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世荣、聂海杰：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意识形态思想
[摘 要]《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蕴含着丰富的意识形态思想。这些思想本质上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高度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科学考察。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颠倒性和虚假性,揭示了其与德国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的本质联系。以此为逻辑前提,立足于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斯对一系列重要问题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这些问题包括:意识形态的根源、本质及其生产机制,以及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建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问题一一给予了历史唯物主义解答,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理论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的原理基础。不仅如此,浸透其中的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和解决意识形态问题而言,仍然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与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们过往甚密。然而,1845年春天,马克思恩格斯却突然决定与这些昔日的朋友们彻底决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他们使用了两个充满贬义色彩的词语来称呼这些哲学家们。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只是针对这些人的先验思维方式,那么“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则带有强烈的嘲弄味道和讽刺色彩。众所周知,“意识形态”曾经被特拉西赋予“观念科学”的崇高内涵。但自从拿破仑的批判之后,它就成了“玄想”的代名词。与之相应,“意识形态家”则成了“玄想家”的代名词。就此而言,“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指带有德国特色的玄想或幻想;“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则是指持有这种幻想的德国玄想家。《形态》是唯物史观的诞生地,所以这两个称谓富含深意。质言之,这实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高度对后黑格尔时代德国哲学界的总体批判。这一批判既深刻又全面。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支撑,指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剖析了意识形态的本质、根源及其生产机制,揭示了“跳出意识形态幻象”的现实路径。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颠倒性及其虚假性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颠倒性
德意志意识形态首要地是一种颠倒的世界观幻象。就其将思想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本末倒置,从而将抽象的观念设定为本体而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和一切旧时代的玄想家们没有本质区别。“后者也同样认为世界是受观念支配的,思想和概念是决定性的本原,一定的思想是只有哲学家们才能理解的物质世界的神秘之物。”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种颠倒的思想幻象贯穿于整个德国思想界。
首先是黑格尔学派。作为黑格尔的亲炙弟子,他们都没有能够摆脱老师思想的束缚。“所有的德国哲学批判家们都断言:观念、想法、概念迄今一直支配和决定着现实的人,现实世界是观念世界的产物。”这实则是固守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观,并将之作为自己的世界观立场。其次是费尔巴哈哲学。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曾经产生了“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的重大时代影响。然而,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带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他要是不用哲学家的‘眼睛’,就是说,要是不戴哲学家的‘眼镜’来观察感性,最终会对感性束手无策。”只有戴上哲学家们的“眼镜”才能“观察感性”表明,费尔巴哈是一个隐秘的柏拉图主义者,他同样也颠倒了事物的真实关系,从而堕入对现实世界进行本体构造的观念论迷误。其三,这种颠倒蔓延到了整个德国思想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们尤其深受其影响。这主要是一些无批判地将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文献和思想搬运到德国的著作家,如泰·埃尔克斯、海·皮特曼等。他们抹煞了英法共产主义文献和思想与其现实的内在联系,将之抽象化为纯粹的理论教条。“他们并没有考虑到,即使这些著作是在宣传某些体系,它们仍然是以实际的需要为基础,是以一定国家里的一定阶级的生活条件的总和为基础的。”结果,这些德国著作家天真地认同了英法社会主义者们的空想,抹煞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性和条件性。于是,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就不可避免地“当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俘虏”。显然,他们虽然不是像德国哲学家们那样的观念论者,然而,同样也陷入颠倒的世界观迷误。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虚假性
