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迈克尔·罗伯茨
翻译/刘阳
校对/莽原
今天(3月18日)是巴黎公社成立150周年纪念日。公社(委员会)的成立，应该说是历史上工人阶级领导的第一次起义和革命的结果。这一新阶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业革命的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3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首次最突出地谈到了这一点。
在巴黎公社之前，欧洲和北美的革命都是为了推翻封建君主，最终使资产阶级获得政治权力。尽管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和目标，已经在激进的知识分子中获得了认可，但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确定工人阶级，即那些除了自己的劳动能力之外不拥有生产资料的人，才是社会主义革命变革的决定性力量。
巴黎公社是普法战争的直接结果。这场战争是由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发动的，他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他对法国实行独裁统治。那二十年是欧美资本主义经济异常繁荣的年代。经济衰退很少(1859年和1864年)，而且相对温和。事实上，19世纪50年代利润率上升到了最高点(上升11%)，但19世纪60年代又回落了4%。
数据来源：T·皮凯蒂
https://www.quandl.com/data/PIKETTY/TS6_2-Capital-labor-split-in-France-1820-2010
法国从落后的农业经济转变为快速发展的工业经济。波拿巴启动了一系列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项目，旨在实现法国城市的现代化。19世纪中叶，巴黎成为仅次于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它拥有一家强大的国家银行和众多积极进取的私人银行，为欧洲各地的项目和不断扩张的法兰西帝国提供资金。法兰西银行成立于1796年，是一家强大的中央银行。
在波拿巴时期，法国政府协调了一些金融机构为大型项目提供资金，其中法国动产信贷银行(Crédit Mobilier)成为法国重大项目的强大而有活力的融资机构，这些项目包括跨大西洋的蒸汽轮船线、城市煤气照明、一家报纸和巴黎地铁系统。法国的铁路里程增加了8倍，铁矿石产量增加了一倍。在现在成为新的工业工人阶级城市中心的城市中，人口增长了10%，甚至更多。1855年和1867年，巴黎举办了一次世界性的展览会，与1851年英国工业实力的大展相媲美。斐迪南·德·莱塞普斯组织修建了苏伊士运河。
但是，波拿巴的战争政策和聘请建筑师奥斯曼重新设计巴黎的项目被证明是昂贵的;法国的国债大大增加。而法国工业在国际上(主要是英国)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1848年至1870年间，公共部门的赤字增加了三倍。大卫·哈维所说的“原始凯恩斯主义”开始失去动力。政府采取了MMT(现代货币理论)式的货币化债务的方式，希望这能继续刺激投资和增长。马克思称这是货币基础的“天主教”，把银行系统变成了“生产的教皇”，并拥护马克思所说的“信仰和信用的新教”。
法国：国家收入和支出，1848-1870年
来源：B·R·米切尔，国际历史统计：欧洲 1750-1988
pp796,797807,810;收入(法国法郎)
随着利润增长开始下滑，金融崩溃接踵而至。事实上，我们可以从股票价格和股票回报率的变动中，了解到法国资本主义繁荣的问题日益严重。在1859年的经济衰退中，以及1864年和1868年普法战争的灾难之前，利润都出现了下降。
数据来源：对胜利的乐观主义者的挑战?我计算的1854-2007年巴黎证券交易所蓝筹股指数
由于19世纪60年代利润率下降，如果从历史的高位看，年利润增长率也下降，1859年和1864年下降明显。
就在工人阶级人数急剧增加的同时，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也急剧上升，社会矛盾开始激化。你可以说，1968年5月，在经历了20年的经济繁荣之后，在戴高乐主义的统治下，也是类似的情况——只是在1870年，战争的介入，成为了公社兴起的催化剂。
可以说，狂妄自大的波拿巴需要一场战争来转移国内的阶级斗争，他需要恢复法国在欧洲大陆的经济霸权。波拿巴认为法军比俾斯麦的普鲁士更有优势。但他严重低估了以普鲁士为首的德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法国人很快就被打败了，受到了羞辱。波拿巴被俘，退位逃跑。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试图继续抗争，但最终还是谈判达成了一个可怕的和平协议，而普鲁士军队则围困了巴黎饥饿的民众。就在这时，巴黎公社——一个由各区工人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出现了，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夺取政治权力。
这篇文章不可能涵盖短短72天内的所有事件和主题：巴黎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民主体制进行统治，而资产阶级政府逃往凡尔赛，并敦促普鲁士人粉碎公社等等。公社没有存活多久。它在法国内部仍然被广泛孤立，最终被凡尔赛政府的力量血腥镇压。
