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美国的大选，到底会出现怎样的结果，很多情况还有待于观察。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美国的被撕裂，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在奥巴马当选时，他是打算弥合美国当时存在的分裂的状况。那时这样的分裂状况还不是太明显。说是不太明显，意思是这样的分裂已经存在了，但还没有通过更为剧烈的社会动荡表现出来。而在特朗普当政时期，特朗普则有意识地加大美国的分裂。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变成了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
奥巴马虽然要以所谓“改变”来弥合美国的分裂，但他发现，他根本就无法改变，美国白人警察暴力执法，随意枪杀黑人的事件，在奥巴马时期就已经发生过不少次了。但奥巴马却无法采取任何措施。他不敢过硬地惩罚犯事的警察，也不敢公开被被枪杀的黑人表达他的同情。直到他第二个任期快结束了，他才参加了一次一个被冤杀的黑人的葬礼。奥巴马认为，如果他过于表达了同情被害者的情感，会不利于美国分裂状态的弥合。可是如果他为了所谓不撕大裂痕，而采取这种忍让的姿态，那么美国的分裂就有可能弥合吗?现在看来，完全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2008年，马英九当选为台湾地区领导人。他一上台，就想做一个台湾全民的领导人。他不是只想做泛蓝阵营的领导人，所以他不想也不敢公开表明他的泛蓝立场。而且在政策方面，为了他所谓的团结，他也不敢太多地得罪泛绿阵营。在陈水扁时期，台湾中小学的教科书已经被改动得面目全非。而本来在上台后应该尽快拨乱反正的马英九，在这个问题上却缩手缩脚，一直不敢动大手术。结果，八年后，马英九下台后，这个问题反而被民进党更为变本加厉，教科书中的“去中国化”愈演愈烈。
从以上两个例子，我们看到了什么问题?至少在进入21世纪以来，或者在此之前的更早的时候，美西方所推行的所谓西式民主，包括西式选举，更多地是在制造国家的分裂，而不是相反。在一些非洲国家，在实行了西式民主，或者采取了西式选举之后，国内的分裂趋势都在趋于明显。不同派系之间的争斗，阻碍了国内的团结，不利于经济的建设与社会的发展。在欧洲，带有法西斯气味的极右翼政党，通过西式选举，开始在国内政治舞台上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右翼势力的扩张对于欧洲各国都不是一个好消息。近年来，西欧各国的民粹主义思潮都在泛滥，各国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分裂正在加剧。这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
为什么西式民主或者西式选举不能够促进国内的团结，而是在促进国内的分裂呢?这要从西式民主或者西式选举的出发点以及相关制度上来寻找原由。
西式民主的出发点本身就不是一个追求维护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而是特别强调要保护或者尊重所谓不同个人，不同群体各自特殊的利益。所以，在西方推行西式民主制的早期，矛头主要是针对当时曾经占有特权的贵族阶层。因为贵族阶层可以随意地肆无忌惮地侵害平民的利益。所以早期的资产阶级在政治制度设计的时候，对这种代表资产阶级的个人或者群体利益保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然而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已经趋于巩固的情况下，这种制度就转化成了保护少数资产阶级的最有力的工具。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无论是怎样的个人或者群体，都是掌握了一定财产的资产阶级个人或者资产阶级不同的群体，这类个人或者群体特别能够为了维护他们各自的利益而拼命争斗。资产阶级民主制中的政党组织也就成了维护这些个人以及群体或者阶层利益的集中代表。而广大的没有多少财产的普通劳动大众，在这样的制度中，他们的利益是得不到真正保护的。
2008年的台湾“大选”，表明了台湾广大选民对于长达八年的民进党的统治已经非常不满了。但在马英九看来，这样的不满也代表着台湾社会族群中的分裂。在马英九看来，这样的分裂对于台湾的发展是不利的，所以马英九上台后，就想尽他的力量来弥合这样的分裂。然而，他的做法只是尽量在政策上不得罪绿营。反正蓝营是自己人，善待一点或者不那么善待一点，对他的统治来说，问题都不大。所以，马英九宁可得罪自己人，也不敢得罪绿营。但是绿营根本不领马英九的情，在他们看来，马英九就是一个软蛋怂货，逮着这个机会，绿营怎么可能放过，所以不断地得寸进尺，不断地切香肠。马英九还是不敢得罪绿营。在与大陆方面的服务贸易协定受到绿营无理阻碍时，马英九为了不得罪绿营，宁可无所作为，听之任之。与此同时，蓝营广大民众本来抱着对马英九很高的期待，但他对绿营的退让，以及对蓝营的轻忽，也让蓝营民众对马英九非常不满，所谓冷了弟兄们的心。蓝营不仅不再团结，而且开始趋于涣散。所以，台湾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与马英九那种为了维护台湾的所谓不分裂的对策有着直接的关系。但马英九毕竟还是太幼稚了，根本不懂得这种西方民主下的政治手腕。他总想做不沾锅，但最终害了台湾。他的所谓洁身自好在政治上是有害的。
奥巴马也要让美国团结，但在他的八年执政期间没有让美国的团结有任何进展。而特朗普的反其道而行之，拼命在撕裂美国，这种做法却让特朗普在政治上占了不少的便宜。而且特朗普从中尝到了不少的甜头。因此，特朗普肯定会在这条路上拼命地走下去。
这次2019年至2020年的大疫，在西方国家却引发了一系列执政危急。这就与西方的民主制以及其多年宣扬的价值观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个人自由第一，任何人不得干预个人的权利，但没人关注公众的共同利益。这样的价值观对于面对疫情的西方政府就成了一道尴尬的局面。政府要采取强硬的封堵措施，与他们多年宣扬的价值观唱了反调。如果听凭这种价值观为所欲为，那么疫情根本就控制不住。所以在这种难堪的局面下，西方世界必然举措两难。
这也让我们看到，对于西方民主制或者西方的选举制，我们还是要多观察，多思考。时代变了，原有的政策和制度是应该随着发生改变的。如果坚持所谓普适而不想改变，吃亏的最终只是自己。