颠倒的世界观架构从根本上制约着德国思想家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由于他们或者唯心主义、或者形而上学地颠倒了意识与现实世界的关系,这些思想家们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对社会现实的歪曲,由此衍生出“种种虚假观念”。其一,这是一种认识论幻象。思想家们纷纷将社会现实观念化,又以这种抽象的观念本体为逻辑始基去解释世界。他们认为,“幻象、观念、教条和想象的存在物”是禁锢人们的枷锁,人们受到这种“思想的统治”。因此,只要打破这种“思想的统治”,人们就会得到解脱,社会就会往前发展。费尔巴哈主张用“符合人的本质的思想来代替这些幻想”;布鲁诺·鲍威尔则要“教会他们批判地对待这些幻想”;施蒂纳把这种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幻象推至极致:“我们要教会他们从头脑里抛掉这些幻想,这样—当前的现实就会崩溃。”这种“天真的幼稚的空想”—带有强烈的主体形而上学色彩的认识论幻象简直成了德国思想家们的魔咒。其二,这又是十分典型的唯心史观迷误。所有的德国思想家们都纷纷将“人”及其主体性归结为历史的动力。“起初他们还是抓住纯粹的、未加伪造的黑格尔的范畴,如‘实体’和‘自我意识’,但是后来却用一些比较世俗的名称如‘类’、‘唯一者’、‘人’等等”。费尔巴哈、鲍威尔、施特劳斯以及施蒂纳,他们都堕入唯心史观迷误之中。他们“习惯于用‘历史’和‘历史的’这些字眼随心所欲地想象,但就是不涉及现实”。费尔巴哈天真地将抽象的“爱”视为历史的本体;布鲁诺不仅将历史主观化为“自我意识”的产物,更是以历史的裁判官自居,认为只有自己的纯粹批判才能推动历史发展;施蒂纳一方面深刻地指出了布鲁诺和费尔巴哈历史观的抽象性,然而,另一方面却走向了极端。他将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对历史的唯心主义歪曲极致化,将“我”设定为上天入地无所不在而又无所不包的“唯一者”。这种做法将残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些许现实因素完全蒸发,彻底暴露了他们漂浮在社会历史发展上空的虚无本质。
(三)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真实面目
马克思恩格斯深谙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症结:“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归结起来,德意志意识形态颠倒的和虚假的思想幻象根源于德国独特的社会现实。这种形而上学幻象实则是德国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的产物,本质上是其在思想家们头脑中的先验投射。
“意识[dasBewuβt 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bewuβ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这一原理也同样适用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观照。究其实质,这种先验的思想和观念不过是德国思想家们对德国现实的主观映像。问题的关键是“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德国复杂的社会矛盾是推动着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将现实本末倒置的客观原因。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下,德国资产者开始“热心地去办大工业”。随着自身力量增强,德国资产者开始谋求其政治地位。然而,深受封建统治压迫的资产者显得极其软弱,“他们的小眼小孔的利益始终不能发展成为一个阶级的共同的民族的利益”。于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就投射到了德国思想领域。德国哲学家将德国资产者试图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利益诉求反映到了自己的思想中。但这一反映本身却是通过颠倒的亦即先验的方式进行的。他们纷纷抹煞了德国资产者的特殊利益与全社会共同利益的对立,由此陷入将德国资产者的阶级意志夸大为德国人民的社会理想的意识形态幻象。这种意识形态幻象在施蒂纳那里表现得尤其突出:“资产者的假仁假义的虚伪的意识形态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的利益,这位具有移山信念的乡下佬雅各却认为这种歪曲形式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的世俗的基础。”因此,德意志意识形态本质上是德国思想家们关于德国现实的先验幻象;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则是德国资产者自身的地位和权益的思想代表。一方面,他们反映了德国资产者反抗普鲁士封建王权的革命热情;另一方面,他们又将德国资产者的狭隘阶级利益夸大为全社会的普遍利益,同时又将抽象的理论批判设定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样一来,德国现实就被德国思想家们先验地构造成了一幅充满德国地域性特色的讽刺漫画。德国资产者的观念尚且抽象地反映了他们自身的利益诉求。然而,经由这些意识形态家们的先验加工,德国资产者的真实处境及其利益诉求就变成了幻想和呓语。
总之,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既是《形态》的主题,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确立自身意识形态思想的逻辑前提。这一批判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对整个德国思想界的超越。一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对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超越。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对唯心史观的超越。三是革命的和批判的无产阶级立场对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超越。正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就带有双重效应:既完全清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乃至所有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迷误,又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的逻辑前提。