关于巴黎公社最好的著作是公社社员利萨加雷的《巴黎公社史》，由埃莉诺·马克思翻译，1876年出版。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france/archive/lissagaray/index.htm，当然还有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这部著作是在公社被粉碎后马上写的。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71/civil-war-france/。比利时马克思主义者，埃里克·图桑在这里对法兰西银行和公社的经济阴谋做了很好的现代描述，https://www.cadtm.org/The-Paris-Commune-of-1871-banks-and-debt。
所以，在这篇短文中，我只对公社的经济政策提出几点看法。最重要的是没有接管资本的金融杠杆，特别是法兰西银行。在公社被粉碎十年后，马克思认为，如果接管了法兰西银行，公社很可能会存活下来。“公社除了仅仅是特殊情况下的城镇起义外，大多数公社成员绝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不过，只要稍有常识，她就可以从凡尔赛获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群众的妥协方案——这是当时唯一可以实现的目标。”
事实上，凡尔赛政府对公社最大的担心就是失去银行的资金。利萨加雷指出：“所有严肃的起义都是从抓住敌人的神经——收银机开始的。公社是唯一拒绝这么做的。它在手上攥着的上层资产阶级的现金面前，仍然心醉神迷。”
而恩格斯在为1891年重版的《法兰西内战》的导言中说：“公社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的事情。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把法兰西银行视为神圣，而在其大门以外毕恭毕敬地伫立不前。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更有价值。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
法兰西银行
为什么公社领导人不接管银行?嗯，公社代表中的大多数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共和制民主党人。社会主义派是少数人。而在社会主义的少数派中，马克思主义者是更小的少数派。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是蒲鲁东主义者。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来自于货币控制，即通过使用信贷。负责公社财政的人，查尔斯·贝斯雷，是蒲鲁东的朋友，他对银行和金融有更普遍的盲目信仰。他从1866年起就成为第一国际的成员，在公社里有很大的影响力。贝斯雷有资本家的背景，因为他曾是一个雇佣了200名雇员的工场的老板。
银行的副行长、君主主义者德普洛乌克评论说：“贝斯雷先生是那些想象力不平衡、对乌托邦情有独钟的人之一。他梦想调和社会上所有的对立，老板和工人，主人和仆人。”贝斯雷用行动证实了他的蒲鲁东主义：“必须从两个方面来看一家银行;如果它在物质方面通过其现金和纸币向我们展示自己，那么它也是由道德方面强加的，这就是信任。拿掉信任，钞票就只是一个纸券。”贝斯雷攻击了马克思主义者：“公社的制度和我的制度都转化为这个神圣的词：‘尊重财产，直到它的转变’。公民利萨加雷的制度的结果是这个令人厌恶的词：掠夺”。
查尔斯·贝斯雷
此外，金融机制太过复杂，普通公民甚至政治家都无法理解，因此应该留给专业人士甚至专家。公社主要领导人里戈特的态度是：“商业、信贷、财政、银行......问题需要专门的人帮助，而这些人在市政府只能找到极少数。......此外，财政问题......并不......被视为当前的基本问题。在近期内，所有的问题都是钱能到手”。
贝斯雷没有撤换惊慌失措的银行行长鲁兰，也没有接管银行所掌握的巨额资金，而是让鲁兰继续留任，只是要求有足够的资金支付保卫巴黎的国民警卫队。鲁兰善意地允许贝斯雷以“公社代表”的身份加入银行董事会，贝斯雷在董事会中的行为是为了确保银行独立于公社的控制和要求。
贝斯雷非但不想控制，反而千方百计维护法兰西银行的完整性，并保证其独立性。结果，在公社成立的七十二天里，公社只收到了1670万法郎，以满足其需要：公社已有的940万资产和银行借出的730万法郎。同时，银行从其74个分行网络中向凡尔赛政府寄去了3.15亿法郎!
法兰西银行行长鲁兰
公社得到的钱一般都用得很好。大约80%用于巴黎的防务，但也有收入分配给城市的最贫困地区。公社实行了累进税制，将最贫困者的税降低了50%，并引入了较高的商业税。地主被强制偿还最后9个月的租金，租金被暂停。暂停偿还所有债务，现在可以在三年内无息偿还。
但接管银行失败是公社前进的阿喀琉斯之踵，而银行董事会也知道这一点。他们害怕“中央委员会占领银行，它可以在那里建立一个它所选定的政府，可以无限制地生产钞票，从而导致机构和国家的毁灭。”而另一位实业家董事会成员则声称：“委员会不能......使银行面临被洗劫的危险。这种恶果将是无法弥补的，而钱包的价值和存款的温室被破坏，将构成可怕的灾难，因为它是公共财富的很大一部分”。
如果银行被接管，凡尔赛就会失去打败公社的资金，因为它持有的证券组合已扩大到8.99亿法郎，其中1.2亿法郎是作为预付款的担保而存入的证券，9亿法郎是存款证券。而贝斯雷却遵照银行行长的指示，让银行把钱送到凡尔赛，同时副行长下达命令，把所有的证券放入地窖，然后把通道楼梯用沙子淤积起来。
公社被粉碎两年后，贝斯雷在1873年3月13日发表的给右翼日报《费加罗报》的信中总结了自己的行动：“我去银行的目的是保护银行不受公社激进分子的任何暴力侵害，我确信我把这个机构留在了我国，这是我们最后的金融资源。”公社最终在1871年5月被粉碎，约2万名公社社员被杀，3.8万人被捕，7000多人被驱逐出境。贝斯雷被允许获得自由，并移居瑞士。
大约45年后，在统治阶级又一次因战争和失败而引发革命之后，列宁回顾了巴黎公社失败的这一教训：“我们知道，银行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中心，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主要神经中枢。侈谈‘调节经济生活’，却回避银行国有化问题，这就意味着要么背叛了最深刻的无知，要么用华丽的词藻和豪言壮语欺骗‘老百姓’，故意不兑现这些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