的欲求，很少对‘公共自由’有害，因为这些欲求或者源于压迫，或者源于担心受到压迫”，换言之，消极自由有益于共和国的公共自由。
梳理了马基雅维利笔下“自由护卫者”的理论来源之后，韩潮老师指出，在《李维史论》第一卷第五节中出现的平民不受统治的欲望，即消极自由这一观念，在马基雅维利思想中的意义可以总结成如下三个命题：
第一，近代的消极自由确实可以溯源至马基雅维利，但在马基雅维利这里，个体性消极自由的原始形式是被压迫者的安全渴望。自由主义的语境中的消极自由意味着个体性基础上的“非干涉”，亦即不受干涉的自由;对马基雅维利而言，消极自由仅仅是被压迫者而非所有人的安全渴望，这更类似于左翼阶级叙事下的自由观念。因此，自由主义的个体叙事和左翼的阶级叙事的共同源头都可归于马基雅维利，消极自由不是为自由主义所独占的观念。
第二，消极性人民构成了司法(政治判断)行为的中立性主体。圭恰迪尼和哈林顿对马基雅维利的误解在于，把“自由保卫者”看成了主权归属问题，而事实上自由保卫者是作为对命令权相抗衡的“司法性”权力。马基雅维利之所以认为人民更适合承担司法性权力，是因为人民的政治冷淡性，人民有更少的派性需求。这里，人民不是行动的主体，而是判断的主体。类似地，孟德斯鸠倾向于把司法权交给在他看来更具政治冷淡性的知识精英。他们在“谁在政治上更冷淡”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对它的不同回答构成了政治思想史上一组有趣的对立。
第三，消极性人民构成阶级纷争(垂直化纷争)有利于公共自由的论证前提。马基雅维利认为垂直性纷争有利于国家，而水平性纷争(派系)导致机构的腐败。圭恰迪尼在《论佛罗伦萨如何组织平民政体》中认为自己提出了一种自古以来从未有人提出过的民主制论证，即民主制之所以合理在于其可以摆脱派系纷争，贵族制则无法做到，此种观点可以看成对马基雅维利的阐释。
最后，韩潮老师认为，通过上述三个命题，马基雅维利呈现了人民政治消极性的积极作用，从此出发，可以产生诸多有待继续探讨的问题。对左翼而言，人民为何不革命的消极性问题几乎成为梦魇，但借助马基雅维利的思路，人民的消极性可以导致君主与人民的亲和性。因为满足人民消极性需求的主体可以是人民，也可以不是人民。当主体是人民时，它就不再是纯粹消极的人民了，这个时候它就变成了人民的另一个身体。通过“人民的两个身体”或许可以解决人民的消极性问题。此外，当代众多理论强调复数的诸众和水平层面的差异，导致人民的派性化，在性别、族裔和宗教等众多方面使人民分化，从而淹没了阶级性问题。西方左翼的路线便使得追求阶级意识变得非常空洞，其问题的核心正在于没有严肃对待人民的消极性。
韩潮老师的主题发言结束后，各位与谈人围绕主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或进一步与韩潮老师探讨的问题。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奇峰老师认为，马基雅维利笔下的人民不仅因其追求安全而有消极性，也因其易于被鼓动而可以成为积极的行动者，从而自由的保卫者或许既不是人民也不是君主或贵族，而是被组织起来的人民。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孔元老师表示十分赞同韩潮老师关于“意识形态屏蔽”的说法，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某种意义上就是不断正当化其当下意识形态处境的方式。同时，孔元老师也希望韩潮老师能进一步解释梳理消极自由的线索和对左翼理论的评价。清华大学文科高研所的傅正老师认为韩潮老师的主要关切是人民的消极性和人民意志的同一性问题，人民只有在反抗压迫而非参与政治时才能保持同一的意志，此种思路为葛兰西所说的君主与人民的结合提供了重要的前提。韩潮老师随后对与谈人的问题进行了回应。在开放讨论环节中，王涛、张广生、吴新文、欧树军等诸位老师也就会议主题与韩潮老师进行了进一步的交流。
07
重返“人民”的复杂变奏
韩潮老师的演讲结束后，27日上午11时，本次会议进入圆桌讨论环节。在罗岗教授的主持下，八位学者以直奔问题、短促有力的方式一个接一个发言。在会议的收官阶段，这些讨论不仅丰富了“人民”的意象，更以多种“音色”演绎出“人民”、“中国”、“世界”交替起伏的旋律。
张广生老师首先以倒叙的方式回顾了本届会议，并指出如何建设性地评判大一统政治文明的团结性和西方斗争史观的活力的张力或许是值得深入研讨的重大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赟老师认为，“人民”不是没有历史纵深感、没有文明厚度感的“诸众”。只有通过历史感的连接，人民才能在良性的政治社会里化育养成，而不至于沦为“内卷”的“诸众”。吴新文老师总结了会议中论及的几对关于“人民”的重要矛盾，指出正确理解并处理这些矛盾，是我们在新时代面对的重大课题。任军锋老师则着眼于“人民”概念变迁的时与势，指出了“共和”与“人民”在现代中国历经的四个阶段，任老师认为作为整体的“人民”和作为部分的“诸众”的张力，主流叙事和民间叙事的张力，尤其值得我们以建设性的态度，予以理论和现实方面的关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欧树军老师认为，在作为政治家的自主的人民、作为政治家的政治学家，作为政治学家的政治家之间，“人民”如何在政治话语和当代中国政治学/社会科学话语之间保持平衡，将是一个面向未来的重要课题。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徐戬老师则提出了从“人民”出发、贯通地理解“中国之为中国”的思想进路，徐老师认为，通过总结自在自为的运动原理，我们不仅可以深入理解中国革命的中国性，更能把握“中国之为中国”的运动的独特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丁凡老师指出，作为概念与实体的“人民”，一方面集中体现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革命意志或正义意志的延伸意志和延伸方式，另一方面“人民”概念的世界性外延更是展示了这一概念的“整全性”或“彻下性”。这一性质应当成为关心中国前途命运有识之士进一步思考“彻上”问题的契机。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萧武老师认为，在平台经济的浪潮下，大工业生产条件下产业工人在各个生产环节相互协作的工作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个体的努力只意味着他人成本的增加，如何防止“人民”成为“诸众”(multitude)化的“人民”，将是我们在新的技术条件下面临的崭新问题。
在罗岗老师的主持下，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丁耘老师接续圆桌论坛的讨论，向与会同仁作闭幕发言。丁耘老师首先代表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向主办方和与会同仁表示感谢。他指出，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即将过去的时候，总结十年来的新变化、新矛盾，应当成为我们自觉面对的论题。丁老师认为，如何扬弃“质料”和“意志”的矛盾，从组织性和人民性的关系切入理论和现实的问题，也许是进一步思考“人民”概念及其历史的方向。
最后，主持人罗岗教授为本次会议做总结发言。罗老师指出，思想对话从来不仅限于知识界，更是现实政治社会的观察者、研究者、基层工作者们共同的需要，这种着眼于现实中国和现实世界的精神，也是我们论坛不变的宗旨。在罗老师表达了对会议以及与会学者的感谢和祝愿后，本次“政治：中国与世界”论坛第三届年会暨“人民：概念与历史”学术研讨会顺利落幕!
(注：推文封面和题目底图为1969年10月1日发行的普通无编号邮票中第八枚“人民英雄纪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