二、意识形态的本质和根源
(一)意识形态的根源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的产生有其客观的物质根源,这就是生产力和交往关系(《形态》中对生产关系的称谓)的矛盾。意识形态并非从来就有的东西,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太古时代的原始社会,受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人们的思维能力和水平极其有限。他们的意识实际上“只是对直接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之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究其实质,这是一种刚刚脱胎于自然界的远古先民们对一个他们未知的自然界的感觉或知觉。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这种自然意识都显得非常低级。人们的意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随之丰富起来。“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长以及作为二者基础的人口的增多,这种绵羊意识或部落意识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而分工则为意识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在原始共同体下,分工只是个体自然禀赋的差异。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自然分工就成了“真正的分工”即发展成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分工所导致的社会角色的固化,推动着意识这种精神活动开始发生本质变化。社会中开始出现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意识”。一种是与物质生产实践相对应的日常生活观念,而另一种则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有着鲜明的特质:“它不用想像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像某种东西”。显然,这是一种与物质生产实践相脱节的“纯粹意识”。正是这种纯粹的意识活动催生了一种纯粹的精神生产,“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何人是这种纯粹的精神生产的主体?“与此同时出现的是意识形态家、僧侣的最初形式”。由此可见,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矛盾是意识形态产生的本源动力,正是在这个矛盾的推动下,人们的意识活动发展成为一种纯粹的模态,一种专司创制意识形态的精神生产从此诞生。
(二)意识形态的本质
马克思恩格斯对生产力与交往关系的矛盾展开深度解析,以此揭示意识形态的本质内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分工包含着所有这些矛盾”。家庭是矛盾存在和发展的温床即基础。矛盾不但存在于单个家庭,而且也存在于由这些家庭所组成的共同体。矛盾通过社会产品的分配表现出来,又由于分配的不均即“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而变得更加突出,“因而产生了所有制”。最初这是单个家庭内部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不平等,“在那里妻子和儿女是丈夫的奴隶”。这种非常原始和隐蔽的奴隶制就是私有制的最初形式。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使得矛盾愈发加剧,“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这种对立绝非偶然,而是基于对私有财产的占有权而导致的个人与共同体的矛盾。本质而言,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利益对立,即占有财产的个人及其家庭之间以及这些私有者与整个共同体之间的矛盾。矛盾本身已经蕴含着解决矛盾的现实路径:“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国家之所以是“虚幻的共同体”是相对于真正属于全体部落成员的原始共同体而言的。分工不但导致产品的分配不均,它还进一步导致社会关系的分化,并进一步将之固化为阶级与阶级的对立。因此,国家是在“由分工决定的阶级的基础上产生的”,阶级之间是根本的利益对立关系,“其中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2]536。于是,国家就随之产生。它不再是属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体,而是成了一个阶级统治其他一切阶级的政治机构。一旦市民社会由于自身矛盾(生产力与交往形式即分工)的推动而分裂出国家这个“虚幻的共同体”,人们的一切生产和生活都将以它为轴心而旋转。
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意识形态本质上是阶级关系及其利益诉求的负载,它是社会中各个阶级的地位及其利益的特定反映。哲学、宗教、法律、道德等等,它们都是奠立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反映阶级关系的“观念的上层建筑”或“思想上层建筑”。这一术语充分展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概念的独特内涵。它超出了以往观念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概念,赋予其以深刻的历史科学内涵。基于这一历史科学视域,“意识形态”就并非如拿破仑所诘难的纯粹否定性的先验玄想,而是与国家和社会发展有着客观联系的精神生产活动。这一精神生产活动牢牢以现实社会的发展为前提,深层地受到生产力与交往关系的制约和决定,并且尤其受统治阶级的支配和主导。
三、意识形态的生产机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统治者只是社会精神生产的调节者,而非意识形态的直接生产者。也就是说,统治阶级虽然是社会精神生活领域的主宰者,他们虽然力图将自身的阶级意志转化为意识形态,然而,他们自己并不会亲自去做这件事情。因此,这里其实还存在着一个意识形态究竟是如何生产出来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对此也进行了深刻剖析。
首先是意识形态的生产主体。“现在,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在统治阶级中间表现出来。”分工不仅导致市民社会的分裂即全体社会成员分化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种强大的社会力量也导致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分化。“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地、有概括能力的意识形态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的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主要的谋生之道,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因为在实际中他们是这个阶级的积极成员,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统治阶级是一个由各个成员组成的整体。一部分人是“积极成员”即国家政权的具体操纵者,负责组织物质生产并确保各个机构和各项事务的正常运转;而另外一部分人即那些思想家们则是该阶级的精神生产者,他们是负责将本阶级的意志转化为能够让全社会尤其是被统治阶级能够接受的思想和观念的意识形态家。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就生产主体而言,意识形态并不是由寻常个人创造的,而是由隶属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家们创制的;意识形态并不是日常生活意识和观念,毋宁说,前者是后者的凝聚或凝结,后者深层地受到前者的影响乃至规塑。
其次是意识形态家生产意识形态的目的。意识形态家负责将统治者的阶级意志制造和转化为意识形态。这一工作必然充满先验色彩。因为,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国家只能是维护和代表统治者权益的政治机构。然而,另一方面,国家却又受到市民社会的决定、本质上是其自我分裂的结果。这样一来,如何弥合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矛盾,以此缓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矛盾,实际上就成为驱使意识形态家创制意识形态的根本动力。他们的中心任务其实就是掩盖国家作为“虚幻的共同体”的本质,将之粉饰为“真正的共同体”即全社会利益的代表。因此,他们创制意识形态的目的是“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同进行统治的个人分割开来,主要是同生产方式的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各种关系分割开来,并由此作出结论说,历史上始终是思想占统治地位”。质言之,意识形态家们的目的是要掩盖统治阶级掌控国家政权的事实,即掩盖作为共同体的国家只是代表统治者利益的虚幻本质。而为了达到这一掩盖的目的,他们就只能诉诸先验的即与旧的思辨哲学本质同一的形而上学手法。
再次是意识形态家生产意识形态的手段或步骤。具体而言,它主要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对统治者本人与其思想的分离,即意识形态家们“把进行统治的个人”的思想即统治者的思想“同这些进行统治的个人本身分割开来”,其结果是营造出第一个幻象即“承认思想或幻想在历史上的统治”。第二步是先验地赋予“这种思想统治”以“某种秩序”。为了论证现存国家政权和政治统治的合理性,为了将这种暂时的亦即历史的合理性夸大为绝对的天然永恒,意识形态家们极力证明“在一个个相继出现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要达到这个目的,他们除了诉诸先验的形而上学玄思别无他法。于是,意识形态家们“就得把这些思想看做是‘概念的自我规定’(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这些思想凭借自己的经验的基础,彼此确实是联系在一起的,还因为它们被仅仅当做思想来看待,因而就变成自我差别,变成由思维产生的差别。)”究其实质,这种做法仍然是主观地夸大并利用了意识本身固有的能动特性。经此颠倒,意识形态家们别有用心地塞入了个体的幻想即他们所隶属的该阶级的利益诉求。第三步是赋予“思想”(意识形态)以人格化的外衣。也就是说:“为了消除这种‘自我规定着的概念’的神秘外观,便把它变成某种任务—‘自我意识’;或者,为了表明自己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又把它变成在历史上代表着‘概念’的许多人物—‘思维着的人’、‘哲学家’、‘意识形态家’,而这些人又被看作是历史的制造者、‘监护人会议’、统治者。”这一步成为意识形态幻想和谎言得以成功的“封顶之作”:“这样一来,就把一切唯物主义的因素从历史上消除了,就可以任凭自己的思辨之马自由奔驰了。”这个步骤对于意识形态生产来说非常重要,它直接关涉着能否将统治阶级的私有利益虚假地夸大为全社会的普遍利益。也正是如此,其固有的先验性和颠倒性就显得非常隐蔽。从形式上看,作为终点的这第三个手段仿佛又回到了原点。然而,二者的内容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原点即出发点是要通过割裂和分隔的方式使得全社会认同统治阶级的思想及其利益诉求;经过第二个环节,现在这一意图得以实现。统治阶级思想成了意识形态。于是,在意识形态家们的努力下,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诉求的意图终于被抽象化为全社会的共同理想。
四、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建构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们的意识形态研究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和批判性,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解释世界”即抽象地构造出一套理论学说;恰恰相反,他们的目的是“改变世界”,即通过意识形态批判消灭私有制社会。这一点构成《形态》中意识形态思想的落脚点和归宿。这一问题直接关涉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根本要义。很多人尤其是有不少非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他们不解其意,进行了种种歪曲。著名的“曼海姆悖论”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认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把马克思主义自己发明的观点应用于它本身,并通过一个个具体事例指出它的意识形态特征”。于是,他就得出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从而陷入了自我批判的循环的错误结论。事实上,正如我们上面所揭示的,意识形态并非像曼海姆理解的这种观念科学,而是奠立于一定生产力和交往关系之上的精神生产。就此而言,意识形态的本质就并非一成不变。随着人类社会自身的矛盾发展,随着私有制时代的终结,意识形态的本质必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消亡就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重建,这二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形态》对此进行了深刻剖析。
如上所言,作为精神生产的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受到统治阶级的支配和主导,根本上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观念表达。然而,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矛盾不但是意识形态生产的本源动力,也是推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因此,随着这一矛盾的发展,人类社会的本质会发生变化,意识形态的本质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随着生产力与交往关系的矛盾的发展,一旦交往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所有制以及建立其上的阶级统治就将发生变革。二者的这一矛盾必然会投射和反映到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上面。它不但会使得现存的国家政权变得愈发保守乃至陈旧和腐朽,而且将催生出消灭它的新阶级。一旦生产力与交往关系的矛盾彻底激化,一旦旧的阶级统治和国家政权遭到整个市民社会的反对,就将引发新阶级反对旧的统治阶级的社会革命。而意识形态斗争是这场社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这是一种根本不同于统治阶级的意志且与之对立的革命意识形态。由于整个市民社会都不堪旧的统治阶级的压迫,这时,新阶级力图推翻和取代统治阶级的革命理想就会成为被全社会接受和认同的革命意识形态。这种革命意识形态往往会在社会革命中充当革命号角,起到极大地鼓舞全体社会成员推翻旧的国家政权的重要作用。然而,在整个私有制社会,这种革命意识形态都难以克服自身的局限性。一旦革命成果,一旦新阶级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权。曾经的革命阶级就成了新的统治阶级,曾经的革命意识形态就转而将蜕化成为保守的、纯粹为了维护本阶级狭隘的统治地位和利益的谎言和道德说教。
革命意识形态的这种不彻底性源于以往社会革命的局限性。它们唯有通过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克服。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一革命既是资本时代生产力与交往关系矛盾的直接结果,深层地又是以往历史时代人类社会矛盾的必然结果。《形态》揭示了人类社会从低到高的发展趋势。在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推动下,人类社会必将发生如下的形态变化:即从“部落[Stamm]所有制”到“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再到“第三形式”即“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一直到当下的资本所有制。矛盾在私有制条件下是无解的。从奴隶制到资本所有制,人类社会始终是在私有制的圈子里打转。资本所有制虽然消除了以往的等级压迫,实现了目前为止最为彻底的政治解放,但它仍然受到生产力与交往关系这一基本矛盾的制约。不仅如此,在资本时代,这一矛盾达到了极致化的境地。“现代的个人必须去消灭私有制,因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它们在私有制的统治下竟成了破坏力量,同时还因为阶级对立达到了极点。”所以,旨在推翻资本统治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不可避免。它具有以往任何革命都无法比拟的彻底性:“共产主义运动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这些前提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在于,它不是为了获取国家政权,而是要改变国家政权的私有性质。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指出,“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是彻底打破生产力与交往关系矛盾的私有性质,从而消灭从古到今已然持续了几千年的私有制。
显而易见,这种彻底的社会革命必然会推动着意识形态本质的转化。意识形态本质的这一变化有其必然性,它牢牢奠立于人类社会必然由私有制时代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化的根基之上。无产阶级革命将彻底消灭私有制而重新建立一种新的所有制。这是一种建立在各个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之上的新型共同体,“这种个人间的联系则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即经济前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以及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因此,随着这种以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为前提的新型共同体的建立,意识形态的本质就必将发生根本转化。这种转化本身是二重性的。一是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消亡。长期以来作为先验幻想的意识形态将褪去它在阶级社会的颠倒性和虚假性的底色。二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建构。无产阶级将在革命的过程中一步步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从而不断地将自身的阶级意识凝聚为一种革命信念和科学的社会理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对此作了深刻剖析。
一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建构的主体。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像以往的统治阶级一样,无产阶级自身意识形态的构建也是通过理论家和思想家完成的。无产阶级也有自己的理论家和思想家。无产阶级反抗阶级压迫的革命主张是通过无产阶级理论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共产主义理论家”)上升为意识形态的,这一彻底革命的意识形态起到了鼓舞全社会其他被压迫者的反抗意识和斗志。
二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与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区别。无产阶级理论家与资产阶级理论家乃至一切剥削阶级的理论家有着本质区别。以往的理论家是附属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家。他们的意识形态建构实际上是把统治者的特殊利益先验地夸大为全社会的普遍利益,因而将统治阶级的思想抽象化为主导和统摄社会精神生产的意识形态。这就必然充满颠倒性和虚假性。所谓“颠倒性”是指这些意识形态家们对现实的本末倒置,即对统治阶级的地位和利益的抽象粉饰;所谓“虚假性”是指这种颠倒的形式中掩盖和遮蔽了现实阶级关系及其阶级矛盾的本质,以致于为某个阶级的统治披上全民的外衣,并别有用心地赋予其永恒的和神圣的属性。
三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内容和形式。就其形式而言,区别于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颠倒映射,无产阶级理论家则主张对现存不合理现实进行无情的批判。这种“批判不是头脑的激情,它是激情的头脑。它不是解剖刀,它是武器。它的对象是自己的敌人,它不是要驳倒这个敌人,而是要消灭这个敌人……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它的主要工作是揭露”。因此,批判是无产阶级理论家建构自身意识形态的主要形式。这一批判的“共产主义者的觉悟”源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和方向,“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斗争是所有超出资产阶级制度的人的共同事业”。他们自觉地看到:唯有对眼前私有制及其不合理的阶级压迫进行无情揭露,才能唤醒和鼓舞无产者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斗志,因而才能达到对不合理现实的革命改造。与这种彻底批判的形式相适应的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科学内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道德说教,而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理想。“无产者的不懈的宣传,他们每天彼此之间进行的讨论,都充分地证明:他们本身是多么不愿再做‘旧人’以及他们是多么不愿人们再做‘旧人’……但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只有改变了环境,他们才会不再是‘旧人’:因此他们一有机会就坚决地去改变这种环境。在革命活动中,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在后来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更进一步极其精确地指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因而,无产阶级理论家的中心任务就是从唯物史观高度揭示私有制的根源,并对无产者何以通过革命行动消灭私有制提供科学的道路指引。而这一点正是革命的和批判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根本原则。
结语:《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时代价值
写作于170多年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对于今天有什么样的时代价值?判断一个著作及其思想的价值大小的标准,不是看它所提出的观点和结论今天是否正确,而是看它对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是否科学。就此而言,《德意志意识形态》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我们今天分析和解决意识形态问题的基本遵循。
首先,我们要自觉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分析意识形态问题所强调的价值立场。我们今天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阶级立场,即必须牢牢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坚定的价值取向。其次,我们要注意借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观点和结论。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时,我们不能被其抽象的形式和外观所迷惑,而应该对之进行唯物主义的解构和还原,即必须将之归结为一定的阶级或阶层对自身地位和利益的抽象表达。再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构建原则的揭示,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引。意识形态领域没有真空地带,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自觉构建自身的意识形态,才能真正发挥和确保其领导地位,才能真正代表并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当前,改革开放步入深水区和攻坚期,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变得愈发复杂。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各民族利益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思潮的引领作用,采取适当的方式方法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成为人民的共同信念和价值取向。
作者:吕世荣、聂海杰
文章来源:《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7年第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